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木的选择
柯木的选择柯木，全名阿不力克木·艾依提（Abilikm Heyit），新疆内高班第一届毕业生。2000年，柯木离开新疆远赴深圳，10年间，在内地完成学业，并顺利进入杭州一家私营企业，成为公司骨干。今天，他说话带明显江浙口音。2008年参加工作时，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时间表，三年后决定是否回故乡，现在离最后期限只剩两个月，柯木还是没法做出决定。
五年级我才听懂老师说什么
我1984年出生，是新疆和田市地质队子弟。父亲来自喀什，是地质队技术骨干；母亲是市里东风商场的售货员。家里兄弟三个，我是老大。
地质队里有不少维吾尔族职工，平时孩子们玩在一起，不分民族。
上小学时我有两个选择：读维语学校，或汉语学校。父亲坚定地送我去了汉语学校。
可我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老师也听不懂维吾尔语。我们院子里一起读汉语学校的维吾尔孩子后来大都转到了维语学校，父亲却坚持让我读下去。我二年级留级了。但学得还是很艰难，在家里没少挨揍。
一直到五年级，我才完全能听懂老师在说什么，各门功课开始及格。因为之前基本上没听懂过老师、同学的话，除了一些逃课片段，我那几年的记忆几乎是空白。也许是因为我很抗拒这段时光吧。
1997年小学毕业，我到和田五中读书。
在小学，和汉族孩子打架是常事，不过大家根本没有民族意识，也不分民族，打完了很快就和好。但到了初中有点变化，有一次参与打群架，有大人来问：「你们是不是有民族情绪？」我那时候哪知道什么是民族情绪啊！当时我学习不算好，但我并不为成绩不好而紧张，我喜欢看书。我是地质队阅览室借书最多的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我最爱读的杂志是《读者》。后来，我们内高班去内地时路过兰州，我还特意去了《读者》的办公楼看了看。在我心目中，那是很神圣的地方。
我进了第一届内高班
初中毕业那年，我赶上了新疆第一届内高班。
老师宣布，要选拔优秀的学生到内地读书，这当然谁都想去。当时报名者还要和学校签协议，保证以后回新疆。
我们那一届全疆总共1000个名额，喀什大概有300人，和田200个，大部分是南疆的人。当时名额分配很严格，年龄划线必须是1984年后生的。教委还要当面审核每个人，怕有人变造民族身份。
考试时我成绩不过线。但没想到，体检这一关，有成绩过线的同学不合格被刷下来了，指标空了出来，我正好补了上去。
那对我们是天大的喜事。父亲觉得特别有面子。爸妈特意花了65元钱给我买了一件新衬衣。
我们班上有三个学生上了内高班，除我之外，还有一个汉族人、一个满族人。维吾尔族学生的名额比例要比汉族高很多，新疆内高班80%的招生是面向农牧业地区的。
2000年8月，我们在乌鲁木齐集中。当时全疆1000个孩子住在新疆大学，停留了两三天。自治区领导来讲话，说我们是新疆的未来和希望，所有人激动得不行。
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到乌鲁木齐这么大的城市，好多人根本没出过远门甚至没到过县城。有个同学在库尔勒第一次看到火车，跑过去摸了一下铁轨。
在新疆大学，我见到了领队老师，也知道了要去深圳念书。我不知道深圳有多大、什么样，只知道那是特区。
这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新疆有这么多民族。以前我只知道维吾尔族、汉族和回族，没听说过哈萨克人、塔吉克人、柯尔克孜人、锡伯族、蒙古族。这一次，我亲眼见到了各个民族的人，大家长相、外貌差别如此之大，才算有了「民族」这个概念。以前，真的没有。
深圳内高班的新生活
9月，我们来到深圳松岗中学。这所中学以前是没有高中的。它想办高中时正好碰上内高班的任务下达到深圳。深圳有承办内高班的任务，但据说市内重点学校都不想接下这个担子，这所关外的学校就争取了这个机会，他们借此可以办自己的高中了。松岗中学有很多外来打工者的子弟。争取到新疆班后，它在当地也招了一个班的学生。高一年级就有了四个班，一个当地的，三个内高班。新疆班学生有120个人。学校很想办好新疆班，师资力量全力向我们倾斜。松岗中学的一切都和新疆的学校不同，条件之好超出想象。教学全部是电教化的。好多人第一次见到电脑什么样。而且还有我们根本没听说过的「校董事会」。校方专门请来一对维吾尔夫妇开了一个清真食堂，大厨是维吾尔族的。还有一个专门的膳食指导老师。食堂会根据学生的意见或委员会的意见修改菜单，甚至委员会可以直接指定配餐。各种营养搭配非常讲究，早上一定要有牛奶或豆浆，午餐必须是一荤二素，汤是免费的，晚餐更丰富些。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仅仅是吃，就让人终身难忘。很多人以前在家里从来就没吃好过。面包，我是到了深圳才第一次见到。其他各种点心我根本叫不上名字。大家都拼命吃。第一年下来，一下吃出很多胖子。饮食过量让好多人得了阑尾炎。后来我问过，其他地方的很多内高班学生都是这样——到内地的前一两年，很多人因为阑尾炎住院。学校组织我们去过几次深圳市区。第一次进入市区，看到沃尔玛，大家只觉得震惊，觉得看到了真正的文明世界。松岗中学让我们开眼了。但是对内高班的学生来说，这里的学习也是残酷的。因为内高班实行末尾淘汰制，四年学习中，前两年都会把成绩最差或表现不好的学生中途送回去。走一个，新疆自动补来一个——内高班编制很紧俏，甚至一个学生身体不行了，那边都会马上来个人把他顶替了。第二年，我也出了问题——我背了四个处分，分别是因为爬墙出校和一次打架。按照前例，我得被退回去。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我要被退回去，伤心得脑子一片空白，只想去流浪。我向同学借了钱，准备偷偷带着行李走，不想留下来受那个侮辱。班主任是一个女老师，看到我这样，跟我一起大哭起来。校长得知情况后，对我说：「哪里有送你回去这回事？」我被留下了。我一辈子都感谢这位罗校长。他的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在这所中学里，我们和汉族学生相处非常愉快。我们来之前，学校就专门对其他学生交代过民族团结，学校本身也很尊重我们的习惯和文化。刚去学校时，初中班孩子第一次见新疆来的学生，很惊奇，好多人会跑过来要我们的签名，甚至就让我们签在他们的T恤上。后来新疆班、本地班并班了，本地学生都很淳朴善良，大家就更是打成一片了。我和内地汉人的真正交流，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不过「9.11」之后，学校里突然有了政治教育，开始谈反分裂、民族教育等内容。这时，我开始对「民族问题」有了意识。我们的高考指标不占新疆也不占内地的，有自己的名额安排。本来大家的成绩就不错，所以升学率是百分之百，最差也能读大专。我当时很想考公安大学，想去当警察。因为在深圳，我第一次看到了维族流浪儿。我很震惊，想去解救他们。但我没考好，没考入我的第一志愿公安大学，最后上了第二志愿浙江财大。
歧视与包容的大学时光
和深圳不一样，在杭州，我一下从封闭社会走向了开放社会。从大学起，我就喜欢杭州，这里民营经济发达，商业意识浓厚，有钱人的孩子会在学校里推销电话卡、卖袜子之类，同学们的求职意向都是找民企而不是公务员……对从小就喜欢做小生意的我来说，这才是我喜欢的开放社会的氛围。但在这里，我也第一次碰到真正的考验。在浙江财经学院，我们那一届第一次有了维吾尔族学生。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维吾尔人，很好奇。不了解新疆的同学会问些傻问题，比如我们在家是不是骑骆驼上学、家里是不是住帐篷，甚至有人问「新疆用不用人民币」。这些好奇是正常的，我都无所谓。但外边赤裸裸的歧视，我很受不了。文化歧视、民族歧视，我是到了杭州之后才第一次领略到——在深圳，我知道有好多新疆流浪儿当小偷，但并不知道汉族人这么歧视维吾尔人，不知道有些汉族人看到维吾尔人就像看到小偷一样。我为这个受了很多委屈。比如，我和学校保安就发生过两次冲突。那时候学校学生都穿T恤，我因为兼职在民企打工需要穿了一身正装。结果，第一次，我被保安拦住不让进校门时，我大吵大闹了。迫于压力，他们向我道歉了。没想到，很快我又被一个保安拦住，不让进校门。因为第一次的事故，他们其实都认识我，我觉得对方是故意刁难我。这次我气坏了，动了手，但吃了亏。我伤心透了，一个人哭得好厉害，第一次想：我为什么要到内地来受这个气？还有一次到杭州下沙去买裤子，我就听旁边人用方言对店老板说：「小心这个新疆人偷你的裤子。」另一次，我和一个学妹在门外吃烤串，一个当地混混过来拍我肩膀说：「你个新疆人跑来干什么？」那段时间传说杭州延安路那边新疆人给人扎艾滋病针，这个人应该是因为这种传言，看我不顺眼，故意来挑衅的。这种谣言短信，我自己都接到过。接短信那次，我去白羊派出所投诉，社会上出现了伤害我们民族感情的谣言。几天后，派出所来了人，找我约谈。他们很认真了解了情况。之后，省公安厅的人也来调查了，调查结论说谣言是从萧山那边传来的。《杭州都市报》的记者也来为此采访过我，我说不希望自己的身份引起恐慌，当地报纸就专门发了文章辟谣。从这时起，我开始对杭州有好印象。他们尊重人，可以讲道理，有隔阂可以沟通。一个城市的文明其实是体现在这些地方的。遭遇歧视，应该是所有在内地读大学的内高班学生都会遇到的事。我听过上海的同学说过，有一次七八个维吾尔学生一起上公交车，走到半路，车突然停下来，他们被一大群防暴警察给包围了——车上的人，私下打电话叫来了警察。他们全是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大的高材生，却被周围的人当作恐怖分子看。大三之前，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会很冲动，想打人，有段时间甚至感觉自己不正常。以前，我以为柯木就是柯木，不是别的身份。可经历告诉我，外界看你，首先认为你是一个维吾尔人、一个新疆人，这就是「身份认同」。我开始感到自己缺少知识，不知道怎么看这些问题。后来我开始上网，我才在交流和帮助中得到启发，有了一些理性认识，有了信心。学校里，一位叫李景奎的老师也给了我极大启发。后来，我开始读社会学、民族学书籍，开始关心新疆问题。我开始了解，新疆和内地，对彼此的认识都有多么大的误解。我当时要到内高班读书，周围的亲戚很担心。大家觉得内地非常可怕。我的一个表哥，在上海做过烤肉串的生意。他回家乡后，把上海说得非常坏，简直就不是人呆的地方。当时我不相信他的话，后来能理解他了。语言不通的维吾尔人来到内地谋生，要找个落脚的地方都很难，更不要说做生意会被城管抓、被本地人歧视和驱赶。我表哥是从家里偷钱跑去上海的，在上海吃尽了苦头，被毒打过，住在你不能想象的地方，没有赚到一分钱。能长期留下来的维吾尔人，几乎只剩坏人了，否则怎么活下来？到内地的维吾尔人基本上就是做那几行——烤串、卖切糕、当小偷。一个农村的维吾尔人到了内地，多半只能被黑社会控制，跑都跑不掉。我是在杭州附近打工那段时间，开始接触到这些人。卖切糕的，几乎90%都是和田、墨玉来的；卖羊肉串的、做小偷的，是喀什来的。这些人让我又恨又可怜。除了做「大哥」的，几乎每个小弟都是一身伤疤，饿得瘦瘦的，根本吃不饱。开小饭馆的，也有不少在做不正当生意。拿饭馆做掩护，私下卖白粉，带一帮小偷。我看到过一个30多岁的人，晚上卖烤串，下面有铁链子把他的脚和羊肉摊锁在一起的。汉人是不会注意到这个的。我碰到过一个小孩，被人带出来偷东西，三天没偷到东西，什么都没吃，快不行了。我花了60元打车把他送到下沙一个朋友那里，之后把他送回了新疆。在我的老家，有个手机市场，里面卖的全是从内地偷来的二手手机。现在那里的人也知道，很多人跑去内地以后从事的是不正当职业，所以他们一听到某人是从内地回来的，就说这个人是「口里齐」（Kuliqi，类似「在内地混的人」，带强烈贬义）。
我爱杭州这座城市
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北京的汉族朋友，他在杭州工作过好多年，介绍我去杭州一个装饰工程公司实习。这个公司有两个老板，一个姓张一个姓毕，张总最初一听是新疆人就不想要，新疆人让他想到杀人、放火、小偷、吸毒。但最后还是答应面试我。他问得很直接、很仔细，问我怎么看「9.11」、人体炸弹、极端宗教、砍手、石刑、吵架时会不会拿刀子捅人……我理解他的提问，并且把面试当成一个难得的纠正偏见的机会。所以，我回答得特别自信，也特别从容。当时给这个公司投简历的人很多，别人的简历都很厚，我只递上了一张纸。对我来说，第一关是公司对我民族身份的认同，第一关过不了，资料再厚也没用。我把大学期间的各种兼职工作、社团活动和学习如实介绍后，张总当场就答应了让我来实习了。后来他说，通常这种场合他会说「我考虑一下」。我当时想得最多的并不是工作机会，而是一种强烈冲动：我要去纠正大家对维吾尔人的认识。大四开学的前一个星期，我去了公司。前两周打杂，熟悉流程和业务。当时真是全身心地投入，完全忘记了外面的世界。这些都被公司的人看在眼里。有一天，大家吃饭，我说要去吃碗清真馆的兰州拉面。张总说了一句「我陪你」，就开着大奔带我去吃了一碗4元的拉面。我们边吃边聊，话不多，但感觉很特别。我们的同事都是因为我而第一次接触穆斯林，对我极为迁就。他们集体会餐，可以为了我这个实习生，跑很远去一家清真餐厅。我弟弟放假从山东过来看我，我没时间陪他，结果公司的毕总派司机去给接他，并到新疆餐厅给他接风。司机对我的评价很高，这些话再由我弟弟传到家里，父母就很放心了。我在公司一直实习到快毕业，当时工作状态狂热到了做梦都在想工作的程度。我做的第一个项目，完成得非常漂亮。我拿到了很高的实习工资，而一般实习生是每月二三百元甚至白干。到毕业时，我有了自信，并且明白：在这个公司，人际交流成本极低，不需要走非正常的人际关系，不要拍马屁，只要你在做事。他们并不只是特殊照顾我，公司一线员工越来越多北方人，公司对人员构成的变化总能及时在细节上做出许多适应和调整。我以前很难想象一个民营企业会这样。我热爱这种企业文化，和公司签订了就业意向协议。之后，我回家休了一个月探亲假。家里人反对我留在内地，希望我在和田当公务员。但父亲被我一句话打动了。我说：「我要在内地吃点苦，好好学习这些先进的浙商文化。你不在一家企业里全身心投入，是永远不知道其精髓的。」我对家里说，也给自己说，给我三年时间。三年，是我的导师说的。他告诉我：「干满三年再做判断。」我大学的毕业论文是《新疆少数民族人才现状与发展》，导师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个论文，对我说：「你就拿自己当少数民族人才，好好培养吧。」我很感谢我的导师，现在看来，这三年对我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时光。杭州的经历，让我对这个城市里的人有了特殊好感。就算他们开始有误解和偏见，但绝不固执。除了公司给我信任和温暖，客户也都非常友善。很多人是头一次和维吾尔人打交道，当然会惊奇。但当我主动介绍民族身份，不回避问题时，对方的陌生和疑惧就会转变成好奇和好感。
最后，维吾尔人的身份和文化差异不但没有变成我的障碍，还几乎变成了我与客户沟通的优势。有些人反而会因此私下关心你的生活，甚至通过对我的了解，慢慢产生对整个维吾尔族的关心。现在，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是杭州人，我热爱我的第二故乡。
我们的困惑与选择
但我无法逃避心中的那个问题：三年到了，我回去吗？我们公司不大，但我能领会到它浙商文化的魅力，就算是偷师，我也真的很想再学几年。但我的时间拖不起。我们内高班的人是最痛苦的，大家其实还是想回新疆。但在观念上又无法适应和接受新疆，事实上，新疆也不接受我们。我是读大学后才逐渐了解自己的故乡，比起杭州，故乡并不那么美好。比如，在杭州，碰到警察执行公务，我可以先要警察出示证件，但在新疆，碰到一个协警、甚至一个带红箍的，你都得老老实实接受盘查。最大的困难是就业。大家都想呆在乌鲁木齐。央企是不用指望的，能供我们选择的只有四个类型的岗位：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特警、特岗老师（编制外的教师）。特岗老师需求很大。新疆搞双语教育，合格的老师极为缺乏，任意一个内高班毕业生足够胜任了。大学毕业后，我在松岗的哥们都回新疆了。一个在乌鲁木齐做基层民警，他是天津财大毕业的，还有一个哥们儿，回新疆后在家待业一年，做了狱警。他们都是家里有关系的。只要去考公务员，考前必须「关系」走到位。过了笔试阶段就来不及了。我们的「班花」回去参加公务员考试，笔试第一名，但面试没过。现在在下面一个县里当特岗老师。新疆公务员太紧俏了，因为没有更好的工作可找，创业也想都别想。在内地读书时，大家肯定是有想法和抱负的，但回到新疆，一切不由自己。从我们这届毕业生来看，当初到内地学习时，我们被重视、被抱以希望；但毕业后似乎完全被遗忘，变得不重要了。在我看来，我们的优势早已不只是语言优势，而是文化上的优势。一般的维吾尔人，过汉语关都很艰难。本地学校的那点汉语教育根本没用，生活环境里没有汉族人，学的是没法交流的哑巴汉语。而我们在内地汉族社会长大，习惯内地汉族人的思考方式。所以我始终相信，我们这些人将来会有很大发展。我们这届内高班最终有一些尖子生留在了内地，北京据说有两三个人。他们可能也正面临和我一样的问题，还在考虑是留内地还是回新疆。在内地，我们要找到工作并不难。虽然有民族和文化的隔阂和误解，但发达地区对维吾尔人的歧视和偏见其实比新疆少，环境公平，机会均等。可内地毕竟不是家乡，生活上有很多不便，也会想家。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婚姻问题无法解决。多数留在内地的新疆学生，干了三五年后都回去了，原因就是找不到同族的结婚对象。没有哪个维吾尔女孩的父母会接受自己的女儿留在内地的汉族社会。感情问题，是横在每个内地维吾尔人心里的一道关。我的女朋友来自伊犁，她是上海的内高班学生，后来上了华东师大。我们是在青岛旅游时认识的，当时我在读大二。我觉得这是缘分。我还在公司实习时，女朋友就来看过我。当时大家都说：「柯木，你小子行啊！」我女朋友很漂亮，个子看上去比我还高。我们真是感情很深。但她绝对不可能在杭州落户，而我即使愿意回去，她家里也绝对不会接受一个回去以后只能当狱警或特岗老师的我当女婿。女朋友的家庭条件比我好太多：父亲是知识分子型官员，两个姐姐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师。更重要的是，在维吾尔社会的传统里，伊犁人一直是被高看一眼的。伊犁离俄罗斯近，是最开放的地方，生活习惯欧洲化。那里的人也高大壮实，明显比南疆的穷人大一圈。伊犁在新疆，就好比上海在中国的感觉。和田，却差不多是南疆最穷的地方。所以女朋友的爸爸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我去了两次伊犁，他都不肯见我。他父母的看法也可以理解，维吾尔社会内部的差距非常大，不同环境下的成长起来的人，生活习惯和观念完全不一样，我知道很多民考汉（少数民族在汉族学校读书考试）的人与民考民（少数民族学生在民族学校读书考试）的人，虽然同是大学毕业，但结婚后因为观念习惯不一而最终离婚的。我女朋友毕业后也没找到工作，在伊犁下面的中学当了特岗老师，教英语和语文。特岗老师将来有可能转正进入国家编制。一个月收入将近一千元，扣除社保之类拿到手的只有300多。她现在的封闭环境，和她待过的上海完全没法比。我很希望她也能像我一样，保持学习的心态，不要在新疆待久了，就把她在内地学到的最先进最好的东西都丢掉了。无论如何，我要在8月回新疆呆一段时间，看看亲人和女友，碰碰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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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刊载后，直接影响了柯木的人生轨迹。2013年夏，我和我太太去新疆骑行，柯木在乌鲁木齐为我们接风，我说，《柯木的选择》看上去像是一个开头，我应该每隔几年采访一次。今天，柯木的境遇已有巨大改变，值得再采访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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