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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战争税，和其他
前二天逛凯迪社区，无意中看见凯恩斯老先生发表于六十年前（1940）的一篇文章“凯恩斯：如何为战争付账”。不由拍案叫绝。
yevon_ou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值得展开一下。但是凯老是写于廿世纪四十年代，文笔晦涩，今天看起来已经颇为吃力。不妨让某用现代语言版重新解释一下。以馈各位同僚。
1）民用消费
众所周知，物质资产被生产了出来，就有了二个用途，“民用部门”和“军用部门”。
在一般情况下，这二者是协同发展的，好比GDP增长10%，则民用增长10%，军用也增长10%，这叫作“民富国强”。随者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的对外军事水平也强大了。
但在战争时期，账不是这么算的。
凯恩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要研究“战时经济学”，就是因为战争的时候，每一个国家都是竭尽全力。 将所有的资源投入作战。拼到最后一滴血为止。
战时的经济，和平时最大不同的一点，就是“民用部门”是不增长的。也就是说无论人民多么努力工作，“黄油”都是不增长的。增长的都是“大炮”。
在战时经济，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力增长了10%，可能“民用部门”的增长为0%，而“军用部门”的增长为20%！
于是这就引发出了一个悖论，如果无论我们多努力工作，口粮都限死在每日350克，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勤劳呢？
当然，我们可以说一时的爱国心，崇高伟大的爱国品质。但是和任何的无私奉献一样，老百姓的高大无私，都不可能维持太久。
更何况说，利润/价格，本来就是物资珍稀程度的一种度量。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价格信号，我们又怎么能把国家战争潜力发挥到了极致？好比说，你怎么知道虎式坦克还是豹式坦克划算，希特勒如果知道一辆虎式造价可以换2.5辆豹式，一定会重新盘算了吧。
针对这个问题，凯恩斯以他天才般的前沿性思考，提出了“强制储蓄计划”。也就是说，工资还是按劳分配，但是不许你花。
好比市面上一共只有350克口粮，其他的都拿去军队打仗用了。而我今天赚了10000元工资，怎么办。
凯恩斯的计划是，无论你赚多少，只许提500元/月出来。其他的￥9500全部要强制存银行里，原有存款也冻结。这样，你就只能花500元，最多也就买350克米。
这样一来，首先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保障。毕竟这还是我的工资。最多存起来了晚二年花嘛。其次社会上的物资供应得到了保证。虽然政府可怜巴巴地一共只拿出来350克供应民用部门，但也不会发生物资抢购。
2）战争税
讲清楚了“民用不增长，军用增长”的本质，我们再来看凯恩斯第二个见解。
第二个问题是，战争怎样筹款。政治家们，总是比平民大众更辛劳的。人民不知道，在完成一件事的背后，还有怎样的辛苦筹备工作。
首先，我们要知道，战争是什么。战争，就是物质财富的巨大消耗。
我们通过千里运输，把大量的军舰，牛马，弹药，食品，人员，运到了大西洋的另一岸。然后在一场烟花绚烂的表演中，焚烧殆尽。对于本土作战的国家们，还有可能被敌人炸毁工厂桥梁道路大坝等存量资产。
在普通和平时期，政府大约征收GDP总量的30%作为税收。这些钱，将用于公共事业，科技研发，社会救济，行政执法等等。
而在战争时期，一个国家往往要将其生产线上总产出的70%投放于战场。对于这场巨型烟花表演，谁来为之买单呢。
结论有且仅有一个，也就是我们的政府。
这问题就出来了，你仅有30%的收入，却花去了70%的产出，财政如何平衡，钱从何来？？
凯恩斯为其政府开出了三条药方，那就是历年积蓄，国债，提高税率。
我们先来看提高税率。如果一个国家当年要达到税收平衡，那他的总税负就得高达70%。想象一下我们如今的15%所得税已经让小白领叫苦不迭。如果要征收70%的所得税，70%的增值税，70%的营业税，70%的消费税，70%的关税，70%的农业税，70%的车船使用税。。。。。。。
一个国家的总税负70%，是不可想象的。高达70%的高额税率，只会让偷税漏税肆意横行。即使不偷税，企业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也会大大降低。即使不降低，创新性冒险性的新行业行为也会大大减少。雷达估计就没人开发了。
在战争时期，我们可以适当地调高税率，但无论如何，70%是不可想象的。
好，假设我们现在把总税率由30%提高到45%，这也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了。接下来看第二个解决方案，国债。
发行国债，理论上是有一个很大的数量的。国际上不乏国债总数额高达GDP总量150%的国家。某些利率特别低的国家，如日本，甚至高达GDP总量的220%。当然，这个比例不可能再高了。简单地计算一下，利息比财政收入还高啊。
好吧，假设我们现在可以发GDP总量150%的债券，而战争开始的时候，政府的财政状况还很善良，仅50%。这样就有GDP的100%的差额。
这样一笔钱，可以用多久呢。按照70%的花费，45%提高后的税率，大约可以用四年。也就是说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四年以后，大家也都是精疲力尽，再也打不动了。
最后，还有政府历年的一些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再卖掉一些海外矿产之类的，又可以多支撑一年。一场现代化的战争，勉强大约可以支撑五年。
可是，凯恩斯还隐晦地提出了另一条出路，第四种方案，最终解决战争筹款问题。我们第四章再讲。
3）买单者
知道了政府要花去GDP之70%的巨额物资，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谁来为此买单呢。哪一个纳税人来为此付账呢。
工人阶级，以其一贯的好吃懒做，自私自利，逃避责任。工会领导人提出了，“富人全付，穷人还要再拿补贴”。凯恩斯以其掩饰不了的厌恶，提出了“国家兴亡，人人有责”。
穷人妄想不承担责任是不可能的。
首先，我们要公告一点，在任何时候，战争，打的都是有钱人的钱。永远都是有钱人在养活着穷人，供养着战争。是英国上流精英绅士在支持着战争的巨大消耗。
用国力的70%去作战。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就是人均削减七成。好比我工资本来有10000元的，战争期间拿到手就只有3000元。工资本来是2000元的，拿到手就是600元。
但这样的方法，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生活最低必需保证。好比在这一个城市里，生存至少必须每月1000元。则600元就不能活了。无论如何，你也得给他1000元。
这样一来，战争期间的穷人阶级，实际出力就少。好比10000元->3000元，边际税率为70%。而一个2000元->1000元的穷人，其边际税率仅只有50%。
而如果一个本来就拿1000元的赤贫穷人，其边际税率甚至为0。也就是说，如果他不上战场的话，这场战争他就没有出任何力。
纯粹是有钱人在保卫着他，养活着他，为他抵御了希特勒的攻击。
在凯恩斯的文章里，其“穷人”的划分线为每周收入5英镑。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的5英镑和我们现在500元人民币购买力接近，也就是年薪25000元的概念。这样的人，占当时英国社会的85%。
在凯恩斯的计算中，即使把5英镑以上人群的所有>5英镑全部拿走，也仅仅能满足战争1/3的军费开销。毕竟富人虽然钱多，但他们的人少。
要满足30亿金英镑的庞大军费开销，则穷人阶级不得不出力。85%的人群都想逃避责任，是不可能的，也是无耻堕落的。
如果1000元是每月最低生活标准。则“穷人”们也该出力。把他们2.5英镑以上的部分都拿出来，乘上85%人群的庞大基数。这样才是一个国家实力的最终挖掘。
顺便说一下，现在中国社会有一种思流。月薪六千八千的都不愿意付所得税。最好全部让1%最富裕人群，负担中国的全部税收。
这个愿望是好的，但实际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通过简单地计算，即使把1%人群，六千元以上收入全部拿走。也无法满足中国30000亿税收的一个零头。
所谓“工薪阶级”占所得税60%之类的宣传，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误导。工薪阶层占人数的99%，付六成税是正常应当的。
而其反面的说法，应该是“1%最富裕人群，支付了40%的所得税”，瞧，多伟大，多崇高。
言归正传，事实上，即使5英镑以上的月收入，你也不可能全部收走。如前文所说，在任何一个再暴虐的国家，45%的所得税也几乎已是一个极限。而还要考虑避税的问题。
在原文的文章中，凯恩斯附了一个很复杂的推衍表格算法。结论是“穷人”必须要付税，税率大概25%左右。工会领袖个个都是混蛋，卖国贼。胆小鬼和懦夫。
推衍表格比较繁琐，又复杂，有兴趣读者可以自行研究试算。但“穷人”必须付税，才能凑齐30亿金英镑。
4）通货膨胀
最后，来让我们谈一个小秘密，在原文中，凯恩斯仅很隐晦地用隐喻笔法提到了二次。也作为我们的深入解释。
如果军费高达GDP的70%，政府最终实在无法应付开支。那么，除了历年积蓄，国债，提高税率之外，还有没有第四种解决方法。如何一劳永逸地解决财务危机。
其答案，就是“纸币膨胀”。
高额税率，引人厌恶。在任何时候，向老百姓派遣税吏，总是不受欢迎的举动。加赋加税，简直就是政治自杀。而国债是要还的，归根到底，国债还是要由税收来支付的。国债也是慢性自杀。
真正最最让政府心动的，就是通货膨胀。如果在战后金马克贬值100万倍（1921年德国），就意味着政府不必偿还任何债务。而且没有税吏的反感和政治风险。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
一般而言，社会上的存量货币资产，大约相等于GDP的200%，既我们今日的M2。如果政府滥发纸币，让通涨增加二倍，就可从民间剥夺相当于GDP100%的财产。
如果通涨四倍，人民币缩水四倍，200%的M2变成了50%的购买力，就可以从民间剥夺约GDP150%的巨额财产。这些钱，一般情况都足够应付战争的历年开销了。
所以说，战争，一般都伴随着通货膨胀。即使不是在战中，战后也会发生通货膨胀。在未获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更是百分百地会发生通货膨胀。
学史以通鉴，聪明的读者，您清楚了吗。
（yevon_ou@yahoo.com，2005年1月10日）
附件：凯恩斯原文，“如何为战争付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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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战争付账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文
兄弟们，朋友们，同胞们，子民们：
我现在要对你们说的，与你们对上帝的义务，与你们对灵魂拯救的关切，与你们对自己及子孙后代的顾念，都是息息相关的，你们的衣食，以及每一种日常生活必需品，都完全有赖于此。因此，我以最大的热忱劝诫你们，做为人，做为基督徒，做为爱国者，请全神贯注地来阅读这篇文章，或请他人为你们诵读。为了减少你们的花费，我已谕示出版商以最低价格来销售这本小册子。
作者撰写这篇文章别无他意，只是为了你们好。而如果你们不用心读一读他的建议，那简直是一种罪过：只消花几个小钱买一本，就可以使你们一打人受益。如果你们对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样的问题没有共同的或普遍的兴趣，甚至连你们当中最明智的人也对此不闻不问不关心的话，那么简直可以说是愚不可及的了。
（摘自德雷珀的第一封信——1724）
序 言
在此所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协调战争的需要与私人的消费需求。
我在去年11月发表于《泰晤士报》的三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被称为“强制储蓄”的建议草案。我不奢望这种性质的新计划会被人们热情地接受。不过，无论是专家还是公众都没有对这个计划弃置不顾。因为还没有人提出过任何更好的建议。迄今为止，对这一计划通常的批评舆论还没有为此类想法做好准备。显然，这是事实。然而，人们肯定将很快认识到战争经济的必要性，并且我们极有理由相信公众并不是如此的落后和保守。
在由此引起的多方面的评论中，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得益于此，我在此提出来的修正草案有了更为充实的具体内容。在第一草案中，我主要关注的是财政技术，并没有保证这种技术能够充分地增进社会公正。因此，在这第二个草案中，我竭力要从岌岌可危的战争状态中去争取积极的社会进步。现在提出一项全面的计划，包括广泛的家庭现金津贴、在工人阶级控制下对其财富进行的积累、生活必需品的廉价配给，以及在战后征收资本税，从而在实现经济平等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这其中并没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处。必须把战争所要求的牺牲尽量地从能够节省的地方节省出来，人们现在已经开始比以前更为迫切地关注这一问题。
要公平地评价这样一项计划，必须把它与另一个可选择的方案相对照。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出现这样一种备选方案。财政大臣最近对下议院解释说，他正试图通过对生活费用进行补贴来阻止工资的提高。作为综合性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明智的举动，下面也将推荐一些诸如此类的措施。作为一种争取时间的临时性安排，这类做法是精明的。不过，单独地看，这种措施却与问题的真正解决背道而驰。由于获得了这笔额外的收入，人们手中的购买力与用来满足他们消费的供给之间的失衡问题就更为严重。
财政大臣已经表示同意这一结论。因此，我希望他也能抱着赞同的态度来看待对于这种试图把其政策与其他措施逐渐融合成一个连贯整体的努力。为了获得对这些建议的支持，我已经在许多地方进行了游说，听取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评论。我确信，这些建议如果以自认为权威的形式提出来，将是不受欢迎的。没有哪一个建议可望逃避批评。我的这项计划的缺点恰恰不是要求得太多，而是太少。未来是任重而道远的，一年以后我们也许会发现这项计划只不过是迈出了软弱无力的第一步。
既然没有人能够排除我们对这个问题放任自流或者采取折衷办法的可能性，那么我可以大胆地预言，事情的结果将正是如此。我在下面讨论了通货膨胀的机制。我猜想，如果我们想逃避责任的话，这将是大多数人所希望采用的方法。然而，通货膨胀并不是我的直接期望，除非它是作为衰退的第二个阶段出现，此时价格以缓慢的速度提高。在《金色的树枝》一书中，作为一段有趣的描述，对于原始人根据极少的经验而推出一般性结论的盲人摸象式的倾向，人们太容易形成“条件反射”。这一点与狗很相似，当铃声响起时，它们总是盼望会有和上次一样的经历。不过今天引起价格上涨的因素与昔日不同。对于未能满足的需求，消费者不愿为此支付更高的费用，而厂家和零售商非但没有提高价格的自然倾向，反而同样不情愿要价更高，除非成本有了实际的上升。他们并不想藐视舆论和当局的意图。对于《反暴利法》的出台，他们感到困惑不解。由于要缴纳超额利润税，他们追求最大利润的积极性比平常低落了不少。总之，他们宁愿卖光商品，使后来的消费者得不到满足，也不愿把价格提高到使供求得以平衡的水平。他们并不会多花分毫，却能够让他们摆脱烦恼，良心安宁。
因此，我建议，在第一个阶段宁肯出现供给短缺，也不要出现势如脱缰的物价上涨。这种限制消费的方法是非常不公平、非常低效、非常让人不愉快的。如果这种方法引起——极有可能如此——更为广泛的定量配给，由于下面所要解释的原因，即由于人们需要与喜好的多样性，将会进一步地加重浪费、降低效率。正确的计划应该是将购买力限制在适当的数额之内，同时又允许人们能够作出尽可能多的选择来决定如何花费这笔钱。而且，购买力的压力会逐渐地推动通货膨胀，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解决办法，也是唯一名副其实的备选方案。
然而，这还可能进一步造成更加不如人意的后果。相对于消费者购买力而言的供给短缺将对我们的贸易平衡施加不利的压力，因为这将转移原本准备出口的商品，并且促使把进口商品和国内产品用于当前的消费，本来这些物资可能会用于战争目的。这样，我们就难以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并且会草率匆忙地耗尽我们的外汇储备。
我们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不愿意正视这一点并努力去克服它是懦弱无能的表现。不过，在英国并没有这种情绪，只是需要有人来告诉它什么事是非做不可的。但这也是愚不可及的，因为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能这样组织起自己的经济力量，从而把顽固不化的敌人无限期地驱逐出国际社会和世界贸易之外，这也许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J．M．凯恩斯
剑桥 国王学院
1940年2月
一、问题的性质
要把一个自由社会为了战争目的而组织起来殊非易事。我们不习惯于倾听专家或预言家的意见，我们的力量来自临时速成这样一种能力。然而，对那些未经试验的思想保持开放的心态也是很必要的。没有人敢说战争即将结束，人们逐渐认识到，做好长远的打算是及早结束战事的最好保证。对于我们目前正在着手处理的经济事务，如果企图从一个不同的假设出发来把它进行下去则是荒谬可笑的。用雷纳德先生的话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所缺乏的并不是物质资源而是洞察力和勇气。
如果各派意见的领袖们能够让他们的头脑摆脱战争的疲惫和混乱，唤起足够的洞察力来了解自己，并向公众解释什么事是非做不可的，那么勇气是唾手可得的。然后他们就可以在社会公正精神的指导下提出一个计划，对于迄今为止我们为减少不平等现象所作的努力，这一计划能够将现在这个人们普遍乐于作出牺牲的时期作为进一步推动此项工作的良机，而不是相反，把这个特殊时期作为借口来推迟应当进行的改革。
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做到头脑清醒，但这并非易事。因为经济问题的所有方面都是相互联系的，没有任何一方面可以单独地加以解决，资源的每一种用途都是以放弃它的另一种用途为代价的。而且，即使我们对于用多少资源来生产民用消费品已经作出了决定，也还不得不去解决另外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即如何最明智地分配这些消费品。
我假设：我们将把产量提高到我们的资源和管理水平所容许的最高限度，把所有节余下来的物资用于出口，在考虑到可利用的船舶吨位以及在谨慎的限度内耗尽我们外汇资产的最快速度之后，我们将进口一切买得起的商品。从我们自己的总产出和进口商品的总额中，必须扣除出口商品和战略物资，剩下的即是民用消费品的数量。显然，这一数量取决于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政策。只有削弱我们的战争努力，或者耗尽外汇储备，才可以使这一数量得以增加。
要保证众多个别政策结合起来能有一个正确无误的结果，是极其困难的，这取决于在各项政策之间如何进行利弊权衡。要在供应部门范围内作出不影响这一结果的决定是难以想像的。是让陆军部保有大量的制服库存储备好呢，还是把这些布料用于出口以增加财政部的外汇储备好？我们的造船厂是制造战舰好呢，还是制造商船好？一个20岁的农业工人是继续务农好，还是从军好？我们打算把军队扩充到多大的规模？为了加强空袭预防措施而减少工时和效率是否合理？人们可以提出成百上千个这样的问题，而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与留给民用消费的物资数量有重大的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确定平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来得出留给公务部门和用于出口的产品的数量，或者把后者的需求加总起来得出留给平民大众消费的产品的数量。把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加以折衷，也许就是实际的数量。目前，很难说有什么人解决了这个问题。最终结果似乎很大程度是出自偶然而不是预先的计划。这不过是一场拔河游戏，或是甲方占强、或是乙方更优、或者相持不下——不过，现在某一方，比如说甲方，大大地占了上风。
不过，不管这种结果是出自先见之明还是由于愚蠢而造成的，是出自偶然还是预先计划的，与我们在此所讨论的问题都无关。以我们所能组织起来的最大规模的总产出这一设想为根据，将能够获得一定的剩余用来满足民用消费。全体平民大众的合理要求，无疑会对这一剩余的数额产生影响。如果在某一特定方面的尖锐短缺局面愈演愈烈，那么，此时乙方就会力量倍增，而甲方则颓势渐显，而为了缓解这种短缺，就势必要采取某种措施。我们可以让大众持有的货币量对民用物资的数量产生重大的影响，不过，从其他方面来考虑，这是不合理的。而且除非大大削弱我们对战争全力以赴的劲头，否则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基本主张，即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产品留作民用消费。这一数额可能与经过周详考虑、高瞻远瞩地确定的数量有些出入。这一主张的要点是，留作民用消费的产品数量只是在较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大众持有的货币量以及他们花费这笔钱的意愿。
这与和平时期的经验有天壤之别，这就是我们在面对战争的经济后果时感到棘手的原因。我们一直习惯于一种生产能力尚有闲置的产出水平，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我们花费得越多，就会生产得越多，从而购买得越多，虽然不一定是以相同的比例增加。满足直接消费的供给的增加可能小于需求的增长，因此，价格会出现一定的上涨。不过，如果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就会挣到更多的钱，从而能够增加他们的消费，跟上价格上涨的幅度。
这就是说，在和平时期蛋糕的大小取决于工作量，而在战争时期，蛋糕的大小则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我们加倍努力工作，就会有更强的战斗力，但却不可能增加消费。
在民主国家，大街上的人们都必须学会了解他们国家的行动是否是明智的——分给平民百姓的蛋糕大小是固定不变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那么从中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大致地说，这意味着当把大众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不可能通过增加货币收入来增加其消费。然而，我们大多数人总是试图增加自己的收入，认为可以由此增加自己的消费——在通常情况下的确如此。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在当前也仍然是真实的。因为，每一个人，如果他有更多的钱来开支，那么他的确可以增加自己的消费份额。不过，既然蛋糕的大小是不变的，并且难以进一步扩大，那么这个人消费份额的增加只能是以另一个人消费份额的减少为代价。
因此，有些事情，对作为单个个体的每一个人有好处，但对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人却是不利的。如果人人都同样地支出更多，那么就没有人能够从中获益。这就为制定一项共同的计划以及实施一种人人都须遵守的规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我希望能够证明，通过实施这样一项计划，工薪阶层的消费量可以像以前一样多，此外还能够有余钱存入银行以便将来取利或备不时之需，要不然这笔财富本来会落到资产阶级手中。
如果没有这样一项计划，我们就会罄尽钱囊来消费，直至不剩分文，除此之外不会出现别的情况。因为，我们所要购买的产品，由于成本上升而引致的价格提高将足以耗光我们为此而支出的货币。如果对于所有的收入，其中的每一镑都增加两先令，而购买到的商品却与原先的数量相同，那么这就意味着价格也每一镑上涨了两先令；并且没有人能够多买到一只面包或一品脱啤酒，大家的境况与以前相比并不会有什么起色。
除非依靠税收来筹集全部的战争经费——这是不切实际的——否则，其中的一部分就得靠借贷来偿付。换一种说法，即某些人必须延期支出货币。如果允许价格上涨，那么这只是意味着消费者的收入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后者所获得的这笔收入，大部分将以较高税率上缴国库；一部分会用于自己的消费，由此仍然会引起对其他消费者不利的价格上涨；而剩下的就会被贷放出去，所以，仅仅只有他们才会成为新增国债的主要债权人，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在战后开支这笔资金的权力。
工会方面提出增加工资的货币价格以补偿生活费用的节节上升，但由于上述原因，这一要求是毫无益处的，反而会对工人阶级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就像寓言中的狗一样，他们目瞪口呆地凝视着阴影，却错过了实体。组织得较好的部门也许能够以牺牲其他消费者的福利为代价而获益，这是事实。然而，除了作为一种谋求集团利益的努力、一种把他人排挤出队列的手段外，这不过是一种流氓游戏。工会的领袖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对此是心知肚明的，他们并不想要他们所要求的东西。然而，在知晓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之前，他们不敢撤回这种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直没有人告诉过他们一个自成一体的计划。
我一直被指责为企图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运用极权主义方法，再没有比这更为牛头不对马嘴的批评了。在极权主义国家中，不存在对损失进行分配的问题。这是其进行战争的首要有利条件之一。只有在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任务才由于社会公正的权利要求而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在奴隶制国家，生产是唯一的问题。穷人、老人和婴儿必须听天由命，没有其他的社会制度能够像奴隶制那样更适宜为统治阶级提供特权了。
因此，本文的主旨在于试图设计出一种在战争条件下与自由社会的分配制度相适应的分配手段。在此考虑的目标主要有三个：提供更多的报酬，作为一种激励，并对那些与奴隶迥然不同的自由人所加倍付出的努力、所冒的风险给予表彰；每个人，对于如何使用他收入中可自由开支的部分享有最大程度的选择自由，这种自由完全只属于那些独立存在的个体，而不属于极权主义蚁群中的那些蚂蚁；对于那些连必要的牺牲也负担不起的人，则要减轻他们的负担。
二、解决办法的性质
由于在军队服役和在民用部门就业的、加入了人寿保险的人员规模的扩大，由于加班时间的延长，以及由于妇女、儿童、退休者和其他以前的无业人员纷纷找到有报酬的工作，即使是工资率没有提高，货币收入的总额也会有相当程度的增长。
在下一章将证明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即在像这样的战争时期，用以消费的商品量将不得不有所缩减，并且肯定不可能增长到和平时期的消费量之上。
这样，消费者手中可用来开支的货币数量增加了，而相应的消费品数量却没有增加。因此，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来限定出售的商品，规定每种消费品的最高价格，其结果只能使商品被抢购一空。除此之外，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必须找到某些办法把购买力从市场上收回来，或者必须把商品的价格提高到足以吸收新增支出的水平——换句话说，即通货膨胀的方式。
因此，我们的解决办法的一般性质必须是把一部分新增收入从支出中收回来。撇开商品短缺或较高的价格水平不说，这是我们能够确保在货币开支和待购商品之间达成平衡的唯一方法。
自愿储蓄如果充足，则可以满足上述目的。无论如何，在我们的问题范围内，自愿储蓄总是有好处的。现在人们正开展运动来促进自愿储蓄，对于他们的宣传热忱以及那些信从者的自我克制和公益精神应当予以鼓励。在下面提出的计划中，并没有排斥自愿的个人节约，没有否定其作用和必要性。我所追求的是一个能够勉强实现最低限度目标的方案。而到目前为止实践已经证明，即使是要勉强地实现最低限度目标，单单靠自愿储蓄也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对个人消费在规定份额之外所作的任何进一步的节约，都有助于改善其他消费者的境况或加强我们为战争所作的努力。
然而，在下面两章中，通过分析国家潜力和国家收入的分配，我将十分清楚地证明充分的自愿储蓄是如何的不大可能实现。那些宣扬其他观点的人，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已成为他们自己宣传的牺牲品。而且，我认为许多人都会欢迎这样一项可以为他们指明最低限度职责的规定计划。而那些积极响应号召、踊跃参加储蓄的人也可以放下心来，因为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一项最低限度计划不会像我们的税收制度那样，阻塞个人为了公众和国家的利益而自愿地作出自我牺牲的道路。国家仍然迫切地需要更多的个人节俭的果实——然而在摘取这些果实的同时，人们又总是在究竟哪一种形式的节约更有价值这样一个问题上犹豫不决。木过，我也认为这项计划的一个优点是：减少了普通人长久以来在到底应该节约多少这个问题上的困惑，并使得他们对这类事情所能起的作用不抱过高的期望。过度地沉迷于节俭也许是有用的，但却并不令人愉快。而那些决定要节俭的人并不总是真正作出牺牲的人，公共需要有时不过是一个自圆其说的托辞，借以纵容那种仍旧贪婪的本性。
因此，在我们的基本计划中（第五章和第六章），第一条措施是确定在个人的收入中必须从直接消费中收回并推迟其支出的那部分收入的比例，也就是说，这部分收入只有在战后才能用于消费。如果能够公平确定每一个收入集团的这一比例，那么这种方法将带来双重的好处。这一方面意味着与其他任何计划相比，这一计划与战时直接消费权利的分配及相应的牺牲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同时，这也意味着战后延期消费的权利——这是国债的另一个名称——将广泛地分布在所有那些放弃了直接消费的人们当中，而不是像上次战争那样主要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
第二条措施是在战后广泛征收资本税，从而在不增加国债的同时提供延期消费。
第三条措施是对那些生活水平很低、难以提供足够余裕的人们予以保护，不让他们的现有消费量有任何减少。可以通过确定应当予以豁免的最低收入水平线、规定差率极大的累进等级以及建立家庭津贴制度来实现这一点。这一建议的最终结果是，年轻的家庭成员每周将增加不超过75先令的消费量，低收入集团的总消费量达到每周5镑或略低于战前水平（同时，作为对他们额外工作的回报，给予他们战后延期消费的权利），而每周超过5镑的高收入集团的总消费量会平均减少大约1／3。
第四条措施（第八章），是要将工资、退休金和其他津贴货币价格的进一步变动与有限几种定量配给商品的成本变化联系在一起。正如人们一直所要求的那样，这种配给量是很严格的，并且当局将以种种方式来防止其价格的上涨。前面几项措施的存在使这一条成为可能，不过后者对于前几项措施却并非必不可少。
在根据批评进行修改和进一步的反思之后，这里所提出来的这个方案与去年11月我在《泰晤士报》专栏中提出的收入延期支付计划相比，更为全面一些。不过，最初的那个计划是整个方案的关键，如果归于失败则其余的措施也就难以施行了。要是没有这一计划，那么家庭津贴的费用就会推动消费的全面增长，从而使得消费问题雪上加霜，并且只会使通货膨胀的蔓延更加势不可挡。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严格的廉价定量配给。除非我们首先从市场上收回过剩的购买力，否则对消费的补贴费用将会使财政部在财政泥潭中陷得更深。不过，如果对收入的延期支付能够获得支持，那么整个结构就可以牢固地建立起来。
这样一项总体计划要求所有的人都遵照执行，它就像交通规则一样，人人都能从中得益而又不会损及他人。把这种规则视为对自由的侵犯是愚昧无知的。如果强制施行这种交通规则，那么人们仍将同过去一样能够四处旅行而不会感到有丝毫不便。在这一计划之下，人们的消费水平也仍将同过去一样。交通规则允许人们自由选择沿着哪条路旅行，这与不存在交通规则时没有什么两样。而在这一计划下，人们所能选择的消费品种类也仍将同以前一样多。
把这一计划与交通规则相比较是恰如其分的，因为这一计划正是要打算防止人们误入另一条花费其钱财的歧途。
三、我们的产出能力和国民收入
为了计算留作民用消费的蛋糕的大小，我们必须对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估计：
（1）我们能够从人员、工厂和物资这些资源中组织起来的最大限度的产量；
（2）由于入超而产生的外汇流出，其速度应该多快才是安全的；
（3）所有这些财富将被我们的战争努力耗去多少。
用来进行这些估计的统计资料极为缺乏。自上次战争以来的每一届政府都是些蒙昧主义者，没有任何科学知识，他们认为收集基本的事实材料是浪费钱财。今天，任何人，无论他是否来自政府机关，在这方面都不能不主要依靠科林•克拉克先生杰出的个人努力（在他的《国民收入和支出》一书中，增补了一些后期论文）。不过，由于缺乏那些只有政府才能收集到的统计资料，他经常几乎是在作大胆的猜测。下面的观点所依据的资料在附录（第466页）中给出了更为详细的内容，那是在E．罗宾斯先生的帮助下制定出来的。
当然，测量产出能力的货币标准是根据工资和价格水平的变化而不时加以调整的。为了简单起见，下面的数字都是根据战前价格得出的。
到1939年3月31日为止，包括无形输出在内，我国这一年的产值以成本来衡量大约是48亿镑。在这一数额中：
37.1亿镑 大众消费的当前费用（包括工厂的日常维修费用）；
8．5亿镑 政府服务的当前费用（包括日常维持费用），不包括
对领取退休金者以及国债持有者的“转移”支付，因
为这些产出只是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
但包括资本支出；
2.9亿镑 以建筑、工厂和运输形式用于增加我们的私人基本
固定资产；
48．5亿镑 以上三项合计数。
可以通过以下几条途径来增加这一产出：（1）当年有12．75％加入了社会保险的工人失业，可以吸收这些工人中的相当一部分重新就业；（2）吸收未加入社会保险的人口如儿童、妇女、退休者、无业人员等就业；（3）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例如，把工时延长半小时就可以使产出增长7．5％）。另一方面，脱离生产的武装力量（假定其产出与投入相平衡，则可以用军饷、津贴和给养的费用来估计其本应创造的产出），原材料的短缺和船舶运输的紧张，以及空袭预防措施的施行，这些都会使效率受到损失。总的说来，如果我们的组织能够正常运转，那么增加15％～20％的产出应当是切实可行的。取17．5％这个中间数值，可以设想，按战前价格计算，将增加8．25亿镑的产值。迄今为止，尚未出现过这样的产出增长，补充这一点也许并非多余。
政府的需要可以从另外两个源泉得到满足。在公共和私人消费的费用中，除用于新增资本的3亿镑外，还包括4．2亿镑可实现的经常性折旧费用。在这一产出中，有一部分可转用于政府目的，其价值总共约7．1亿镑（4．2亿镑＋2．9亿镑）。从折旧基金中取出1．5亿镑，从正常的新增投资中取出3亿镑，我估计总共可以从这一源泉获得4•5亿镑。
第二个源泉，也是剩下的最后一个源泉，是出售我们的黄金储备和在国外的投资以及借外债。如果我们要为一场长期的战争作准备，就必须严格限制我们耗费这些资源的速度。我估计我们能够有把握地从这一源泉中取得的最大收获是每年3．5亿镑。
通过上述种种方式，我们的资源每年可以提供16．25亿镑（8．25亿镑＋45亿镑＋3．5亿镑）的产出，从而满足增加的政府需要和当前私人消费。
这与当前的现实情况有什么关系？财政大臣在1939年深秋宣称政府支出的速度已接近于每年15亿镑左右。因此，如果能够实现上面所设想的产出增长速度，则我们就可以稍有余裕（大约1．25亿镑），从而可以用来增加私人消费。然而，人人都明白，直到现在我们还远远不能以这样的规模来组织生产。事实上，照我看来，现有的政府支出速度无疑没有为私人消费的增长留下任何余地；而对消费水平的勉力维持则已经导致商品库存和外汇储备的迅速减少，其消耗的速度快于上面我们所设想的限度——也就是说，要快于安全的速度。
而且，我们的战争支出无疑还没有达到最高峰。如果要对前景作乐观的展望，我们不妨假设与去年秋天的估计水平相比，明年的政府支出将仅仅再增加3．5亿镑，并且成功地把产出提高到上面所建议的最高限度，这就要求按战前价格计算的整个社会的消费要减少2．25亿镑。因此，8．25亿镑新增收入加上原先支出的2．25亿镑收入是我们必须从消费中收回的总额。
上面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是相当平实的。某些人会说这一表述大打了折扣，对于需要为战争所作出的努力没有予以充分的考虑。这话也许不假。此外，除非我们能够迅速修复道路、恢复交通，否则上面的估计就相当地夸大了我们的生产速度。不过，要使我现在的论点得以确立，这些简单明白的表述实际上已经足够，没有必要作更为复杂的论证。如果事实证明需要对消费作更大的压缩，那么这也只会加强上面我所说的一切。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个问题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是怎样产生的了。在前面的假设条件下，人们可以从新增产出的生产中挣得8．25亿镑，也就是说，即使工资率没有提高，价格没有上涨，收入也会增加8．25亿镑。然而，尽管这部分人的收入增加了，但他们却肯定会比以前消费得更少，也即在收入增加的同时，消费反而肯定会减少。这个结论是切中要害的，大家对此也没有异议，而且这一点正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不过，由于我们一向对失业和资源闲置问题习以为常，因此当面对充分就业和资源短缺问题时就不得不换一换脑筋，调整我们的态度以适应新的情况。在战争时期，我们从丰裕时代倒退到了匮乏时代。
此外，由于在近6个月的战争之后，仍然存在着大量统计上的失业，这一事实遮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见新问题的紧迫性。这应归咎于组织的失败，一方面是由于时间仓促而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投入的精力太少、用心不够所致。不过，任何人如果还立足于我们仍然处于丰裕时代这一假设来论证其观点，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在今天，总的说来失业的性质已与一年前大不相同，它不再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我们所需要的那些物资不再有潜在的剩余供给。当前有两个障碍阻滞着向充分就业阶段的过渡：第一个障碍是由于难以把劳动力转移到需要的地方去而造成的。第二个障碍——在眼下也是首要的障碍——与劳动力的短缺不同，它是由于在把现存需要变成有效需求的过程中存在着重重困难而产生的。例如，也许出口商和国内消费者都需要布料，而在毛纺业中尚未实现充分就业，如果制造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够获得用以满足需要的羊毛原料，那么这些需求就仍然是无效的。
不过，我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还处在丰裕时代。相反，这意味着在可利用的劳动力被全部吸收之前，匮乏的时代就已来临。我并不是说我们的产出不可能在现有的水平上再有所增加。如果我们的组织管理得到改善，则可以进一步增加产出。我们已经和正在着手让大家明白如何去增加产出，但我们不得不去学习如何生产得更多，而这需要时间。
目前，使得我们对于向匮乏时代过渡的趋势视而不见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我们利用库存的能力。毫无疑问，在战争的第一个月，私人消费的增加速度就大大超过了我们的产品剩余库存，但这一规模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猜想私人消费已经得到足够的压缩是没有根据的。通过利用商品库存和外汇储备以及周转资本，供给不足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因此，把私人消费调节到与有效供给相适应的水平，比表现出来的要紧迫得多。那种认为我们可以把这一行动推迟到充分就业实现以后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阐明。读者会理解，在这一问题上进行某种程度的猜测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前面给出的那些数字也只是粗略的估算。如果任何人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一点，那么他的批评意见将更受欢迎。不过，我相信这一结果大体上是正确的，而更精确些的细节也不会改变这幅图景的主要轮廓。
四、富人能为战争付账吗？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把因战争而导致的工资率上涨的因素完全撇开，仅仅是产出和就业的增加就会使整个国民收入增加8.25亿镑。同时，私人消费根据适中的估计也将减少至少2．25亿镑。因此，总共必须把10亿镑的私人收入从消费中收回。按战前的工资和价格水平计算，这一数字现在已经达到。不过现在工资和价格水平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提高，因此所有数据都应该根据现行工资和价格水平相应地或多或少作一些调整。到1940年1月底为止，批发价格上涨了27％，生活费用（按季度加以修正）上涨了10％，而工资大约增长了5％；这意味着我所给出的总和数字应当增加10％，以与现行的工资和物价水平相适应。
我听到过这样一种观点，以为尽管这些数据也许是准确的，但并不能证明工人阶级有必要作出任何牺牲。另一方面，人们也公认工人阶级的工作更加辛苦。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的消费也就必须成比例地增加。如果生活费用上涨了，那么不仅是总收入还有工资率也必须作相同程度的提高。这种观点宣称，富裕阶层应该承受战争的全部实际费用。由于战争而增加的对劳务的需求，为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在原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
难道工人真的认为他们应该成为战争的唯一获利者，借战争之便增加自己的消费并且不承担丝毫的战争责任，抑或这只不过是他们的某些领袖代表他们所宣称的观点？那么这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讨论这类问题并非我之所长，而我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因为从政治观点看，我怀疑上述见解能否算得上是一种可能的选择。无论如何，这并不是那种不用采取任何措施、只要袖手旁观就可以自动产生出来的东西。如若我们没有一项全面的计划而放任自流，那么结果只会出现通货膨胀或供应紧缺，而不是上述情形。而我们将看到，通货膨胀完全是有利于富裕阶层的，只会减轻而不会加重他们的负担。在本文结束之前，我将不得不多次强烈地要求应该把我的建议与那些正在实施或即将付诸实施的、实际的可能方案相比较，而不要同那些虚无缥缈的方案相比较。
不过，让我们再检查一遍这些论据。我所使用的数据只是粗略地近似于实际情况。我们并没有确切地弄清楚国民收入是如何在各个不同的收入集团之间分配的，虽然这是件最为重要的事情。关于年收入在250镑以下和2000镑以上阶层的情况，有比较好的统计资料；但对于重要的中间阶层所拥有的国民收入份额则缺乏资料。不过，尽管下面的许多细节可能是
不精确的，我认为这并不会使人们对国民收入分配的整体状况发生误解。像前面一样，我们将使用战前价格和工资水平作为计算标准，因为如果我们撇开这一标准，就会由于情况的不断变化而无所适从。
我们将以战前个人收入的总额为基数，加上预期会在战争中增加的那部分收入，并减去在战前已经支付的费用和税款。
最后一行数字给出了现有收入的余额，在考虑到现存资本所能提供的支持之后，我们必须以追加税收或公债形式从中筹集资金以满足增加的战争支出（这一计算方法引人注目地显示出，年收入在250镑至500镑的收入集团目前所负担的税额极不合理。他们的实际税负在其战前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比年收入在250镑以下的低收入集团还低，后者为13．4％，而前者仅为7.8％）。
收入集团 250镑以下 250-500镑 500镑以上 总额
战前收入 2910 640 1700 5250
战时所增加的收入 425 100 300 825
战时总收入 3335 740 2000 6075
战前所缴税费 390 50 780 1220
2945 690 1220 4855
我们在第三章给出的新增政府支出为18．5亿镑，不考虑正常的储蓄，其中的1．5亿镑是来自在国内无法实现的那部分自然积累的折旧基金，而有3．5亿镑则来自于出售海外资产和外国贷款。剩下的13．5亿镑则将从追加的税收和新增的自愿或非自愿储蓄（包括正常储蓄）中筹集。
在现有条件下，即使税收水平大幅度提高以及下面提出的延期支付收入建议得到采纳，我们也至少可以指望有4亿镑的自愿储蓄。事实上，我认为这一数字与最有可能实现的估计值相比要低得多，大约少了1．5亿镑。我留下这一差额是为了预防在相反方面可能出现的其他计算错误。这一数字还包括政府手中积累的1亿镑失业基金、健康保险和退休基金、战争风险基金及其他类似基金。既然这笔资金难以分清是来自哪一个收入集团，那么不妨把它看作是相应减少的政府对公共工程的净需求。即使个人除了其他的需求外不作任何的自愿储蓄，另外的3亿镑也全部可以通过建筑协会、人寿保险公司、退休基金会、公司中未分配的利润（单是这一项估计在战前就有3亿镑）及其他社会性渠道来筹集。如果对这一总额在各个收入集团间的分配作稍有些武断的估计（因为缺乏精确的资料），那么就有如下的结果：
单位：百万英镑
收入集团 250镑以下 250－500镑 500镑以上 总额
扣除了战前税费的战时收入 2945 690 1220 4855
最低限度的自愿储蓄额 50 75 175 300
2895 615 1045 4555
从中可以看出，剩下的余额仍足以为政府提供9．5亿镑资金。甚至在为计算错误留下更大的余地之后，上述数据也表明，如果年收入在500傍以上者每人都把他们超过500镑的那部分收入作为税款全数上交，也只有6．25亿镑，仅能满足政府需要的2／3。
然而，上述建议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大大超过了我们的财政系统可望筹集到的资金数额。事实上，如此大规模的征税将会导致现存合同和协议的大量违约，从而使可征税的收入急剧减少。这些收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花费在并非用来增加个人消费的各种费用和其他用途上，投入到现存资源最有价值的用途上，以及用于交付对受赡养者的津贴。由此，我们可以推出政府支出的相当部分必须以种种方式从年收入低于250镑的收入集团中筹得。
把豁免界线定在年收入250镑上也是不可行的。大约有243万人在这一收入水平以上。如果把他们超过250镑的剩余收入即10.5亿镑全部取走而又不会产生连锁反应、导致收入减少的话（这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样筹得的资金用于满足政府的需要是绰绰有余的。如果战争经费由年收入在250镑以上的收入集团来支付，则意味着要以储蓄和税收（包括原有的和新开征的）形式从他们的战时总收入中取走约3／4，而只留下稍多于1／4的部分用于他们自己的消费。
根据这些数据，如果设想对于每周收入在5镑或5镑以下阶层所增加的战时收入可以不动用分毫就能支付战争费用，也是不可行的。这一收入集团占总人口的大约88％，由于产出增加而工资率不变，在把战时增加的收入考虑进来并扣除了战前税费后，其收入占英国个人收入总额的60％还多，并且其消费量占当前总消费额的2／3。而且这一集团的收入将由于战争而平均增加大约15％。难道我们真的希望，允许收入低于每周5镑的人平均增加15％的消费，而那些每周收入高于5镑的人则只能把他们收入的1／4用于消费？因此，唯一的问题是，这一阶层应该作出多大的贡献，以及如何以最小的牺牲、最大的公正来筹集这笔资金？
要是我们有一项深思熟虑的计划，那么就能对社会公正问题加以权衡。而如果没有这样一项计划（正如目前这样），这一问题就会被人们漠然置之。
我在下面两章中提出了一项建议作为讨论的基础，在这一建议中体现了这一原则，即比其他任何计划都更有利于实现更大的社会公平。尽管该建议的无数细节都有待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但我希望，这一原则能够始终得到贯彻。要评价这一计划，应当把它同那种实际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替代方案相比较，而不应同某些不切实际的、虚无缥缈的“完美”计划相比较。
（水库论坛|欧成效 2006-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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