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公司圈养的年轻人
吃喝拉撒都可以在公司解决。完备的体系让他们有很强的归属感，但也有人想要逃离。每种选择都有它的代价，重要的是诚实地生活。
靠在人手一把的人体工学椅上，杨磊时常回想起几年前租住在北京像素小区的日子。东五环外的地界，和现在工作的西二旗隔着四十多公里。那时候，身边到处都是搞传媒和艺术的人，小网红、小演员、小摄影师、小编剧……与他擦肩而过的命运交叉重叠。这让杨磊觉得新鲜，他喜欢这种错落的感觉。那里自成一体：火锅、烧烤、咖啡厅、健身房、美甲店……即使不出小区大门，生活照样活色生香。
人间烟火气。某个夏天傍晚，夕阳把天空涂抹成金黄色，泰迪在楼下草地奔跑，他跟在后面追。
现在，那样的日子已成往事。生活的很多内容都被公司承包了。他被未来风格的设计曲线所包围，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窗斜射进来，空旷的大理石地面，洁净明亮，同事们踩在上面，能听到清脆的响声。
造型各异的写字楼，将后厂村切割成各自封闭的独立王国。这里的每一栋大厦，都是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自成一体。吃饭、喝咖啡、休息、娱乐，如果你愿意，不出公司大门，它满足你的一切生活要求。
生活正在一点一点定型。统一的模式、规范，杨磊的活动半径，逐渐缩小到以公司为圆心的五公里左右。出口是一个睡前的小习惯：躺在床上刷微博同城，看看附近的人在同一时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夏末的毕业季，有个北大的女生发了一条视频。凌晨两点，少男少女们还围坐在未名湖畔唱歌，配文“转眼我们就各奔东西”。杨磊觉得，青春简直太美好了，他们有崭新的未来和无数种试错的可能。
杨磊看到附近的人开始发：“北漂第一天，我太难了。”配图是一张合租的小卧室，简陋的床板、一张桌子、一个衣柜。“比我当初住的还好一点呢。”刚来北京时，他住在不到十平米的地下室。没有窗，只有一张窄窄的单人床，墙皮一碰就扑簌簌地往下掉。“那时候年轻，这些仪式感的东西得做足”。但杨磊从未感觉到贫乏。
很多年以前，他还是个爱折腾的人，撺掇几个要好同学一起，用爸爸给买的索尼手持DV琢磨拍出了一部小短片，还拿去参加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那时候，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人生似乎有很多选择。
但前两年，杨磊卖掉了自己的相机，佳能5D2，当时热门的专业机。“我觉得我对它的热情开始降低，那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可能持续不下去。我就不去想它了。因为我有时候看到相机在这儿放着我就觉得有点难受，有点可惜。”
来互联网大厂三年，杨磊似乎越来越不太愿意主动社交了。要凑齐一桌互联网朋友们的聚会太难，大家不是在加班，就是嫌路程太远，太折腾。“进城”一趟变成奢侈。被放鸽子数次后，大家一致决定，以后有什么事在微信群里说就好，最后干脆“全都弄成线上的聚会算了。”
杨磊把八年前拍过的那个短片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原来以前的我还是很有梦想的人。”故事里，一个小男孩在日记本上写：“我长大了要去北京，带爸爸妈妈去天安门、去故宫、去长城，在北京给他们买一套大大的房子……”
那段日子离他有些遥远。他按灭手机，睡着了。
凌晨三点，赵晓曼蹑手蹑脚地摸进房门，同住的室友已经睡着了。她坐在书桌前，不敢开台灯，白色的电脑背光映在脸上，她开始写今天的工作小结：0728工作日报：一、二、三、四……
“有时候脑子会发懵，我今天到底干了什么？想不起来的样子。”按下回车键，赵晓曼觉得自己也快要没电了。洗漱完毕，她躺在床上，空调咔哒咔哒的声音响得人心烦，她爬起来吃了两粒褪黑素。戴上耳塞，终于睡着了。
临近毕业的那个夏天，赵晓曼好不容易拿到一家互联网大厂暑期实习生的offer，她所在产品岗位的报录比极低，拿到这个offer，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迈进了互联网大门，她开心到每天眼睛里闪光。
赵晓曼为此感到骄傲。她刚二十出头，野心正胜。一切都是铺陈开的崭新生活：离自己梦想中的成功职业女性更近一步了。可是最近，赵晓曼发现自己好像很久没笑过了。
入职第一天，电脑组装出了问题，她向隔壁桌的同事求助，同事抬头回了一句“啊？”又低下头继续敲键盘。“太冷漠了，”每个人都在沉默地忙自己的事。生活被塞得满满当当。海量的工作向赵晓曼涌来，她没有时间去考虑吃什么饭、逛什么街，生活围绕着公司和出租屋两个中心点旋转。
十二平米一间的小次卧，赵晓曼和新认识的同事合住一张1.5米的双人床，房租平摊，每人1500元。刚搬进来时，两人兴致勃勃地在淘宝下单了几串星星灯装在窗帘上，一闪一闪的，“特别梦幻”。但随着各自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她们几乎没怎么见过面、说过几句话了，通常是赵晓曼下班回家后，舍友已经睡着了。
连续三天了，赵晓曼看到有一个男生支了一张行军床，在公司过夜。旁边放着一双人字拖。公司有茶水间、零食架，健身房能洗澡，甚至还有洗衣房和晾衣架。赵晓曼加班到凌晨三点，想着要不自己也试试在公司凑一晚算了。
她在工位旁撑开躺椅，戴了眼罩躺上去，“可是我发现我躺在那儿一直睡不着，脑子里还在想着工作的东西。”明明身体已经很累了，赵晓曼的脑子仍然在嗡嗡作响。这种压力是无形的，无孔不入，她没办法将工作和生活分离。她担心自己整夜失眠，还是决定回家休息。
公司到住处不远，步行大概要十五分钟的样子。赵晓曼壮着胆往回走，街上没有人，只有孤零零亮着的灯，她越走越快，回家后坐在椅子上喘着气问自己，“要这样吗？也不过是一个拧螺丝的工作而已，要这么拼命吗？”她感觉自己正在慢慢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但是机器人也是要充电的啊。”
三个月里，赵晓曼部门里的同事走了六个。领导“慌了”——她这样理解——，有一天在工作群里发消息，“今天我们组织一个无加班日，大家到点之后全部回家吧。”赵晓曼简直太开心。
出了公司大门，她录了一个30秒的小视频，她和同事对着镜头欢呼：“天还亮着，我们竟然下班了！”除了那一次，赵晓曼没有在天黑之前下过班。
工作的第二个月，赵晓曼养成了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每次一到周末，不管是谁组的什么局，只要有酒她都要去参加。她不停地喝酒，讲很多话。野格，兑一点红牛，加很多冰块，赵晓曼一个人能喝大半瓶。只有这样的微醺状态，她才能暂时不用时刻不离地盯着微信的对话框，任由消息提示的红点数量不断上涨。有一次她喝大了，被朋友扛着送回家，嘴里一直嚼着一句话，“是我不够努力，是我不够好。”
如果不把手机静音，宿醉的第二天早上，即便是周末，赵晓曼也一定会被leader的几十个电话叫醒——“是几十个哦，我没有夸张。” leader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微信大群里艾特她，“因为这样她就可以把锅甩给我了嘛。”
她觉得自己还不如制造工厂里流水线上的女工。下班后，厂长不会打电话发微信叫你回到机器前。但现在，只要手机一响，上司的一句话，不管在干嘛，她必须得翻开笔记本开始工作，赵晓曼感觉自己的时间被榨干了。
“这个需求改好了吗？二十分钟后给我可不可以？”赵晓曼又在催开发端的同事了，她没有办法，她必须把需求抛出去，才能勉强躲避leader一次又一次催促，直到同事直接拒接她的电话。“我一直觉得催别人是非常讨人嫌的，但是没办法，这里好像所有人都在逼着你往前走。”说完，赵晓曼猛然发现，自己变成和上司一样的人。
不止一个男孩追赵晓曼。一个小她两岁的男生，成天有一搭没一搭找她聊天，每时每刻都要问她在干嘛。时不时还发一些土味情话：“你知道为什么我没吃饭就饱了吗？因为你秀色可餐。”赵晓曼感觉自己要窒息了，她联想到工作时不断被上司push的感觉，她想逃得越远越好，朋友说她患上了工作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社交活动也被挤压的越来越少。那段时间，唯一的社交仅限于在公司茶水间里和同事聊天。明明在同一个城市，赵晓曼和之前的朋友们却好像有了时差，没法好好聊天。“一两点我才下班，我下了班之后给朋友发个消息，睡了吗？那人家肯定睡了呀，大半夜谁跟你聊天啊。”
有段时间，赵晓曼习惯了每天下班去小区后街上买卤味，一个阿姨推着小车出来摆摊儿，卖豆皮、鸭爪、火腿肠、鹌鹑蛋之类的小吃食。阿姨总冲赵晓曼笑，还一边说着她听不懂的方言，她抬头问笑什么呀，阿姨害羞地缩着脖子笑着说，“你长得好像我女儿。”
赵晓曼觉得自己像一条缺氧的金鱼，只有在经过这条街的时候，她才能探出头，好好地喘口气。后来连续好多天，赵晓曼都没见着那个阿姨，还以为她不出来摆摊儿了。后来才反应过来，原来这些天自己都是凌晨一点多下班，阿姨早就收摊回家了。
另一个排解方式是疯狂在网上下单买衣服。大大小小，三个月一共下了84单，合适不合适的都买。有的时候拆开还没试穿，只比划了一下就丢在一旁，然后叫快递员早晨九点半上门取件退掉。因为“这样第二天就能起得来床了”，这是她特殊的叫早方式。
赵晓曼从来很少哭。有一次，合作客户催得实在太紧，赵晓曼没来得及跟出差的leader商量，提前跟客户说了自己的方案。leader听说后立马打电话过来，那种语气，“让我感觉下一秒她就要从电话里冲出来了。”赵晓曼蹲在厕所的隔间里，小心翼翼地哭出了声。
啪，绷着的弦断了。
这阵子，姚南陆续给自己原先的电脑装上7000块钱的显卡，配上4k显示器，接上下载速度30M/s的网络，插上32个G的内存条和6个T的硬盘……但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完整的周末，他静静地坐在31寸的4K显示器前，一个游戏也不想玩，“完全找不回童年时对着一台破电脑偷偷玩游戏的快感。”
从英国留学回来，姚南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策划，这份工作需要不断掏空自己。姚南很早就明确地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工作，小时候，他看见公交车司机或者超市售货员，他就觉得这辈子一定不要成为那样的人，“没有任何诋毁的意思，因为我觉得那样的工作太机械了，不适合我。”
在互联网待着、不断地创造新的东西，是他工作中一个最大的乐趣。“当你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最后能够做出一些作品的时候，哪怕你只有一两个观众，或者是打动多少人，就是很好的一个回报。包括我自己也会对着做出来的那个东西欣赏很久。”这是他真切感觉到工作价值所在的时刻。
不是没有遇到过难缠的客户和上司，姚南的应对方法是暂时把手机放在远离自己视线范围内的地方，去洗手间洗把脸冷静一下，在心里骂一句“傻X”。
生活的空洞感偶尔会突然来临，姚南有自己的方法对抗虚无。打游戏是最常用也最有效的方法，即使这些快乐仅仅来源于一些很短暂的片段，“比如说玩游戏几百个玩家，大家都互相疯狂嘲讽，只要我赢了，我就嘲讽你，那我就觉得很快乐。”
他沉浸在游戏设定的情境里，花一整天的时间研究希腊神庙的建筑模型，这并不能给姚南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或意义。但他觉得可以暂时进入到另一个时空，“这就是我的快乐，这就足够了。”
比大多数互联网大厂的人稍微好的一点是，姚南在家人的支持下，买了一套小户型的房子。房贷虽然花掉大部分的工资，但他仍然感觉到心里踏实。烘干机、洗碗机、硅藻泥吸水地垫，姚南会买各种各样提升生活品质的东西，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工作已经把你消磨成了那个样子，回家后就只想舒舒服服地‘葛优瘫’。”
最近，姚南养了一只美短猫咪，他在朋友圈发：“养猫真香”。早晨起床，睁眼看到小猫咪窝在床头，和自己背靠背，他感觉“心都化了”。小区附近的公园里，大妈们在跳广场舞，大爷们摆了一桌象棋，小孩子们到处跑来跑去，姚南感觉生活鲜活可爱。
后厂村附近的小区：菊园、唐家岭新城、友谊嘉园、融泽嘉园、小牛坊……林夏美吐槽，“真的是鸟不拉屎的地方”——去最近的地铁上地站要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路上会经过一条长满杂草的河道。小区对面的北京城乡·118生活超市，是她在附近能找到的最大的购物商店。餐馆就更别提了，田老师红烧肉、晋汉子面馆，算是改善日常生活的“美食”。
她时常会觉得恍惚。白天，她在全中国年轻人最多、想法最丰富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与同事讨论爆款策划方案。晚上，生活翻转成完全不同的另一面，她回到这个到处是退休老年闲聊遛狗的小区里，关上合租房的门，边刷手机边等待着卫生间的室友洗漱完毕。她租住的这套房子，一共住了六个人。
出行不便、生活匮乏并不能消解张轶男对西二旗的热爱，他非常乐意称自己是一个标准的村民。大厂完备的体系让他对这里有很强的归属感，“像大学一样，吃喝拉撒都能在公司解决。”在张轶男眼里，西二旗粗糙而崭新，这里汇聚了全中国最聪明的大脑。
刚换工作来后厂村的头三个月，徐岚还是保持着每周末回海淀黄庄逛街吃饭的习惯，食宝街眼花缭乱的小吃是生活的最好调剂。但是没多久，这种“惯性”渐渐消磨，徐岚的周末也基本就在五彩城、华联这两个商场转一圈，后厂村是出了名的美食荒漠，玩耍休闲的地方就更别提了。唯一的周末活动变成了去农大打网球，因为最近她感觉成天在工位坐着，“再不锻炼身体要出问题的。”
杨磊的职业经历从未与互联网脱离关系。他遇到过带着员工创业的热血老板，坚信VR将是内容的新一代呈现形式；也曾经历过互联网泡沫满天飞的时代，互联网的风口换了一个又一个，杨磊被这股浪潮推着往前走。
刚换工作时，他住在离公司四十多公里的通州，通勤时间大概要两个小时。早高峰时候的地铁站，人群像沙丁鱼觅食一样涌入小小的车厢里，每到一站，上来的人就更多一点。人群一层一层地贴在杨磊身上，他的脑袋一片空白。出地铁，到公司还有两公里，他必须眼疾手快地抢一辆座椅把手和链条全部完好的共享单车，骑行十五分钟到达公司的大门口。
他经历过危机。来得凶猛突然，当时那家公司部门整个被裁掉。有两个多月失业的时间，失眠也不可避免找上来。杨磊在网络电台上开了一个直播间，很多个无法入睡的夜晚，杨磊准时和一帮没睡的夜猫子们“尬聊”，他们失眠的理由各不相同：失恋的、考砸的、家人生病的……他发现原来这个城市里有这么多跟他一样失眠的人。有人一起交换分担，生活好像也变得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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