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30年与未来30年，从桃军师县状元一文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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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30年与未来30年，从桃军师县状元一文说开去
各位好，肛锯又来扯淡了——这篇内容可能会对一部分人产生较强的刺激感，我会尽量弱化这种刺激感。
关于桃军师的那篇文章的内容本身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可讲的，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毕竟逻辑很清晰（这个县数量当然是错了，是1300多个，2万个是乡镇县。不过就教育方式与市场关联来说，他们的教育业态是极为相似的。一些很牛的县甚至镇倒也是能脱离这一范畴，当然这些县和镇的总数是极少的。乡就更别说了，能做到这一点的我们都能报的出名儿来……）。至于状元怎么个牛逼或者说牛逼程度，大体上和一些评论里认为的“牛逼方法”比如学好工作好所以牛逼了，也有很大差异——大部分我们看到很快牛逼起来的县或者大镇级别的状元，主要是当地教育部门的一些需求及当地教育商业市场的一些需求，这个了解这块的自然了解，多说也不太好。还有一些则是家境本来就在本底很殷实，因为教育资源的缺乏，其实县级和镇级人类聚居地的教育价格价差要远大于一线城市（越小差距越大）。当然一般来说，“状元”还是会尽可能的被宣传为“平易近人”的普通家庭，这也有一定的宣传方面的考量——我不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值得指摘的。
我倒是对于文章的评论区特别有兴趣。（这里我班门弄斧一下，只是我这边稍微有些粉丝过来以后比较单纯，我跟他们讲一讲，评论区作为活体标本使用）首先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大前提。1：微信公众号文章的评论，能不能显示出来是由公众号说了算的，而且顺序也可以。而反对信息从来靠前。2：总是提反对意见的人相当的固定，有很多是常客。3：对这些人进行点赞的，一般是50~120之间。反对时间较长“忠实黑粉”相对容易“雄辩”一点，会组合性或较少使用现成的政治正确词汇（不直接使用，不聪明的直接组合一串，聪明的换个词，意思倒是差不多）。4：点赞比第三类稍低，但几个加起来点赞总数和第三类相比通常略多一些，这些就是人身攻击类的，一般集中于欧大前妻+自卑方面（前者可能是信息流出后的再加工，而后者非常有趣。诸位可以结合我前篇文章一起看，还有“流浪地球”系列文，会有更深感受。不过由于篇幅问题，这个放到下一篇说）。
（这里放着安全：文章必须拉的很长，前面的不看也没什么关系，真正的核心内容在后面。各位下拉到一大串“？”做的分割线以后就行了——但是问号以后不标黑重点）
这些特点非常有趣，由于是综合考量，所以以下的内容是“不分考虑先后，同时同等重要的”。1：第三类反对意见，一般看似有论证过程，但实际上只要稍显理智的人就可以发现，这一论证过程是先设结论，再行论证的（这个……只是为了说的好听一些，你们看后面就知道咋回事了……反正这些人肯定看不到后面的。第四类人还有可能3500字标准篇幅也能大致看进去2000多，第三类人就算读标准长度最多也就看得进去大概600字。我这种动则几万字的是想都甭想）当然，论证一件事情我们是需要先假设一个结果——但不能太多的假设过程，如果要假设的话必须再次独立论证（除非是公理级别的，这些往往论证过于困难）。这样的做法常见于中等层级——注意，这里我说的“层级”和上文“识别富人”一样，是指权力层级。也就是真正有权的阶层是“人事权/财务权/决策权”三位一体，至少二位一体，而只有一个的无论等级再高都不具有实质权力。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社会中层是用收入划分的，但一个人的实际权力方式和“三位一体”更加挂钩。我这里说的中层人是指思维和权力范围上低于二位一体的人。技术的进步和市场进步，让“三位一体”的人大体上财富和权力在大范围内近似，所以我们现在才习惯用收入来衡量层级。当然，这个近似过程也会有大量的偏离。由于权力中层者的生存环境是一个“圈养”环境，是人工制造的半闭环系统（半封闭市场），这就导致系统容易在内部累积误差，因此权力中层者的收入差异比高层和基层要明显。所以我们对于中层的评估，还是要区分是真正有权力的中层还是服务型中层，这两者的区别极大。欧大的很多知识实际上是服务于“真正有权力的中层”，或者至少是试图行使各种权力与决策的中层。当然一部分知识也同样服务于上层。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会出现无实权中层的反感。
无实权中层由于处于圈养环境，所以对于决策，尤其是生死攸关的决策是有较强的畏惧情绪的。这时他们容易倾向于“公平世界”看法，比如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等等，讲究同样的努力要带来至少近似的回报。这样的看法当然不符合现实世界的运行规律，但的确相当有效，尤其是安定上升期时很有效（因为手段与环境更稳定，上层建立的封闭式系统运行激励公平性容易确保。这一点连奴隶社会都不例外）。由于人类原始时代实际上也是个相对恒定的环境（人力可控范围内），采用公平世界误区也相对有效，并且通常在简单人际交换过程中也有用武之地，所以是一个低使用成本，大多数时候有收益的模式。当然，我们可以看出这类人和第四类相比，相较而言消费力和思维能力略高，对此类反对意见的点赞量可以作为一种大体环境预估的模板（效率不高，但也不用花费额外力气）。就凭这一点，也值得花一点力气去点击精选按钮，尽管关键原因可能不在这。
2：第四类，通常为第三类提供一定的“声势”。这类人的反对频率也相对最为稳定，有更多“老面孔”。这一类人其实没什么可说的，但是他们也有很大作用，主要服务于第三类人。
关于这两类人的综合使用与销毁，请看下文，还是很容易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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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个人还不太了解水库公众号的盈利方式，以及欧神对此的做法，但整体而言水库中能成交的东西以及广告，相对而言价格较高（即便是对中上群体而言也不便宜）。而水库又是一个面向公众的平台，因此他的主要对象肯定主要不会仅包括高等群体，尽管高等群体也多，但是对于这些人可能不需要使用下面所说的策略。不过主要而言，既然是面向公众的，那么这一块“市场”一般是面向具有全套或者二位一体权力构成的中上阶级——收入等级以社会通用标准计算，也就是至少二位一体且收入达到社会等级水平者。
当然，即便对于这类人群，其在做出决策时依然面临一些风险，而商业风险的高低是相对的。水准好的同样的客观环境风险就低一些，相反则高一些。很显然，欧神的水平比主要群体的等级要高，通常也传播实用知识。对方如果意图实用化，那么就必须迈过执行风险门槛。这个时候，需要增强其信心，也就是说让这类群体能够察觉到自己水平可以，风险更加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问题在于，商业社会的能力高低并没有一个可以确定的绝对标准，即便有，谁又有动力把这个标准变成“公认”的呢？又或者说如果成为了公认，这玩意儿的效力会不会就消失了呢？
在没有绝对值的情况下，就只能利用相对值，由于第三类人和初级具有行动基础的人在硬件条件上是相对近似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一样的。比如说一个一线城市的三类人和县城里的有能力的人，其流动资金总量可能是近似的，甚至这个一线城市的还有所超越。但是就投资项目而言，其实这个那个县城里的人的实际行动的可能性有可能还比一线三类人要高一些。
所以，能够让自己在“智商上压制这些三类人”就产生了一种优势感。这种对比带来的优势，也就提升了自己的信心，更容易付诸行动。而且这种信心并非是主观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理智客观的。由于这三类人往往会采用“看起来有逻辑，但实际上是道德利剑连环”的策略。这本身恰好是一种“道德广告”。道德不一定没有道理，大部分道德当然有道理，但问题在于道德本身实际上是相对独立的策略，如果“道德连环在一起，那个人还觉得看上去没问题”那反而肯定就有问题——客观实践决策过程恰好能用一大堆全固定策略来对应或全程重点描述就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这比连续中八次头等奖的概率还要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一堆客观事件围绕一个道德核心”一般感觉比较有智商，而“一堆道德围绕一个客观事件”就很傻逼了——但是现在，在大部分公众里，情况正在越来越向后者靠拢。为什么会向后者靠拢？我在后面对此提出了一定的看法。
第三类人未必理智上不知道这种策略有问题，但是大多数三类人还没有相应的办法去突破这一常用策略。反之，真的能突破或者差异度很高的那一批人能够感知到问题的存在并且试图去解决，实际上就等于说是至少策略的一部分已经超过平均值（但整体策略的有效性总分也不一定真的有很大差距）。道德策略——在稳定环境中，大多数时候等于社会平均收益的策略。一般在针对三种环境里，道德策略最可能有效。
1：关于对方的信息比较缺乏，但对方处于我方的群体环境中。2：关于对方的信息很充分，但对方对于我方的信息了解的很少。3：双方对于对方的信息都很充分，但我方具有绝对的实力优势且有从属关系。
很显然，在商业上能够取得成功不可能靠“平均收益”，而且体量越小的时候越是如此（比如说对个体户来说，他至少个人生活费占比就高很多，只有平均收益就吃不饱饭了）。
这就好像炒股的人，如果对涨和跌的判断能力都是平均值，那他总体一定是亏钱的（就算不亏钱也要付交易税，关键是追不过通货膨胀，除非在特别好的市场下才能勉强追上通胀，但如果发生交易就很可能又是亏的）。至少要有一些方面明显强于平均值才有可能赚到钱，要么能抓涨厉害，要么就是跌的时候会撤，要么是长期持有的时候看的很准（这个在A股市场太难了）。可是，这个强的方面肯定就不再是“平均的判断过程了”——这些过程如果有涉及道德层面的部分，将这一块展开直说以后，就算没到不道德的程度，也至少会让平均值的人觉得怪怪的。有时一件事“没有不道德”仅仅是因为这件事及其周边行为在公众里普遍认知度不高，所以还没形成标准。比如说火箭发动机喷口构型就没什么道德因素（尽管摊开来说还是能挂上钩的）。
第三类人的这种对话方式，看似有道理，但实际上就是开了个“道德超市”。而能够发现其整体不合理的人，至少在某一方面是不同于平均策略的。不同既可能是高于平均值也可能是低于平均值。但如果在社会公认的物质等级是一样的情况下，从这一点看，不同于平均值的人自然容易倾向于行动（牵制比较小）。
这样的行动是肯定需要决策的。对于刚起步的人来说，人事权涉及范围较小，比如说仅仅涉及家庭范围内甚至只有个人。财务权也是一样。所以对于初始者来说，真正的差别在于是否做出决策，行使自己独立的决策权。当前社会绝大多数人在个人生活与投资领域，独立的成年人都可算是两位一体的。
这样一说就很明白了：之所以在可控条件下依然拉出第三类评论本身，就是一种活体标本，本身是用来激励那些“在决策边缘”的人做出实际行动的。
当然，第三类人既然喜欢使用“道德连环”，那么它本身并不具有多少的理智评判过程，毕竟道德系统就好像流水线规章制度差不多，操作人员归根结底是不清楚这些规章制度到底为何会如此制定。所以相对来说，三类人会特别重视“认可或佐证人数”。这个时候第四类人的攻击行为就会让三类人觉得比较舒服，本质上来说就和网站里面那些倾向很明显但总想装“理客中”的人一样。
让这些人留着也有很大的好处，那就是第四类人看起来一方面素质很低，关键是能够展现出足够明显的愚蠢——前者是人格差异，后者是硬条件差异，综合在一起就是全面差异。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智商阶梯”——是个正常人都能爬第四类人头上，至少在相应问题下没有任何难度。 大家都知道爬楼梯是有惯性的，能爬第四类人，爬第三类人的动力就大多了。这样的惯性下，本来可能还只是第三类的人，会顺势头爬过第三类。
其实“开道德超市”的人有最大优势的时候就是那种“冷不丁”的时候来一发，这个时候人家没有什么准备，这样接收到一两个能够认可的道德信息的时候就容易“走进超市”。这一点和欧洲特定“政治正确”团体的策略是一样的，先冷不丁跑出来给点小恩小惠，然后列出最为丰富的道德超市，很多人不明就里的就选了一个，随后就被带进坑了。
但是一旦有“道德小贩”先来兜售一下劣质产品，那么开在小贩对面的同类产品超市就很容易被识别了。
而且这还有一个顺带的好处：如果不是通过基本理智去分析“小贩产品”的劣质，而仅仅是通过另一套固定的道德对抗，那么他其实只是“胃口更大”，这就更喜欢“超市”（拼多多买的道德）。
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三类人的点赞数量会比第四类人高的主要原因，因为第三类人的内容不仅可以包含“超市同好”，也可以获得一部分小贩过来的客户。由于两者具有相当强的“客户重叠”，消费小贩的几乎可以肯定会去超市买东西，所以第三类人的点赞通常是第四类的一倍就很容易预料了——直接消费第三类的人不容易“消费降级”。就好像你在超市里一般都会一次性买好东西，回家的路上不会特地停车去路边小贩那儿买几根黄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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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面的内容有点奇怪的话，大家想一想一个更熟悉的东西就行了，那就是有内购消费的道具充值的网络游戏。这些游戏能给玩家提供的最多的游戏内容并不是游戏剧情等，对于那些付费玩家来说，网游公司提供的最大的游戏内容就是免费玩家本身。或者说，免费玩家才是网游公司对于真正付费客户的“产品”。
只是网络游戏相对来说需要免费玩家或者充值极少的玩家保持较高的比例，这样才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充值梯次带来的优势感。但是对于微信平台来说用不着这样，因为在失去直观感受后，人对于赞同之类的事情就只有比较日常的直觉感受，对于很多人来说，也就是说一百到两百左右就足够了。通常情况下，使用这类策略的人在一般账号上甚至很难获得如此高的点赞量，这很可能也是“老面孔”能够出现的原因。因为在水库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回报率”，其他地方类似的内容在其常用账号或者环境中不容易得到如此稳定的回报——从某些意义上来说，这比较容易符合这类群体对公平世界错觉的需求特征。
事实上因为老面孔出现的次数有点太频繁，而且点赞量实在是太相似了，我曾经一度怀疑这些人是欧大的工作人员。因为我以前在知乎干过类似的事情，只要先排一个三类评论，然后下面跟两个四类评论，后续评论者会觉得更有必要和更容易爬上“智商阶梯”了，而更多的评论有助于我的回答在对方时间线上的排序，以及更容易出现在其他人的首页上。更关键的是后续评论的评论以后也越来越容易出现高质量评论，因为大家越来越熟悉爬阶梯，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开动脑筋了。这个三类人和四类人，其实就是“新手村”，这些人就是新手村旁边的初级经验怪。初级经验怪很容易打死，游戏的新手体验就好了。如果你不设置经验怪，让萌新出去就打PVP，现实世界又没有实力天梯匹配系统，这样游戏上手感就不容易培养。（《地球OL》是一个大型多人在线4D体感游戏，游戏内容丰富且有史无前例的游戏画质，但由于没有新手保护系统，造成颇多玩家不满。但瑕不掩瑜，《地球OL》依然是全球在线人数最多的游戏——本游戏最低硬件配置要求：受精卵一颗。根据检测，您的配置已达标）而且很多时候我开启“不说人话”模式导致很多人难受时，评论区看明白的人顺手就给后面的人解释了——也比较有动力解释，毕竟刷完经验怪的也算是“老玩家”了，很多老玩家也挺喜欢带萌新的。
不过么，由于微信公众号并没有什么上首页之类的功能，商业价值上评论数量更重要的也是后台数据，能上首页的精选评论本来就是有限的。所以欧大如果叫人这么搞实在是没太大必要。而且就老面孔和评论出现时间来看，这些人是工作人员的可能性也比较低，时间差太大。更别说欧神肯定更喜欢精实化的团队，只要能自然出现就肯定不会使用工作人员，浪费工资。这就让我想起原来刚买下一组知乎1000~4000粉的号的时候，比如肛锯这个号就是在其3000粉左右时购入的，结果造成的就是私信爆炸+评论混乱并且评论数量少。后来由湍流四号提议改成粗鲁ID（一定要屎尿屁而且无厘头），这个时候就能给攻击者给予良好的攻击诱导，可以自动出现四类与三类人，免除了大量工作。一个良好的粗鲁ID也更容易让先期攻击者获得较高赞，因为“取得共识”变得容易。那么无论是第一个获得高赞的攻击评论还是后续同样的人都会得到较高的满足，这样就不容易持续发言影响正常评论阅读了（人家一下把话说死了就没话说了）。
总的来说，这就好像付费网游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充钱另一个是充智商，但是如果一口气充太多智商才管用的话，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偷懒。开局经验怪，新手装备包和首次游戏充值优惠还是需要有的。第四类人就提供了最方便的初级台阶，第三类人提供了二级台阶。虽然还需要从零开始的用户可能不算多，但毕竟第四类人的供应量也非常的充足，所以没有额外成本，值得一做。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大部分人都有从四类变成三类，再到脱离这一群体的过程。毕竟人人都年轻中二过（尽管不年轻以后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走出这一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强化刚刚走出没多久的人的信心，因为回头看起来这样的确比较蠢，而提醒自己别犯蠢的时候也等于承认自己现在不蠢了。
————————————————————不过对于此类有“毒鸡汤”倾向的文章，我总觉得不是太好——我不是指道德层面，是指群体层面。我看过一篇文章，后来知道欧神原来也转发过。是一篇关于高密度小白鼠种群实验的研究报告。高密度居住的小白鼠，由于生活空间过于拥挤，就算资源量足够的情况下互相的暴力冲突也会加剧，但是“空间”是不可能因为斗争而变大的，总量有限。此时雄鼠一开始会变得极具攻击性，但攻击带来的好处却非常不相称。久而久之，公鼠会变得越来越温顺，最终成为“佛系”。而母鼠被迫承担起更多的工作并开始雄性化，这也同样造成了失常（包括虐待或杀害小鼠）。到了这个时候，公鼠的正常交流与交配行为被遏制，鼠群数量开始萎缩。科学家认为在鼠群缩小到一定数量时，居住空间与竞争会恢复正常，同时鼠群的数量也会恢复到正常值。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在情况复原后鼠群并未恢复正常状态，依然继续减少，最终达到种群灭亡的程度。
这个实验本身的意思是探讨密集空间对于种群繁殖率的影响。
很显然，我们可以发觉这样的事情似乎也在人类身上发生。只不过也许人类身上发生的更复杂一些，也许重点并不在于居住空间拥挤上。
我们至少可以确定，那些长期在获得好处周期极长且斗争激烈的环境中的人，也会产生“习得性无助（做啥都没用）”，也就是说更容易“佛系”，并且在其感觉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会更加暴力和绝对化——暴力佛系（只有安全低成本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暴力）。 这就和那些与世无争的佛系小鼠一样，不是真的成佛，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总是倾向于使用绝对化力量，对人类而言就是“无度的应激反应”。
这个可能和工业化环境有关——密度高，竞争大，升迁越来越慢且效用递减。
因此对于人类群体而言，应该想办法降低群体内的“习得性无助”的发生率。
这可以从游戏行业找到一些参考。1：降低每次获得好处的时间间隔，让行为和奖赏更高的挂钩。2：增加获得好处的渠道与获取方式。3：获取好处的时候要有一点“概率”（比如说抽卡，爆率）。
但是让工业社会做到这些是很困难的。更短的好处间隔是容易，但是行为与奖励的挂钩就不容易做到，KPI设置会很困难。同时如果使用的是金钱奖励，那么次数一旦增加效用就会降低——而且你不可能无限制的从本来就有的薪资里面狂扣这笔钱……网游公司可以自己定制游戏内经济系统，游戏以外可就不行了。增加获得好处的渠道与方式也可以，但是这样会带来很高的额外管理成本。游戏玩家会挑游戏类型玩，可是现实中的公司可没那么多“游戏类型”，而让公司去适应并定制个人化的获利方式也是很困难的（归根结底生产规模化产品时的自动化程度还不够，对于人类的了解也不够，生产方式还是过于原始）。抽卡就更别提了……怕不是要被打死。
所以要想降低这种无助感是很难在工作中完成的。那么只有两种方式可能还有一定余地。1：个人投资行为。2：个人娱乐行为。
这两个自由度较大，实际上还有可能做到。但问题在于这两件事要想有效决策，已经是无助或者无助速度比较快的人可能根本撑不到那个时候。投资行为太大，这里写不下。我们就举“网游”的例子好了。其实最佳的玩网游方式还是“氪金”——如果靠不氪金打游戏，同样的战斗力或游戏进程会拉的很长。这个时间对等到工作时间单位收入来看，还不如工作同样时间的钱拿出来氪金得了（比如说不花钱玩《坦克世界》还不如买个八级金币车并一直开着VIP账号）。不过比较麻烦的是，由于很多玩家并没有氪金习惯，所以为了保持“游戏内容（免费玩家）”的数量，所以大量的游戏也得加入很多非氪金玩法，让很多人把时间耗费在这个上面。也就是传说中的“肝”游戏。 抽卡类游戏还好，练级类游戏就简直和工作没什么区别了，甚至我看人家玩的比工作还要累——结果是玩游戏比工作的精神头还要差。当然我个人不是网游的爱好者，所以也不好说的很绝对。虽然我常常玩游戏，但一般是先期付费的类型（也就是买游戏本身，而且我个人也比较奇葩，我买游戏其实重点是音乐，比如说我买守望先锋完全是因为音乐……少数免费游戏是因为缺少替代品……或者是充值就等级提高太快，很多免费游戏的高级单位其实不如低级单位好玩，大家都怕损失所以畏畏缩缩的。比如说《坦克世界》最好玩的就是5到7级，等级太低对手水平太差，等级太高队友不敢浪，赢得无聊输的憋屈）。
大家可以看出来，就算是“游戏”这样的东西都不能遏制高烈度长时竞争下的人产生无助感，别的东西恐怕也就更难做到了。甚至可以这么说——很多网络游戏根本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好玩，而是游戏的获利方式更加简单。现实中获取那些回报很慢的收益都很费脑子。游戏虽然也很慢，但至少不费脑子。
这就成了啥？劣质游戏反而了人群佛系化加速器了——强化了简单刷刷刷但对回报其实已经无所谓的状态。我不清楚这些人在生活中会如何受影响，但这绝对在游戏里造成了一大堆“坑队友”，玩很久水平都不会有长进——而有些氪金只是为了简单重复刷刷刷的效率更高的，那些玩家就更坑了。
可能在工业化到一定程度后，高密度高竞争长回报周期带来的“佛系”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转变效率应该会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政策而有所差异。
我们就拿“毒鸡汤”来说好了，毒鸡汤看似“现实”，但其实并非如此。绝大多数毒鸡汤本身仅仅是用来承认无力感的合理性的，也就是无力感抱团，并不是真的能刺激别人想“解决方案”的。
原则上说：即便不能彻底解决工业社会的“佛系进化”问题，也不应该去强化此类行为。不能光从经济上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按照常规考虑，那些小白鼠应该会重新开始繁殖，但实际上并没有。毕竟人类是一种灵长目裸猿属动物，不是经济理性人，说到底还是大猴子。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人一旦佛系就很难回去了。
因此我个人觉得，对毒鸡汤进行限制并不是一种不合理的做法。哪个组织能更晚因此造成严重后果，哪个组织就能在组织竞争中获胜。
当一个大型组织佛系的人越来越多，并不会让整个组织越来越平和，而是会越来越绝对化——他们会疯狂的要求标准，福利待遇等等，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其他的主观能动性，要求这些东西的脑力要求是最低的。这个在欧洲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尤其明显，与其说他们要求福利是因为懒惰，不如说他们已经不知道其他方式了——他们要求福利的时候非常勤快，比他们上班努力多了。劳动保护很严格的缘故？这也很难解释在他们行政效率已经很低的情况下，这些人连“钻空子”都经常懒得做就很难解释了——黑工都有这个问题。
问题就在这儿：毒鸡汤不是所有人都喝，但是喝过一次就吐不出来了。这东西缺乏退出机制。
所以毒鸡汤本身一定会不断累积“暴力佛系”人员的数量，从这一点来看毒鸡汤虽然从商业上的确有效，但本身会对种群造成不良影响。这比吸毒可能还严重——吸毒虽然永久戒毒成功率很低，但毒品至少死的比较快。
所以么……我个人觉得桃军师那篇文章意思在客观上来说没问题……但怎么说呢？不和谐？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我觉得这么写在国家层面上的确不太好，而且可能以后“跟着x走”在可预见的未来内的确会更好一些。咋说咧？90年代鸡汤老板风格可能会卷土重来。注意是90年代鸡汤老板，最晚到21世纪初，后面的就太“浮夸”了。浮夸化可能也和毒鸡汤泛滥有关系，原来的鸡汤被认为太尬或者不切实际（当时的鸡汤其实比现在的鸡汤费脑子）。但国家一旦清理掉相当数量的毒鸡汤，就有可能至少在新年轻一代中的一大圈人中减少毒鸡汤的影响。而随着产业转型和管理方式变化加快，旧毒鸡汤者可能损失率会较大，这样一来至少能将一部分人边缘化，然后将其归咎于“个人奋斗”的问题。这件事其实我们以前也做过两次类似的，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
但是，这都是以后的事，从现在到以后是有一个过程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至少会做三件事，这可能比较有效。1：将原有的“良好”成功路径进行强化——比如说就包含教育，这个也是儒家文化里比较推崇的。所以说不管是从正面还是侧面，有比较明显的表明“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达不到”什么东西应该尽量少说。教育的最大优势在于“周期长”，而且竞争也比较激烈，短期内比较不容易观察到“效果”且外在扰动更多。至少能将“佛系化”延后一些，多拖一会儿。能拖过我们的对手就行。而且如果大众能集中于教育方面，那么即便后来“发现有问题”也可以进行批量处理。批量处理的好处是定位目标人群比较方便，定位很多时候比处理直接成本本身要高（一部分人可能会感觉自己“突然严重过剩”，这出现过一次。这造成了一些事情，我们要避免同类事情的再次发生）。至少面对“大规模集中处理”的时候，只要能够识别目标，通常国家机器能够解决问题，只要基本组织完好即可。反倒是那种扩散分布的，即便是总量偏低也很难对付——就好像癌细胞扩散了那样。所以就算要制造“暴力佛系”群体，最好也进行集中且受控的制造以便后期回收，至少现在来看这么做比较合适。我们还是应该强化工业化教育，并且更加鼓吹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万能论。就算不鼓吹，也不要太明显的泼冷水（我觉得只要好好的设置“新手村经验怪”，就既能减少“暴力佛系”，也能完成客观信息对于目标人群的传递）。
另一点是工业化产品一旦不符合市场，其淘汰速率会比较快——既然毒鸡汤群体不可避免，那减小损失的最好办法还是用多种手段降低其运行时间。这既要求产品本身的设计寿命要短促（比如说教育内容要更具有时效性，减少根本性内容，这样就能让人一直上学了），还需要尽可能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环保要素（易回收，易拆解，易销毁，尽量使用可再生资源）。让耐用品适应多种环境的难度远高于让更多类消耗品去适应特定窄环境。就好像正规军品和户外产品一般比同类民品贵得多一样。
2：将会进一步进行内容审核，会增进“集体主义”与“互相监督”的内容——相对来说集体核心倾向比较容易控制和诱导。这也可能是全球今后十几年的倾向，当然那些情形较为严重的国家可能会做的相当的激烈，远比我们激烈。
3：特定的基础建设项目，进行学科间大层面上的优势轮回，创造一种“是选择错误而不是工业社会的特性”的感觉——让人觉得有希望。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上文。1：集中化处理策略在组织正常运营时常常会降低效率并带来不满，就好像所有市场干预手段一样。但是分散时如果没有更高度的低成本“召回”或者控制措施，那么在需要召回时的成本可能会很高，而那时也可能是更困难的时期——即便是条件较好，因为此事而影响“势头”也是不利的。分散后一旦要进行召回或者销毁，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生产或者消费链条更容易“平均的”受到影响——让一个局部集中受到更大影响常常会比全局都受到较小影响更好，因为其他部分的“火车头”还是能保留下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也经常这么做么，宁可扣一部分人更多的绩效，也不能平均的让大家一起扣一点，这样很损积极性。当然这也要看具体情况——通常重要的，替代困难的，整体业务影响大的，个人影响力比较大或者是“二位一体”的人。这些人当然就不能“被扣更多”，除非是特定条件下。同时：管理知识或科学技术很显然对这个“召回”的成本有硬性影响。但这同时也说明了：如果要设计消耗品生产流程，就必须在生产链条上尽可能减少出现“二位一体”这样的不合格产品，尽可能一位一体。这样可以避免有实质威胁的恶性组织的形成并扩散其“佛系”癌细胞。
2：“教育的重要性”是中华文化很强调的一个竞争策略，根基更厚。这一来可以让人更加“减少怀疑”，延长这一策略被继续执行的时间。一旦被确认可行，相对来说在这一块就“更有心理准备”，能够减少实质上的“习得性无助”的时间，因为心理期望毕竟更高一些——就算那个人感觉不妙，但其家族成员依然会让其继续使用这一策略。另一方面，强调教育本身也可以更好的跨代际进行——策略之所以成为文化，归根结底还是要能在“受损一次”的情况下继续在下一代使用同一策略。通常情况下，如果能让一个人哪怕因为外力因素长期被迫使用一个策略，那么这个策略在市场回归以后就容易撑到“再次起效”的时刻，这就能挽回很大一部分的“无助”，给人以希望——其中有情感附加价值。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家庭”感，比较近似于日本工业化时的文化策略，而不是一味的和西方一样短视的将个人原子化。
使用这种方式，那么他的实际成果倒更加“理性人”（虽然是被迫的）。因为他能够保持在其他方面相对较好的主观能动性，这就不至于跌入全面的习得性无助的佛系阶段。这样一来，“小鼠”就会在种群数量回跌之时，那些适应性较好的人就可以重新开始繁殖，不至于造成种群过于虚弱的问题。这种“无助”的毛病，个人觉得可能会和流行病相似。对于无药可治的流行病，最好的办法还是高危个体尽量集中，发病后进行隔离或者扑杀。
只要这一群体大部分不是“二位一体”的人，那其组织对抗能力就会很弱，只需要避免执行过程中由于回收与报废部门权力暂时性暴增带来的影响即可（说白了就是中层与基层人事人员的权力）。因此，我并不特别希望有些人的那些“教育要贴近实际，要实用化”的呼声能够实现，幸好这也很难实现。较为统一的标准能体现感性上的“公平性”来强化教育的有效性与“竞技性”——就和体育比赛差不多。比公平性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于教育中就可以尽量减少“与组织相关的知识有效性与根本性”，尤其在基础和中等教育阶段可以大大降低组织能力——我曾经很希望中国能开设一个“好好讲话”的公共说理课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这么做正是欧美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原因（佛系的人拥有了组织能力比什么都可怕）。减少这一块的知识，可以充分减少教育人群中的组织者，也就能更少的产生“二位一体”这样的不合格产品。
自然产生的“二位一体”能力的人则是通过市场与悟性等获得的，不仅可靠，而且容易区分——当证书不值钱的时候，企业可以通过履历来识别这些人，这些人一直都是组织核心。重点是避免这些人出乱子或者被误伤。如果能造成一个自然区分的情况，经济和社会政策就能更简易的执行多余的教育产品（这里的产品是指人，后同）的回收和销毁任务。
3：回收和销毁是不同的。回收是拆解后再利用，销毁则是定时定量的削减这一产品在环境中留存的时间。比如说理工科的人的回收拆解价值一般会比文科的要高，因为理工科知识可以服务的产业方面一般较多，即便是“不对口”也常常可以胜任——技术工作相对来说硬性标准比较容易估量，让证书有更高参考价值的可行性比较强。而且对于理工科的工作，也容易通过各种手段暂时的影响市场，比如说提供更多的基础建设任务。这样就在保住一个国家的理工实力的同时，针对性的销毁那些一段时间内依然无法提升实用价值的文科产品人。轻易的辨别回收与销毁工作是很难的。别说人类了，就算是生活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分类也要全社会一起努力，否则垃圾回收厂与焚化炉的挑拣成本就会很高。按照目前的情况，我觉得下下个五年计划会产生基建大增的倾向，也就是十五五计划。这个基建和以往的造路修桥有区别，更多的会倾向于基础科研设施建设，全国城市地铁普及工程等（纳入更高等级的国家级考核指标）。这些设施的作用会更加间接和长期，也倾向于高端化。此时高新技术行业的就业率肯定会有所增加，而且此类工作岗位的理工科需求也会增强——并且理工科学生对于专业对口的惯性比文科生大很多。这样一来，十五五期间采用针对性的经济和产业政策，误伤率就会大大降低。文科生后续发展的“个人能力”的影响相对来说还是更多一些。那么现今好学校文科学历依旧值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依我之见，主要原因是大量中型企业开始越来越大，原来的微企很多也变成了小企——由于组织扩大带来的管理难度是指数级增长而非线性，所以在企业扩张时段或产业链合作增强时期，文科生的待遇就会显著提高，此时就会有重文轻理的现象。至于学历本身就很值钱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中国是上升期，这个时候管理要求主要是稳定。高考制度的一大优势就是“任务忍耐力考核”。在管理规模整体扩张+稳定需求增强的情况下，文科生就会变贵——这个时候最需要注意的不是“让教育符合市场”，依我之见反而是要保持“教育不匹配市场”。如果匹配了，这些受教育者会普遍真正的从学业中具备某些他们不应该具备的能力，或者更重学习中的人际关系资源——比如说美帝内部市场，学习中的关系资源就明显比中国学校稳定很多（注意，不是强很多，而是美帝高端高等教育市场的参与者的回报率明显比中国稳定）。当然，美帝这样的做法是在一个增长放缓甚至局部衰退，长期力求平稳的环境中才有必要被使用，或者说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但是对于中国的快速发展的大背景就没有这么做的必要，真正需要的是从进入校门开始就做好产品使用周期的控制工作。很显然，要想做好产品使用周期控制，那当然首要的就是识别自家产品方便，而且生产批次信息一定要清楚。对于中国来说，体制优势很明显——尤其是人大，代表必须代表自身“近乎于随机抽取”下的内部群体的利益，因此很难骗人或者进行有效干涉。这就让上层实际观测真实的实力对比与商业情况变得更加容易——下面人的意见和看法传达到上面是很困难的，只要能够真实的传达，那么就可以根据他们传达的内容进行周期控制。比如说当很多人都开始挤入理工行业，很可能说明“铁饭碗”过头了，规模扩增减少，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有计划的回收理工人员。当理工被排斥，而且开始对“创业”或者类似事情感兴趣程度普遍提高时，也侧面体现出了文科地位的提升——即便很多创业者本身并非文科，但中间管理人员一般还是文科居多（历史越短，这个倾向越明显）。所以就算对直接获取的信息有一定怀疑，那么也可以用一些扶持政策，用下面的人的争夺程度来进行不太精确但较为可靠的验证（比如说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等，当然一个政策目的会有很多，不是说这个政策一定是主要为了这个目的，更不是单纯的为了这个目的）。尽管市场本身也能起到调节效果，但毕竟如果上层不加以干涉，那么商业市场之间的竞争毕竟也不太在乎“外部性”（比如说无节制的排污带来的公地悲剧）。那么商业市场的企业自然会尽可能的培养文科或理科，并且尽量让他们的管理能力和效率能够压过对手。可是在局势变化的时候，这些人就会成为更大的威胁，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这个时候单个企业甚至企业集群其实也没办法解决问题——如果是商业优先的国家，他们的商业系统自己也逐渐会产生近似的控制手段（比如说美帝的办法是区域阻隔，以及大学自主经营程度提高的办法）。这就好像单个企业肯定会无限度的排污，但是如果市场本身就在本地，各种企业排污到了消费者都要死了的程度，那么企业集群也会自己限制排污——执行也会近似于政令，甚至也可能会使用暴力。只不过，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或超过了当前管理能力的上限。环保政策可能大多数都不太好，但它的确也能避免一些最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不事先就限制核废料乱丢呢？这种祸害时间长又隐蔽又一时半会不会有严重影响的东西，最终会影响到整体的生存空间。由于“毒鸡汤”带来的佛系行为缺乏退出机制，而人类又是一种寿命较长的动物，这就很类似于核废料了。这样看来，就算环保政策很多都降低了效率，但只要能遏制核废料乱丢，那么之前的代价还是值得的——是应该开发更先进的管理模式，不过那要等开发出来再说。
4：人类对人类这种生物的本性还是不够了解，而商业这条线和政治线在现代差异还是很大，就连小白鼠为什么会复原环境后依然停止繁殖也只能说是观察到了现象。虽然现代科技可以做出一些看似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说截取梦境中图像等。但是对于人类本身的了解还是不够用。可能这就是政治和商业依旧有很大区别的必要的原因——很多时候，政治不得不更加粗暴一些，这可能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对人类不了解的部分所带来的额外风险的一种策略。
所以……我对桃军师那篇文章是什么看法呢。我就是觉得说的没问题，但是在“环保要求提高”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毒鸡汤容易和一部分人产生反应，产生最终的污染物。就算说的没有问题，但毕竟会产生定额的最终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具有降解慢且有扩散特性。由于这种污染物的潜在危险比较高，而且在别的地方已经可观测到污染的后果。就算环保政策有一定的不合理性，但试图控制污染后果的行动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先污染后治理虽然效率更高对人也更好，但是不能在此类污染的有效治理方法被找到以前尽量减少排放还是合理的。最好的对应就是“限制使用氟利昂”政策，我们对于氟利昂破坏臭氧层的后果还没有解决办法。在生产和消费可以维持的情况下，有能力的国家还是应该减少对氟利昂的使用。
一个良性的循环应该是这样的。1：使用一次性筷子。2：使用快速人造林的树木造一次性筷子。3：在栽种人造林的时候顺便就挡了风沙。4：树够大以后砍了做一次性筷子。
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消耗品循环，兼顾了环保与消费。人造林的环境效果当然不如自然林，但是它可以在指定的拦截风沙的路径上栽种，而且树种控制后就能供应足够的木头。这样才是可持续的循环。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毒鸡汤”，本身都相当于在砍自然林，天然林的可再生性远比人造林要低。尽管最后自然林越来越少，人造林会变得划算，但是如果土地本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那么人造林的适宜种植面积也会缩小，最终危害全局。
当然，要想转型也许不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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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量内容为什么相对来说不和“比较有毒”的内容容易传播？或者不容易高智商？
依我之见，那就是正能量内容里“第三类人”比较少——因为可以用一条龙道德超市进行指责比较难以做到，没有现成的。即便是对方反对这一内容，那指责要么是针对其结果或者其中一点，那么“智商”就会比较高。而直接攻击的第四类人的智商还是一样的低。
这样就很难形成一个现成的柔性的智商阶梯——第一级楼梯10公分高，第二级突然变成50公分。你能想象一个游戏刚走出新手村，打死的第一个怪物你只要砍三刀自己掉五点血，第二个怪突然就要打掉四分之三血么？本来玩家是觉得砍死第一个怪以后，第二个怪的预期是强一点点，结果强太多——而且针对一点内容进行详细叙事的做法会让大部分玩家觉得“感觉没解决所有问题，只是解决了其中一点”。这就好像第一次打怪给玩家了一把2级武器，但砍第二个怪的时候只给一把三级的武器碎片，而且还要集齐100个碎片才能造出武器，同时怪也难砍了不少。
这就导致正能量文章会有一个常见问题：赞同是赞同了，但是相对而言“智商游戏性”没有这么好。所以正能量文章里面的内容即便包含了干货，看客一般实践或者参与意愿也比较低。这就好像每当有个什么大事件一堆人去点蜡烛，转发蜡烛的就更多，可是真让他们去抢险他们是肯定不乐意的——尽管看起来他们的参与意愿比看毒鸡汤的还要大，但是实际在对等规模下的行动却反而缩小了。
很显然，在正能量的东西下进行反对，除非这个正能量也是完全的“道德超市”，否则要想进行“第三类反对”也就需要更多的论证。现阶段能使用完全为道德桥段拼凑出超市且具有“故事内容”的正能量文章相对来说较难出现，正能量一般要围绕少数几个客观主题。除非社会现有市场已经基本白左化，否则第三类反对就只能用更多论证的方式加以反对，智商门槛难以降低，楼梯就很难搭出来（有阶梯也能让本来就智商达标的人感觉更舒适，不是说一定是临界者才需要）。简单来说，在欧神或者桃军师下面的写的比较长的“第三类反对”的反对者，其思考到得出结果的时间不会长于3秒，远低于实际的文字输入的时间，而正能量下更可能是思考时间大于文字输入时间。
当然，要想在这一块变成“纯清洁产业”是不可能的，就算是创造了另外一种“道德超市”那也只是另一种毒鸡汤而已——正能量文章本身也可以服务于已经喝下毒鸡汤的人，比如说白左看了正能量的东西以后反而更加“想着大饼从天而降”。也就是说，也许喝下毒鸡汤的人数可能降低，但已经喝了的人却毒性更强了。这很像什么？这很像抗氧化剂与抗癌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氧化作用下会产生大量自由基，自由基会破坏细胞核内的遗传系统从而加大癌细胞产生的概率。之前的研究人员觉得，只要能够增多抗氧化剂就可以降低癌症的发生率，于是他们进行了对比试验。结果大大出乎预料：大量的抗氧化剂非但没有降低癌症的发生率，反而还大大提升了癌症发生率，甚至加大了癌症扩散的速度与严重程度。在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原来细胞的抗癌机制也于自由基有关，正常细胞在对抗癌变与标定癌细胞（发出警报）也是利用特定的自由基，细胞会加大相应自由基的产出，最终呼叫到杀手细胞来毁灭整个失常的细胞工厂。这个过程可以在非常细微的层面上进行，癌症扩散的时候周围的细胞也会发出警报，无论这个病灶有多小。如果过度加大抗氧化剂在体内的含量，那么也会降低免疫系统获得早期预警的能力。
各位看，这和正能量与毒鸡汤的关系多么相似？正能量就是抗氧化剂，毒鸡汤就是自由基。
在身强力壮的进步时期，就可以提高自由基产生的总量，但是也不可以无节制增高——快速长身体和更可能发生冲突的时期（比如青壮年）用于提高竞争力。当然，这在生物体上也会带来后果，比如说衰老速度加快。可是对于一种生物来说，它在其生态位内是需要竞争力的——海龟之所以活的比人类长，是因为它在其生态位内竞争比较缓和，也没太多动物想吃海，它就不需要快速加强战斗力，活的久一点反而能找到更多的繁殖机会。人类的竞争激烈许多，尤其是青年时期。这样，人类的生殖高峰和战斗力高峰的重叠也就不奇怪了——当然，这之后就必须付出代价。年轻时很有男人味，威武雄壮的男人的寿命明显低于娘一些的男人——排除男人味强的人带来的更高战斗伤亡之后。男人味强的人年老时疾病平均来看更多，老化速度更快。但是他们在青壮年期更容易有更多的配偶，有更多的交配机会；而更娘的人更难有配偶，不过盯着一个女人繁殖，他也有不错的繁殖率。食物多的时候，男人味强的有更大优势；食物短缺时，娘炮男更有优势。
对于一个组织也是一样，食物多的时候领导一般下巴更宽，更加“国字脸”；食物较少时领导就容易是圆脸。一个基本运行正常的组织，都有这样的倾向——各位可以把现在各国元首的照片拉出来看看，然后结合一下他们国家的情况。然后我们可以发现，只要是有民选相关内容或运行稳定的组织，大体上还是符合上述规律的。不符合规律当然也有，有两个。1：运行不正常，领导机关已经失能，被中层隔离或者失去管理必要——失能的为了保持自己小范围的统治，必然需要一个更加残暴的领导者，这就容易是国字脸（当然这要和他们所在的种群本身的平均男人味程度进行对比，这里就取领导团队内平均的下颚骨宽度即可）。2：同类组织斗争或战争迫近，这个时候无论是失能还是继续保持正常运作，都需要攻击性更强的人。
竞争态势和环境是很重要的。落后的帝制能够在它的历史时代维持很长的寿命，但是在今日就很快会被竞争杀死或者成为一个宠物（特殊情况除外）。内部竞争越激烈+食物链位置越低的生物，寿命一般也越短。
也许你会觉得：哦！但是不对啊，看看我们国家……如果说战争迫近或者“提高福利”，一般来说都是“上层收拢力量”，领导人普遍变得更加有男人味，市场自由度下降。
在没有外敌直接压力时，别的国家通常都是“市场自由程度提高”就越来越娘；集中程度提高时越来越汉子。
有两个国家是例外，他们和别人是反过来的。1：印度。2：中国。
个人推测原因：这两个国家稳定历史很长，已经形成了很多稳定系统。“男人味”的最大行为特征是激进，而激进对应的最大特征是“改变既定策略或尝试新策略”。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高度人口密集的管理方式还相对陌生，原来的国家管理规模也比较小，没有形成很多有效的既定策略，这个时候要想找出策略就必须用“自由”的方法去尝试并搜集经验。对于这些国家“自由找办法”才是常态化要求，是“不用被改变的策略”。为了维护这一策略，保持自由时改变较少，因而倾向于“更娘”，改变这一策略反而会更“男人味”。（当然如果这个国家里面组织策略分为两个泾渭分明的派系的话，就更容易产生意外，这只是一种倾向，并不是绝对的）。
对于已经有长期稳定经验的国家来说，收拢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反而是需要改变系统会更加激烈（当然，市场收拢还是自由也只是一个方面，比如说如果旧系统失能比较明显，不改的阻力大于改，那么继续支持旧系统的人的下颚骨就容易宽一些，因为这个时候不狠活不下去）。大家也发现了：这似乎和那个人的个人竞争套路很有关系，能打全局大战的领袖可能反而容易是“文质彬彬”的人——因为全局大战对于超大规模系统来说最困难的是让这个系统的各个部分协调的投入战争，狠并不能解决超大系统的协调问题。在中国和印度，怒眼圆睁反而成了小策略，咧嘴笑着的眯眯眼才是真正的怪物——在小规模组织或者正在由小变大还没有适应的组织里，这种情况反而刚好是反过来的。这一点甚至能从商业公司的领导者身上察觉到类似的现象，只是由于国家系统远大于商业公司，“招聘”策略的改变也远大于商业公司，所以国家级此类改变可能要经历上百甚至数百年才能渐变过来，而且最好能不断的受到一些攻击来促使其诞生这样的“永久性常规独立应急系统”，紧急预案常态化以后就不需要瞪铜铃大的眼睛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之前加上了：系统大体还有效并有一定民选系统时效果较为明显。因为这个人奉行的策略，大致上还是会和自己本身的竞争策略有一定关联（无论这个人多么理智）。在系统有效时，领导人的脾气和社会客观需要自然也容易贴近，这也必然说明上中下信息搜集与分析渠道处于正常范围，也没有出现民粹压倒精英或精英开始收缩控制范围的情况。
集中管理相对更容易维持与经验更加有效的特点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优势。当“市场自由”创造出更多“自由基”（道德超市越来越多）的时候，由于已经灌下毒鸡汤的人是无法因为理性经济动机而复原的（至少速度不够）。所以市场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又或者说通过市场解决时，其组织在波动中已经失去了整体竞争优势——必须被动的等着人死，而且这些人已经被商业机器培养成“全组织功能”了，所以“毒鸡汤患者”数量越来越多以后，就会真的有对抗能力（在组织机器别的部分还可以运行的情况下，这些人可以联合起来要求吸血）。
其实大家一想就能明白：第四类人和第三类人是不同的。怎么说呢，第四类人更倾向于“打土豪分田地”。第三类人其实不是，第三类人在“道德超市”得以保全的情况下，其实就是支持者——道德其实就是塑造了一种价值观，跳过了其中一些利益推导，这样就能够降低培养与传播的中间成本……什么意思？说白了，第三类人就是“自由派”制造出来服务于原有自由系统的子系统（比如公司）的一种运算逻辑缺省后的一种产品。或者更简单的说：第三类人就是自由派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是一种类似自动机器人的东西（简化运算逻辑，有利于扩增产能并扩张）。这些产品在生产上是生产机器，对抗的时候就是士兵，是一种耕战体系。
不过，在生产这些工具的过程中，不同的“自由生产组织”用不同等级与需求的道德系统封装在这些人的软件中。但麻烦的是：人类这玩意儿和电脑可不一样，一部分软件装上去以后就很难卸载，但是这些软件安装起来比较轻松又能完成基本功能，于是就内置在原装系统里面了。这就和“国行正品手机内置广告比水货机还多”是一回事。结果就是，这玩意儿会有一个“可卸载”的比例——而且当不能卸载的越来越多以后，这些电脑之间互相联系其实会变得方便，虽然这个软件没有半点卵用但还是在后台吃系统资源，联网越多就越吃资源。
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不管是自由派还是建制派，本身都是在一个自动化程度不足的工业化社会中，这就意味着各个组织都不需要大部分人具备判断能力——很多时候生产机器具有识别能力只是因为更好的低技能生产工序还处于开发中而已。自由派运行的久了，其中很多系统也开始找到了规律，那么次级组织为了提高效率自然也会开发出更多的低技能生产模式，而低技能生产模式必然要求每个生产机械本身的生产成本更精简。这些精简的生产机械由于被封装好了既定软件，而且只需要服务于另一个无判断力的另一生产机械，这个时候就“不再要求这一生产机械理解上层决策体的基本运行方式（其实过了初期就不用了）”，发展到一定程度，甚至连支持决策体的具体决策都已经不再需要了——不支持也能完成其生产功能了，而且大多数时候决策体是不需要让下面的人知道其具体决策的，而且还能够通过他们已经安装好的道德软件去篡改这些决策的意义与决策过程，使得这些决策可以符合“道德超市”。问题只有一个：不同的组织的不同的道德超市是非统一的，也不可能统一的。在预置软件太多难以卸载的情况下，就会产生冲突，而这些机器会把它们的运行协议用弹窗一起跳出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欧神和桃军师有关文章下面跳出那种超过50字的道德谴责评论的背后原因。
这些谴责背后是没有逻辑与分析过程的的。这只是一个通讯协议或者操作协议的“弹窗”而已。类似于“您插入的USB设备无法识别”这样的弹窗提示。这很正常，就好像单机软件大部分都不能安装在服务器上是一个道理——在建立初期，普通PC也可以做成服务器，但是随着网络系统越来越成熟，服务器和家用电脑就会产生分化。服务器的可定制性比PC强得多。
第四类则是“集中派”的产品（或者说守序邪恶的产品），由于是敌对阵营，所以重要的是反对和压制。第三类人的反对，用的是“不正确”来压制，而第四类人是希望看到对方实质的不好结果。
对，这就是“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区别。内部矛盾是会讲道理的，就算这个道理差的很远；敌我矛盾是不讲道理只讲结果的。
所以第三类人才会说欧神“三观不正，这样不对”，第四类人则是“哈哈哈哈，你离婚了”。
怎么证明这个区别？我个人是“集中派”的，也就是倾向于集中管理系统。所以只要是有耐心看到这里并且反对的人，会有两种反应。
1：这么做太邪恶了，这样是不对的，把人当机器可以随便消耗，三观不正！！！2：傻逼！这种做法肯定失控的，肯定不会是这个原因才这么做的，这些政策是因为xxx的原因！！
第一种人就是“集中派”机器的生产资料。第二种人就是“自由派”机器的生产资料。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我在这篇文章里，上面那些内容都说了，但是从现在这儿开始把桃军师和欧神大骂一顿。那么原来文章评论里的第三类人在骂我时会变成第四类人——毕竟桃军师只是说“你们这样搞搞没用”，我这边已经说“特定生产批次的回收拆解与销毁”了。第四类人十有八九也不会支持上面的内容，说我“三观不正”——桃军师下面的四类人会变成骂这个的三类人。
你看，这其实就是“屁股在哪儿”的内在含义——就算中间过程都违背一群人的意愿，但是不同的生产结构的某些核心是会遗传下去的，所以就算同样是反对者，但是他们的屁股却坐在不同的地方。记住上面说的：能用道德超市，其实是原有的各种生产决策者安装好的预置软件，如果没有安装的话就没办法使用道德超市。
道德超市开多少，就是内置广告软件有多少。而屁股在哪儿就是系统差异带来的不同。前者是腾讯手机管家与360手机管家的区别；后者是IOS系统与安卓系统的差异。腾讯手机管家和360手机管家会用“好不好”来作为掐架核心，但系统之间就只存在你死我活的市场占有率差距了。同系统内，只要手段和阶段性目标看起来一致就不会有冲突；系统和系统之间哪怕手段和阶段性目标一致也会有冲突，甚至有时候冲突反而更大（势均力敌的时候会变成争夺，这个时候如果阶段性目标趋于一致，那么战斗方法反而是最不择手段的。这就是所谓的“不可协调的矛盾”。）。
至于“原因不是xxx，你说错了”这样的说法本身就表达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归根结底不是具体手段与客观目标的差异，而是对于客观事物发展因果认识的差异。
当然，各位回想一下，桃军师的对于“县状元”高估，教育在实际中的效果被高估。如果放到我这一篇里，会是一种什么“预期”呢？很简单“除了教育以外还有别的办法，就算是被灌下鸡汤的也没关系”（附带意思：由于自身造成的毒鸡汤可以被市场平复，或进行市场调节）。
桃军师对于这个问题的意思大约是：问题能被修复，污染不大，还方便了一部分人爬智商阶梯。相信市场的调节能力，市场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失灵。就算毒鸡汤真的不可逆，那么大家发现到这个情况以后对这一问题投入的解决资源和收益都会更大，那么这个东西就能被开发出来。
而我的意思是：没必要修复这个问题，哪怕增大一些问题都应该降低群体标定难度，降低回收与销毁成本是服务于调控。市场在这个问题上会失灵，应该要用计划的方式。毒鸡汤是不可逆的，大家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即便投入解决资源，也会被毒鸡汤群体联合抵制，而且人类对于人类本能联合的理解很少，可预见的未来即便能够投入大量资源也无法开发出绕过这一限制的管理方式或生物改造及机械替代技术。
说的更简单一点，如果我和桃军师都是皇上的话。
桃军师。“皇上不好啦！xx贪的厉害。”“我知道，看看他有没有对工作造成影响。”“可是他下面还有很多人也……”“这是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什么呀？皇上。”“我们只要防止贪的人拥兵自重即可，然后通过市场选定下一次的管理者。那么这些人也不会贪的过度破坏掉自己的存在环境，只要他是个聪明人就不至于犯这个糊涂。他们开发出的新经验也会有用。”
肛锯。“皇上不好啦！xx贪的厉害！”“那就杀了吧。”“可是他下面还有很多人也……”“那就都杀了吧。”“为什么呀？皇上。”“这么多人有钱，有一些拥兵自重的风险，或者会有自己的队伍。也不能保证他们自己能够开发出适应自己环境的管理方式。既然宫里已经有了现成的可在一定时期内运用的经验，那么即便新的管理模式开发速度降低一些也没关系，应该着眼于现在的风险，立即从物理上排除掉他们更可靠。”
现代社会，文武冲突依旧存在，但是比以前可能可以多一个“文理冲突”。
冲突有很多原因造成，但它一定有“阵营”，有阵营就一定有“体系”，有“体系”就一定有“特异性”。既然有“特异性”，那就会和病原体或特定细胞一样是可以识别的，特异性越强，可识别度就越高——对手更容易识别它，它也更容易识别自己人。
在以前，由于生产模式的单一和生产组织的简单，所以基本上只需要在上层组织结构中完成“文武平衡”就可以保持基本稳定。但是现代生产模式更加复杂，生产组织更加复杂，却要求生产个体变得更加简单和专业（优势单一），这样说到底会减少除了专业范围以外的判断与决策的实践。这种特征也创造出了特异性。文科系统一旦投入工作，在一般工作上，其工作履历延续的重要性要比理科强得多。文科生越是在初始阶段更多的投入管理与勤务等，这些本质上属于“内部信息传递与分配”的工作是有很强的时代性的——大部分此类工作一旦脱离两三年再回去，那么很多知识就必须从头开始实践验证。注意，不是学习，是实践验证。当时间延续更久以后，直接使用新的年轻人的成本还会比用没有绝对现成优势的更老的人更划算。理科虽然也需要持续学习，甚至比文科平均来看更需要持续学习，但知识相对文科来说“实践是否能产生成果”的不确定性比较小。对于生产组织来说，就是投入的资源对应的效益更容易预估一些——而这反过来又很大程度的增强了“老技术员”相对于“新技术员”的价值。
简单来说，就是技术型工作即便脱离最先进的技术两三年，除了少数发展特别快的行业以外，大部分老技术人员依旧能够在不长的适应于培养周期后发挥出足够的效能，其经验对于新技术人员来说依然具有相当的优势。
从这里不难看出，如果我们对一个社会机体同样注射“化疗”药物，对现代社会的不同分工大类的人有很大差异——当然，长期来看无节制的注射最终也会破坏到除了目标群体以外的全体。但是，这种破坏是有“敏感度”差异的，直接体现的就是感受到冲击的时间差。比方说，这次消费降J，最有感觉的其实是“信息传递”部分的人——如果我们做个统计的话，那么前文科生的收入降低和预期降低应该是超过前理科生的。也就是说，中间有一个“时间差”，打好这个时间差就能平复或缩小波动。
对于“信息传递”类型者的攻击，可以最大程度的排除已经被“毒鸡汤不可逆”的群体，而且可以大大降低其传播威胁——这类工作的人就算无法理解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大量技能也是有利于他们散播毒鸡汤的。这种“二道贩子毒鸡汤”和桃军师的“生产中的污染”是不同的，这种二道贩子毒鸡汤就是纯粹的毒鸡汤，并没有产出——这就好像“桃军师工厂”生产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硫化物，这些硫化物会污染环境，但损害有限且工厂有产出。但是这些硫化物和大气中的水蒸气结合之后，就可能产生酸雨，酸雨的破坏性远比硫化物本身更大，防护与清理也远比固态硫废物要难得多（更别说回收再利用了，酸雨中的硫化物根本没有回收的必要，现有技术下回收成本远大于重新开硫矿）。
如果生产工序还未进步，使用普通的液态反应，那么必然会产生一部分极易挥发的硫化物。遏制这样的排放的额外技术投入会很大，进行限制即便是有必要的也会耗费巨大且更难以奏效，耗费更大也可能使自己的化工产业失去优势。但是如果技术进步了，就好像现在一些化工厂已经开始使用固态反应技术，也就是将需要反应的物质变成极小颗粒，这样反应物接触的表面积就大大增加，可以在可接受的情况下完成反应过程。显而易见，这就大量减少了溶剂废液的排放量，挥发性污染物也就少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避免大气硫污染就只需要监察他们是否胡乱倾倒固态废物就可以了——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环保，支持的会看到这样的监察在成本较低的同时解决了很多问题，而对于反对者来说至少损失也有限。
而“文理区分”在实际长期工作中的差异越来越大，本身也是社会技术进步带来的综合结果。这就好像固态反应技术的开发大部分利益动机并不是环保，而是为了节约能源与溶剂费用。它的诞生也不完全是因为化工领域的功劳，大部分功劳还要归功于基础科学与其他领域技术进步的成果，比如说耐腐蚀材料以及粉碎效果更好的机器，这些综合技术才让固态反应变得可行。如果没有这些综合的其他方面的进步，那么化工厂也绝不可能开发的出多领域实用的固态反应技术。这些周边技术的开发起初当然也不清楚自己在化工领域的前景。
我们在社会管理领域与管理技术方面的进步也是一样，这是很难预期的进步——它一定会发生，但是如果这件事如果估计需要有大量周边巧合与试验同时成功的情况下才能完成，那就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了，否则就有可能发生整体崩盘的情况发生，尤其是在面对全面且含有暴力竞争可能的对手的情况下。更别说已经有人发病时间更长更重的人，他们正在拼命找疗法。他们如果先找到了，那么发病更晚的人即便体况有区别，也可以获得治疗思路，大大减小实验治疗的风险。在我们体况更好的时候保持自身稳定，让这些人冒险去开发，等他们开发成功以后我们再进行优势跟进是更保险的策略——如果对方到很严重的程度，投入了很多资源还没有开发出有效疗法最终病死了，那么我们也能明白这个疾病的后果。这就好像大家都是“潜在癌症病人”，只是有些人只有一点点早期症状，有些是中期，有些晚期，他们都得投入自己的力量去治疗癌症甚至研究癌症药物。虽然都是同样的癌症，但是晚期的人自然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拯救自己的性命。如果成功了，那么这个药物也可以用于中期和早期。如果这个人翘辫子了，那么中期的人也可以继续开发，或者直接开刀——损伤更大，但是可以延长寿命，运气好的直接就治好了。至于早期病人，那么直接开个刀就行了，虽然以后还是有患癌机会，但是中期的那个老兄还在拿自己的性命趟地雷呢。
鉴于文理科的当前的特异性和长期工作特性，对文科进行手术摘除的成本较低，而且文科方面癌细胞破坏潜力大于理科癌细胞。开刀有损，但能控制病情。在特异性强的时候也可以利用更多的方式去限制和控制这些人。比如说当经济更加走向高科技基础建设时，由于理科收入长期稳定性的增加，这些人在贷款等诸多金融领域就更有保障。此外还有养老，医疗保险，商业保险等等差异，而且还能够相对容易的区分“生产批次”。
环环相扣以后，就能够有效的对特定批次与类型的大群体进行集中回收或可控可预测的销毁工作。
要记得：如果放任这些人继续生存，那么可能会让更多人在心理上陷入停滞，就和那些小白鼠一样。人类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他不仅有用，而且还是一种可再生资源，稍稍浪费一点没有什么问题——冒着让更多可再生资源变成不可再生资源的风险，去期待全员变成不可再生资源以前开发出新技术来解决问题……这也许在“尝试机会”无限多的情况下效率的确比较高，但是对于一个种群来说灭绝的机会只有一次。
这就好比你正在和隔壁村竞争，你们的竞争也有可能变成死磕。你村里生了一种怪病，得病的人会不孕不育，而且这个毛病还是可以传染的。你打听到隔壁村也有这个毛病，而且传染的还更厉害。
如果你的村卫生所不能够低成本的检察出这个毛病，那你采取隔离措施也就不可能了，因为你连“高度疑似病患”都找不到。不过幸好，你发现这个疾病似乎和村里的农家肥有关系——密切接触农家肥生产以及经销农家肥的人似乎特别容易得病。你不能取消农家肥生产，不然全村都得饿死。
但如果你的村结构刚好是南边和北边有较大区隔，而且你发现绝大多数病患都是南村的，而且南村的传染性明显更强，并且你还发现了很多患病者其他特征。然后你发现隔壁村原来也有区隔，然后他们进行了南北村解药的联合研发——你发现他们的研发效率看上去似乎是提高了，而且整个村效率也因为通力合作而有所提高。但是，隔壁村的行为造成了这一疾病在全村的广泛传播，而这种疾病仍然没有很好的检测机制，并且很多患者已经是这村有头有脸的人物，甚至已经有了武器……
那么，在当前的情况下，你和隔壁村“联合研制解药”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在联合研发可能的情况下，你还应不应该对南村进行隔离封锁并进行登记与定期消毒？
如果对方村进行数十年的联合研制，效率已经达到了接近他们村整体研制下的最高水平，但是解药仍然没有开发完成，甚至发生了患者对检验措施研制的破坏呢？甚至这种疾病会影响到脑神经系统，以至于几乎已经可以绝对确定的患者集结起来联合声明“研发解药是对我们群体的歧视”呢？
虽然你村的解药开发还有可能通过“全村联合研制”并成功，但不可否认，这种疾病恐怕大概率是因为其病因复杂到超过本村各种基础的极限了。
那么这个时候，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可以明白，最好的方法不是“减少歧视，减少南北村差异”，而是应该强化南北村区别，进行隔离检疫。对于绝对已经患病的则应该集中处置。对于那些传播能力特别强的，比如说一个几乎可以确定染病又会到处跑的报童，那就应该想办法让他不能到处乱跑。在必要的情况下，就必须考虑对患病群体的最终处理工作了。当然为了稳定情绪+控制事态，可能村长不能也不应该带着一批人上去把这些病人干了，而且万一病人发现危险到处乱跑，这可能造成传染扩散——而他们团结起来的话甚至有可能让计划失败。所以这个时候必须使用较为长期的计划，找出这些患病者的特征——比如说这些人因为肯定不会怀孕所以喜欢搞搞搞。事实上，这也是传染性不孕不育症患者对这种疾病不太在意的原因之一，因为得了这种病从某种程度上还挺爽的，而病患中传播的享乐文化让这种“爽”被更加正当化。
你可以开一个妓院到村口水坝旁边去，这个妓院以不戴套为核心服务内容（你可以指挥村里给予这些妓女不戴套服务补贴）。病患自然开始向村口水坝方面集中。过去的人虽然不一定是病患，但他们至少已经和病患发生了密切接触。
日子平静的过着，病患该种地的种地，该嫖的嫖，日子过得也还算舒坦就不需要太闹腾。
万万没想到，在一个月黑风高，大雨倾盆的晚上，大坝裂了一个小口子。
这造成了一场不幸的灾难，我们永远缅怀在这场灾难中死去的乡亲——但是为了生物危害防治，他们的日记之类的随身物品都在生物安全等级较高的村疾控中心保管，疾控中心会继续研发解药以应对未来可能再次发生的疫情。
在我看来：白左病绝不是一种“决策与思考方式的错误”，这种疾病更类似于真正生理上的疾病——生病的人是不能自己选择自己什么时候好了的，疾病并不存在可由患者选择的退出机制（尤其是在无特效疗法的情况下）。
所以对于它的处理方式当然不能通过纯经济策略和经济方法，而是应该当作一种实际的疫情进行处理。可以将其称呼为“获得性习得性无助综合症”。这种疾病有血清和疫苗。由于整体技术有限，这些血清和疫苗还不能合成或在其他动物上制备。要想制造血清与疫苗必须从患者身上获取，一针血清需要抽取2个患者的血液，一根疫苗也需要1个患者的血液，这使得全面普及疫苗和血清疗法变得不切实际。尽管可以靠“大家都抽一点点血”来避免抽死一个人的问题，但是一方面产量不够，另一方面患者会试图避免哪怕被抽一点点血，反而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病患身份，对外谎称自己是因为别的原因才没有生孩子，而不是因为得了传染性不孕不育（现实中白左在面对较大压力时，就会拿一些特定的理论或道德来作为掩盖物）。给这些人抽血补贴也是不可能的，一旦这么做会迅速的将这些人拧成一个利益集团，而且因为对未患病者来说这种疫苗和血清是救命的——这就会造成患病者抱团并坐地起价，这个价格就算是市场均衡价，也会导致病患的财富大量增加，而这又增加了一个患病后不仅不用带套而且有钱的群体buff，这会让很多没患病的人觉得患病没什么甚至更好。病患有钱而且人数变多以后，他们不仅有财力和自保的力量，甚至他们也有机会形成了自己内部的管理系统，这个管理知识很多还是在正常学校里就能学到的。这些病人有钱起来不仅让别人羡慕，他们还有闲钱“周游全村”，还特别会炫耀自己得病以后多牛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体对这一疾病的了解能力还在技术上有比较遥远限制的时候，不可能通过“市场”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就算明朝搞了100%市场经济，他们也不可能在100年内登陆月球。如果有一场巨大的流行病爆发，就算御医齐上阵而且资源配置最优化也不可能遏制病情——如果是传播能力强，潜伏期长，最终致命性极高的疾病，那大明可就危险了。
我们现在才刚刚搞了大脑2.0项目，而且还发现大脑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许多，心理学大大发展的同时也发现了解决很多哪怕是简单的问题都“恐怕遥遥无期”，那么对于这种“获得性习得性无助综合症”的复杂疾病就更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解决——研究与治疗资源最优配置也不可能在灭绝前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追求虚无缥缈的“市场最优配置，完成解药研制”，或者期待“教育方式或社会进步能让这种疾病的产生和传播失效”。我前文也说了，这种疾病是我们现代生存下去所产生的生产模式的次生物，我们不能抛弃现有生产模式，可预见的未来的生产模式也很可能不能解决这种疾病。而病患又有传染能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要冒50年内有相当概率灭绝的风险，现在就废弃此病疾控，冒险研发200年后的技术水平才有较大可能研发出的解药？
当然不能！甚至哪怕付出一些其余代价都不能冒这种风险——最早流行起来是因为对疾病不了解导致传染源扩散，后期难以控制。这是教训，不是“解决方案”。
而由于这种疾病是现代生产模式下必然的次生物，所以感染群体就算一次性完全消除了，很快也会有新病人出现。唯一控制病情的方法，就是让病人不能够完全的自行运作。就像现代军队必须和经济进行隔离，让其不能自己养活自己一样。另一方面，就是尽可能减小病人的总数。传染是指数型增长的，这种行为并不是经济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生理心理系统有一些不适应现代社会的缺陷，可以理解为一种遗传易感性疾病。所以无法单纯依靠市场与经济行为在能保证生存的条件下解决——不惜代价倒是可以解决，但目前来看，这等于现代生产系统的瓦解。如果放弃现代生产系统，就算你的群体因此避免了被疾病直接毁灭，但正在毁灭却依然拥有现代生产系统的种群将会在他们毁灭以前把你给灭了。
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在每次疾病产生后，在扩散到无法遏制以前，处置成本合适以后执行周期性清理。太早处置时误伤率占比高，得不偿失（因为疾病定位不可能很精准，而且清除掉疑似病患时至少也会顺带让他周围的人失去这个人的利益）；太晚就会导致波动太大甚至来不及遏制。
我们如果能预先有所准备，提供相对“不适应实际社会”的教育内容，虽然这降低了效率。但是在“同一无用知识起跑线”起跑，不仅可以延缓患病者具备真实组织能力的时间，更关键的是能通过他们“领悟”的速度与方式来侦测可能的患病情况——这种数据的解读，也许和通过运输流量与速度来进行流行病学预估是有类似之处的。只有这样，才能较好的找到一个不是太早也不是太晚的清理时机，而且由于事先进行了明显的标记，所以预估这些人的感染也会更加容易，更好的制定更具有效率的回收与销毁计划。两者一结合，成本上可以接受的清理计划才有可能得以有效实施。
这种计划执行好了，那么随着对方的“联合式市场开发解药”导致的疾病扩散而带来的整体效率降低，我们最终可以总体的保持对这些患病率越来越高的群体的效率优势。
当然，这里我们也可以想一些事情。1：要跟着组织的大方向大号召走。2：有些支持可能就是“妓院招标”。3：转换期可能就是“靶向药更换周期”。比如说90年代公众领域卖国（或者说破话）生意好做，现在公众领域爱国生意开始越来越好做。（我们也可以发现，卖国生意好做时文科特赚，爱国生意则对理科有利——大家想一想两种工作的长期竞争力延续的不同特性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和爱国与卖国生意有关了。这和中国改开以来的快速发展并没有什么关系，这玩意儿到目前为止还是以30年为周期，想想上上个30年我们什么生意最好做。另外似乎美国在越战前也有这个倾向，但是后来可能因为社会管理体系过于老化不适应现代环境，这一有计划的周期被打断。）。4：既然病患会被限制其组织能力，但他们有组织才能集中，而组织者或者意见领袖当然因为病患的限制而不能是病患群体本身——妓院老板必须是正常人。5：在难以精确定位的情况下，大坝意外缺口时，妓院老板是不会被撤出的，这是可以接受的附带损伤——鉴于疾病失控后果的严重性，附带损伤的容忍范围不会也不应该很小。事实上如果有人试图减小容忍范围则应该对其加以关注，以免是他利用患病群体获利，所以为其打掩护（当然，了解这些人也有助于了解疾病的传染程度和影响力）。6：从第五条可知，妓院老板是肯定逃不掉被一起淹死的命的，但这不代表有正面生产力的毒鸡汤就一定不会受害，转换时期必然是旧方式重新启用的适应期，此时误伤率会非常高——就算靶向药的针对性再好，在身体习惯药物以前，化疗药物的头几次不适感还是会最强。我们不能治愈一个疾病的原因，大多数时候是对这个疾病还没有非常深刻且全面的了解。这个时候治疗的“针对性”也只是相对而言的，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提高命中概率后的范围杀伤——就算是降低附带损伤的小直径精确制导炸弹，它说到底还是炸弹，不是解救人质的狙击枪。因此所有“和妓院老板可能有关或者有排污相似性的”东西都有可能被弹片波及。对，我知道某著名女微博主账号被全体咔咔咔是一种对市场与商业自由的侵犯……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做就一定弊大于利。黑死病在对岸暴发，关闭海岸当然对经济有负面影响，而且肯定也有很多人会反对关闭，甚至从经济上的风险收益比的角度来看这甚至真的可能划算——但如果成功阻止了关闭海港，那么所有人都要冒着大规模全灭的风险，是有导致一座城市的彻底毁灭的可能的，而暂时关闭海港降低风险并不会让这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一定丢失。这并不匪夷所思，这件事在历史上发生过，有很多城市在商人的压力下无法选择关闭港口——是，“万全准备”是做了，但是按照当时的技术与认知条件，他们的治疗措施收效有限，一旦让黑死病进来并且在市内多个地点哪怕极小范围的传播，直接后果就是全城死绝。只有那些做到严格且从经济上看“危害很大”的措施的港口，才更好的生存了下来——比如说船员隔离，全船消毒。隔离中船员如果有人发病，全员都死在里面（不赶走，因为他们可能物资不够多或者已经惊慌失措，然后找个附近的地方搁浅登陆，然后就把疾病到附近了）。很显然，某个女微博知名博主，本身排污量就很大很大——甚至可以说，她就是那个竞标成功去当了妓院老板的人。为了周期性扑灭效果，妓院当然要放在离水坝最近的位置上，这样才能尽可能确保患者在妓院附近分布的密度，有利于患病最重且患病率最高的人尽可能密集的居住在妓院（水坝）附近。这样洪水的杀伤能力就正好和高患病率与疾病传播效率产生更高度的正相关性。那位女微博主，就是被“意外决堤”时，水坝上面先脱落的一些碎石砸中了——这也正好确定一下缺口的位置是不是正确。碎石砸在地上叮当作响本身恐怕也是一种“仁慈”，因为能在妓院附近承担真实运行职能和有知识的人，更可能是正常人或是非杀伤目标人士。这些人因为管控与制造而更接近水坝。我就冒犯的用水库举例好了。比如说桃军师的说法与欧神的晒SB行为本身其实是一种“把污水管子伸到水坝那儿去，反正这些人已经生病了，让他们病的更厉害也无所谓了，再说他们也不讨厌生SB病”。但问题在于，污水管子既然能伸过去，那么就算工厂建的离水坝还挺远，生产产品也不是sb也可能受到决堤的波及。因为“意外决堤”的时候肯定有很大的水压，不然意外就不够大，就算大水没直接冲到水库工厂，排污管里面剩下的污水肯定也会因为水压而发生暂时的倒灌喷射，这样不仅会让工厂设备受损，甚至可能会造成额外的损失。污水管肯定是通向水位比较低的地方，比如说大坝附近——很可能就在享乐妓院旁边，因为这能最大程度的减少附带污染，对工厂排污也有利。关键的是，这样妓院老板被砸死的消息，也更容易传播给工厂老板，让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愿意暂时停工。无论工厂老板是暂时停工还是被奇怪的贴了暂时的封条，或者是被环保部门突然抽检，总之只要工厂把排污管装上单向阀或者至少让工厂里面没人，后续附带损失就都会降低——这就可以让工厂服务于下一个30年的发展方式了，毕竟这些工厂的设备，老市场，老工人都保留了下来。
啥？那以后怎么办？北村那边没有河也没有大坝啊。不慌，到时候挖一条人工水渠，再用它做核电站的冷却水池。等北村这边病多了，核电站突发意外事故就行了，南村那边到时候也恢复正常了。哦对了，这个冷却水渠村里会修的宽一点，工厂还能继续生产，大家只需要出一个污水管改道费就行了。改道工程的施工范围会下达通知的，各位先准备一下材料，联系好工人。注意啊，尽量用北村的工人。不得已用南村这边的人，也不要把靠近妓院区的人带过来啊。哦对了，会开得太长，做个总结。之前得用难听话里面藏好东西，现在得在好听话里面藏破东西。说实话区别也不大。大家领会精神就好，毕竟老夫也不是什么恶魔。哦对了，最近大家可能看到天上有手飘来飘去，不用害怕，不管是天使的手还是恶魔的手，他们两位都是在下棋。再说了，不信邪不信神才对嘛。
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问题？OK，时间也差不多了。疾控中心那边要对妓院区做最后的历史病例采样，大家散会吧。哎呀，这篇文章放在哪个分类好呢？这么魔幻现实的话，就放在“星座占卜”里面好啦。好像没毛病啊，大家说呢？水库论坛是一个职业炒房论坛！一套房子，成了贫富之间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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