肛锯：量子波动速读/贵族精神训练/三勒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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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波动速读/贵族精神训练/三勒浆
肛门里拉出个电锯
首先抱怨一下：靠！我写了接近40篇的黎巴嫩观察不能发！（不是欧神这儿不能发，是我这儿的人不让发。直接给没收了，操！妈逼啊，不讲道理啊）
大家看到这个标题，一定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吧？
如果没注意新闻的话，我就简略地说一下这三个东西是什么。
1：量子波动速读，是最近出现的一种培训班。
反正就是类似于原来的“集天地灵气，打通宇宙能量”之类的玩意儿，能让小孩子瞬间记下一本书。
我说的瞬间是真的瞬间，连书都不用看的，拿书对脸扇风，书的内容就飞进脑子里了。
很神奇吧？
2：贵族精神培训。
之前有个网红跑到英国老落魄贵族家里吃个饭，然后自己问个wifi密码，人家都得用盘子装个纸条给送上来。
然后连连夸赞英国主人的哥特式房子是“哈利波特式建筑”。然后国内还有个号称99万的贵族学习班。
哈利波特：霍格沃茨魔法学院的土木工程专业天下第一。
3：三勒浆。
年长一点的朋友应该知道，好像现在还有卖？
这是一款所谓的……学生大脑营养品？
可能更年长的读者以前还给自己买过。我以前还喝过，真恐怖。
这个东西最火的时候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几年，那年有很多打着“学生喝了就聪明”的保健品。
味道就好像……墨索里尼的屁股抹上沥青陈酿三年后撒上薄荷味的香菜熬成浓汤后加入含有鞋油的止咳糖浆。
好吧，其实也就类似于便利店卖的那种小棕色玻璃瓶装的刺激性功能糖浆饮料再浓缩3倍后加入臭袜子的味道。
那玩意儿日本人好像经常喝，真是难为他们了。
不过这里说的三勒浆只是一个代表物而已，三勒浆本身已经算厚道了，至少它没喝死过人，其他同时代的各种产品有喝死人的。
本篇文章会分为三个部分。
1：这些产品是怎么卖的，那些人为什么会买，主要的消费者是谁。
2：这些产品大部分在常规意义上都属于“骗人”产品，产品描述功能和实际效果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3：从管理层面上来说，我么是否应该政策性打击这些产品。或者说应该采用何种方式打击，是放任自流还是轻度打击，还是说要严厉打击。
我们先说第一部分。
上面说的无论是量子速读还是贵族精神，抑或是三勒浆。
主要的直接购买者只有两种人。
1：全职太太或者工作清闲的女性。
2：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外公外婆更多一些。
少数疯狂的购买者是单亲家长，女性占主体。
这些产品的经营机构的营销策略也是针对这三种人制定的，还有相应的额外方法尽量隔离男性家长——只要是为家里赚钱的人，他们都尽量隔离。
当然，这么明显的倾向性不可能是因为什么“女的这方面逻辑比较差，比较冲动”什么的能够解释的——看上去能解释一切问题的理由等于不能解释任何问题。
首先下一个结论：这些人是故意“上当”的。
就好像很多非法集资的人，他们大多数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但是一旦事情崩了或者被警察查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哭哭啼啼地说自己啥都不知道，是被骗了，是可怜巴巴的受害者。
诚然，确实有一部分人是真的受害者，纯属是因为笨。
但是这个社会里大多数人的智商和知识还不到这个程度，更何况很多此类产品一点也不便宜，消费者也没有不在乎，所以绝大多数购买这个产品的消费者不可能都是傻子。
这里就引申出一个问题。
非法集资的人知道这里面的风险还进去，他是为了钱，他是认为能够比别人更早的先撤退。但是搞这些孩子的古怪东西又不可能再造一个娃娃出来，那他们有什么理由去购买呢？
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利益从何而来”——只要有利益就会干，不管这个利益是不是直接从卖方那里得到，反正只要好处能落到那个消费者头上就可以了。
非法集资的消费者利益从集资方本身得到，但很多的东西并不是，比如说买军火就不是从军火商那儿直接得到好处，而是要用大炮干掉隔壁的老王以后才能得到好处，这个利益是从老王家里拿到的。
这些娃娃产品也是一样，这些产品的制造商不可能给家长再造个娃娃出来，也不可能让娃娃变好，但是消费这个娃娃产品的人能从别的地方捞到好处。
在这个环境中，这些消费者的好处是从自己的家庭里得到的。
我先讲讲全职太太和清闲女性。
一般来说，一个女人如果和男人结婚以后，那个男人后来并没有什么大发展，那么这些太太就相对比较少消费此类产品。
但是如果男人有了大发展或者女人在生孩子以后不工作了，那就是消费这些产品的主力军之一了。
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女人有一种不自信而导致的安全感缺乏。
这个和女人的信心和安全感有相似，有时候会重叠，但应该是不同的东西——我觉得吧，找一个女人，什么学历，文化，性格，样貌等等都要排在一个东西的后面。
那就是：自信心。
当然了，有学历有文化，性格稳定样貌出众，这些都容易让一个人有自信，但这也仅仅是有利条件而已。
信心也不能等同于安全感，安全感是综合性的，一个人可以因为生活在没有太大安全压力的情况下获得稳定的安全感，但安全要素如果同时多个发生变化或者环境背景发生很大变化，旧的安全感可能也就不能起效。
比如说一个人生活在日常环境里很有安全感，在大多数生活变化下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把他放到一个危险环境中去（比如说在印度乡下迷路了），那么这个人可能就什么行动都做不出了。
可以这么说：安全感是“有靠山”，这个靠山可能是技能，可能是背后有人，可能是有钱等等，是相信“我的能力或者实力能够涵盖足够的变动，靠山够大”；信心更类似于“我习惯应对超出一定原有实力范围内的波动”。
类似于“安全感=我登过泰山=我不怕和泰山一样高的山，而且泰山已经很高了”；“信心=我连续登了5座山，每座都比前面的高，所以我已经有了下一座山比上一座山更高的惯性”。
缺乏安全感但有信心会买什么？
缺乏信心但有安全感会买什么？
缺乏信心导致的安全感受损会买什么？
缺乏安全感导致的信心受损会买什么？
双不缺会买什么？
前四个我能回答，最后一类人我没接触过所以不知道——但至少说明了这些客户的突破口和痛点不能在这两个地方找。
但是因为篇幅所限，所以这次我只能详细说缺乏信心导致安全感受损的情况——不过只要一个明确了，其它的也就好说啦。
当然，我的水平肯定大大不如很多水库朋友，这些只是我的一些相关行业的粗浅经验而已。
缺乏信心导致安全感受损，我们套用在大多数常规家庭环境中，那大多数家庭的基础实力分配与管理时间应该是这样的。
1：男人是赚钱主力，女人赚钱少但管理时间相对多一些。
2：男人比较强调赚钱和对外能力，相对来说女性在文化上更多要求对家庭内的管理。
3：现在大多数家庭依然不能算作是纯粹的“小家庭”，因为我们的文化发展暂时还没有到达纯粹的小家庭阶段，而且可能这样也是不对的——所以即便因为工作原因而脱离了大部分亲戚，周围的新朋友也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一部分原来社会下“大家庭”中的亲戚与乡亲们的角色，至少在情感支持与某些决策信息的沟通上是这样的。
4：祖辈们往往在财务上处于劣势地位，或者财务本身已经移交和只能针对少数的孩子，但是他们的空闲时间往往比较多。
那么我们可以从信心和安全感上面分析。
1：一个家庭主要的安全感是来源于经济获得的主体，也就是男人——就算是父母有钱，但在父母对投资子女的数量较少的时候，男人的行为依然更大程度上的影响了家庭安全感。
2：女人和祖辈更多的承担了对家庭内的管理和服务性任务。
3：就算是在异地的家庭，朋友与周边的人在道义评判上依然能很大程度上的提供支持或者反对，至少在情感层面上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弱势方而言更加明显。
但是我们明白，男人和女人之间不是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在不分割的情况下也会有很多变数。
因此这里就有个“可容忍或舒适范围的变化量”。
也就是说，双方的实力差距（安全）与实力进步速率（信心）是有一个容忍范围的，而且家庭成员中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安全/绝对实力差距接受度决定了容忍数值上限。
信心/进步速率差距接受度决定了舒适数值上限。
超过安全容忍数值上限将会产生“忠诚怀疑感”——最保险的应对措施是赶紧在自己或者自己可控的东西上“堆料保值”。
相当于“现金为王”策略，或者说“拼死拼活造核弹，把自己变成茅坑里的石头”。
在家庭里，就体现为加强给自己父母买养老保险，给自己买房子，为孩子投入更多教育经费等，不断的通过立即对某些不易被夺去的东西上“堆料”。（有法律或者道德保护的东西）
在军事上就相当于加强军事技术，增加先进武器装备，必要的话甚至可以裁军。这个时候这一国家就不会到处挑事儿，先把技术和经济拉起来再说，毕竟增速上至少没有劣势
超过进步速率舒适数值上限将会产生“危机加速迫近感”——最保险的应对措施，是立即变现自己的资源化为硬实力，比如说立即花钱扩军，这个时候重视数量高于重视质量。
在家庭里，就体现为拉拢孩子，做更多外部看上去更加受人喜爱的事情，对周围更多人展现特定的“为家操碎了心”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操碎心”带来的实际效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扩充军队员额，让更多人看见自己为家操碎了心”。
这样打起来的话，就至少能用已经扩充的军队拖延别人，浪费敌人弹药或者在近距离先发制人。
在军事上就相当于加强基础装备数量，增加已有装备的部署。制造很多很多的普通坦克，一旦情况有变就把身边的欧洲给推平，这样也能拉拢一部分欧洲人加入自己的阵营，军事威胁行为会大大增加。
然后我们可以明白：两者中有一个如果差距过于巨大，迟早还是会把另一个要素给拖下水的。
那么当信心把安全感拖后腿拖爆了会怎样呢？
（当然国家层面上可以把安全感理解成为安全状态，信心理解为经济和技术增速）
那基本上这个国家或者个体就“放弃治疗”了，但是它也不会直接躺在地上等死，它还是能从现有环境中利用一些资源“苟延残喘”的。
至少能把自己的“堆料”给守住——但是它的盟友相对容易明白这个家伙不太重要。
在家庭里，这个情况就很有趣——孩子是心理弱势者的最大的盟友，但同时堆料是堆在盟友身上的。
堆在自己身上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心理弱势者更容易认为那个强权是看着自己的，不敢往自己身上或者自己父母身上堆料，还觉得自己堆料成功了也守不住。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就只有往孩子身上堆料的同时，尽量提高孩子对自己的好感，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要尽量显得好看以拉拢更多身边的人（无论亲戚还是朋友，显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好，那么“量子波动速读”这样的奇怪的教育产品有什么优势呢？
1：它不累——其实那种培训班就是大家耍耍，老师大部分就是在上面唧唧歪歪讲笑话，小孩下面随便操作几下，然后逢场作戏就行。
这样给孩子报这种培训班就不容易“得罪孩子”。
2：它有一个很常见而且很正当的目的——速读，速背，速理解。
谁都需要这个吧？所以这是一个没人可以指责的目的。
3：它比较贵，这样就算堆料效率低，但至少可以更多的向经济主体要钱，至少能削弱经济主体对自己的优势。
我们把这三个东西套用在刚才的四种人中。
也就是有安全没信心，有信心没安全，安全拖死信心，信心拖死安全。
安全没信心的，那么他就会拼命把现有实力爆发出来试图翻盘，这个时候“扩军”或者“得罪盟友”不太重要，甚至不结盟都行。
于是就把小孩拉进很艰苦的培训班里去，比如说奥数或者钢琴什么的，而且必须要考级考证，以级别和证件为最优先。
最不济也要是小提琴一类的，反正必须要难。
啥？你说为什么不让自己追？
你见过一个信心崩盘的人真正努力工作的么？都去买彩票了好么？
就算还在努力工作，一个失去了信心的管理者就只能是拼命的骂手下不给力，在旧套路上不断的逼逼，绝对不会找自己的问题的。
所以才是自己不会飞（不敢飞），所以下个蛋希望蛋能飞。
蛋飞起来了，堆料就成功了——不是盟友也没关系，因为她安全感足够，觉得孩子绝对不会真的有效的倒戈，老公也肯定会站在自己这边。
比如说药家鑫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夫妻两个人都对自己对家庭内的人的控制安全感过高了。
以为自己是白金段位，结果只是个青铜。
通常这些产品的价格有高有低，但是在同样的消费级别下，这些产品是同档次里比较贵的。
就和军火一样，军火总是很贵的，到货时间越早越好。
不安全有信心的。
不用考证或者相对不重要的，但是公众眼里比较奢侈的——但是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展示，可以很方便的带出去或者挂起来。
比如说长笛，单簧管，萨克斯，书法，绘画，二胡（二胡很难，但是很多家长并没意识到），葫芦丝等。
因为他需要强化技术，需要把东西给别人看，比起扩军更重要的是让别人知道价值。
这个时候他会照顾一下孩子的压力，照顾最近盟友的感受，一般不会选择压力极大的东西，也不会“非成功不可”。
方便给别人看是为了“打开渠道”“抓住强势方没能抓住的空隙市场”。
在强势方回到家里的时候，这也方便提醒一下强势方自己的用处，表达出自己的“增速”是挺快的，不是随便可以欺负也是没必要随便欺负的人。
很多夫妻都有工作的白领家庭属于这个范围，一些夫妻同一个公司工作的工薪阶层也很常见。
一般来说这样的产品学习的价格都不贵，是同档次里比较便宜的。
就和小商品与援助建设一样，虽然总量可能不小，但是短期内就可能有回报或者可以分批投入。
缺乏安全并且突破了底线，最终撕裂了信心的。
这些人会立即固守已有的核心防线，并且不断的要求孩子在这些部分上疯狂努力。
他们会选择那些价格较高的正规科目学习，比如说语数外。
通常会选择很贵的产品，比如说各种名师辅导。没钱的也会上一个毫无必要的作业托管班，尽管他们一直在家里，完全可以自己监督作业（便宜的作业托管班也不会教作业，而且管理很差）。
这是因为安全被撕裂是因为父母双方或者对祖辈来说，实力的绝对差距已经过于巨大，这使得对方已经放弃了增速获胜的可能。
这个时候就必须强化已有的核心利益，毕竟孩子的主要学业对于强势方来说也很重要，这是可以绝对确定的。
因此要把增速尽量集中起来，对付最重要的核心安全问题。
把自己绑在核心安全的战车上，就好像把自己绑在核电站上——如果对方出问题，那我就引爆核电站，大家同归于尽。
不过嘛，既然增速还是比安全局势好一些，所以他们并不担心较高程度的给孩子压力，可以接受较高程度的孩子反感，因为他们相信只要集中力量进行核心增速与捆绑，那还是能够保证自己的最基本安全的。
只是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变得不太舒服，不能容忍的也多了——和睦的时候还算可以，吵架会变多。
缺乏信心打穿底线，安全堡垒失守。
这个是重头戏，我会详细讲。
缺乏信心打穿底线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你打游戏，你突然几个分矿和分基地被打爆了，你的资源开采速度暴跌，你的兵造不出来了。
虽然你的对手可能兵只是比你多一点，但是他的资源都还在，而你的资源点都没了，要想恢复至少要10分钟。
在这10分钟里，对手可以多造100个兵，而你只能造10个，甚至你可能还要卖掉一些兵。
可是整场游戏的平均对战时间也只有30分钟，他哪怕只要把手头的兵都丢过来都能和你打的势均力敌——就算双方都全灭了，他也可以立即再造兵来消耗你，主动多杀你一点兵反而可以防止你偷袭翻盘。
你只能期待对方的网络或者智商掉线，否则你就输定了。
这种情况其实远远比“安全突破底线”要严重许多——安全底线突破了，只要还保持一定的利用价值，一般苟活还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是信心跌破，也就是增速跌破而且资源上还没有回旋余地的时候，那情况就严重许多了。
这人既看不到增速反超的希望，又看不到立即展开较大的突袭胜利的可能。
那么她唯一的选择就是“尽量维持现有对抗能力”“尽量维持盟友关系”“让自己表面上看起来强大一些”。
在这个时候，她必须频繁的试图联络盟友，试图用虚的东西来延缓敌人——无论是好听的口号还是各种政治正确，反正要让盟友看到自己好像在做什么有利的事情一样。
在生活中，这个人就会开始对亲戚朋友抹眼泪，说老公一天到晚不回家，说什么“忙也忙不出个什么，除了钱什么也拿不回来”之类的（当然，她可能会刻意抹掉对对方有利的，比如说不说人家赚钱回来，而且她还花的超开心）。
对于孩子，她必须表现出自己有大量的行动，去给孩子添砖加瓦做贤妻良母。
但是又不能得罪孩子，因为她知道即便把增速能力用在孩子身上……她一样也赢不了，差距还是会越拉越大。
所以这个时候孩子是否喜欢变得非常的重要，她必须让孩子感觉到自己和他在一个战壕里，至少是让孩子更少的反对。
这是一个“对外显示贤妻良母以取得道义支持和孩子喜爱的折中策略”。
那么，设计一个什么产品才合适这些人呢？
那就必须是这么一个产品：
1：从宣传上要有特征，让人一看就知道对孩子应该没这么苦。比方说什么“速成”或者“寓教于乐”就是典型。
2：要有一个常见的理由，这样才能让购买产品的人可以有一个非常方便的说辞来“传播自己的贤妻良母形象”。
3：要有夸张的承诺，最好说起效果来天花乱坠，一听就像是骗子。但是给别人的解释科学道理么……听起来又很多，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这样买家自己“受骗上当”就是合情合理的，别人不能指责自己太蠢，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
这些购买了产品的人，可以“量子波动”来对孩子游说“轻松”。
对周围的人和老公当然不会说什么“量子波动”。
她会说“我给孩子报了个速读班，最近孩子的阅读能力不行”。她对周围的亲戚朋友也会这么说。她可没傻到那么早就被人“劝”——劝了还被骗，这样就不能显得自己没有责任。
如果被揭穿，她就会哭哭啼啼地说“那么多人都相信了，还有那么多科学资料，我上当了，我太难了。”
各位看
“量子波动速读”就是这么回事。
这分为两个触及客户痛点的部分。
第一个是“量子波动”——听起来就完全不靠谱，但摆明了就是“不吃苦”“速成”“寓教于乐”。
第二个是“速读”——号称可以几秒读下一本书并且能背诵，而且还深刻理解。这个是所有人都希望有的，肯定是好东西，所以是一个常见的学习理由和学习项目。
然后他们在内部游说（美其名曰“咨询”）的时候，往往都会直接进行很夸张的承诺，让人一听就明白是骗子。但是呢，又滔滔不绝的说一大堆牛头不对马嘴的东西——内容不重要，滔滔不绝就行了。
这些产品的销售一般靠的是“会议营销”，拉别人来听体验课什么的。
之前最初期联系的时候就会“套话”，发现是经济主体接的电话就想办法让弱势者来参会——故意选择不是很方便的时间段来上体验课。
然后参会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母亲或者祖辈陪同来“听讲”。
这样的好处在于：嘿，大家都是一伙人，我明白了明白了。如果不是我一个人上当受骗，那么我就有理由了，不是我太傻，是别人太坏太高明。
这和非法集资的人有点类似，在被抓以后他们都是无辜受害者——你信么？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完全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之所以之后敢大声疾呼“我是受骗的”原因，是因为如果谁指出了这一点，他们就会发动自己人对那个说真话的人群起而攻之。
这也就是为什么同一个非法集资者常常能在同一个群体里屡次死灰复燃的原因。
同样的，这些教育机构也经常在同一群人里再次复制“成功经验”，很多时候连人都不换一下的，最多就是换个产品名。
换产品名是为了让老客户能“再次购买，并且有新的理由和名字去和经济主体提出要求，再次瞒骗经济主体”。
说出来你们都不一定信：这些教育机构被揭穿了以后，很多老客户还会回头找业务员再次购买服务。
他们就是瞄准“被骗”去的。
所以严格的来说，这些教育机构并不是“骗子”，至少对于他们绝大多数客户而言都不是骗子。
真正的骗子是购买这个产品的人，是他们对自己家里的人撒谎。
孩子呢？
绝大多数孩子都十分清楚这是骗人玩意儿，都是嗤之以鼻的。
但是孩子却在其他家人面前表现的非常乐意。
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和孩子“单独聊”的时候，这些咨询师都会告诉他们“如果你不在这儿上课，那你就要辛苦的去xxx了”。
这么一威胁，咨询师就和前来的家长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利益方向一样。
孩子当然不想辛辛苦苦搞别的事儿，而且看到上课那么清闲，而且老师还传授“快速装逼技术，作弊给别人看”……
你要是小孩你也选这样的培训班——因为你不仅怕苦，而且你的老妈已经不止一次干这样的事情了。如果不配合，你老妈就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你遭不住。
也许你会觉得“老妈会有这么自私么？”
我只能说：大多数关于家庭利益的事情，人类都是下意识的分析利弊的，而且选择性遗忘或者忽视很多东西，装作自己不知道的过程中变得真的不知道了。
这些商业机构就是抓住了这一点，把一大段利益目的拆分成一个个小利益阶段，然后客户就会一步步的顺其自然的按照自己的利益方向走下去。
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小孩都会被这个母亲废掉，很少有例外。
因为小孩自己也明白：老妈无能而且拖着自己当挡箭牌。
但是这些小孩到后来也会非常维护老妈。
原因也很简单：自己已经很差了，不如过的舒服一点。自己当挡箭牌，父亲根本拿他没有什么办法，老妈还安排好了零花钱和周围的社会支持，老爸根本占不到便宜。
小孩子到底是小孩子，是短视的——小孩子重视成绩和进步是大人教的，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母亲根本不会教他这个。
所以小孩子一定会变成一种“飘忽不定的暴躁情绪”。
我们通常管这种小孩叫“被宠坏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宠坏”本身就是一种策略所带来的结果。
这就是“量子波动速读”和各种各样此类培训班的经营之道，比如说各种什么“开发大脑潜能”的培训班。
最近几年这些培训班又大大增加，和经济放缓有很大关系。
经济增速快的时候，大部分工作效率较低的女性还有被使用的价值，而增速放缓的时候这些女性的劣势就被放大。
这个时候更多的女性就会在职业和生活上产生“增速放缓”，本来就不怎么样的边际群体就会因为“自信增速撕裂安全感”而投入到此类产品的怀抱。
上一次发生同类情况是经济大爆发，增速极快，这让有优势的男性的增速明显比女人要快，所以也产生了增速撕裂。
唯一能遏制这些培训班的其实是技术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学校放宽了对于学生持有手机的限制，越来越多具有视频功能的智能通话手表开始普及。
这就使得经济主体随时联系孩子的可能性增加，进而让这些骗局越来越容易被经济主体识破。
但是矛盾在于两点：
1：如果容易被识破但需求依然存在，那么产品一定会进步。
2：这种需求一定存在。因为人的命运是很难预料的，一个人的安全区间和自信区间也是很难考量的——整体安全感或者自信在每个局部是不同的，一个人可以在职业上很自信也很有安全感，但不代表他在家庭生活里也能这样。
整个社会里一定会有很多人，甚至是大部分人都会面临这样的不匹配。
所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是永远不可能的。
减弱的方法也有——自由恋爱，取消婚姻这样的国家强制合同，恋爱双方自行制定强制性规定，或者有多套婚姻法规则，有多套现成合同可供选择。
问题是……这样的成本太高了，但主要的问题还是“管理性与财富的排他性协议”的收益实在是太大了，不会有任何社会管理组织会把这个权力拱手相让，只要取得了这个权力的部门就会是很强大而且涉及到几乎所有管理社会行为的各个机构，是一个利益联合体。
也就是说，婚姻本身就是组织对于社会的一种“征税”。
当然了，这也只是一定程度上减弱问题的严重性，不合适的人可以较快的止损，不会有额外的限制。
但是矛盾本身不会因为交易方式的变化而消失，它还是存在的，只是程度降低了。
只要人的生命不可以预料，只要人类还有家庭，只要人类还有孩子，那么这个问题就会一直存在。
当然，如果人的生命可以预料，那么人类社会还有什么必要存在呢？
以上两点就意味着这类产品的进步的必然性。
现在此类产品就降低了被发现的概率，比如说看起来更加正规的教室，包装更加正规的教科书。
收费周期短但场均收费提高，这样可以在被发现以前就赚到钱，而且也给消费者快速的“结算了一次教育功劳”。
反正后来到底有没有效果也不见得很容易检验，大部分时候还是“母亲和孩子的一家之言”。
哦对了，顺带一提：贵族精神培训是针对“安全感撕裂增速”的客户群的。
还有，那个所谓的99万元贵族精神学习班根本就没人报名，我是指没人报名99万的。
所谓的有人花了99万，极少数学生是真的，大多数都是“请”来的“代言人”，是撑场面的。
大部分销售的还是万把块到十来万的那些相对平价很多的课程，针对的主要客户是那种“幻想很多的中产阶级小白领”。
一般这些家庭都是女性工作稳定而且比较有面子，比如说公务员什么的；男的比女的有钱很多，是企业的管理层。
这些女性的因为绝对实力的快速拉大，结果导致了自信心被撕裂了。
原来刚结婚的时候，女的还和男的势均力敌，但是后来女的增速远不如男的。
不过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女的并不觉得自己的增速有多么的重要，毕竟工作是“铁饭碗”。
但是她们的安全感被撕裂了，因为实力差距太大，她会担心老公直接就不要自己了——因为自信心撕裂了安全感的人比较担心“老公觉得自己不重要，投入资源减少并且出轨，爱上了别的女人并和另一个女人结婚”，并不是“老公直接把自己废弃掉，因为想和别人结婚而和别人恋爱。”。
两者的区别，大家都“品”的出来。
贵族学习班是一大堆杂项和大量需要记忆的东西，对于小孩子而言一点也不轻松。
但是母亲为了“快速增强军力”，幻想着“一波大翻盘”，就选择了“贵族精神学习班”，想着“通过精神战胜物质”。
她们也是故意上当的：因为如果把被骗放在精神上，精神就不如物质上的安全差异那么容易衡量，可以把水搞混，获得周围人的支持或至少不反对。
如果说“自信撕裂安全”在宏观上增加是因为经济增速放缓，那么“安全撕裂自信”在宏观上则是因为“社会价值观变化”。
一些原来很光荣的职业变成了普通职业，精神属性降低，荣耀降低；另一些原来可能没这么好听的职业变得越来越争当，赚钱天经地义。
原有的社会安全区发生了变化，一部分边际群体被挤出了安全区。
因此很可笑的事情发生了：一大堆公务员和国企母亲去报“贵族精神”学习班。
一堆老师也在叫嚣“贵族精神”“外国的月亮就是圆”。
大家发现了没有？这几个职业，就是最典型的“被社会价值观变化挤出了精神安全区”的职业。
而且我们还发现“老师叫嚣”有个特点：政治老师和外语老师叫的最凶。
原因也很简单：政治课在21世纪开始后越来越不重要，而且考试技巧效果越来越重要。
外语老师呢？
学外语的人发生了暴增，教师证也不难拿了，所以他们面临了比原来激烈得多的竞争，铁饭碗不再是铁饭碗。
一切看似不合理，甚至是“可笑”的事情背后，都有一套更加广泛和基础的合理利益体系在支持着它。
存在既是合理，不合理的事情只是还没有发现背后的合理性。
哦对了“自信撕裂安全感”是“家庭和睦的时候看起来还好，但吵架也很多”；“安全感撕裂自信”是“家庭和睦的时候看起来也很冷漠，但吵架不算多”。
前者的矛盾激化是在“在摩擦中走向爆发”后者则是“在沉默中爆发或者在沉默中灭亡”。
好了，我们就要讨论最后一个问题。
当局应该怎么处理这样的诈骗培训班呢？
如果考虑到上述所说的。
1：矛盾永远存在，这个矛盾只能减轻不能取消。
2：产品会继续升级。
那么我们就可以至少先否认一个选项：严打，至少是长期严打。
道理很简单：长期的严打只会压制某些具体手段，并不能把需求给打掉。
假设我们一直堵，就算真能把外部渠道堵住，那情况会怎样呢？
很显然，是家庭内部爆发，各种明着对抗，阴阳怪气的骂战会层出不穷。
这反而成本更大了，整个社会的“成家风险”更加的提高——成家风险提高了，成家的人就会更加对家庭有更多利益诉求，斗争将更加激烈，家庭维持时间更短，孩子和大人的受害程度都更加提高。
这完全是得不偿失的，最后老百姓自己都要反对持续性严打。
规律性的间歇严打也没有必要，因为规律性严打和持续严打其实差不了太多。
那么不打呢？可能也不行。
因为如果绝对不去打击这些培训班，那些受骗上当的人的抱团会越来越大，最后会闹成类似以前的全国性气功热潮那样。
上一次的全国性气功热潮产生了什么样的组织，我想我不必多说也不能说，大家都知道。
这是因为这些人的诉求本身就是抱团，而且有很大的非经济理性存在，本质上是权力的斗争而非经济竞争。
如果一直不去打，那么抱团越大的人就越有优势，他们会抱团起来暴打正常的人。
所以放任策略也是要不得的，因为这不是市场竞争，这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市场应该越来越自由，但是战争不能容忍，哪怕是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一样——不比创造价值而是比暴力的事情都应该被遏制。
所以，真正可行的做法是“轻打”，“看社会反应打”。
当不少人已经开始大叫“这些骗子害到我了”才去打。
为什么呢？因为“害到我”绝对不仅仅是“受损失”了，而是这些人在抱团强迫外面的人加入他们，或者是联手指责和打击那些被自己家里人骗了的家庭经济支柱。
这个时候他们的“诈骗”已经上升到“战争”。
不可容忍。
其实说“诈骗”，大家也不要觉得太贬义。
这种产品的存在一样带来社会价值——提供了一个更加集约化的平台，缓解了大多数家庭内部的斗争压力，帮助大部分家庭提高了内部平衡的能力，降低了平衡成本。
毕竟出点钱就平衡也算不错了，花钱避免战争，这是好事。
虽然这些培训班可能会伤害到一部分孩子，但是如果家庭内斗争无法宣泄而演变为直接战斗，那孩子和经济主体以及带孩子的人损失都会更大。
同时，这些产品本身也是在升级的，是越来越向“无害化”升级的。
在原来我们此类服务还很落后，诈骗靠的是很简单的产品的时候，那伤害才是更大的。
现在我们有电疗教授杨永信，可是杨永信比原来的做法好多了，在十几年前同样的孩子是要送进真正的武术学校或者更可怕的管制学校的。
这里面去过以后人就彻底废了（那种武术学校可不是正规的，不如说是“代家长暴打小孩”学校）。
对家里人废了不说，出来的还经常是抱团流氓，抢劫强x杀人无恶不作。
本来还就是个习惯不太好的小孩，出来就变成了犯罪份子。
现在的网瘾学校虽然也不是很好的解决方案，但是至少不再把有问题的孩子变成疯子，最多就变成呆子。
呆子总比满大街转悠砍人的团伙要好。
所以这些组织还是至少在“无害化升级”，甚至提供一些好处的——毕竟有点好处的话，就算原来消费的人骗自己家人的那些“教育效果”失败了，别的好处还有一些，这样被识破后台面上也下得去。
这人就好像现在的“量子波动速读”一样。
量子波动速读有用吗？当然是没用的。
但是背的书是什么？用来通过诈骗考试的内容是什么？
好歹也是以后会用到的书。
而且这些培训班的空余时间很多，各种家庭环境有不少类似的孩子能在一起，很多时候就更容易理解对方并且互相进行情感支持，对心理健康还是很有好处的。
这样的心理健康程度的增加，反而降低了“所谓的被宠坏”的坏处。
即便是“诈骗产品”，它也是会因为市场竞争而逐步进化的，会越来越无害化。
如果我们强行持续打击这样的产业，不仅会让进化停滞，还会让其走向更粗暴的方向——比如说回到“三勒浆”时代。
大家又开始搞“保健品聪明药”的阶段——这个东西的潜在危害可比什么“量子波动”大得多了，当年好多小孩就这么吃死了。
我们肯定还记得那个时代很多小孩后来长的很矮，但是一段时间内长的特别快。
怎么回事？
加了激素呗！
量子速读有多大坏处好歹还看得出来，加了激素怎么识别？
而且这个东西再严打也不太好用了，因为这么点小小的东西家长总是能搞到的。
“神药”什么的总是能搞到的，而且一旦形成了产业链利润更大，利润更大就有更大的“铤而走险”，那就更加危险了。
所以对于一个必然的矛盾，强行轰击是不可行的。
但是对于一个必然的矛盾，它常常是涉及很多最基本的层面的事情，也就是深入到人类情感和利益的底层的，这些事情也就更难直接用钱或者大部分手段得到，竞争非常激烈，这就导致它更有“暴力争夺”的可能性。
正是因为如此，很多自由主义者的“一看到事情就说放任”，这也是不对的。
任何一件事都是有其“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是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下定论的。
任何简单粗暴的定义都是带有天然的非正义性的。
非正义手段是无法真正维护社会的，也是不能解决社会中的问题的。
所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找到“特殊规律”才有可能是正义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小利益，但这更加意味着我们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因为市场是由所有群众组成的，不相信市场就是不相信群众。
群众的经济利益要求总是无限的，你不可能完全满足，直接去满足群众的利益要求都是拉山头，是抢劫人民利益去服务小股群众，是山头主义，是造反。
群众对于暴力威胁的诉求都是急迫的，一定要不断的找手段和找方法，让群众生活在安全的环境中，不响应群众对于暴力威胁的求助都是是放弃存在合法性和和理性的，是用懒惰拉拢同僚，是意图叛国，是搞政变。
所以啊，要“轻打”，要听着正经的状告以后再去打，把状告者的问题解决了，不要搞扩大化。
状告者越多，越说明这个组织有人“聚众威胁他人”，那就应该把这个组织全盘打掉。
这也能促使这些机构“升级产品”——因为只有经济竞争失败的商业组织才会想着利用暴力手段。
产品升级以后真的会变得“更有欺骗能力”么？
并不会，因为如果这些产品解决的本质上是家庭内部的权力斗争问题，也是解决家庭内感性上的不平衡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教育产品。
如果他们升级产品选择的是“伪装成完全正常的教育产品”，那么他们的经营优势就消失了，是要搞破产的，也是会被更多人状告的。
这样一来，真正搞诈骗的反而更加容易死——所以他们的针对性会越来越强，就是解决家庭内部的权力分配的问题（这个靠家庭教育机构不可能完全解决，因为很多时候权力斗争就是需要算计，单纯的求助只是“战术策略指导”，“伤害输出”工作还是要有人做的，因此这些行业必然存在）。
所以他们只能选择“继续深挖此类产品，越来越无害化，意想不到的好处越来越多”，只有这样才能继续维持这个生意类别。
这才是解决或者说减小问题，加快发展的正确思路。
这就是我从一个培训班到一群消费者，从一群消费者到一群家庭，从一群家庭到相关社会政策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吧，只要想下去，即便是“女人的安全感”“女人的信心”等等，大约都是可以想明白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可能数据化的。
过去和现在，我想还会有未来，无论任何时候，很多人都把这些能想明白的事情直接归到“海底针”甚至“玄学”之类的神秘学上去，这确实是“放弃治疗”的表现。
中国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xx不带长，放屁也不响”，这可以广泛套用到诸如“秘书”“参谋”“委员”等等职位上去。
然后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个“xx不带长”的工作，几乎全部都是“极为重要的决策者的辅助或监督”的工作——除非在特殊条件下，否则不会是决策者本人，就算有整体决策权往往也是需要通过原有领导完成，要么权力是有时效性的（比如说“委员”在代理的时候就是）。
类似的还有“书记（带不带员）”“正/副”。
但是呢，在那些真正决策上升的职级工作，也就是“一路仕途”的那种，无论是镀金还是真搞，它的权力上升往往就柔和许多。
例如各种“主任”或者本来就自带“长”字称呼的工作。
也就是说中国有两条线。
1：决策人线：日式家长升级模式。
2：信息控制与监督人：美式“特定岗位突然跃升”路线。
这是一种双规模式。
好处？或者说特点？
这两个路线，在发展时的权力升级与交互基本都是“不同时，非同期”的，他们不太容易利益共谋——只要上层还在。
这和日式和美式的“分工不同”和“规则不同”是不一样的，中国是利用了自然差异区分（大道无形，效果却最好）。
决策人路线需要一层层说服人（至少彻底照顾好几层），而信息控制人和监督人在一个大范围层级内可以瞬间启用大量的资源，这些“资源”=“相对更加标准化执行层”=“通用性很强”=“容易集结起来一起扩大影响力和执行力”。
所以执政决策人的行动可以比较频繁也更自由，能够打一些“小算盘”，但是很难“快速扩军”（合作者都不是“标准件”）。
执行层混合了监督执政，其行动很难很频繁，但是在拿到“令牌”以后就可以急速组成“联合作战部队”。即便个体能力较弱，但却是统一训练的。
这套系统最早确定成型，可能是在“三湾改编”时期。“支部建在连上”就是雏形——支部和连队绝对不仅仅是靠分工区分的，而是支部和连队的整个晋升和生存模式就不一样。
决策系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比坂田联队和老总更可怕的是旅长，就算自己打下平安县城都害怕被枪毙，功过相抵都能让俺李云龙和吃了蜜蜂屎一样开心。”
信息与监督系统是“大家都差不多，人人都没事捧个茶缸，但是再大一级就突然是个天王老子。日常最多打个鬼子的机枪手和代理团长，可是哪一天组织叫我赵刚去学习，我就很乐意和李云龙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这么说就很形象）
这意味着，大多数时候如果决策升级路线的人过于偏离基础路线或者明显的利于总体组织的权力要求时，信息与监督层就算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行动起来——大家升级时间差和任务类型都有很大差别，你很难让我和你完全一条心，但是你要是想干太过份的事儿，到时候我也一起吃亏（只有这儿才算是分工追责）。
比如说类似于日本地方通过上层焦头烂额来不及管他的时候，突然“挟持城池”逼上层就范这种事，在中国就会更可能会发生以下情况。
“放屁不响的人的信息上传越来越多”/“放屁响的人明白问题迟早会变得太大”/“放屁响的人的执行层通用性高，与其他放屁响的人开始合作互通”/“一个地区性放屁响信息跳跃式流入更大的放屁响”/“放屁响和不响集体大规模行动，全体同分工同僚一起有力制定干预计划——即便在干掉对方的情况下，也能通过人多力量大来凑合顶替原来的人的工作，不至于让局部系统停摆”。
由于“放屁响”的层级的客观信息流入速度更快——层级任务更单纯但体系更“固化”，所以柔性升级的决策系统大多数时候跟不上他们的信息速度（对于执政决策层来说，天下也没有不透风的墙——政委有亲近的指导员，各个指导员需要扒着这个最有前途的指导员，指导员们有自己亲近的兵，团长一旦要执行特大规模的行动，士兵肯定会得到命令——信息上传到政委那儿就行了，但是团长要想行动就必须至少经过“下达计划执行细节”“确认各层的收到回复”“下达任务开始”“初步回传执行情况”这四次，其中任何一次战略性不良企图都有可能被政委+指导员系统截获，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有中断行动或者至少在被劫持前发出预警的能力。部队规模越大越容易发现，各个小政委和超级大政委的合作简便程度也大大超过团长和元帅——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那么元帅的实际命令能力就只剩身边的警卫员了，辛辛苦苦几十年，瞬间回到比解放前还解放前。）。
因此在极端情况下，“放屁响”可能会直接接替原来的“决策系统中的某个人”——在必要的情况下，“放屁响”接替“传统决策人”可以因为很多原因，但都是很重要的事儿。
上级会给予“放屁响”指定的管理时间，在指定时间内由“放屁响”来完成具体的指标，同时会给予大量政策支援。
给定时间结束后，“放屁响”按约定退役，且通常不会在“决策线”上继续发展，大多数时候都是完事后直接退休（年轻的也可以提前病退或者转职到非决策非监督职位上去，比如说名校工作或者大型企业）。
（想想哪些城市书记比市长出风头的多？）
这就是我理解下的“为什么书记的实际权力会有很大差别，但是一旦权力超过传统决策人后，一旦事情办完就会退休”的内在原因。
直接退休主要是因为在执行过程中会得罪不少人，同时由于执行期内“数职于一身”，对他的监督实际上是减弱的——时间太长会有危险，也一般不会在极高职位上使用这种方法（市级已经算很高了）。
退下来以后，如果总结此人忠诚度高且任务完成的好，民意民心也都过关，那么他也许会挂上“荣誉教授”的头衔，可以去学校里面传授经验。
没问题的人虽然不会再被实质性重用，但是世俗日子会过的特别好（我想不到其他词汇，只能用“世俗”代替了……大家能理解意思的）。
但是！“放屁响”大于“长”的时候，如果这个人被发现“放屁响歪了”，对其的惩罚将是少有的“无论任何层级，全部终极惩罚，剥夺全部最直接利益攸关者剥夺现在与未来的从政可能性与利益”。
这是有必要的，因为这基本等于造反企图——拉拢双线，直接背叛组织信任，绝对不能容忍
因为发现难度更大（信息节点少了一个），可以程序性的“保守任何秘密”，哪怕是本不能和不该保守的秘密——直辖市还有双重挑战……所以直辖市的特定考验能做的又好又忠诚的话，那就是“个人的奋斗可以写进历史的进程了”。
如果忠诚不够但能力很强，这是最严重的：实质意义上的叛国行为——将整个系统的一部分放入自己的口袋（至少也是闹分裂搞独立），甚至将一部分整体系统出卖给敌人（遗臭万年大汉奸）。
任何国家对于执政人的罪行，在绝大多数时都可以网开一面，只要不继续弄大就行了——执法再严格的国家都是这样。
因为制定规则的人要想继续制定规则，很多时候就需要试验新的可能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可能和旧规则会有所冲突。
他不可能在修改旧规则以后再试验新规则，这样耗时太长而且夜长梦多（新规则做出成绩以后就能服众了）——除非是一大堆很小的规则，但这样一般就是“区域试点”了。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虽然不是完全做不到，但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因为完全做到的话天子和庶民也就没有实质性的分工差异了。
没有实际差异就没有实质上的指挥层级，而没有层级就不可能产生和维持超越部落以上的社会结构（其实原始部落的小酋长才真的是“同罪”，本来也就和个德高望重的老大爷差不多的人，一个绯闻就能被骂的狗血喷头的）。
但是，无论任何国家，对于自身内部的各自体系下的“叛国”行为都是不可动摇的——动摇了，这个组织也就活不久了。这要么是承认自己已经失去的存在的能力，要么是承认下克上是合理的。
承认自己无力，当场就死；承认下克上合理，内战或想办法转移矛盾（迟早变成军国，然后惹了不该惹的，打崩了——或者是全部往内部吃经济，社会所有内容几乎都变成“超级无敌复杂没用的垃圾分类”，然后经济崩了，军国拿不出好处给军人了……完蛋~）。
任何局部对于总体的“叛变挑战”如果被接受，等同于政权合法性开始崩溃。
这次垃圾分类的提议，我就发现绝大多数都是“书记”“委员”之类的人在推动，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决策系统的人。
而这次垃圾分类，也是有针对性的，有些城市就不实施（完全不需要），重点是那些“土地财政来源已经在卖地末期阶段”的城市。
垃圾分类这个东西如果一旦落入“小集团”的手中，那么以后就很难清剿——因为可以快速的拉动其它的社会系统加入这个“吃里面”的计划中来。
就是因为突然下发要求，所以抓乱丢垃圾的才是大爷大妈。
这些人都是临时性的，如果是让他们慢慢的自己搞，那么一开始抓乱丢垃圾的就不会是大爷大妈，而是城管系统全套，司法系统全套，其它的系统就更不用说了，人人都能从最基础的社会资源和服务吃一杯羹——而且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就怕自己吃不着。
垃圾和空气一样，如果垃圾处理政策能被当地随意的使用并且作为收入来源，那么这就相当于在收“空气税”——而这个税是无法用近似的统一标准监控的，甚至无法明白其中的具体运作方式，也没有里面的人和系统会把这个方式上传到上层（所有人都被拉进去了）。这个钱绝对会大部分进入小金库，而上层面对这样的要挟就只能就范，不“救援”的话，那个城市里的人不会认为市政失去了合法性，而是会整个城市的人认为国家对这个市失去了合理性。
简单的来说，就是相当于这个城市的管理机关掌握了一种“地震武器”，可以随时按自己的需求引发一场“地震”——如果上层不进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话，这个城市整体系统就会名正言顺的和整体系统进行分割。
这对于那个城市原来的执政层也是不利的，但他们到时候也会别无选择——如果不进行干预，那么这些执政层本来就在以前的变革状态中缺乏改进成本，他们也不得不搞挟持。
整个垃圾分类就是个“提前爆发计划”，是一种上层发放的“管理补贴”，让下层一部分人有多余的“爆炸专项经费与信息渠道”，完成快速的对执行层推广“这么做真的不行啊”的意识，将这个最坏的选项在转型期以前就给顺理成章的排除掉。
以后就很难有人再打这个主意了，至少全面搞是不可能了，要钱还是问别处要——这也是在推迟城市从“发展盈利”转变为“对内狂吃”的转变。
城市服务收费是很危险的变化，弄不好一点点，就会提早引火烧身。
哪怕是“强行发展到崩”也比“往里吃到崩”要好——发展到崩至少能留下更多先进的局部技术或者某些系统，这样后人接手翻盘也容易点。
吃到崩是“内部了解行情的人慢慢把肉彻底啃光”，到时候留下的就是产业彻底落后，设施极度破旧，真正的一穷二白的连白地都不如的一座垃圾城——就算还有人愿意进去翻盘，那些原来特别会啃肉的集团可不一定死光了（想想日本的大部分市长吧……基本是干啥都打水漂——砸资源的速度还没有下面的人吃得快，而且吃完以后还蹲点，不给吃就闹，他们可是真的有实力闹……）。
大家看出来了吧，美国，日本，中国的上下体系的合作，在这件事上可以理解为“组织医疗保险与免费定期监控体检”。
美国的“国家对地方组织医疗保险”几乎都投在预防上（全面预防执行层病变），一旦真的得病了只有在疾病很大的时候才给你拼命化疗（哪怕杀敌1000自损2000都行）。但是，全部是商业保险，你要是平时没钱买，你就基本等于等死了（穷州无人权）。如果垃圾大夫和保险公司沆瀣一气，故意把大病说成小病也是常有的事儿（好大夫还是看病赚钱多，问题是烂大夫也很多，而且烂大夫还更喜欢抱团。美国管这一块的大夫呢又基本都是执行层，死工资就这么点）。
日本的组织医疗保险几乎全部投在“住院保险”上——情况好而且大家相对一致的时候，就把病人送进去住院隔离（家族给他穿小鞋）。但是没钱的时候瘟疫就一发不可收拾，大夫自己都病了。
中国基本上都有一些保障，但是特别注重癌症（可以自我吸血繁殖的疾病，比如说党争与割裂），一旦发现了癌症指标，就马上批准大夫会诊讨论切除步骤，尽量把早期原位癌症给切了。不过呢，小毛病的话就本人自行解决，必要时可以给点住院补助（集体学习和补贴），但是完全免费医疗是不可能的，不同的疾病有不同的报销比例（还能分为城镇医疗保险和贫困地区新农合保险，待遇和报销方式不一样）。
美国走的基本上是纯过程管理（表面上好像是结果管理——执政层是结果管理）。
日本走的基本上是纯结果管理（表面上好像是过程管理——执政层是过程管理）。
中国走的是混合管理（其实行政管结果，执行管过程——如因为实际需要而发生暂时性功能对调，则双方的忠诚考验力度在临近改变前和转变时暂时加大）。
看啊。
美国宣称的是自由，看上去像是“接受混乱”，但实际上他们的做法是“绝对秩序”——确保系统尽量不要生病，因为他们体内的疾病蔓延太快，一旦疾病蔓延到上层，那么对立方就不仅仅可以对对手的个体和小组织进行打击，而是颠覆整个系统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日本文化都是集体，看上去像是“全面秩序”，但实际上他们的做法是“维持混乱”——尽量保证“同质化”的力量处于混乱状态，通过扩大博弈背景的组织中博弈参与者的复杂度，不让其中太多的实体试图改变全局。但他们就怕外部环境恰好在某一时刻突然对一小撮人非常有，平衡被打破了——原有控制者的一小块“绝对有序”区域再也不再是独占的了，就算新诞生的有序区域是吸血存在的也一样。
美国系统老化带来的后果更大，过程程序出错可能导致巨大后果。
日本系统问题容易累进并逐级升高，很难承受较快的社会变化（无论上涨还是下跌）。
中国管理系统就是中庸（混合式，但并不是简单的“两个极端的折中”）。
这套系统对“由其他人发起的最根本的变革”的应变速度是相对较慢的（比如工业革命与其他系统革命），毕竟双轨系统在面对外来系统设计的时候要设计两套本土化的系统，困难加倍。所以中国成功的社会变革所需要的时间一般比较长，大多数时候不会像其他国家那么快就完全结束——并不意味着初期利用速度就更慢，因为初期使用时，新策略即便在一条轨道上也能执行。
但是在大多数内部问题和局部变革上，它的适应力也比较好。自我系统的进行变革也是比较多的，而且适应力比较强——双轨系统承受波动的能力强一些，所以承受具体变革的频次和深度可以大很多，容易纠错和尝鲜。
纠错控制能力的极端体现：对于日式对手来说，他们容易觉得中国可以很轻松的被正面击败——逆势为啥不认命？
尝鲜控制能力的极端体现：美国式对手却觉得，在中国搞颜色应该很容易获得永久性的成果——卧槽你坑我经费？
（简称中国是“软硬不吃”的，同时绝大多数国家本身又缺乏“软硬兼施”的能力）
还有哦，大部分老百姓实际上也属于“执行层”的部分，只是比较低而已。但是由于执行层也被纳入整体系统，所以或多或少都是能在一定条件下“争取到好处的”——老百姓有这种直觉感觉（所以中国老百姓特别迷信民意，觉得比投票还管用）。
这就不像日本系统的执行层“能拿到的全是争取的，全靠站队”；也不像美国执行层“即便成得手了获利也是别人发的工资”（所以美国人到别国闹事总是喜欢直接给人家发钱，遇到老油条就会被坑的很惨）。
然后中国就出现了很有趣的现象：在全面危机爆发而且时间很长的时候，似乎每个阶级和群体都会跑出来试图救国，然后把所有能想到的和从外面看到的办法都试试看（哪怕是换汤不换药）。
而大多数国家，他们国家遇到麻烦了，最终出来救场的一般就这么些人（比如说印度就特别明显）。
我记得看到过一段东西，内容大概如下。
“中国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国家危亡之际。中国的每个阶级每个群体，不管是出身是高贵还是卑贱，也无论他们抱有任何理论和代表着任何群体的利益，他们都曾经站出来，试图以自己的力量救国图存。”
当然了，我是个理性的人，并不那么容易被感动。
在我看来，那是我们管理系统文化下的必然——执政层高贵，执行层卑微，灰色层隐秘，但是整个系统下，往往都会预留执行层“越轨”进入执政层的通道，而且这还是基础利益诉求的一部分，一旦有了这个基础诉求，那么后续的组织在建立过程中就必须保留这个通道（这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双轨体系可以保留下来，并且逐渐发展成完全的双轨，然后形成真正且不弱智的集体领导）
这不是单纯的“检察机关”“监督机关”等等，而是“其他所有机关都要保有最基础的管理文化底蕴，并且默认必须提供差异化升迁竞争，上级理应对差异化学习者提供补贴”。
这个过程的一部分直观体现，就是“选贤任能”——但是，选贤任能的基础是什么？
基础当然是人群基数和受教育种类：中国长期以来一贯有“让管理知识尽量普及给更多的人”的传统，尽管其中很多知识仍然被隐藏了。但是这些知识依然可以通过普通的渠道获取到至少基础知识，甚至在“基础教材与文化背景”中都提供了纲领性的学习内容。
这既是一种危机保险机制，也是一种日常运营机制。
说它是危机保险机制，是因为它就像当年冷战时，中国搞的纸箱版《十万个为什么》一样——就算你作为非专业人士不可能做到恢复文明，但更有可能保留文明的一些底线。就算管理层和高级一些的控制层被大规模消灭，依然还是有很多人具有一定保留体系的能力，时机成熟后绝对有可能翻盘，尽管在翻盘的过程中要经历很多牺牲的尝试。
基础体系主要是保证有很多人能熬过“创业期”，试一试自己的“盈利模式”到底行不行。
这虽然也导致了管理较大范围的中国人会更难一些，因为大家的小组织都很精，他们都懂不少东西。
但是一旦克服门限，那么创业成功的组织每次的合并都是“一个公司一个公司的并购”，迅速就能做大。
这时，所有已经做大到一定程度的人逐鹿中原。
在这样的竞争背景下，胜利者几乎没有可能在缺乏大规模管理能力前偶然获胜，很少有人能在能力实际不足的情况下长期获得威望——甘地或曼德拉那样的人在中国死路一条。
军国主义系统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因为很快就有反抗组织能够打败这个快速衰弱中的军国系统——军国系统对于核心区控制力很强，但是管理文化的普及教育让有效反抗在边远地区发生的概率大幅度提高。
只要那儿有识字的人，中国就有可能发动有组织的持续抵抗——实际上乌合之众并不适合中国的反抗部队。
中国哪怕是农民有组织起来造反，也不会和法国农民闹事一样，谈判的时候突然农民老大被砍头（莫名其妙的就砍了），然后法国皇帝随便说几句话，农民就莫名其妙的撤退了——就算把巴黎给烧了，农民之后也不知道要干什么，连喊个口号都不一定做得到（只是来抢粮的）。
有人吹过：新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数的，对任何人都传授系统性政治思想甚至造反手段的国家。
这当然是错的，其实我们一直在教，唯一的变量只有：识字率。
在中国，自古以来，识字就是从“理解社会的构成”开始，然后过渡到“理解当前运行核心”，之后便是“思考我们往哪里去”。
“我们是谁”“我们在哪个东西里面”“我们的方向”——这就是治理基础，而学习了治理基础=学会基础造反。
这两者不过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
所以如果有人吹“美国宪法规定让老百姓可以持枪反抗”，有硬件基础。
那么你也可以吹“中国文化基础让老百姓装备思想武器”，有软件平台。
孰优孰劣，稍微有点脑子都能想到——硬件变化很快，以前拿步枪就可以反抗，但时代一进步，现在步枪怎么打飞机坦克？
而软件是可以跟随变化的，就好像技术扩散无法遏制一样，只要一直在基础上保留获取渠道，那么民用软件和国用软件的代差就是有限度的——国用软件如果降低到民用软件能力以下，那么民用软件就能胜利，因为大家都在一个硬件系统中，这和只有一杆枪的局部硬件是不一样的。
美国的那套系统，就是“我们是硬件的核心之一，有了步枪就等于掌握了机械硬盘的磁头，我们不读取数据，整个电脑就没法用”。
问题是……电脑不一定一直用机械硬盘，他们如果把系统盘改成固态硬盘，那么掌握一个磁头就没用了。
而中国就相当于：国用软件是office套装，民用还是金山的WPS。
如果有一天office落后于WPS或者出现了大BUG，那么大家随时就换成WPS，就算WPS一开始并不是很好用。
这和硬件没有关系，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硬件平台里生活的。大家比的是软件开发，不是卡某个硬件的生产（西方战略特别讲究“卡点”胜利……）。
为什么中国各个阶层都能来“救国”啊？因为“救亡图存”本身也是“皇帝轮流坐”的绝佳机会——而且大家都不是“零基础”的，各阶层胜算差异在危亡时刻就没那么大了。
当然啦，很多人都会批判中国的此类教育是“模糊的”“不够有条理的”，西方教的就很具体——问题是他们忘了：具体是更容易被控制的，也是服务于单纯的执行的。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看上去“觉悟很高”的西方人——包括那些反对当局的西方人，其实他们完全都是在执行现有系统，即便反对也是用现有系统给的概念在反对。
西方所谓的“完整的xx教育”，本身只是在生产执政系统所需要的标准执行套件而已，甚至反对本身就是在执行套件体系内的——跳出套件本身=意识形态敌人与愚蠢的人。
那么，我们还应该奇怪“具有完整教育的西方人”会在很多傻瓜都知道的具体决策上循环犯蠢么？当然不用奇怪，因为他们只是在具体的框架内运行，犯蠢只是既定程式发生了递归BUG，软件算爆了也出不了结果罢了。
这是在紧急时刻的“基础管理意识教育从识字开始就抓起”的好处。
在非紧急的时刻，这意味着“备份”系统也至少和“执政”系统的基础差异不会扩大到极大的程度——至少年轻的时候没有完全浪费，虽然后面肯定要继续加强的，但是他能全程大致理解执政者为什么要这么干。
所以必要的时候，“书记”才有能力进行“临时换岗”——执行和监督层能够“在上级的帮助下能够替换被监督者的位置”，这才是监督层真正能起到最大“结果导向型监督”作用的关键。
这样也让监督层有“实际上破格提升”的念想，有动力去学习监督——要执行结果管理，那么管理者对这一块的业务水平绝对不能太差；过程管理就未必需要这样，但是过程管理比较难以应对模糊的目标，时间长了也很容易被别人钻一个超大号的漏洞。
差不多就是……
“赵刚啊，你小子逼逼那么多，你行你上啊！哈哈，怎么样，你不行吧？”
“旅长说了，你被撤销团长职务，去被服厂报道，我代理团长。”
“哎？？？？？？”
分工不同，不代表相应技术互相不知道——有些体系支持互相了解，有些体系反对互相了解。当然，支持了解的系统也不会让互相间完全了解，但是只要分配好他们的主要工作的区间和任务，错开他们的升迁特征，他们之间自然就很难完全替代，这就不会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除非一方问题大到一定程度或者组织上层有特殊要求）。
赵刚指挥打仗虽然不如李云龙，但是如果李云龙真的快把部队搞成野狼了，那么赵刚是可以在李云龙去被服厂期间暂时管理的。
如果老总想把独立团打造成生活模范部队，赵刚也可能会顶替李云龙的位置——仅限于指定时间内。
但是如果双方的升迁时间点和路径高度一致，那么即便分工差距很大，也很难进行结果管理，因为赵刚和李云龙还是很容易合伙坑旅长。
所以嘛，一般有效的管理能够成型，即便在一家公司里也需要更长时间的文化沉淀，也对初创人员水平与构成以及发展方向有前置要求。直接开始过程管理反而相对万精油一些，但是也更容易产生底层系统的问题，以后改起来就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容易全面失控。
但是系统底层问题不改吧，它造成的损失会随着发展而越来越大……等到损失已经大到不得不改的时候，改动造成失控风险也往往最大化……这是个矛盾。
还好公司本来生存时间就不太长，倒了问题也不大。
大不了就是前一个公司倒了，然后运营也停下了，下一次再做的时候就有了新方法——至少可以等火箭停下了以后再改造一个新的。
但是国家和一切涉及暴力稳定的组织都不能这样，火箭停一下下就会原地没命，而大家也只有一条命。
公司有明确的起止，社会没有。哪怕是国家崩了以后换个新的管理集团，他们也是在一个旧控制室被炸飞的火箭上修个新的控制室，说不准还要顺带改装个发动机——火箭那会儿可没熄火，说不定还在乱转翻跟头。
张为维曾经说过“中国人对于政权的合法性的考量来源于是否能带领人民过上好日子”。
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傻逼的说法——谁不是这么认为的呢？
但是这句话里的内容是很难做到的。
难在哪儿？
难在“好”的定义——这要求大部分人都至少一定程度的考虑“什么是好”，自由考虑。
让大多数人接受确定的东西很容易，但是让他们去接受不确定却很难很难，哪怕只是大部分人中的一小部分人——这一小部分人并不是现在的利益主体，他们并不是用“身外之物”在赌命运。
这个赌命运不是赌自己的，是涉及外界整体——这就是“好”。
思考“好”本身很可能是会付出代价的——哪怕只是心理成本都很高。
不确定性永远是最可怕的……
但是只有这样，才有人能够不断的定义“好与不好”——市场需求才能得以充分且深入的表达（更接近客观需求）。
西方为什么做不到？因为“好与不好”是已经确定的东西，真正下行的是“具体规则与目标”——类似于普世价值。
他们下放的其实是一些“规则”。
因此“好和不好”是集中于“现有基础规则的执行”上的，至少对于几乎所有非利益主体的普通人来说是这样。
因此在执行所谓的“基础规则”的时候，如果并没有获得一个好结果，那么所有人是会不满意，但是很难去想“客观的好和不好是什么”。
所以他们在时代和系统变化后，在一些诸如难民的问题上就会进入死循环——难民进来是好的规则，因为这是好的一部分，可是我总体感觉坏了，那么应该是好的那部分没有做好，所以我才坏了，因此我们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做得更卖力，然而更卖力的客观结果是更坏。
其他问题也是同样——反对和支持来源于不同的规则，而不是“真的好”。
最终改变局面的，往往是“客观不好”到了极点导致“原有组织在客观上已经无法存在”，这时那些原来认为是“好”的人，特别是利益团体只能被迫进入了另一个规则……这时，很极端的事件就很容易发生（进入另一个基础规则的群体，就好像新进教徒一样，他们往往是最疯狂的）。
疯狂虽然在任何体系转化过程中都不可避免，但是这种疯狂在不同类型的组织里发生的时间段和次数也是不一样的……
日本容易发生在末期，欧美容易发生在极盛转衰落时期，中国容易发生在初期。
但是，初期本来在客观上就不稳定，容易发生各种情况，增加一道问题也算是“考验门槛”之一（反正这个时候大多数人还不是特别强，就算闹掰了也不至于把主要成果都毁掉）。
让两个事情同时发生，成本才是最小的——尽量在初期就把根本问题先掰扯清楚。
这样的“尽量先从客观上的好和不好”的习惯还能带来另一个好处——对具体策略的解释的多元化。
举个例子：你在一些地方，如果敌人的宣传攻击对那儿打进来了，那么各个组织觉得“看起来不错”，于是执行起来几乎完全会按照对方说的干。
然后心理战和宣传战就得逞了。
但是如果对于中国，哪怕你对一帮人宣传皿煮还是啥的——他们马上给你变出几百种用法，他们只是嘴上说同样的话，但是你给他们指令他们也要选择性执行……要是你水平不够的话，他们要么是自己和自己打起来，最后事儿给搅黄了；要么就是他们玩的内容太丰富，很快脱离了你原来的理解，然后你还是管不住……
不是有句话么
“啥事儿传到中国就变味了。”
听上去好像是个坏话？其实说这话的人想的那个事儿，已经把那事儿变味了。
为啥？
因为“中国把味道变了”，这个“味道”就包含“客观发展的好与不好”的考量——别人只是忽悠你拼命造铅笔，忽悠你造铅笔就会固定的得到“好”，但是你却鸡贼的开始考虑铅笔写字好不好看。
因此任何所谓的“好的规则或手段”，进入中国以后就不再是更接近于“正确的信仰条例”，然后很快的就变成了“汉堡包是加芝士好还是加孜然粉好”这样的问题。
也就是“条例要服务于天道，不能反过来想”
过了半年，给你汉堡的人会很困惑，因为你把“压扁的大米团子里面加甜面酱和烤鸭”称呼为“汉堡”，但是明明更像汉堡的东西却还是叫“肉夹馍”。
但是对于其他大多数文明系统来说，汉堡就只有两个结果——“能吃”，大家吃；“没法吃”，大家饿死，回头啃老地瓜。
有人觉得这种思维方式是“有害科学思维在中国传播的”。
我以前觉得有道理，但是现在觉得不太正确——科学思维解决的更多的是“汉堡怎么做的思维过程”，但是并不能解决“汉堡好吃不好吃”。
汉堡好吃不好吃应该交给市场决定，认知和分析市场本身才是科学思维。
汉堡是不是好吃，它就是所有人口味和习惯的结果——要尊重结果。
分析“多少人觉得好吃”“怎么样找规律让其更好吃”，才是科学思维发挥作用的地方——现在中国人还很缺乏。
但这并不表示“觉得汉堡好吃”是有害科学思维的。
事实上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更接近于“描述汉堡是否好吃”的能力。
没有这个能力的，比如说西方执行系统具体教学。
本质上，人家只会告诉你“这个汉堡糖放多了。”
人家告诉你的是某种既定规则下的某种手段——学来的。
中国这边则是在考虑这个。
“emmmm……这个汉堡吃起来太腻，口感太甜。”
看上去好像差不多，但实际上差异很大。
西方：少放糖。
中国：达成不腻的目标，口感也不要太甜——方法很多，可以加醋压甜和腻，搞成糖醋的；可以拔丝来让甜更加柔和……什么办法都行，食客也是会吃的主儿。
西方是在“固定的尝”（大多数国家和文化系统都是这样），中国是在“品”。
西方在说明“要求”。
中国在表达“需求”。
市场终端表达需求越准确，市场反应速度越快——产品彻底本土化的速度会更慢（还要考虑双轨系统发展出两套对立统一系统），但是能初步运行的速度非常快（参考我们太祖对于外来理论的本土化执行速度，这个初步利用速度比西方快太多了，而且适应本土改进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很大，并不是西方往往只针对于一小部分社会结构）。
西方那套看上去准确，但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偏离。
毕竟嘛，在西方高傲的时候就说过嘛“欧洲人的语言是自带理性的，而其他文明都是未开化的。因为只有西方人能运用准确的描述，而其他种族的语言没有意义，他们总是在找事物的相对关系。你永远无法理解一个埃及人在说什么，所以除了欧洲人以外是不可能有其他文明能进行技术生产的，也不可能产生文化。他们取得的一系列所谓的成就，只是因为在动物性的偶然驱使下不小心做到的而已。”
意思类似于：“猴子坐在打字机上迟早也能打出莎士比亚全集，之所以猴子写出那么多莎士比亚全集其实是主要是西方翻译错误，是西方别有用心的人假借翻译之名在创作，它本身就是乱码，翻译过来是为了骗我们这种看不懂的。”当时此类的辩论有很多……但是其实这些人只是为了自己的官僚服务，辩论依据天马行空……从中亚人能和动物说话所以不是人，再到中国首都“印度城”里的意大利面……虽然说这些内容很奇怪，但确实是当前欧美人认识东方世界的基调。现在略有改变……但是西方其实很怕改变会对自己造成意识形态冲击，所以他们很小心。他们目前能接受的大概也就《上气》级别，把中国文明理解成大概是某种超能力猩猩差不多的东西。以我们的理解，差不多就相当于“我们屈服于领导人，主要在于领导人在电视上表演龟派气功”……他们很多人真的差不多就是这么认为的……事实上在一些哪怕教育水平比较好的地方，他们描绘的中国管理方式差不多等于“领导人在电视上表演头盖骨镭射魔法”这样的。
莫迪就更惨了，他们常常觉得莫迪的形象是在电视里坐着飞毯到处飞，然后做杂技表演吸引选票……所以我觉得他们先别想“皿煮印度注定超越中国”这样的问题，他们应该先考虑下“印度以后干倒自己”这样的事儿……要是以后印度越来越强大，发现西方人觉得他们是一群坐在飞毯上的大象……
更奇怪的是，一些去过印度的美国人居然还是有这种印象。
其实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大多数西方人才的确是意识形态优先级大于“事物本身的客观状态”。
他们曾经是客观性更强过，但是为了维护他们简陋的组织机器，他们把“客观性”本身在社会上的一些“用法”变成了“客观正确的标准”的一部分。
他们在“流程管理”，然而他们其中的很多曾经还能用的系统底层的指标设计已经远远脱离现在的要求，可是这个系统早就运行了很久而且变得很庞大（大家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在拼命加私货，想在流程系统基层对自己有利），现在几乎已经到了没办法改的程度。
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执行层”，“执行技术”教育的越彻底，就越不可能描述原本框架范围外的东西，当然也会更难理解——严格的执行层不需要这个技能。
现在西方就吃到苦头了——执行层太多了（执政层也不希望培养对手），但是后来只会执行但是在执政上市弱智的人因为执政层人数太少就“挤”上去了。
如果我们回到“汉堡”问题上，把汉堡换成难民。
下面的人在叫“太甜”，意思就是难民带来的问题太大。
执行层：难民进来遇到阻力是“正确”部分的问题，所以太甜是因为我们做的不够正确。
好！那我们就润滑一下难民入境的渠道，让难民进来的更方便就能解决问题了。
“卧槽太甜了！越来越甜了！”
“继续放油！豆油不够上牛油，牛油不够上猪油！”
“那个啥……我感觉有点问题，要不要不放油了？”
“我的天，意识形态敌人出现了！你是要毁灭我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执行层进入执政层，就相当于巫医控制了卫生部——巫医不知道啥是疗效，但是其他大多数执行层的人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毛病。
执政层的人知道有毛病，但是执行层的人和他们的席位已经差不多一样多了……所以还不如比一下谁更能利用更多的执行层的既有意见，免得自己当个出头鸟。
但是时间一长，执行已经把问题拖的很大很复杂了，越来越不能动——关键是没人有利益动机去动。
中国要求的老百姓蠢是指单纯（内部竞争少，发现需求更容易）……西方的那种是让老百姓“精明的蠢到往我想的方向打架”。
现在欧洲人是“蠢精蠢精”的，美国人也差不多了——面对各种新问题，他们现在只会“火上浇油”，他们搞自己的事情也会这么做（因为泼油这个事儿就是个具体流程，尽管泼油越来越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上面这一大段是为了说明什么？和主题有关吗？
有啊。
继续用问题的形式。
1：垃圾分类会按照现在的形式推行下去，搞得和日本那样么？
答：不会，大多数城市会比现在更加商业化运行——接受垃圾的城市得看具体情况。
原因：一旦发生了“杀鸡儆猴”，其他人心里也就有数了，至少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
2：那我作为老百姓，是应该反对垃圾分类，支持商业化处理喽？
答：随便。你想支持就支持，你觉得老百姓自己垃圾分类好就好。
原因：由于大部分中国人还是从“整体”角度考虑问题的，即便是所谓的“环保很重要”，也是非常直接的目的——真的觉得环保问题会影响到自己，并不是西方的“因为这事儿是正确的”。
所以表达的是真实的需求。
只不过，如果这方面需求和呼声如果很大……哪儿呼声大，那就把垃圾分类赶紧甩过去。
当地政府发觉别人都忍不了的时候，就会很放心的把这套东西拿过去给自己的市民玩一玩。
要是这帮人真的那么爱环保——没事，相对应的商业和财政跟上，这帮人愿意为它出力就愿意为它花钱，就当是一场大众娱乐活动就好。
但！这也意味着：这个城市里的人已经大部分有了某种“标准代替客观”的东西——他们已经不再单纯的说“好或者不好”，而是你问他什么，他都要加上自己的某种“路径标准”。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已经有某种民粹集体已经控制了这些人。
注：大多数国人认为“民粹就是多数人的暴政”，或者认为这是“皿煮的弊端”。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民粹只是在“流程上看上去是多数人”，但实际上民粹所需要直接影响和控制的人数可能比君主制还要少。
民粹主要赢的是“机动性”——就和西方工会一样，民粹是超小规模但机动性极强的，对社会各个局部进行“各个击破”“逐个威胁”的模式。
而民粹之所以能扩大，则是因为它利用的是各个局部之间的博弈。
良好的组织，管理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打破和协调组织内部集团的囚徒困境。
民粹系统，主要成功的方法就是“尽量制造更多的囚徒困境”。
所谓的“政治正确”就是如此——政治正确用于打破囚徒困境时，只会由少数人拥有，作为重大介入的依据和力量（政治正确主要作用于执行层——跨级带领执行层，打破某些执政层的囚徒困境）
而扩散的政治正确呢？
举例：
哼哼，我们是工会。
可是我没钱加入。
我没说你可以加入。
好吧。
我要求你不许再好好工作了。
那我没钱啊。
我知道你上有老下有小。
然后呢？
没有然后，只是这意味着你死的比我们工会快。
…………
不过，只要你和我们一起做一些事情，只要你做的比你隔壁的老王多，你就不会玩蛋了。
可是……可是我没比老王厉害很多啊。
我知道，但是你只是上有老下有小，而老王的孩子一直在生病。哪怕你做的比老王少一点，先死的也一定是老王。
哦……
当这位“局外人”看到了老王果然先死了，他就会明白自己应该支持谁——民粹组织再建立起一套政治正确理论，这样就能让他更快捷的将“手段超越客观”，让这些理论中的某些规矩成为“好”的一部分。
无力的人类（执行层）在面对这样的压力时会“耗尽一切”去争夺——但是在对手力量差不多的情况下，降低自己的成本才是胜利的根本。所以他们必须真实的接受这些内容，这样才能更有效的“节约成本”，因为他们可以不假思索快速反应。
所有民粹政治正确系统都是这个套路，无论是工会还是女权，也无论是难民或者福利发放。
政治正确保护弱势群体吗？如果从外界来看，可能有时候确实如此。
但是在其组织内部，他们活下来的只有两种人。
第一种是身强力壮的——对外部打手
第二种是攻击性强的——对内部打手
想一想女权群就行了——在里面能混得开的，上层要么是有钱的要么是漂亮的；剩下的全部是丑八怪型打手。
有钱的拉漂亮的出去卖，丑八怪来打掩护。
漂亮的如果卖完了，但是纠缠客户，那么有钱的就让丑八怪整死不听话的漂亮的。
这样一通操作，有钱的在这一小块区域里，其控制漂亮人群的成本就比外部商业控制便宜。
所以女权群的性交易价格才比公开市场便宜至少三分之一（所谓的田园女拳的很多奇葩内容，只是丑八怪在争抢表忠诚而已）。
丑八怪之所以要抢着执行，是因为攻击性最强的丑八怪可以成为内部纠察，所以女拳管理层就需要这些人来对付漂亮的出售型产品。
时间长了，里面漂亮的人也会变成半交易半奴工形式——不是因为她们被洗脑了，而是因为她们所有信息已经被最凶的丑八怪掌握，而且最凶的丑八怪也会因为管理层的提示而更加紧盯不放。
最终漂亮的因为纠缠或者说“利用价值结束”，那么丑八怪自然会逼她和老外结婚，而且越差越好——这既满足了管理层的要求，也更加平衡自己的心态。
漂亮的女人为什么要进入女拳呢？
一部分是直接被骗进去的（和传销差不多）。
另一部分是本来就想卖，但是缺乏渠道或者希望工作时间能自由一点——然后她发现一个地方居然“傻乎乎的提供免费的代销渠道”，然后觉得可以占到便宜。
（为什么女拳的诉求一天到晚变来变去毫无章法？那就是因为需要继续对不同的人展现“我们很傻，没意识到自己在提供免费的代销渠道，你可以利用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老用一个突破口，那么就很容易被“求职者”识破，所以她们得轮换着在不同的热点区域活动以提高营销（钓鱼）效率。）
整个组织里面全部是“囚徒困境”，因为任何改变都会被群起而攻之——事实上在需要处理已经服务太久所以缺乏价值的漂亮女人时，管理层只要突出她的几个“不女拳”的地方就可以了。
实在不行就利用以前的黑料来对付——如果没有黑料，那漂亮的女人在里面就是比攻击层丑八怪还不如的人。
难看的人升级主要靠攻击性。
好看的人升级主要靠黑料数量。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底蕴”，所以民粹组织总是特别擅长人肉——其实他们大多数时候人肉都是失败的，但是因为攻击性丑八怪人数比较大，所以只需要用某种特定的信息进行大规模覆盖就行了，这样假的事儿也就成真的了。
而一个民粹组织，能让它们内部产生“高潮”的事儿，就是大家意识到自己“说假话成功了”——然后说这段假话的策略就成为了“道德”与“好”的执行标准。
今后，大家只要用这个标准替代“好”就行了。
所以，只要这些组织最底层的人，也就是最丑和攻击性最强的人还在，这套系统就只有盈利大小的问题，不会亏——而这些最底层的人是最掉进博弈陷阱的人，这也是有意为之的。
这样一个组织其实真正的控制层人员很少，内部的绝大多数人也无法获利，但是其攻击的机动性很强。
在组织规模稍大以后，这些人就可以改变很多人对于一个具体选择的看法，就和纳粹一样。
纳粹没有在全方面改变德国人，它们只是通过定点打击的手段，让德国人觉得“纳粹上台=好”，并不是“纳粹上台是好事”——说白了，其实德国人并不支持纳粹，但是他们找不到理由反对，因为一反对就会有喷子来喷，所以还不如避免麻烦，把票投给纳粹算了。
等到纳粹上台，他就干脆认为纳粹是好东西，因为这个时候说不是就更麻烦？干脆这么认为就会更省力，而且听说表现的非常支持也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好处。
那何乐而不为呢？
大家看到了，这些方法从传统的“多数人的暴政”是完全说不通的，大多数人其实只是“避嫌”罢了——而要创造这个“避嫌”只需要很小的资源和人数，需要的是掌握时机。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识别什么是“民粹的人”。
比如
“请问你觉得难民进来后怎样了？比如说治安？”
“好”/“不好。”
“不好在哪儿呢？”
“我靠，我被抢了，我觉得不好还能有什么理由吗？？我就是觉得不好。”
这就是正常情况。
同样的问题，如果对方回答。
“你问我好不好？当然好。”
“好在哪儿呢？”
“好在我们很有爱心。”
“不是，我问你的是你感觉好不好，比如说治安什么的。”
“让我们很有爱心难道有什么不好的么？”
明白区别了吧？
这里最大的坏处就是：这一块区域里面所有的人至少在这一方面，已经被当地某种势力所控制——控制大部分人也不需要控制大部分方面，只需要掌握几个最常用最基础的生活有关方面的内容即可，这样就足以影响他在其他大多数事件时的决定。
上级在这个时候已经无法明白这些人的真实信息了，因为无论使用任何手段，得到的结果都是“某个手段”，它永远告诉你“有爱心”。
其实控制这一区域的人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什么倾向，但他知道只要维持这种倾向，那么在大家崩溃前他一定是获利最大的那个，不吃亏。
“你想加工这个齿轮吗？你们觉得工作怎么样？”
“哦，我们有螺丝刀挺好的。”
“不是，我是问你们现在干的怎么样？”
“难道我们有螺丝刀不好吗？”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螺丝刀之神。”
“哦，是啊，我们都是螺丝刀。”
“但是大家注意啊，我手里有个齿轮，有人说我们的齿轮不好看。”
“我的天，他们这群人居然反对螺丝刀！干掉他们！”
螺丝刀神教内部的“丑八怪人”。
“螺丝刀，螺丝刀……，我隔壁那个人说了不喜欢螺丝刀，嘿嘿，弄他有好处。”
“螺丝刀！！！螺丝刀！！！哈哈，我叫的这么响，别人肯定没有我嗓子大，如果他们不夸我并且给我好处，那么我就可以告他们没有螺丝刀！”
螺丝刀内部的“漂亮产品人”。
“他们都在喊螺丝刀，我可以成批量的购入铁棍，他们肯定会卖铁棍做螺丝刀！我要发了！”
“卧槽，为什么别人买了我的铁棍，却要求我买同等价位的螺丝刀？”
螺丝刀和“漂亮产品人接洽的人”。
“你好，漂亮人。听说你在我们这儿卖铁棍？”
“是的，但是那帮人逼我买更多的螺丝刀！比铁棍还多。”
“哦，我的朋友，那是肯定的，我们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螺丝刀。”
“可是……”
“我懂你的意思。包在我身上，我可以让你不买螺丝刀。”
“你应该有条件吧？”
“什么都可以，你只需要在我需要时，免费给我一些你力所能及的东西就行了，我不会要的太多的。但是有一条你必须遵守，你要根据我的要求，每天对着那群丑八怪吼几句螺丝刀，显得你这样的聪明人也爱螺丝刀。”
“只需要做这些么？”
“是的，就这样，我的朋友。下面，你把你的铁棍进货单给我看一下吧，我好帮你确定下货物数量，免得别人叫你买太多的螺丝刀。”
“…………这样好吗？哎，那就好吧，我马上把报表给你拿来。但是我铁棍工厂里也有人不满意，说我们螺丝刀太少。”
“我会叫更多的丑八怪过去的，他们如果说你的厂里螺丝刀太少就是破坏螺丝刀生产，他们就是一群不够螺丝刀的人。”
“那太好了！谢谢！敬礼~嗨！螺丝刀！”
“你满意就好，再会了我的朋友，我想我们会再见的。”
好了，故事讲完了。
So，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居然可以顶着根本不存在的压力，个体也没有得到好处，却还是能自主推行一个并非绝对强制，没有上级足够补偿的毫无价值的项目……
这说明了什么呢？为什么在没有足够正常利益的情况下，他们能推动呢……
这导致了上级对于基层的实际信息的缺乏——而且是全部层级。
如果他们真的能坚持这么做。
那就让他们做去吧，但是要把那些人集中起来。
然后把他们的有关主管部门全部带过来，查查是不是因为“工作不力”才导致这样的情况，还是根本就是另有所图。
但无论是什么原因，一旦情况真的发生了，那么这些人至少都是工作不力。
至于在那里面的人：尽量隔离。如果情况允许，在隔离区内大量增设同类项目，使这一区域内的人彻底遭到麻烦并且被外部区域的人认为是“病人”和“丑八怪”和“弱智”。
漂亮的人说话比较容易被他人所接受，而丑八怪所接受的东西，反而容易被直接排斥。
只要把这些人的硬实力降低到一定程度以下，并且严格“督促”他们完成“环保螺丝刀”，那么一些人会因为受不了而走出来。
至于那些顽抗到底的？
没关系，这时它们才是实际能力受损最大的一方，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对外攻击能力，最终健康细胞会挤占它们的位置，市场会抛弃掉它们。
所以：你想支持就支持，你想反对就反对。
支持的，如果自己不舒服以后还支持，那么这种支持有利于上级确定病变，可以尽早切除；而反对，也是另一种识别特征。
毕竟大多数人都不是执政层，也不是较高的执行层和监督层，所以支持和反对根本只是个信息，和细胞传出的细胞信息是一样的。
执政层和高级执行层只是在确认细胞发出的信息本身是不是有病变，是信息病变本身来推断整个细胞区域是否病变，并不是对整个器官功能不满意。
只是在验证信息本身是否有异常罢了。
小剧场（注意，以下虽然用人类身体内部作为背景，但当然不可能采用严格的类比方式）：
免疫系统：“各位细胞大家好，又到了换季季节，一部分器官将进入不同的运行状态。为确保身体运行顺畅，我们将进行例行应答信息测试。下面进入应答环节。试机，1，2，3， 3，2，1。”
细胞A/B/C：“收到，声音清楚。”
“请问各位细胞，你们觉得是否有葡萄糖供应不足的感觉？”
A/B/C：“没有。”
“请问A细胞，你觉得钠含量是舒适状态吗？”
“状态舒适。”
“B细胞，你觉得呢？”
“状态不舒适。”
“C细胞？”
“这不是我舒适不舒适的问题。”
“C细胞，请回答问题。”
“钠是细胞，钠！是细胞给我！钠！你不能钠！我们应该都钠。”
免疫系统：“全系统注意，现在即将进行全面广播。”
免疫系统：“这不是我舒适不舒适的问题。重复 这不是我舒适不舒适的问题。重复 这不是我舒适不舒适得问题。”
部分细胞应答：“钠是细胞，钠！是细胞给我！钠！你不能钠！我们应该都钠，才能解决钠问题！”
免疫系统：“警报，全系统进入三级战备状态。检查这些异常应答的细胞的位置是否集中。提高钠含量。”
中枢：“正在提高钠含量。”
免疫系统：“注意，全体广播，请各位细胞回答问题——钠含量够吗？”
大部分细胞：“超量，超量！”
一部分细胞：“钠很好，钠很好，我钠送出。”
免疫系统：“请回答钠很好的细胞回答，你们在哪儿？”
“我在肝脏，我钠我自豪。”
“我在肝脏，钠豪。”
“我在肝脏，钠……”
免疫系统：“中枢，请降低钠含量。肝脏各免疫系统探员请做好异常观测准备。”
中枢：“正在执行。”
细胞：“钠含量终于降低了，妈的你们这群傻逼到底在干嘛？”
中枢：“抱歉，是我们按错按钮了。”
一小部分细胞：“不能交钠，钠钠！”
免疫系统探长：“多名探员递交异常报告，报告地点多数聚集在肝脏门静脉附近。我已经联络多名探长请求支援，可否下达集合命令？”
免疫系统：“已发放1900至1930时的门静脉周边集结权。”
探长：“感谢。”
探长：“这位细胞，我们非常欣赏一句话。”
细胞：“哪句话？”
探长：“这不是我舒适不舒适的问题。”
细胞：“钠是细胞！”
探长：“说得对，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细胞：“哦，我在制造维生素呢！”
探长：“可以说一下你的工作流程么？”
细胞：“哦，没有问题，主要是……”
探长：“感谢配合，钠是细胞。请问下钠有什么用？”
细胞：“你开玩笑？没有钠，环境会变差的！环境就是钠，钠就是环境。”
探长：“你们这里谁最能用钠治理环境？”
细胞：“哦，当然是他，我告诉你啊，他可厉害了！我给你看，这就是他！”
探长：“非常感谢，您继续工作吧！对了，你这件红色的衣服很好看。”
细胞：“谢谢，探长再见！”
探长：“钠是细胞。”
细胞：“我都烦死了！你脑子也有包么？”
探长：“哦不是，我只是问一下而已，钠现在如何？”
细胞：“刚才太高了，现在还行。”
探长：“你是做什么的？”
细胞：“我在搬葡萄糖啊。”
探长：“了解了。”
探长：“免疫系统请回话，我将传送一名疑似上级嫌疑人照片。请确认。”
免疫系统：“已确认。”
探长：“是否查到数据？是否继续调查。”
免疫系统：“无可奉告，请等待下一步指示。”
免疫系统：“注意，全体进入二级战备状态。开始进行钠含量提升试点工作，请各位配合。”
肾脏/心脏：“我靠！我的想点办法，这太难受了。”
免疫系统：“各位可以自行选择，但我依然提出试点倡议。”
肝脏总管：“不……”
探长：“您好，肝脏总管。”
肝脏总管：“您有事吗？”
探长：“在1900至1930时，我已集结探员和多区探长，请您接受钠试点。并且我们可能借走一部分您的相关人员。”
总管：“在这个时候？你……”
探长：“您不需要担心缺少一些同僚会造成太大问题，其他内分泌系统已经给我们试点提供支援。当然支援通过的渠道是我。”
总管：“那我接受。”
探长联合集团：“各位肝脏细胞们，大家请一齐进行钠试点！你们会有很多很多钠！”
肝细胞：“我的天啊啊啊啊啊啊！！！”
探长：“大家稍安勿躁，除非大家很乐意配合，否则我们就会取消钠试点。”
肝细胞：“配合你妈逼啊！一天到晚都有人跟我讲这个。”
探长：“是谁跟你讲的，你见过他吗？” 拿出照片。
肝细胞：“见过见过，这煞笔玩意。”
探长：“也就是说他曾出面？”
肝细胞：“操，你不看细胞每日通讯的么？”
探长：“好的，谢谢配合。”
探长：“免疫系统，发现之前的嫌疑人有和正常细胞联系的迹象，而且有较多活动。请确认他的原有工作内容以及工作时间。”
免疫系统：“收到，资料已经上传至您的资料库中，您的行动被提高优先级。”
探长：“看样子有点问题。”
免疫系统：“是的。您对那些不正常的细胞持何种看法？”
探长：“就他们的日常工作来看依然基本完成，而且相信钠环境的细胞有不同的工作种类。”
免疫系统：“多种种类都有这样的问题？”
探长：“是的，但是目前调查表明，这些异常细胞的分化程度较高，并且自我复制意愿仅高于平均水平一点，但在不同工作类型中程度不同。”
免疫系统：“根据历史资料来看，它们现在的状态可能是良性肿瘤，也可能是某种结节，也可能是收到了某种不正常机能的影响。你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
探长：“探员已经调整，应该很快会出结果。”
免疫系统：“好，如果需要支援或者人事调动，你可以申请。”
探长：“收到。”
探长/一群探员：“统统不许动！不许动！”
细胞：“啊啊啊啊，我在分类钠呢！！”
探长/一群探员：“趴下，趴下，都趴下！！”
探长：“叫你们这么做的直接上级是谁？”
细胞：“干什么呀，就是我啊。”
探长：“认识照片上的人吗？”
细胞：“认识。”
探长：“好的，知道了。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管制居住！”
刑侦大队进入了高度异常中心区的窝点，将嫌疑细胞控制。
探长：“根据你的工作时间，你应该没有那么多时间……”
奇怪的细胞：“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探长：“扣了他。”
探长：“把他带回去审问，尽量多搜集特征。把符合特征的细胞再多扣几个。”
探员：“收到。”
探员：“报告探长，我们已经逮捕超过60个同类细胞，它们都高度相似。”
探长：“它们都不再履行原有工作么？”
探员：“就算有也很异常。”
探长：“收到，你们继续搜集信息，可以使用任何你们知道的方法，从这些细胞身体里掏出更多特征来。”
探长：“免疫系统，我可能需要支援。”
免疫系统：“何种支援？”
探长：“可能你得准备一些杀手细胞，这里几乎可以确定需要较大规模的主动细胞凋亡。”
免疫系统：“我会集结细胞在指定区域的。如果需要行动，请立即通知。”
探长：“请尽速准备，如果再拖下去，可能就要提升至二级战备了。”
免疫系统：“这个我会决定的。”
探长：“各位伙伴们，嫌疑细胞解剖查到什么没有？”
探员：“有，检验科报告出来了。”
探长：“有乙型肝炎抗原？而且有过度补偿性分裂后的突变？”
探员：“是的。”
探长：“我去打电话。”
中枢系统：“各位亲们，大家好啊！试点工作已经开始了！大家加油！”
细胞：“你大爷的！路上全是矿物质车，神经病啊！自行车道都被挤占了！路哪有这么宽！”
中枢：“啊啊啊，大家请听我说……”
矿物质车队中
探长：“各位杀手细胞注意，试点工作已经开始，局部炎症已经启动。但是外界依然处于保密状态。行动必须快速而且有效，明白吗？”
杀手细胞：“明白。”
“停车后立即突击，往各个探员已经标定好的地点行动。”
“如果遇到抵抗呢？”
“可以就地进入凋亡程序甚至直接破坏细胞。”
“收到。”
突击开始，在几乎没有交火的情况下，恶性程度较高的“不工作低分化”的肝脏细胞被控制，尽管一些病灶因为已经站稳脚跟所以只能先划出隔离带。
携带病毒的细胞被筛检集中，检出直接服务于病毒的直接凋亡，良性细胞在检疫后释放（数量较大）。
病灶区域可能有恶变倾向，但是由于病灶仍然在及早时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铲除，病灶于1928时被全部歼灭。
1930时。
免疫系统：“探长，你的集结权到期了，而且你既接触了很多正常细胞，也接触了很多病原。请回到淋巴机关进行检查并提交详细报告，您的直属探员我们会另行通知的。”
探长：“收到，我已启程。”
免疫系统：“你做得很好。”
探长：“这是我的工作。”
炎症结束，试点在晚些时候同期结束。
免疫系统的巡回普法演讲，题目是《细胞的规范应答》。
免疫系统内部讲座：《乙肝病毒的免疫识别特征》
免疫系统在当月的《器官管理系统报》刊登署名文章《换季时节体况波动：预防病毒复发的管理规律》
晚些时候，探长撰写的《乙肝的侦察套路》正式进入教材。
三个月后：肝脏的一个休闲吧内。
免疫系统（淋巴部门干事）：“喂，是新探长么？”
新探长：“是。”
免疫系统：“肝区总管现在工作情况如何？”
新探长：“正常。”
免疫系统：“那些良性细胞怎么样了？”
新探长：“正在完成日常工作，就是效率在那些涉及所谓钠神教的部分低一些。”
免疫系统：“你要盯紧它们。新总管也会想办法的。”
新探长：“收到，这些细胞会越来越多么？”
免疫系统：“远期来看，会的；近期来看，看我们的表现。”
新探长：“好吧，真不知道为什么。”
免疫系统：“没什么好不知道的，很多细胞也会反对杀手细胞去凋亡癌细胞。”
新探长：“嗯啊。”
“你了解癌症的理论吗？”
“开玩笑，我读的骨髓大学，那儿没这个专业。”
“嗯，有个理论说。癌症的根本是源于我们都是从一个单细胞演变而来的，因此每个细胞本身也残留有大量的个体生存企图。”
“他们在被杀的时候还会抵抗呢。”
“我说的生存企图并不是指垂死挣扎，而是指和一个生物一样生存和进化。外界情况很好与很坏时，繁殖和生存选择压力就会更重一些，更容易筛选出有利于生存和繁殖的个体。当然了，在日常的时候也是一样，只是相对来说情况轻一些罢了。”
“那我们应该把那些还在正常工作的奇怪细胞都干掉。”
“你杀的太厉害，就增加了选择压力。”
“那这样……不就得尽量不干掉么？”
“不干掉，他们数量就会太多，效率降低后整体环境就会恶劣，增加了选择压力，而且他们本身也是高危群体。”
“啧！看来只能尽量维持一下咯？”
“嗯，不过这样免疫就会忙起来，数量就会扩大，而它本身也是一个接触大量危险东西的高危群体。”
“看来是没有解决办法啊，幸好现在良性增生还不多。”
“因为我们的家现在还比较年轻。”淋巴来的家伙又抓了一把免费零食。
“每一个身体的内部都是矛盾深重的。”
“就好像刚才那个服务员，她笑着给我们倒葡萄糖，背过身去就是一脸嫌弃。”
“毕竟我们专门弄死一堆细胞和细菌，给他们增加了解毒工作量。”
“他们反对我们。”
“他们应该的。”
他们相视一笑，干杯。
半小时后
新探长：“下回见。”
淋巴干事：“哦等下，问你个问题。”
“说？”
“我觉得骨髓里面不同区域的教育系统有问题，黄骨髓和红骨髓区域居住的细胞的教育相差太大了，那些居住在不合适地方的细胞的教育资源不够，都出不了几个白细胞。你觉得你所在的地区的教育带来较好生活的可能性是高还是低？”
“谁说那些资源少的地方就教不出好的？你看看……”
“等下，你确定？”
“那当然！你……”
“哦哦，车到了。我先走，以后聊。”
车中
干事拿出手机：“喂。应答确实有问题，这是第十九个。”
电话的另一头：“收到，可以不在搜集更多同类细胞，现在开始深度调查。警戒等级过几天很快就要升高到一级，甚至连体温都会开始提高，你赶紧准备些必要的生活物资吧。”
“有这么严重吗？”
“希望只有这么严重。”
“我的天，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应答有点问题就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
“你老师是怎么教你的？我记得这是你还未被分化功能以前的基础教育阶段就有讲的。”
“无非是一些巴拉巴拉的意识形态有关的内容。”
“当然，这也是对的。但你发现没有，就算用相符的意识形态内容答非所问依然会被我们觉得有问题，除了一小部分特定的人以外。”
“emmmm……因为异常？”
“要想知道异常，那就得有个正常的概念才行，做我们这一行的可不是靠情感惯性来确定什么是正常和异常。”
“……好吧，我把大学里的这些内容都忘得差不多了。”
“考虑到今后的局势，你应该重新了解一下。”
“我现在回去找那时的教科书么？”
“我的天，那怎么可能来得及。”
“那我该怎么办。”
“看你的微信，我把当年工作时我的导师给我的一段内容发给你看。那时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干事打开微信，等了一小会儿。
内容如下
“你等等，我翻一下……我的笔记太乱了。”
“哦哦，我找到了。”
“哦，年轻人。你得自己总结一下经验，你想想我们发出的那些应答问题都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我们提问的那些有效问题都是啥样的？这些问题都是非常明确的，针对全体或者某个群体中的几乎每一个个体都有直接利益关系的问题。他们满意或者不满意，是或者否都是可以明确回答的。事实上如果他们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他们的应答方式肯定也是倾向于对自己有利的。那些不太具体的没有上线的问题，比如说问一些“你是否觉得你足够富裕”这样的问题没有太大的意义，一般是比较类或者上限明确的问题，比如说教育是一种对比问题，而超越上限反而有害的问题也有用，比如说疑似肠道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就会问关于钾的问题就属于此类。这些问题本身不一定很有意义，我们也不是从细胞那儿得到什么决策建议，应答出问题的严重性也绝不是因为什么意识形态和生存方式的缘故。”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具有切身利益的问题，正常细胞都应该是非常急迫的。但是，任何一个答非所问或者鉴定于某种解决方式，哪怕是任何观念，这都表明了这一答非所问中的内容中包含了一种执行手段已经超越了实际利益的部分，他们已经进入了另一套手段或者说办事系统。”
“但是你知道的，手段怎么可能超越实际利益呢？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即便有细胞……比如说很小的细胞偶尔犯错误是正常的。但是以集群性质又统一而且稳定的出现同样的应答方式就有问题，如果不是在应答这一错误回答时能够直接得到更快甚至更多的实际利益，否则他们是维持不了这样的特征的，强行维系特征只会导致自身效率下降，他也就会快速的衰老死亡。”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虽然人类整个身体本身可以从外部获取养分来维持自己，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细胞来说，他们是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系统中生存，他们的上级系统也是一样。这种集群统一稳定的错误应答，就是说明了某个身体内子系统的进行了额外的好处给予，这才使得这些细胞能进行持续性错误应答，而这些子系统给与的好处一定是来源于封闭系统内的。”
“你应该知道一个封闭系统内，如果一个子系统在没有平衡和限制的方式下扩张，那么它是有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比如说癌症或者肆虐的病毒感染。现在我们的身体和其它身体一起做到了一些神奇的事情，超级抗生素的机器军队援助使我们不太害怕大多数普通的细菌感染，那些更复杂的问题才更加让我们难以对付。”
“现在你明白了吧？我们频繁的进行问答，本身追查的是哪些我们自己人变成了封闭系统内的危害工厂，我们的身体怕的也不是出现一些奇怪的东西，真正可怕的是我们的某些子系统可以掠夺封闭系统内的资源来生产自己的东西，而全体免疫系统却无法遏制它——所以应答错误的内容实际上并不重要，尽管特定类型的应答错误可以是一种免疫特征，这让我们可以提高打击效率。比如说上次我们遇到的一堆奇怪的牛痘录音材料，听了录音以后我们就不怕天花了。”
“不过嘛，我们当然必须要能发现各种新的异常，毕竟那次天降牛痘的事情只是少数。以后也许说不定又是什么神奇的东西，谁知道呢。但是，这也说明了异常本身的口头内容确实不是绝对的判断依据，我们首先关注的也不是异常的具体内容，而是异常应答本身说明的是某种工厂正在启动并且给予某些东西，这些东西能促使细胞在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可以采取非法工厂或组织所规定的回答方法来扩张自己——他们至少在一部分上不再需要为身体工作，而是为那个组织工作，同时那个组织的工作还让手下的细胞要更多的资源或者某些政策，大多数时候他们两个都想要。”
“而对于那些最恶毒的病毒或癌细胞来说，他们甚至不再需要诱骗细胞们吃拿卡要，他们只需要细胞们帮他们打掩护就可以了，也就是让细胞们根本就只会说一些概念之类的东西。这在新细胞的出生和教育方面会非常的常见，比如说癌细胞就是这样；至于一些凶险狡猾的病毒，他们则往往会在一些诸如生活环境等问题上下手，比如说去关心一些根本和他们自己八杆子打不着的什么全身体大环保问题之类的——这些行动的目的已经根本不再是为自己争取利益了，他们只是被某些或内或外的子系统所挟持一部分全局利益，然后子系统用这些利益给这些说胡话的细胞发放说胡话补助，单纯的只是用于混淆我们的视听甚至创造更大的对他们有利的局部病灶罢了。这些说胡话的内容，其随机性很强，所以很难立即通过应答内容直接找到问题。这些细胞看上去外表也比较正常，所以他们才是最危险的敌人，尽管发生的次数不一定是最多的。”
过了一小会儿。
“看完了没有？”
沉默了一会儿
“……看完了……看上去似乎很好理解，教科书怎么……”
“教科书是给很多细胞看的，你不能很直白的说，否则只会创造出更多的具有更高犯罪潜力的细胞。而且这也只是教科书的其中一个意思而已，针对的是无数具体事件中的一个，你得靠脑子才能举一反三。”
“我一个淋巴细胞有脑子？”
“你能别扯冷笑话么？”
“哦……”
“你下一步去脾脏看看，我有不好的预感。很多调查人员都传来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
“我昨天刚去过。”
“你见到多少小混混白细胞？”
“大概血管里总能碰上几个吧，特别是脾脏里挺多的。书没读好就出来了，也干不了啥工作，真不知……”
“你询问过他们么？”
“当然。”
“然而他们只是吊儿郎当的，应答有大量的不正常。不正常的地方不怎么统一……所以？看上去不严重？”
“是的，只是回答的比较乱而已……但是吃喝啥的都没问题。”
“可能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怎么讲？”
“有系统在制造大量的不合格产品，但是他们并不在乎这些产品是怎样不合格的，我们也没法通过这些不合格细胞的回答来确定工厂或学校在哪。”
“但是刚才我在休闲吧里问的那个探长还有我之前询问的探长……他们在这类问题方面有某种统一性，似乎是不承认不公平和不划算的细胞教育系统的存在之类的，但是他们已经过了上学成熟的年龄。”
“你要盯紧他们，他们可能和那家工厂有关，我们自己人变的工厂。那些异常的探长可能是早期的产品，甚至是某种卧底。”
“等等，你是说癌症？”
“是的。”
“可是我们的身体还很年轻，按癌症发生率来看……就算按照条件概率，我们的身体也不抽烟喝酒不熬夜。”
“不是所有癌症都一定是随着年龄增长而提高的，比如说血癌就是年轻的时候发生率高。这是因为年轻时骨髓细胞比较活跃，整个身体的发展速度也比较快。血癌本身也比较隐蔽，绝大多数你所见到的小混混白细胞都是被少数癌母细胞制造出来的。”
“快速发展的问题？”
“应该说是快速发展本身的客观环境条件容易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某些病变的收益太大了，更多的细胞在这方面更愿意铤而走险。当然不发展的话，所有的细胞都会更愿意在各个方面铤而走险。所以在一个身体成长的时候，监察系统在扩张中也非常容易出问题，就算是你和我也是一样——维持稳定的系统发生不稳定扩张，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淋巴癌和血癌也是致死速度极快的疾病。”
“那我们可以筛查？也许先把刚才的那几个探长解决掉？”
“筛查是可以，但是我们得趁早而且高效，杀死几个探长其实没太大意义，因为癌母细胞才是关键，要是他们增多，我们就……”
还未讲完，全系统警报便响彻每个血管。
“警报，由于必要原因，全局体温即将升高，血流速度会加快，请各位注意。”
随即，干事的手机发来了紧急信息，要求所有人随时待命。
干事：“看来情况不妙？”
“也许吧，保持警惕。”
黑体简短部分
垃圾分类的最上层目的。
与绝大多数需要让全社会行动起来的任务一样，都是为了检测下层的执行意愿与实际执行能力。
在这一点上，垃圾分类和“全国文明卫生城市考评”“全国先进城市评选”等等都没有根本的区别。
当然，一个行动的“最高目的”不一定意味着只有一个目的，最高级的操作者也未必不能意识到这一点。
只不过这样的行动包含的额外目的或者“附属目的”本身的“直接压力与奖赏”并不由最上层直接执行——所以某些重大的“考评”总是会造成一些既定的客观结果，但是这些结果本身是由各个内部组织的为了自我利益而自行产生的。
举一些简单但不一定准确的例子。
1：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
最上层主要目的：应对可能即将到来的冲突，持续动员和储备资源。储备的资源可以在冲突到来时强化动员的持久力。
挖洞创造了就业，缓解闲散人口的问题（动员时其他经济活动减缓）。
广积粮意味着各级需要配合开通更多的物流路线，尤其是农村到城市的路线。
2：次级或者说附属或者说“自然而然”达到的目的。
深挖洞同时意味着本来欠缺土木建设的人口聚居地都拉起一批有一定土木工程建设实际经验的队伍，哪怕没有技术人员也有劳动力和基本的劳动组织能力。这会给后续的基础建设队伍提供基础的“人力准备”——在人员流通尚且困难，大多数人还是依赖自己土地为生的农民，基础建设的技术要求还不高的历史时期，与其花大力气把一大堆人变成流动施工队，不如直接让大部分地区有一支自己的施工队更划算。
广积粮之后存粮的发放与储备权可以提高各级地区的权力层级的明确性，尤其是提高中级管理层对于基层管理层和基层的实际权力——这使得整个信息汇总上行不再是摆设。
这个过程很重要，第一次人代会一个代表就要接几万个来信，大到省级规划小到邻居家的牛，什么问题都有。这既说明了人民群众对于新国家的认可，但同时也说明了中间层系统并不能解决问题，而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权力实力并没有区分细致导致的，大家谁都不听谁的——这个靠一纸文件或者虚名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要想划分出实际权力的高低就必须给不同层级不同的权力，而这是要依靠“暴力保障+资源保障”共同完成的。
暴力保障只能做到最粗略的，而且也只是“发号施令”，要想激发起主观能动性就需要依托暴力保障来拉一波“物资控制权定向集中”，这样才能让决定物资流向的权力真正的变成实权。
当暴力和物资的权力等级都确保以后，那么基本上下级和上级之间就会成为真正的从属关系，而且下级也会开动脑筋去获取这些资源——所以下级才会想各种办法完成指标，甚至提议设立某些指标。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层目标是“直接实现”的，而且是首要目的——即便第二附属目标没有完成，那么也不算亏。
但是一个政策要想“赚”，很多还是来源于那些附属的“自然而然”达成的目的。
用中国传统的话来说，第二目标或者说“自然而然”达成的目标就是“无为而治”的它体现。
无为而治不代表看上去啥都不做（尽管这样是最理想的），而是“做了1个东西，牵动一群，而且牵动的过程中是别人自发完成的，你不需要为此给付什么东西或者以自己的名义下带具体的命令，这也就让直接管事的人有了更多自我发挥和判断的空间，促进了管理积极性。”
很显然，刚才的例子中，第二个“无为而治”的部分如果达成，那么对第一个主要目标的长期强化也是大有裨益的。
随着管理能力和成熟度的提高，这个“无为而治”带来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文明城市”“卫生城市”之类的评比活动，在“无为而治”的部分就比原来的“深挖洞广积粮”多许多。
比如说在评选文明和卫生城市的时候，都会有大量的本地的财政资源被投入到一个“超量”的领域。
这看上去确实是一种浪费，但对于组织维持来说有时候“浪费”是避免“更大的浪费”的一种手段。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本地上级也能确切的知道到底有多少的资源能被调动，能调动的资源就不是“账面上还有实际上被拿光”。
在平时一个地方上级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个决策如果出自他的手，下面的一些人就会反对他，而如果来自于更上层的话，其压力就会小得多。
同时，超量投入的部分在指定投入的部分依然可以考察“如何被权衡使用”，可以看得出这一块行政运转的效率——也可以看到哪些部分的介入能力出乎意料的强。
当然了，上一个例子中的“权力细分”也是继续存在的。
所以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每次评选，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部门侧重，上级也就能因此明白这个城市的“重要主导力量”是在哪些部门中体现的——这可以避免“明着一套力量，暗地里藏着主要力量”。
由于这件事涉及到超量投入（巨大好处），所以那些重要部门的次级人员自然是想得到的，而这对于本地区领导来说也是一次自己很难实现的盘点资源的机会，是有好处的。
尽管那些弱小的部门看上去似乎没有从这件事中捞到多少好处，但是在地方上层清点完资源后，他们也就不容易被亏待和过度的欺负，所以对这些弱小部门来说也是有间接好处的。
当然，他们也不会无限期欢迎文明城市或者卫生城市，因此评比往往有一些具体期限。
没有具体期限的东西，往往就是“要求改进”的方面，比如说垃圾分类就是。
“给定条件，自己处理。”
在这种任务里，只要给出一定的答案或者完成到一定程度即可。
因为上层也只是想知道个程度，但是也不会没有预期——对于一个“大家普遍存在的共同特点和潜在问题提”是可以预期的，所以可以提前避免某些倾向的发生。
而这也是一次“资源不限量”的活动，也就是说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完成——通常是强势方继续巩固的过程（上层需要他们找到别的办法，而不是强势方直接落幕然后被人瓜分——不可控的跌落瓜分会造成独立山头，非常危险）。
所以“无为而治”的“附属目标”就是“避免强势卖地财政快速的走向城市服务型财政”。
简单的来说，就是卖土地过日子变成了“好多个机关给城市提供各种所需要的服务，然后通过服务来收费维持城市财政”的模式。
也就是很多人鼓吹的“服务型市政”的附属品。
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好，但是实际上是个大坑——落进去的城市都成了赔钱货，但又不能让它破产（越是牛逼的越是能赔钱）。
原因很简单：城市服务收费本质是“部门领导”，一旦完成了部门收费的循环，这个部门本质上已经具有的独立盈利和内部管理能力，而且组织规模不小。
这意味着对于这些系统的管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的，干涉难度更是巨大。
如果要加大资源投入去管理？钱和资源哪里来？
嗯，从那些部门里收上来。
问题是：如果你要得到额外的管理费用，那么下面的人就要提升收费，提升收费他们经手的钱就更多，情况就更复杂——管理费用永远是入不敷出的，越收只会让问题越大。
不管呢？不管他们就会挟持整个市政服务，因为市政服务是一条龙的。
这一点大家也都知道，所以会变成什么样呢？
那就变成了“管理费用必须收，但其实也明白收了也管不好，可是不收的话自己就吃亏了，而且下面的人也不放心……我得收，无论从明面还是私下，这个钱都得收。”
管理费肯定要一直上涨，因为不上涨下面的各个派系会害怕——会不会别人做的更大了呢？我不能停止不动，我要“创造服务”，不接受我的东西就说明别人有可能在搞大动作。
这个费用必然越堆越高，下级部门全部是囚徒困境，而地方上级没有打破困境的能力。
更上层？
地方上级都介入不进去了，上层还能怎么办？如果是直接下来大干特干，那地方的人会“集体一动不动当王八”。
这个介入成本和重新把城市翻了个底朝天没有区别，而且大概率还是干不好的。
上级对下级的管理组织的管理经费和资源是有上限的。
哪个上限？
反正有个上限是可以肯定的：管理费用不可以超过他们的总营业额。
但是如果按照“一股脑城市服务收费”搞起来，过不了多久管理费用肯定超过他们所有人收上来的钱的总和。
（那咋办？用其他税收给补上呗！所谓的服务营收就成了赚钱货变成赔钱货。）
部门绝对不能把两件事加在一起。
1：干的事复杂度很高，而且是从这件事里面得到绝大部分经费（包括上交上去的）。
2：这件事干的好还是不好，是否有效率的大部分内容完全是由这个部门自己决策的。
这两个事情加在一起，那就是被动形成“门阀”——如果同类型的其他部门也一样，那么其中有人不想成为门阀都不行，因为不成为门阀而是好好干活，那一定会被吞掉。
所以城市财政转向“服务收费”本身就是大坑——因为这些服务如果以前是由当局完成，那么必定就是很多平行部门在管理。
如果服务收费是直接部门管理推下去，那么除了门阀还有别的可能吗？不可能的。
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部门缩小”+“重新划分管理层级，不能平行”+“市场介入”。
如果是一个财政模式里的强权突然缩小，或者说他们把自己的资源开始流入到那些“更有前途图”的部门，那么上面那三个解决办法都不可能实现。
所谓市场介入也只能是走个过场——因为这些平行部门是绝对不会损失自己的利益的，特别是组织规模带来的话语权利益（不会调动，更不会裁人）。
要想用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完成过渡，那就需要至少两步。
1：先让原来的财政强权多撑一会儿，至少要阻断他们“率先投资其他部门”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还没有全面开始，但是等全面开始就来不及了）。
2：让下面的平行部门在一些“突发的管理要求”上突然辛苦，让这些平行部门里的人觉得“工作的好惨”。这不仅能增强这些部门对于未来的某些“我们要增加服务项目”的时候来自于自身内部的阻力，而且能快速的让绝大多数认为需要“快速转为服务收费”的稍微上级的人取得共识“以后我们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肯定要赔本，我不能听某些别有用心的专家”。
做件大事，让现在的地方高层觉得这么做不行，具体执行层觉得工作太麻烦，老百姓被逼的头大……这个时候仅凭几个服务相关部门的自身利益推动就不可能把大家都带歪，因为阻力太大。
重要的还是“共识”和“阻力”。
也就是说，得让那些意见不同统一的但是又走到了卖地来钱已经不够多的地方的很多领导要统一意见，彻底识破那些“我要马上城市收费”的说辞。
其实只要遏制了平行部门的囚徒困境压力，新的方法非常简单。
那就是开放商业服务市场，让商家和老百姓收钱，然后地方问这些企业收统一的税。
收税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麻烦，怎么收也是个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收税是有可能把管理成本给降低的，至少是可控可查的，也是可以在不足的时候加以升级和改进的。
这就意味着收税至少是一个管理成本可控，上面也是可以查的方式，只要不要做的太差就不会出现管理成本高于总收入的情况。
这至少不会赔钱，因为如果收税成本都能碾压收到的税，那么各部门都没有好处，一定会改进税收方式。
但是如果是平行部门各自搞所谓的市政服务，它们就一定是被迫心怀鬼胎的。
这里我不是说卖地的模式是好的。
卖地固然不是一种好的方式，它会降低经济增长也容易导致各种问题，更会导致一些部门的权力很大但又充满波动。
但是卖地的好处在于它相对简单而且容易控制，无论是对于当地当局还是更高层都容易从战略层面上进行考察。
虽然小问题肯定很多，但是大方面和大宗数据还是八九不离十的，所以能够在合理的成本下进行管理，至少不会入不敷出。
这就好像国土资源部门管理土地一样，虽然各种地方的侵占土地也挺多的，甚至很多地方不惜花高价设置防卫星的红外与可见光伪装网和加装反合成孔雷达覆盖物（高科技啊）。
但是事情做大了一定会有人露出马脚，特别是离规定地方比较远的违规地带更容易因为管理不慎露出马脚，所以只要从露出马脚的地方和规定的边界进行对比，那就知道至少侵占了多少土地了，太大了的话就能介入管理。
从本质上说，无论是国土资源还是市政卖地，它本质上都是一种资源换钱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它会具有某种“规模”特性，想要掩盖问题要自己花成本。
而自己花成本都是心疼的，伪装效果必然也是有限和容易出纰漏的，而且出了纰漏以后就算想要强行反对干预也是要消耗自己的组织资源和资金的。
但是让部门提供城市服务，它的性质就不同了。
因为城市服务本身并不是一种服务业，它依然是“社会管理”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由当局提供城市服务就等于是“管理向管理收费”而不是“管理资源然后卖资源”。
正因为如此，这里能够“赚”到的钱是个无底洞，而无底洞意味着这些平行单位根本就是在互相斗争，但它们又是在同一个需要协同的内部进行斗争。
斗来斗去，最终结果只能是客观上串通一气，耗尽所有资源，最后联合起来问上面的人要钱要资源，而且这个过程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而管理问管理收费本身就是无底洞，因为要用管理向管理收费，至少需要上一层的管理能力和技术对于下方有绝对优势，这就要求信息获取和信息综合的双优势。
很显然，城市服务收费时上级是不可能具有这样的条件的，因为下级可以创造出自己的复杂度，是可以无限堆高的。
因此城市服务收费最终一定会演变成挟持老百姓问上级要钱，然后上级只能问老百姓要更多钱去填饱下级的胃口。
日本和欧洲的很多城市的这一问题都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我们作为一个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文明系统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当然了，一个文明系统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不代表有人不会那么想，也不代表什么都不做就能阻止这些人做到某些事。
不犯这个错误是因为我们有人和有机制能够遏制这样的错误。
所以垃圾分类这件事，它体现了我国整体管理水平的进步。
尽管主要的目的和“文明城市”或者“备战备荒”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次级目的和“无为而治”的部分的水平提高，管理深度也更进步了。
在这件事上，虽然绝大部分人都在按照自己的利益推进，但是客观上却达到了长远的目的，也达到了很多附属的目的。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管理的额外利润在增加，这应该是一种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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