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的规律：中国的企业家社会责任
开 幕 雷 击 问：中国要注重“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么？答：不要。多问一句：中国能不注重“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么？答：不能。再多问一句：为什么不能？答：自古以来。 以下内容，可能“很简单”——本体真的很简单，但是要“深度发展思考，想出个长期稳定的方案”是最难的。 注：此文必须结合前些天的《遗产税与演化论，演化论与文明兴衰》结合看，而且必须是看完全文的。为什么不要注重“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欧神有说过。主要问题是：企业家一旦被要求责任感，那么交易就会发生偏离。“要求责任感”的组织，也必定不会是省油的灯。那样迟早会嗝屁。 那么为什么中国就肯定要注重“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自古以来，就算是不追溯到上古时期，那么至少追溯到“上一步”也要说一说啊，凭什么就一定要（会）呢？（是一定会，不是一定要。要是主观的，会是客观的） 原因很简单：中国历来是KPI考核系统（至少到现在为止最稳定的是KPI社会模式）。 KPI系统重要的是“考核等级和考核类型”。越往上，KPI考核内容就越是综合一个“公司”的方方面面，这就必然包含“有关商人的KPI”。（这就是必须要“商人纪晓岚系统”来进行体制激励，而KPI系统激励的核心是“等级提升”）作为社会从基层开始的商人，他的上升过程也会越来越多的面对这些“考核等级和类型”都又高又多的人。在满足这些要求以后，那么商人也是满足了更高的KPI考核等级和类型。这样的商人，特别是对内部的商人，那就一定带有“高级KPI系统服务属性，不管他是做什么的，他都已经服务了，最多给加个词缀来精确表示分工属性。” 用我们一个最熟悉的词汇来表示，这个词就是“红顶商人”。 红顶——服务与层级，你是管理者，你不是“官”但你为其服务，等级还不低。商人——你的分工类别。所以“红顶商人”不是“拿着权力干活的商人”，而是“红顶/商人”。同理还有“劳动模范”，意思应该是“模范（红顶特批奖金）/劳动（职工）” 对了，指出前面那篇《遗产税和演化论，演化论和文明兴衰》的一个错误（其实有好几个错误）。OKR系统才叫“君授神权”——虽然他们的“君”经常选不出来，但是他们那样的分散解释升级，才能叫“君授神权”。KPI系统或者说“奉天承运”系统，虽然皇帝是裁判长，但是本质上裁判长和神仙是平级的，他们遵循的都是“天道”。 因此中国应该是“君神平权——君主和神仙只有职能不同，没有等级高低”。（当然了，职能部门是低于君主的，而职能部门代表的那个“神”并不是实际存在的——神更类似于“市场局部规律”这样的东西，而职能部门是“现在这一局部的代表群体和工作者”。） 在这样的体系下的时候，KPI是什么样的呢？ 我相信各位都在KPI系统的公司里做过事，或者自己的公司也用KPI。我们都可以发觉，其实KPI系统里面的工作者都持有这样一种态度。 “哼！我考了100分，可是爸爸反水了，他答应我买了游戏机，但是却没给我买游戏光盘！” 正是因为KPI不能也绝不必要无限细致，所以才导致了这一点（但是呢……无限规则=现实规律=管理成本等于现实的一切=那我要“规则”这个简化高效模型还有屁用？）在之前的文章我说过，KPI本质上，特别是“满足工作人员需求”上它是“按需分配”的，考核“按劳分配和按功分配”只是一个愿望，而且这个愿望本身也是基于“更好的按需分配”的。KPI系统的竞争力，就是考核本身更加“符合需求”，大家都舒服——但是，这个需求不光包括“我已经说了”的需求，你得和乔布斯超前考虑用户习惯那样去满足。（所以中国的乔布斯爱好者惊叹于“卧槽乔布斯神机妙算，神仙皇帝”，而外国人更多的是感慨“这样的人也能活”。因为中国人是KPI系统，欧美人是BSC系统，我们更在乎的是算到未来需求，欧美人更多的感慨于奇怪但有效的斗争方式）但是因为必然的不完备，所以也肯定会有“我做到了，但是我没达到我的需求”的存在，KPI也就低于劳动者预期啦。 因为你考了100分，你想要个游戏机。你的目的当然不是“我家里摆个游戏机”，而是可以打游戏。但是爸爸没给你买游戏光盘，那你就打不成游戏，所以你觉得努力考100分亏了。你和爸爸抗议，有时管用，这是因为爸爸也明白“游戏机要光盘，而且我要的是你听话继续读书，我是奖励你，所以我不能让奖励白费”。这个前提，是基于“爸爸比孩子懂全局，但是爸爸也能理解孩子对游戏的局部”。 如果爸爸不懂这个局部，那么KPI就可能要出问题。 比如说这样的情况。“爸爸，我这次考了100分，我想买一台打游戏的电脑！”“乖娃，多少钱啊？”“不多，我玩的游戏不需要很好的性能，3000的电脑就够了。”“行，爸爸答应你。”期末考试过后。“爸爸！我考了100分！”“好的乖娃，爸爸给你买电脑！”买了电脑。“爸爸……电脑里没有游戏，我要买游戏！”“行行行，游戏能多贵？”（爸爸小时候游戏是5块钱一张光盘）。“好的爸爸，那我要买《模拟人生4》，全套DLC；我还要《P社四萌》和全套DLC。”“就两个游戏，行！”“爸爸，是五个游戏，《P社四萌》指的是四个游戏……”“好吧，多少钱啊？不过也无所谓，3000块钱都花了。五张游戏光盘，二十五块……哎？儿子你在算什么？”“爸爸，我算好了，五个游戏+游戏DLC，一共8700块。”“卧槽！？我丢你大爷！！！！你个臭鳖犊子！我已经给你买了电脑了，不算食言！”假期结束，孩子回到学校了。“欸？小明，听说你爸爸终于给你买了游戏电脑？”“不要叫我小明，叫我小萌。”“为啥？”“因为我草他大爷，放假只能玩扫雷。”“那你好好读书的动力都没有了吧……”“不，我要更好好读书，不过我不会和我老爸要求的那样，我以后不会去考商学院了。”“那你要干嘛？”“我要去军校。”“去军校干嘛？”“到缅甸扫雷。” 在这个时候，爸爸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当然是事先就知道孩子的游戏是什么，一共多少钱，这样才能心里有底——可是爸爸到底不是孩子，不可能100%知道孩子的需要的，所以他还停留在5块钱一张游戏光盘上，结果没能起到激励效果。 但是如果爸爸做的好呢？那么在孩子的眼里，爸爸就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人，但要求很多”的家伙。这也是主要的中国家庭中家长对孩子树立起“权威”的核心。 当然了，其它文明的教育里这也有用到，只是中国的时间会更长一些，通常到青春期以后才减弱。而西方文明在童年期过后就不再要求；阿拉伯则在童年后就开始有复杂的“孩子如何表达需求和自行权衡是否提出方案”的教育。中国家长在青春期以后才减弱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近些年中国发展快速，大多数KPI变化超过了父母原有系统的想象——农业时代是“有生之年”。也就是“太多游戏都TM要8700块”了，老爸没想到。 所以我们的“子女教育”这一块妖孽很多，因为大家都在病急乱投医——方法最多的是OKR系统，所以虽然现代教育模式是西方思路（BSC），但是中国人用起来对孩子的要求却更多的是“阿拉伯OKR”的方式，要求孩子自己成为一个部份领域独立考虑的人。中国家长对于孩子的“独立性”的要求，和西方的独立性意思差距很大——所以中国家长如果把孩子变成了西方式的独立性，他们会很不习惯（事实上极少数把孩子带到阿拉伯世界读书的反而好得多，但是他会觉得我们不公平）。 这样的情况出现在社会上，等于是“最好的KPI设定是超前设定”。虽然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KPI不可能总体永久超前（那只是运气好或神人），所以说只能是“更快的跟进”——信息传递速度和可靠性所决定的。老毛不可能每年都有，乔布斯也只能用库克。（库克已经算极度牛逼了，想想麦考利夫？） 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KPI系统中的工作者实际上都是在要求更上层的KPI制定者是“神”级的。 那么，如果是直接可以和“神”通信的，可以很大程度上影响“神”的人呢？自然是“半仙”——绝大多数人都会天然的这么认为，这是无法变化的，因为教育别人不要那么天然地认为也是需要额外资源的（如果你彻底补上了，你的管理成本优势也就没有了）。中国人对于“红顶商人”的要求就是半仙——没有权力，但是带有不证自明的责任。红顶商人不是“父母”，但是“年级考试前10名的同学”。这个同学在家长会上说的学习技巧，就是“红顶商人”的责任——要说得好，要让自己能做，而且父母能听懂，大家要满意。 然而问题来了：说的大家能明白，这个本来就挺难的，也不比设定KPI简单到哪里去——要做一份完美的报告，而且还得有效果。光这样还不够，人家还得“满意”——尽量一碗水端平。 这可就太难了。 但是难也就算了，关键是他如果做的坏，他就要承担超额后果。他如果做的好，那么KPI系统以后找他就更多，成本会更高。这是KPI系统绕不过去的坎儿，也就是“工作层”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隔阂，工作曾要想晋升为管理层，必须在升级前就补偿获取这些信息的成本。但是随着组织的日益复杂，这些信息要求的量会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工作层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补偿信息成本了。此时晋升系统就会从下到上慢慢失能，全社会的激励效果越来越低。 而由于KPI监察系统的旧规则消灭的总激励程度肯定不大于总新指标设立（否则监察系统没有足够的资源撤走旧系统），所以信息成本一定是处于宏观上升的。 公司有时可以彻底改革KPI，是因为公司有外部社会系统——可以融资，可以借钱等等，实在不行还可以存钱。 就算是自己存钱，这个“钱”的作用的保证也来源于外部社会的规则。 但是对于一个“力量主体”来说，它并没有“外部”可言——它是无法存钱，无法融资，无法借钱的。它的“生存能力”永远是“实时”的，一旦暂时失去，就会遭到不可挽回的袭击。 举个例子：小国家可以靠“国家发展银行”来融资，如果出问题了最差也有联合国维和部队。它们哪怕是全面改变的风险，实际上都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外部世界的固定机器来处理。这也就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世界永远也不可能是放任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因为必然会有个力量顶点是无法通过“外部资本交易”存在的，它的存在无法靠资本市场维系，因为它才是维系资本市场的——因此国家存在的最核心任务就是保持稳定和保持安全。可是如果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面对同样的情况呢？ 那肯定没有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种方式，可以让它们“全面凭借外界的规则”来恢复自己。因为对这五个国家来说，哪怕一年没有军队，一年失去经济稳定，一年造成巨大动荡。那么敌国就会来犯，无论是真的军事来犯还是全力下绊子。 所以对于这五个国家来说，他们的实力其实是不能“存钱”的，更别提融资了——它们的存在决定了其他国家能否融资，但是他们五个不能期望自己也有同样的待遇。 这也就导致五常里面任何一个国家，管理层都不可能主动发起对自己的核心管理模式更新——事实上即便是被迫的，后续的人大体上也会接过前人的接力棒。 这是因为核心不是从属地位的东西，它不可能靠别的东西支撑或者缓解。 这意味着核心的变化必然会有个“核心功能存在的间断”。 对于小国而言，如果外部还在，那么这就相当于自己主动学习游泳——就算溺水快被淹死了，还有机会被人捞上来抢救。抢救一遭，“心脏重新开始跳动”，等于是“生命间断，但是死而复生”。但是对于五常而言，这就不成立了。不可能得到“抢救”。有能力的人没有意愿，因为是敌人；有意愿的人没能力，因为小弟救不动。 综上所述那么“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在中国能不存在吗？ 不可能，因为KPI的核心过程，必然包含更多的人，更多的“晋升者”去补齐发展过程中的KPI设置信息的缺失。而KPI的核心规则是不可能变动的——核心规则无法变动，意味着核心本身也会逐渐老化，它也需要新鲜信息来抗衡老化。但是这个过程中，新鲜信息不是白来的，它需要更多的“晋升”。 注意：更多的晋升不一定是原有的人更多的晋升了，也可以通过设置更多的“激励点”来一定程度上的达到。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下，你只要多设“等级”称号，多设置领导层级，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获得晋升，你也就有更多的信息。不过呢，这样会导致信息复杂度加大，每一个层级的晋升者都需要花费自己的资源去预支“晋升要求的信息成本”。 大家都看出问题了。 “如果晋升等级设定的很细，那么每次晋升的利益在同等资源总量下必然更少——那么，晋升者普遍预支的信息成本都大于每次晋升的收益时，KPI系统的管理信息上行就会实际结束。”——这也就是目前很多企业开始抱怨起KPI系统毛病的核心原因。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设的少，那么每个KPI考核制定者的任务都会很重，需要很多的信息。可是同等信息处理能力下，信息量越多，深度分析的能力就越差——爸爸如果什么都要管，那么实在是没时间知道自家小孩想玩的游戏这么败家。 也就是说，如果晋升太少，那么就算信息的获取系统完美，让所有单个信息成本保持永久不变，增量信息的边际效益会还是会持续降低，照样要亏。 因此，晋升层级太高或者太低都不好——但是随着信息系统的时间推移，同时为了补偿不可能完美的信息获取系统，晋升依然会是总体趋向“越来越多”的，信息要求也越来越高。 而清除晋升系统的成本是需要新晋升系统带来的效率给付的，可是新晋升系统的动力并不大，而且也绝对不会很大（旧系统还能给新系统提供额外的好处，那就更不会有动力了——如果采取新系统有更大权力的做法，那么下一个组织权力要更大，但是权力不可能无限大的，因为相对值最大只有100%）。这就好比：如果小明家已经有一台2000的电脑，那么他爸爸就更不想买一台3000的电脑，最多花个300块钱升级下。那么小明就只能在很卡的情况下勉强打这个游戏，激励效果还是降低了。 这是使用KPI逻辑的组织常态，无论是一个家庭还是一家公司，甚至是一个大型社会，它们都逃不开这最基本的规律。 所以，中国要注重“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么？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在不断运行过程中，为了修复核心系统的BUG而出现的阶段性补丁而已。注重“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是观察自己的系统的“现况”。 而观察现况的最好办法是“诱饵”——抛出小小的“奖励”作为诱饵，哪个地方咬饵的“鱼”越多，说明当地现有的KPI系统越成问题。（附注：鱼饵就是“优秀企业评比”“企业惠民工程”之类的，鱼就是企业。抛下鱼饵后，咬钩的企业越多，就说明当地的KPI系统出现了问题——有钱没处花，无法用于直接的生产激励，这不是问题，什么是问题？这说明当地没能很好的开展生产，产业升级落后，钱没能拿来解决就业问题——这就好比“财政盈余过多也不是好现象”的道理是一样的。）可是，这个过程本来就会加大损耗，因为鱼饵毕竟也不是白来的。但是这却也非常有必要——因为如果一个地方的KPI不平衡越来越严重，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提前出现重大问题，很可能会给周遭其它KPI造成巨大影响。因此两祸相则取其轻，还是丢饵比较好——欧神说的不要企业家责任感，我觉得并不是说“这个方式绝对有问题”而是“大家不要以为鱼儿上钩的多是好事”。 这就是我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的态度。 这是“鱼饵”——有这个“鱼饵”就说明我们的系统不是完美的。这个鱼饵能不丢当然就不丢，所以这是不好的。但是任何情况下，不好就不该做么？当然也不是。 只不过，丢的更恰到好处，并不等于是“妙手回春”。 “凑合活”总是人间常态。有些东西，本身就没有“绝对好与绝对坏”。选择做更好的，也避不开最后结局；做的坏会来的早一些。 因此“中国是否要注重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它只是一个手段选择与做事方法而已——由于商业在现代社会里越来越重要，所以明智的来看，用这个东西当鱼饵必须更慎重，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丢。但是考虑到我们的现状，各地的对商业的KPI考核方式大不一样，我们又需要丢。这是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必须非常小心。 看，这就是我说的“中国要注重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的原因。 是“中国要”，不是指老百姓要叫，也不是指谁要推进这个东西——注重现象，注重观测，这件事情只是个可以观测的现象，但本身没有任何的正面意义。 它只是“两祸相则取其轻”而已，相当于你去医院抽血，好确定自己得的病有多重是一个道理。就算你最终发现你没病，抽血本身也是疼的，是不好的，你要是弄出个淤青晚上睡不着也是不利病情的。但是你还是需要它来确认问题。 好了，主要内容说完了。但是能看到这里的，肯定还想看看其他人是怎么样的？ 在这样最基础的层面上，以“国家”作为单位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只能以“文明”这里我说的“KPI”文明也不光是中国，我只是用了中国的现象作为例子而已。 它是包含整个“儒家文化圈”的，东南亚国家，还有日朝韩等，还有三代以内的海外华人，这些都包含在内。所以我说的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使用KPI系统的任意大小的组织”的共通问题。那么既然看过上一篇文章，各位对BSC和OKR系统的一些实际细节肯定感兴趣，尤其是OKR。这其中的有意思程度完全可以另开一篇文章来讲，但是为了内容的衔接性，我还是一起写吧。 我先给大家说一个现象。 你们去周围问问，问一下别人觉得OKR文化圈哪些国家的日子过得好，哪些国家老百姓过的差。 你会发现只要是没去过多个OKR文化圈国家的人，他们的回答和现实中的实际情况往往是反过来的。 比如说，他们会觉得“沙特老百姓过的不错”，觉得“伊朗过的远不如沙特”。他们会觉得“迪拜老百姓也不差”，“黎巴嫩惨得很”。 然而事实上，从平均来看，伊朗老百姓远远过的比沙特好得多。黎巴嫩平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也不比迪拜差（大部分地方好得多）。 事实上沙特除了一些大亨以外，老百姓的日子过的相当的凄惨，根本不比印度贫民窟好哪里去——印度贫民窟看起来更脏是因为气候相对潮湿。迪拜附近有大批大批的贫民窟，他们的生活水平甚至还不一定有印度的贫民窟好。至少印度贫民窟还能找到最低等的工作，还有基本的宗教福利机关（至少吃点秋葵饭还是可以的）。迪拜附近的贫民窟呢？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印度脏是脏，但是至少大多数地方喝水不愁，迪拜贫民窟都会渴死人。但是我们又看过一个新闻：一个贫穷小伙住院，但是很穷，他发了个推说自己很穷也没人来看他。他发出去没多久，一大群大佬来看他，给他送礼物。难道这个新闻是假的么？不是，这个新闻是真的——而且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甚至每年还有专门的节日来做这件事。 那么，这么一个有爱心的国家，为什么不能拿一点东西来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呢？因为不能，如果里面有个大亨敢这么做，他就是谋反，是敌人。到这一点，大家也很容易理解“哦，拉拢别人，拥兵自重嘛！”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OKR系统不是KPI系统，OKR系统是相对分散的，那么如果有人拥兵自重而且效率不低的话，别的OKR系统还不如去依附这个优势系统。就算这个OKR系统周围的OKR系统率先发起了反对，被反对的OKR系统也没有多大劣势，迟早会有人成功的——毕竟成本不高。也就是说，虽然大家都有避免谋反的需求，但是OKR系统反对谋反的方式和KPI不可能一样。 这样一来，如果循环一下，OKR系统应该会逐渐变成KPI系统啊？怎么可能还会存续几千年呢？就算变化不完全，也会变成BSC系统吧？ 没有错，所以我们只能做出一个合理假设：OKR系统找到了办法，他们在这个博弈模型外部加上了一个更大的环境模型，让OKR系统能联合起来不和先这么做的OKR系统组织合作，甚至反对。在面对文化差异（核心博弈平衡模型）的时候，我们最好的办法当然不是直接逻辑推理，因为这样量太大。当然，也不能直接拿我们的观念硬套，这样肯定套不上去。 最方便的办法是“事出反常必有妖”——靠对比来解决问题。 那些迪拜看望小伙子的富豪那么有爱心，但是他们却不帮那么多穷人——他们光是送的那些小礼物，都可以让一个街区的贫苦老百姓看一年的病了。那么为什么他们一直不这么做呢？他们送的那些东西，对他们自己而言都不是很差的，他们自己都可能用的东西。 好，然后你深入了解就发现：是的，大型OKR集群系统里的人，他们“献爱心”都必须送“我也会用的东西”，不能是送稀饭送大饼，必须送好东西。这不可能是因为面子，因为如果是面子，他们应该至少会偶尔送一些“我都舍不得用的东西”。这样“反常”的行为中，就一定有个补偿机制。 这个机制要么是“送高或者送低”都有惩罚，要么就是“送的合适有奖励”。奖励是需要更多的“精准定位”的，否则人人都可以装逼来获取好处——所以针对这样的大范围事件，它的“惩罚”属性一般会大于奖励属性。 因为好处再小，没有成本也有人贪；坏处再小，没特殊情况也会避开。 我们追查一下就不难发现：哦，是“道德”。 除了特殊的节日以外，施舍其实是在“请客”，是一种“礼数”。简单的来说，那些去看望穷小伙的富豪，是在“请客”而不是“施舍”——除了斋月以外，施舍行为如果用中国近似意思来理解的话，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用1000块钱买了1000个饼子给1000个穷人，那你就是对1000个穷人搞嗟来之食。你必须把他请到自己的餐桌上一起吃饭才行。”这是他们文化中必须这么做的——所以如果你们去他们家里做客，他们在非特殊时刻都会准备“比他们日常略丰盛的菜肴”来招待你（当然一部分不了解的国内朋友可能会认为这是“盛情款待”，但是其实他们本来吃饭盘子就蛮大的）。当然，如果你去穷人这儿，穷人的食物如果你觉得太差，你说对方东西不好吃，这里的侮辱意味会远大于中国——在中国，这更类似于“没有教养，你这个人不好”，而在他们那儿就是“看他们这一群人都不顺眼”的意思。他们当然明面上不一定会说什么，但这就算一个“梁子”。 这个“梁子”的意思有点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我们被“地域黑”的感觉，就好像你在一个河南人面前指责“你们河南人都是偷井盖的诈骗犯”是一样的。因为OKR组织本质上就类似于“一个个小而紧密的工作室”，各个同事之间感情就算不好也尽量融洽。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工作室里面的东西都是“家的一部分”，你说人家全家不好，人家当然不开心——你不应该说人家“哪个不好”，但是他们很欢迎你说“我是怎么做的，我觉得这样做更好”，OKR系统对于“你行你上”是最欢迎和最包容的。不过，从这一点我们再想下去就明白了。 OKR系统是类似于一个个工作室组成的超大型集团，整个集团更多的像是一个“平台”。各个工作室就好比“起点小说写手”，整个平台就是“起点网”。 各个写手的上级当然也不可能直接是“起点网”，或者说他们的“上级”的意思就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的上级是“说一不二”，而他们的“上级”不如说是“上家或者建议人”，是起点网的投稿规矩（比如五常不能成建制穿越到古代）。 就好比“起点写手和起点QQ群管理员”差不多，而且还不一定是起点的官方群，大多数是起点写手自己组的写作群。 这些人松散，但是并不是说没有潜在危险性，而且越是高级越危险。 比如说一个高级一些的群，如果起点网的人员不给他们限制，他们如果可以随便吸纳不同等级的写手……那么如果腾讯来挖人，那岂不是有机会一整个群带走？因为群主控制了太多不同等级的写手。这还是起点网本身是发工资主力而且层级差别不太多的情况下。 那么对于更复杂的组织来说，OKR系统就需要一套完整的“敌我识别+行为忠诚”系统。也就是他们需要“保密口令规范化+下级人员要主动在日常行为中就融入集体”。 这个保密口令规范=经。但这个东西本身是不保密的，保密的部份是不同层级的OKR组织不同的执行侧重和解释方法。行为忠诚系统=日常习惯——不是令行禁止，而是你要有“尽量遵守规则”的行为模式。口令+习惯表达=经书变成了日常行为作息规则表。 在明确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就只有一个问题要解决。“为什么OKR会需要这样的规章制度，让富人不能随时施舍给穷人东西呢？”我们这里就可以明白——这里的“穷人”指的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不是只要穷的人类就等于穷人的。这里的穷人，指的是“有同样的保密规则，有同样的遵循忠诚系统意愿”但又没钱的人。 这些人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公司培养过的潜在新工作室的“管培生””——这些人是真的“管培生”，不是那种扯由头的。 因为只要接受了这套保密规则+生活习惯系统，那么OKR系统最基本的抱团规律就有了，也就是说他们日常生活中已经把本组织内基本的管理工具给普及了（经过了企业文化和管理工具培训，签了保密协议）——不管有文化没文化都得知道的嘛。所以如果你用“1000块钱换1000个大饼给1000个自己的穷人”，那就不光是在拉队伍了，而且还是在“侵吞公司财产，没走审批”。而且这块财产在必要可用的时候，大家用起来的难度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用一块钱一张饼就把人给收买了，李云龙把楚云飞的东西抢了，还不还给别人，这啷个行咧？ 这个时候其它的OKR小组马上就要起来反对——只要足够多的OKR集团表示反对，哪怕不是非常反对，这个先开头的OKR小组在组织内的交易成本立马就会提高，因为它是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凭的还不是本事而是祸害大家。大多数时候都不用升级到冲突阶段，这个交易成本损失就让开头的人自然失败了。 光这样还不够——如果一个大饼就能收买的人，他一定以后也不靠谱，所以他以后肯定也别考虑了，包括你们那帮穷鬼OKR自己的小组也要晓得。 在平级有“我要看你是否倾吞公司共有财产”的监督下，在“跳槽者”原单位的注意下，OKR系统内的“低成本拉拢管培生，以求快速从整体组织中割裂甚至造反”的组织就很难存在——至少水平一样的情况下就说服不了其它OKR小组，如果水平好的话，那是你的本事。 OKR系统和KPI系统的本质区别，就在于OKR系统核心就是“按功分配，多劳多得”，这时“按需分配”才是“制度目标”，和KPI系统正好反过来。当然这不是说不可能存在，只不过有代价：如果要让别人把公共预算交给你，那么你必须把这套东西也讲给大家听，如果很多人觉得确实有好处，那么项目预算就给你啦。虽然几乎不可能会有“大家都同意”的情况出现，但是“很多人都同意”就足够了——交易成本没有明显提高，但是组织规模变大了，可以统一控制的组织内的绝对利润增加了。 这个时候人力便宜，而且交易成本上升不多，那么这个项目组的扩大就很快。 当然了，这套系统还有个好处——如果你想要廉价劳动力，你可以随便想办法，奴隶制或者雇佣都可以（很快他们就使用了以雇佣为主要的高价值员工的办法，因为奴隶有点麻烦了，只能干最基本的差事）。 既然内部同样信奉而且已经行动证明的人你不能随便用于消耗性的生产目的，那么你就只能用外来人——所以OKR文化对于外来人一向都是很仁慈的，毕竟没人会屠自己的劳工不是么？缺的可就是这啊。（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欧洲人重新打回来了，他们是要屠城的）。 这相当于什么呢？这相当于OKR组织设立了一个很高的“劳动保护标准”，而且这个劳动保护标准还不是绝对值，是一个“相对值”。也就是一个OKR小组的“工作室领导”越有钱，他就必须对自己人更好，还得是成比例增加的——不管干什么都得增加。这样一来，就限制住了“没有管理效率优势的OKR项目组的无限扩张，也遏制了乱拿预算的企图”，因为你拿的越多，你没能力的情况下付出的比拿到的还要多。说白了，整个OKR进入的最重要规矩就是“接受工会的薪资福利待遇条款”，不接受就不能加入OKR工会。（所以在有需要的时候,OKR可以快速的在可行的传教线上攻城略地，因为大家认可后就可以集资给这块地方“管培生培训补贴”，新地区的人自然更想成为待遇更好的管培生而不是普通员工。而集资补贴额度=股份占比——当然一个地方最终还是要一个项目组拿下的，但是得给有股份的人一定时间内的分红。事实上几乎所有OKR组织都有很广泛的股份制传统，这些文明也不例外——而且如果是高危项目，如果失败了赔钱了是不需要掉脑袋的，所以OKR的试错组织大都是“有限责任公司”，因此你才会发现OKR文明里的项目组经常会干一些和自己规模不符的大事，风险很高。于是很多人就不能理解，但是实际上这些行为的主体是“有限责任制”的。）那些生活在有钱人周围又不能得到施舍的人，就是“被高福利给挤压的失业人群”。 正因为如此，实际上OKR组织的“传教”动力远不如BSC或者KPI强——KPI是最强的,BSC很多时候只是个借口。每个文化扩张动力都很大，但是OKR传教动力比不上BSC和KPI——BSC是超额传教，KPI是等额教育，OKR是限额培训。 因为OKR如果快速传教，那么自由使用的劳工就没了——因此他们在古代打下一个地方，大多是接受被占区保留自己的信仰的（除非是战略要地）。如果对方发现了信自己的好处，那就说明市场系统已经普及到那儿去了，有人想跳槽加入公司——行，你加入，然后管好，以后跟我们一起打其他市场。所以说OKR系统的寺庙更像是一种社会服务机构和高级会议中心，并不是以BSC系同样的以“营销为导向”的市场机构。KPI的寺庙更接近于“我的指标已经完成了，我想主动加班，或者祈求下一个项目写程序时不要出那么多BUG”，是一种祈福机构。如果我举个形象的例子，大家就直观的感受到区别了。 OKR的寺庙：大家都是跑市场的区域经理，在开辟二级地区新市场的时候，大家一起和总经理下军令状。表现为：总经理讲话的时候大家很安静，总经理说目标的时候大家认真看，总经理鼓劲的时候大家一起称赞。事情搞完了以后，总经理回到旁边的办公室，有其他事情的区域经理可以在会议室组队磋商，有什么需要总经理协调的就到办公室找他。每天要对总公司的方向看一下，想一想公司文化，想一想公司是不是对自己不错？如果觉得公司对你不好，那你是不是觉得公司文化没有被执行好？是不是不为客户着想？没错没错，你没错的，可能是你领导错了，但是你还是要服从指挥顾全大局，要是你领导不遵守文化，不为客户着想，他一定会被其他领导打败的，市场会教育他的。 （看？是不是君授神权？虽然说最高级的东西在人的方面是“企业文化”，但是并不是“企业文化”能直接认定一个事情的对错，除非人家摆明了是原则性问题，其它具体问题直接走章程商量，大家虽然不一定知道商量的内容，但至少都知道互相间有商量。掩盖商量内容不是大忌，商量这件事都被掩盖了就令人不齿——可以有秘密，不能有密谋。） BSC的寺庙：营销公司开大会，乌泱乌泱的人越多越好。小领导上来一大通叽里呱啦，指责谁谁谁事情没搞好。讲完了以后再谈什么公司愿景，伟大计划，完事儿了一起高唱司歌司训。最后拉出上个月的业绩冠军跟大家讲话，打鸡血。下面的人一起要喊“我要当冠军我要当冠军”，哇啦哇啦。谁要是嘀咕几下，就要被领导人抽出来一顿批。如果传教困难了，说开心话的受到表扬；说丧气话的被一通批评；不知可否的告知他“不买我们的东西是他的损失”。 （看，神授君权。是个啥玩意我不知道，但是我骂你就是骂你，哪怕把你给开了都是对你的“教育”。老板是天，老板是地，老板是所有小领导的空气——不是管天地管空气，是他就是天就是地就是空气，没他你们就没天没地没空气，领导说有光，世界就有了光。）KPI的寺庙：今年政策不错，市场蛮好的，这得多谢谢我们老大，咱给他送点东西去，希望明年也能多关照和栽培咱。哎呀，今个儿考核不怎么样啊，但是事情好像没什么做错的，我去找老师傅问一下吧，说不准老师傅手气能给我一点呢？（看，君神平权。虽然说考核是一定要过的，不过考核是没有借口的。领导是管天管地管空气的，但是你可以私下里发表意见，提出要求，不要当面怼。领导什么世面没见过？私下里说就是了，不是原则问题都好商量——确实管天管地管空气，但是你只要做得好了，做的有道理，天地可鉴。只有你说了你做了天地可鉴的事情，领导和全体才能管天管地管空气，忠言逆耳是大义，风骨永存才正义，死谏的内容不一定正确，但精神值得肯定） 所以说到这儿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大善人”不会太多的去帮那些本来很好帮的穷人——那是因为他们业务没做好，但是技能还是在的，你不能趁着人家业务没做好的时候就收来当小弟，你得走公司流程，不能违背企业文化。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没深入了解过的中国人对于那些地方的“百姓生活程度”往往有错误认识。因为我们是KPI模式的，如果领导过得很好，至少业务做得不错。如果业务做的不错，那么大家也有竞争的，如果工资发太少大家会不满意——而大家有基本都是职工而不是“管培生”。但是KPI模式意味着“身份等级”很重要。 领导如果出去是一个金杯面包车，那是不行的——其他人也不敢用好车了，虽然也买得起。这样一来，不同等级之间就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失去了合理的享受，那么同样的金钱下激励效果就很差了。 因此在KPI系统里，老板的个人生活可以不很奢华，但是绝不能简朴过头——特别是“示人”的地方是一定要有排场的，如果领导没有排场，下级也不敢搞排场，那赚来钱不能享受又有何用呢？当然了，也不是没有办法避免，比如说宣扬“老板没有把所有钱都用来奢侈，是因为他想要做好人好事，所以捐款捐出去了一部分”。 这很多时候也是有必要的，尤其是钱很多又是传统产业的时候——如果老板自己排场拉的太高，那么每个晋升等级的生活标准也不好安排了，会出现太大的断层。传统产业又不是那种晋升可以有很大机会性的，这样会让大家都不舒服。官大一级压死人也就算了，还过的好那么多，心里不平衡，而且玩弄诡计会更多（这对于KPI系统的稳定和信息搜集都是不利的）。 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中国的“企业家社会责任感”是有双重土壤的——制度进程中需要，一部分企业在发展中自己也需要。（对于那些传统行业的捐款企业，我们就会在“慈善家”的头上给企业本身增加一个附带属性——“惠民企业”。） 因为这些人把钱捐出去如果和西方一样“绕回来”，那会让猜忌变得很大，所以不如干脆把这些钱真的捐出去算球，还能换来一些关系。 所以说中国在发展那么点时间以后就开始说“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是很正常的事情，虽然不是什么好事（只是因为系统局限）。回过头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国内大多数人对于OKR国家的生活估计往往是错误的。因为OKR系统一个国家内是不同的项目组，是不同的工作室，工作室是不能随便的挪用管培生的。所以贫富差距就会“马赛克”分布——那些高级工作室都是石油大亨，系统不一样，不能随便挪用管培生，挪用了就是对其它大亨工作室造成了威胁。KPI系统是要求财富是金字塔分布的，但是尽量要有延展性，所以是天然的“先富带动后富”的——贫富差距是整个组织内都明确有据可循的，因此老板过的不太差，下层一般至少也不过的太差，最不济中层过的肯定不惨，否则就会被同样的对手吃掉！因此用KPI模式的想法去硬套OKR系统的人群分类与生活标准，那就会出错——因为KPI系统的人习惯性的用大亨数量来评价整体生活水平。那么，BSC组织是怎么搞的？那就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了。从整体上来看，大家都是从原始部落到氏族的过程，这个时候本身变数很大，会有很多的“偶然”——大家都没演化出什么高级的东西，随便选一个重点的沉没成本基本没有。 如果第一个出现的中心式结构的，那就很容易发展成KPI系统——中国就是中心式结构，而且非常的彻底。中国也是“中心之国”，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是“国”，中国更接近于“主城区，繁华核心区”的意思。如果第一个出现的是可稳定的去中心化的交易规则限制系统，那么就很容易发展成OKR系统。商业市场上之所以很难选择，是因为大家的竞争平均水平就很高，所以管理方式的发展成熟度是最主要的考虑——就算另一个体系能更适应下一个阶段的环境，但是发展成熟度不足效率还是比成熟的手段效率低，还是没法用。 但是如果都是草创，那么大家水平是差不多的，这个时候无论是KPI还是OKR都能接受更低的初始效率，同时也能够继续深入发展，成熟度越来越高的同时就产生了不可替换的文化核心。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KPI和OKR诞生都很合理，可是BSC并不是啊。因为KPI和OKR都可以“一条路走到黑”，都可以很成熟才是，中间怎么会分化出BSC呢？小规模还好说，大规模怎么会？ BSC这样的上下族群分层，但是上层还出现广泛内斗，这是“很不自然的”——如果走KPI，就算是闹分家了，他们也是两个互相吃的KPI，根本没有融合的可能；如果是OKR，他们分家本来就很正常嘛。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BSC系统是长期存在的。那就奇怪了不是么？ 不过想一下也就不奇怪了，如果我们考虑到“人”这个东西的话——如果人本身应对环境出现了不平衡，那么原有的不适应特征将会放大到组织结构上去。不准确的比喻：如果人类在一个环境中不适应，相当于环境给这些人类增加了“税收”，扭曲了市场。这里面的人类为了适应扭曲后的市场，管理发生了模式性变化。 我想，道理很简单：人类是一种在稀树大草原生存为最适宜的动物。 所以人类最合适分布的地方，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其它恶劣的地方生存，就必须需要更多的额外资源来维持一个人和一个组织的存续，而这会带来更大的波动。 而BSC系统的雏形，基本都是在寒带地区——其他文明也出现了贵族，但是这种贵族和我们熟悉的西方贵族很不一样，内斗明显相对于西方贵族系统缓和得多。也就是说在亚热带和热带的贵族，更多的是“以上下明显差异的两套KPI考核标准”，并不是“BSC平衡计分”——因为在适应地区，人类机体本身效率容易最大化获取资源，差异容易拉开，很难形成有权力高低差但斗争能力相似的情况。我自己猜想，原因可能非常简单。 因为寒带地区的野生区域的物产相对贫乏，必须要以更大区域游猎的方式来生存（无论是食物还是衣服，衣服作为高价值生存产品就尤其有掠夺价值）。即便是农业发展后，由于单位面积下产出相对更低，所以每个人必须要有极大的种植面积。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单位面积下，人口更少，但土地生产依然需要人来照顾”。这就让暴力活动变得很划算，因为难守易攻。对于攻击者来说，这些辛苦了一年的人只是一种不会大规模迁徙的动物而已。抢劫一个农夫，收益当然远远比打死一头鹿大多了。但是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中，使用农业生产的效率还是比野生物产高多了（高更多），所以谁先能掌握相对安全的农业生产，谁就能获得更大的利益，更多的安全保障。很显然，在这样的低生产效率环境中，全面的筑墙和大规模防御以及较高的兵民比例是绝无可能的（全民皆兵就更别想了）。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使用小规模高机动部队——能跑或者有马都可以，但是马明显更贵一些。 我们顺着想下去的话，就不难发现高机动兵力部队需要居住在这些农夫的中心地点，因为这样驰援任何一个地方的速度都是差不多的，能覆盖最大一片区域，而且农民自己也会这么做。不过这样的物产条件下，为了取得最大的效益，那么高机动部队的“官兵比”会很低——大部份人都要出战，而且是一线作战，并没有差别极大的指挥人员和作战人员的分工区别。 两者没能拉开，就形成不了明确的分工差异——防御面积大，出产率低，难以拉开作战人员内部的等级差异。客观的需求又需要实际的指挥能力，但是大家基本上是处于一种“你会的我也不是完全不会，谁都不服谁”（到了中世纪，许多城主也是文盲，技能专业差异是比较小的）。但是这些人身经百战，他们和农夫在分工上却又截然不同。他们又不能随便的走掉，因为地广人稀，而且限制其他群体的主要限制并不是专业能力而是粮食——依靠战斗员的子嗣就足够维护战斗员员额，根本没有多少外招动力，形成子嗣传承特权反而更有利于抵抗行动。 （分工优势在这么小的战斗员组织里不明显，各个分工群体没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性）因此，BSC的上层等级差异效果不明显，依靠持续对抗维持基本稳定的系统的基础就会很自然的诞生出来。战斗员和农民的差异太大了，可是战斗员自己没多大差异，但是走出去他们也一文不值（雇佣兵是很后来的事情了，毕竟能雇佣雇佣兵的组织自己肯定不会小。而且单个雇佣兵有什么用，客户都找不到的，必须要有规模，有办事处和独立的营销人员才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战斗员不得不“有嫌隙但必须一起活着”，所以得使用“战斗员单独内部平衡系统”，以确保对农民的控制和对军事威胁的抵抗能力（军事威胁只是说得好听点，其实就是强盗侵袭罢了，他们自己有时也出去当强盗）。 如果真的打不过了，战斗员也能比农夫跑得快，到另一个地方也能招揽本地离散的农夫。招揽本地农夫是很容易的，因为战斗员能管理的土地有限，就算周围有很多土地也无法防御——如果分成好几个战斗小组驻扎，那样大家都有分裂的危险。那些处于“无法被防御”区域的农夫就会很危险，他们流浪中就能碰上被打散的战斗员群落——战斗员逃难的时候当然有条件带上一大堆东西，毕竟敌人那时还在搜刮农民呢。 因此这些逃难的战斗员是有概率扛更久的——实在不行还能最后一波莽，去打劫。对手守的毕竟是农民的东西，抢掉一小块不碍自己吃饭，但是离散的最后一波莽的人是不要命的。所以离散农民跟着他们是大概率有饭吃的，而之后这些离散农民又可以和战斗员一起形成新的聚落。 那些拿着东西赶紧逃难的战斗员，他们的队伍就是“方舟”——那些送上方舟活命的动物和牲口，就是书记员与农夫（对于战斗员来说，他们接受的是不同的文化考核，不单纯的是等级差异，贵族和农民就不是一个物种——在BSC模式下，是没有我们熟知的人民群众概念的，只能说是“公民”）。 这种平衡系统一旦发展，就直接是现代BSC的雏形了。 在BSC系统在现代管理中大行其道的时候，其应用场景大多数也是产品链很宽，而且是特别容易“外行管理人员管理内行技术人员”的行业中。因为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正好是科技消费品大爆发，并且各种高科技产品（不一定是电子产品）迅速廉价化的时代，同时还是西方婴儿潮大规模进入工作的时代。此时社会上具有管理水平的人少，但是喜欢技术的执行人员很多。二战后又迎来了战后企业大兼并时代，西方的技术优势也极大化的体现在了消费产品中。技术优势在消费产品中是因为贸易全球化进展迅速，这导致一个公司内工作人员的数量暴增——事实上，这也是一种“人员单产低”的模式，只是因为科技优势而比对手单产高而已，管理上并不是。简单来说,BSC管理方法最合适的人员结构就是“一小撮有管理能力的人，去管理超大一堆完全没管理能力的基层工作人员，而且也不考虑多少内部培养，就算是内部有人上去了，偶尔的基础人员开窍也基本满足竞争需要”。 BSC在中国也流行过，但是很快就削弱了。“保守的”马上回去用KPI，“激进的”很快接上了OKR。因为在中国市场上，竞争对手太多了，市场很快就会饱和。在这样的情况下，游动抢劫，对手不好等于我很好的市场环境会很快的过去——除非在很小的地级市或者县城市场。在这些地方有很多本地经营组织就是原生的粗糙BSC系统，即便他们可能根本就没听过什么“BSC管理”。只有“区域绝对统治”或同质化竞争高但市场饱和度偏低的时候，BSC才有生存空间。两者都有的时候，BSC才有最大的生存空间，反之就会被KPI或者OKR所吞噬。 所以BSC一直都不是人类强势文明的主流，它的客观条件限制最多——偶尔牛逼一次就得瑟到“终结历史”的程度。甚至连宣扬BSC管理法的机构也是一样，各种“BSC是xx年来最伟大的”“史无前例的xxx”“牢不可破的xxx”“适合一切xxx”。 简直就是苏联内务部派来肃反的蓝帽子，你反对一句就要被枪毙，你不说话就送去古拉格挖土豆，你夸奖就送你去惩戒营用步枪戳坦克。 各种管理咨询公司推荐咨询服务或者培训服务的时候，说BSC的人员都和传教疯子差不多（虽然专业水平高了在直观感受上不会这样，但是你回头品一下还是这样）。 就好像BSC的推荐人员不是来跟你讲“生存工具”的，而是在跟你讲什么宇宙奥秘，终极物理规律之类的东西。BSC就是好，BSC就是牛逼，你死了是你心不诚！ 中国和OKR那些人，虽然对自己的文明自信度也不低，各种笃定甚至部份极端，但是欧美人那是疯，连自己都打的那种疯，所以我们看欧美的对外政策，经常是“削足适履”的——他们本能的不觉得有错，是“赎罪”不够才没做好（用欧神的话来说：科学尚未普及） OKR的老化，主要体现在“正统领袖消失”——这意味着扩张的廉价劳动力不好控制，核心区缺乏廉价劳动力，可是核心区的管理人员的“干涉范围”不够大。这个时候核心区域对周遭OKR组织的“存在必要性”会降低，组织将会趋向于解体，而且其他组织，尤其是BSC组织可以用集中资源的方式对OKR的周边群体进行收买。 但是核心区域到底是战斗核心，一旦周围的人被大量收买，其实光靠周边区域的人是守不住地盘的——但是暂时还没有凝聚能力让他们一致对外，必须经过核心重整以后才有机会。所以OKR老化的最直观证据，就是“各个OKR都选出了所谓的正统领袖”，但是互相都不承认并且打起来了——这个时候说明OKR的核心交易规则已经不稳定了，大家都想重塑。可是原有规则本来就不是很大，别人想重塑其实是为了“蝇头小利”——如果不是外部有人提供额外的好处（外部势力干涉），他们争取这些蝇头小利的意愿是很难保持的。 （OKR系统天生不容易反外来干涉；不像KPI特别能够阻挡，但代价是KPI系统很多时候也会阻挡有利的信息流入。） 那么OKR重整的迹象也容易观测了——大家（尤其是主要强势方）同时放弃“正统领袖的认领权”，这个时候等于大家公认了一件事。 “大家注意了！！我们需要重整，我可以接受OKR整体系统内的能人提出的额外条款并且愿意主动给予资源来购买其股份，也可提供风险投资资金。方案试行公司在我处为有限责任制。即便创始人失败了也不会开除出组织，仍然可获得五险一金。” 这就相当于OKR组织内部的现有强势方给了一份“创业基金+创业者基本生活保险”，为创业者进行兜底，共同促进内部创新，发现新的团结方式。这就说明OKR系统的内部统合成本降低了，外部干涉被默认需要在几乎所有OKR子系统和项目中被排除。简单点说，就是大家一致同意：各退一步，和平海阔天空；更进一步，平摊研发风险。 此时，OKR系统内的交易成本将会空前的低，管理成本也会快速下降，整体革新效率会大幅度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OKR的复兴就不仅仅是“微光已现”这么点希望，它是艰苦卓绝又十拿九稳的。因为它在社会效率上会很快的重回高点，而这是一切文明系统复兴和强盛的关键。 至于KPI系统的复兴，大家正在经历，所以不必赘述。BSC系统大家也看出来了，这东西的周期性不是很强的，所以在社会竞争法昂面，它很难称得上“兴衰周期”，叫做“黑天鹅事件”还差不多——但是时不时出个黑天鹅，它本身也很正常。 很多人喜欢西方文明，这很正常。但是很多人又把短暂的优势想得太大了——动不动说“几百年的优势xxxxx”然而他们可能没想过一个问题：我们本来在大多数人类文明历史里都是长期隔离的，哪怕是交流也只是很少的。可是人类有最初文明是苏美尔人，公元前3500年，也就是5500多年前。 也就是说在几乎隔离了5500年的情况下（最近100年才有了紧密的文化与贸易交流）。200年的差距只差了3.6%而已（这还是假设全方位绝对差距，然而实际上没有那么大）。 如果就“复杂技术”而言（有些人最喜欢谈的），那么就要从人类第一次制造弓箭时候算起了——2.8万年前。200年，那就只有0.7%的差距。 这个2.8万年里，绝大多数时期分隔两地的人类群体连互相存在都不知道。可是过了2.8万年以后，他们在后人眼中的“绝对优势”才领先了0.7%——如果这是“加速度”领先0.7%，就好像很多人所谓的“文明优势”那样。 那么地球人中有一个文明不仅别说控制全球了，早就应该已经满银河系殖民了才是。 所以说人类的差距，特别是生存优势的差距，包括发展出来的生存工具的差距是很小的。尤其是组织规模没有百倍以上代差的情况下——超过百倍，意味着社会之间的差距已经超过了“又一个150人亲密关系门槛”，是出现了代差（每个层级都多增加一个150人社会层级，意味着社会管理的最基础构成的效率产生了代差，而管理成本的降低不会是平白无故的，是需要大量实验的，而大量的实验是需要成本的，能付出降低管理成本的组织一定是极度富有的——什么人最有钱？有书读的人最有钱。什么人比读书人更有钱？穷文富武了解下。）。但是即便如此，这样强烈的，几乎是本质的代差依然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生存下来。 要知道每隔150个人的代差，可至少是上千年的差距——在人类有复杂技术弓箭的时候，人类组织还就那么点。光是这么一个差距，就算用2.8万年来计算，两个等级的文明至少也相差了10%——这么大的差距，绝大多数代差文明和族群依然在优势族群面前生存下来了（大部份彻底消灭的往往是自然环境剧烈波动，并非人力所为）。 人类的历史还没有长到可以确定文明最基本的适应策略模式来“预测”非常长期的程度，因为人类历史一共也就这么点时间。而人类社会极度复杂，是人类所能面对的最复杂的事情（超过宇宙本身，就好像大脑的复杂度超过已知宇宙宏观天体一样）。这就意味着，即便我们是考虑“最基本的策略相对优势”就已经是上限了，即便在地球那么小个竞争平台上，以我们现在的实践和技术水平，也基本上不可能从客观上对“文明的永恒优势”做出准确的判断。 因为“社会组织”是一切复杂的整合。 那么，我们要相信自己的体系么？当然，而且每一个体系，所有人相信自己的体系是天下第一都是应该的。 这不是因为每个体系的人都“骄傲自大”，这是客观的——因为社会是一切复杂的总和，那么应对其中的所有问题自然是最复杂的过程。 这个过程包含了一切已知的和未知的主客观因素，所以“你所在的，能活下来的那个体系”，必然是你最熟知的，它其中的一切是对当下环境的最高适应。所有人类的社会方面的“最高点”都是如此。 比如说一个族群内的最高的“政治实践经验”，“经济实践经验”或“军事实践经验”，这些都是“最高的复杂”。改进只能在实践中试验，成功了以后才能叫改进——本质上来说是不可能做出超过它的预测的，你也没办法说“谁能彻底吃掉谁”，只有实际情况发生的时候才算盖棺定论。 这也就说明，任何一个细节指标都是一个局部判断——但是最高指标，每个文明所倾向的判断都是不同的。而这些文明又用这些指标发展出了越来越复杂的系统，是已知最复杂的东西，文明间的差异也就是人类最复杂的东西——但是研究差异本身的群体不会是一个社会，不会有一个社会的所有资源，不可能同等复杂。 这也表示我们能找出的任何区别指标，优势指标，它都是无限复杂下的一个点——无论这个点在我们眼里有多么大，对我们当下的生活影响有多么深，它在无限巨大的复杂下，依然是相对无限小的。这就好像有人以上一次战争中，中国的伪军数量居然比正规军还要多的情况，证明当时中国会死。然而在更后来的回顾，我们能真正了解滞后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才能明白当时敌人的必败——尽管已经有先知先觉的人，明白了中国胜利的道理和路径，但那是少数中的少数。后来，我们大多数人才明白，软弱的伪军无论数量多少也并不能代表一个文明被击败，因为真正的战斗力永远来源于一个文明所能凝结的核心战斗力是否占据优势，是否持续抵抗。这些凝聚的战斗力，不是凭借单纯看人数就能对比的。松散软弱见利忘义的伪军无论多少，都无法和凝聚在一起的队伍抗衡。这些软弱的队伍只能成为被蚕食的对象，成为运输队，反击力量会因此继续壮大。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或者说历史就一直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不是因为成王败寇，而是王成寇败。 正因为如此，光是从逻辑上说，所有的判断“文明永久优劣”列举出的指标是不可能成功的，谁列出来并且笃信了，那么谁就离自己的死期不远了——因为了解和更新停滞了，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他人的。所以“历史的终结”这样的话是绝对不能说出口的，这比说泰坦尼克号是不沉之船可严重的多。认为可以“我的文明可以永久占优，因为我们有xxx之力”等，这些都是危险的——因为历史的终结，就说明自身的系统也不变了，如果世界还在前进，那么历史不会终结别人，只会把口出狂言的人给终结了。 认为别人系统就是更具有永恒优势的人，它也一样——它只是表面立场翻过来了而已，但是错误核心是没有区别的。所以我说“xx能赢”，也只是在说周期而已——大多数时候我也不敢说周期，我只是从现状推测“下一个点，我们会怎样”。那些以为我在说“中华文明世界第一永远胜利站在巅峰”的人，是根本没明白我在说什么。 不过，最后有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意识到了。KPI，BSC，OKR，无论是任何一种方式，似乎他们避免内部系统老化，或者说让系统能够生存的更久一点的方法，都是需要对外扩张的——虽然指数型增长的老化成本，迟早会让线性增长的扩张无法跟上（增长虽然也可以指数型提高，但是不合理的复杂度的增加，必然会拖慢节奏。然而设置合理的复杂是需要同等资源的，那么实际增长行为就会被拖垮——因为这和追求永生无异）。 是的，没错。 那么这个是坏事么？也许是，至少对于“个体”或者“集群”本身来说，当然是坏事，因为它死了。 但是正如我上一篇文章中说过的那样。 “我们为了能够将自己的一部分更多更好的延续下去，被迫放弃了长生不死。” 很显然，选择长生不死会造成很多限制，每一次改变时，如果想保持长生不死就都必须多过很多的步骤——而选择放弃长生不死的群体，他们就能更多的用于演化自己有限时间内的竞争力，击败那些试图单纯依靠个体寿命来苟且偷生的对手。即便在地球上，那些明显特别长寿的动物，大致上也是“龟缩防御”的——比如说龟。 虽然他们个体很长寿，但那往往换来的是极低的繁殖率——大多数时候，都是因为他们幼年期死的很多。人类也是一种相对长寿的动物，那是因为我们演化中也受到了不少的限制，我们没有利齿爪牙，我们没有极度健硕的身体，我们的肥肉也不能多的让我们度过寒冬；我们的繁殖效率不高，智力带来的巨大头围也让生产过程变得极为痛苦又危险；我们的幼年期很长以至于大多数历史时期中，大多数孩子活不过3岁，而其他很多动物生下来没多久就能跑能跳了。在艰苦卓绝的生存竞争中，我们花费了百万年，我们的智慧演化路线才让我们抚摸到了暂时的顶点。 我们依然是扩张的——但是，一切的东西之所以能被有意识地推进，那必然是需求。而你有了一个需求，就必然要承受相应的代价。 不必说社会，我们个体也是一样。男性为了争夺交配权，需要强壮的体魄和更大的斗志，因此雄性人类需要分泌大量的睾丸酮和一系列雄性激素。 这些激素不是没有代价的，雄性激素大都会冲击免疫系统，破坏人体抗衰老系统——雄激素除了对暴力和组织暴力有关的系统有用以外，几乎对其它一切维护个体生存的设施造成伤害。即便是没有意外发生的情况下，男性的寿命最终还是比女人的短。 但是如果男人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击溃繁殖竞争对手，那么这个男人就算活到200岁，他死的时候一切也都结束了——就算生理寿命无限，他也迟早会意外死掉，而他的寿命对于整个种群来说必然是短暂的。人类以外，也类似。大多数动物甚至微生物，它们大多数都是喜欢氧气的。这不是因为大气中氧气比较多，因为原来大气是没有氧气的，是藻类慢慢制造了氧气，并且造成了“氧气大灭绝”。 因为氧气是一种活跃度非常高的气体，是破坏性极强的，几乎对任何一个生命体而言都是有害的。为了适应，一部分生物造就了耐氧的特性。直到有一天，喜氧的生命诞生了，它们利用了氧气极高的活跃度，让生化反应加速，效率提高——这是核心基础效率的提高。厌氧生物和只是单纯耐氧的生物被挤出了主流地位，那些最落后的只能残存在封闭的边边角角。 但是氧的破坏力依然很强，可是竞争平台上去了，大家是下不来的。氧气的破坏力有多强呢？想想各个爱美怕老的女士特别害怕的“自由基”就知道了——但是，为了活下去，为了继续竞争，美女还是哈赤哈赤的呼吸，哪怕是在繁殖过程中也不例外（甚至加速了）。 我们有了新的竞争需求，我们就必须承受相应的代价，这个代价往往意味着“个体死亡周期”。让自己不要过快死掉，仅仅是因为太快死掉对扩张也是不利的而已，我们只是在找扩张效率的折中，绝不是因为我们在规避永恒的死亡。 “社会体系的不完备性”本身就是正常的，它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真的不能理解当前的社会，而是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社会更具有竞争力，更向前进。 为此我们不得不抛弃一部分的“寿命”，也不得不抛弃一部分的了解——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实际进步速度永远比我们了解的速度更快，进步性永远大于稳定性。偶然的停下，只是个体的死亡；如果慢了，就是全体的灭绝，永远成为历史。在生死竞赛中，死中求生永远是常态——我们之所以能够开始，就是因为我们的先辈选择了必然的死亡的生存路线。无数先辈通过直面死亡，换来了我们的存在。 所以客观上，宏观的周期一定存在，但我们也一定无法精确的从一开始就预估周期的开始与结束——因为那是无限复杂的，而且需求推动下，变化的速度会永远比了解的速度快。 一次文明的胜利，大都只是站上了恰到好处的周期，次等的文明则往往是因为“生态位刚好出现”。没有永久的胜利，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我们能想象的将来，它都不可能存在。 如果它真的出现了，那么它就代表停滞，停滞带来傲慢，傲慢走向毁灭。局部的傲慢，局部的毁灭；全部的傲慢，全部的毁灭。 但是对于“工具”，比如说我们整个社会的实践经验，那依然是客观上最优秀的——这是客观实践的成果，是最高的总结，是当前自身已知的最好方案。 对于每个文明而言都是如此，这并不是一种傲慢，这只是无法选择的道路而已，就好像你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那样。 因此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只要你想保存自己，你想延续自己，那么你实际上只有一个选择——哪怕你逃到外国去也是一样，你只是用更多的“不和少保存”去试图换取“自以为更好也更稳定但少量保存”而已，本质上是不变的。这种做法，就和所有不入流，已经基本可以确定落败的文明系统是一样的——很显然，现在没人能够断定任何一个主要大型文明系统中的人需要采取这样的做法。 因为这就相当于一个虽然不是当前最壮硕，但身体健康的人，去选择阉割自己并且进宫当一个小太监那样。这大约是不划算的，而且大多数时候，太监大多数也是没有繁殖能力的——他和他以后的存在，将会被彻底吞没。 至少在大多数人眼里，和“剁鸡鸡”等价的努力，在自己的体系内活得并不会比太监差。所以，只能说是一部分人没种，觉得自己的鸡鸡不值钱而已。 叛逃者，怯战者，都是不同程度的太监罢了——而且很多人，是仅仅因为0.7%的劣势，选择了交出JJ。为了区区100块钱里的7毛钱而卖掉自己的鸡巴——别人可能也觉得这七毛钱也挺重要的，但是对于那些人来说，拔一根毛去换还差不多。 作为一个主流文明，我们的压力远比那些小文明要小得多，持续不间断生存的可能性大得多——我们只是差了远远不到7毛钱，而别人可能是差了1块钱。 因此对于所有正常的个体来说，不论是否愿意，我们本身只能这么做。 我们会献上所有的生命与力量，在最困难的时候保卫华夏种群的星火，在强盛时记录中华文明的精髓，并让这些标准成为地球上所有智慧生命的公义。从黄河的浅滩，直到星辰的尽头。 今日为始，至死方休。 太远的，我是说不了。但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对手，正在衰落的BSC文明——但是注意了，最大的对手只是对手，眼前的对手只不过是生存的一个小小考验，要想发展，我们其实也需要着重“下一个对手”。看过上文的人，一定看到过“他们的末日文化”，他们的方舟文化。而它们是“神授君权”——这里得用“它”，因为“他们”针对的是与我们没有本质区别的人，剩下的都是“它们”。 大家也一定记得中国是“天道”，是“君神平权”。 那么，当我们强盛了，它们来招惹我们。它们面对的是什么？它们害怕的是什么？ 它们对我们的害怕不是对人类的害怕，它们也并不害怕自己神明。 那它们害怕的是什么？它们，害怕的是：“天启”。我们对于它们来说，就是“天启”的出现，它不是上帝之鞭，不是其它任何的惩罚，我们是天启——我们每个人，都是天启骑士。 只不过，我们不止是4个天启骑士，我们是1400000000天启骑士。传说中的天启骑士，在中国人身上，从神话中再次具象化的出现在了现实世界——它们有理由害怕。 我们，生来就是它们的恶魔，它们的梦魇，它们恐惧的源泉。 看看《圣经》中对“天启”的描述吧，它们看我们的样子，它们的担忧和恐惧，它们抹黑我们的套路。不正像它们面对天启骑士时候的表现么？（位于《圣经新约》末篇，一切之始，一切之末） 天启之后呢？我不知道，但是终有一天，我们会暂时被OKR击败。但那不会是永远的，只要在地球上，只要还有人类，KPI系统就不会被OKR系统彻底击败，也绝对不会长期边缘化。因为我们的优势，是“两极”——永远不能独存，只会此消彼长。金字塔结构和网络结构，永远生生不息——连同选择了两者，并且极力在这一路线上发展的文明一起。 这个过程一定会在这个星球上持续下去，无论它有多么的残酷与血腥，无论它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和牺牲。 一个文明长期的生存经验，总会留下文化烙印——总结自己的死亡，也是一种经验，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总结。但是每个文化，又总是能总结到所有不同的部份，只是深度的差异而已。 末日一章中。白马为瘟疫骑士，代表着可以扩散和渗透的痛苦，痛苦源自于无法捉摸的侵蚀。红马为战争骑士，代表的是席卷而来的滚滚铁流，痛苦源自于无法阻挡的力量。黑马为饥荒骑士，代表着无法忍受的无穷之匮乏，痛苦源自于无法满足的欲望。灰马为死亡骑士，代表的是难以逾越的永恒障碍，痛苦源自于无法超越的智慧。 欧美面对白马时，它们无力抵抗，便想像生物和病毒共存一样，希望通过包容妥协来解决问题。欧美面对红马时，它们无力抵抗，便想像困兽和猎人搏斗一样，希望通过游走遏制来规避锋芒。因为它们本能的知道，它们已经对付不了了，他们在两级上都没有优势——既没有很强的免疫力，也没有很强的凝聚力。 在上甘岭的时候，它们见到了红马的奔腾。在阿富汗的时候，它们见到了白马的跃动。这两匹马及两位骑士，是文明更迭的最基本方法和步骤，任何更迭的本质都离不开它们。而黑马和灰马是永恒的难题，所有的文明对于他们的态度，都引导文明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黑马和灰马，它们血腥无比，却并不是罪恶。自然很严酷，但自然并不邪恶。这两位骑士就是文明生命的原动力。 我们为了胜利，为了更多的延续和我们更相似的个体。现在，是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了——无论是任何方式。无论是商业投资，无论是工作娱乐，或者是将来必然到来的，更直接的方式。 天启是什么样呢？我不知道。不过一些内容和直观感受，可以用两个视频表达。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333.788.videocard.1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9923689/?spm_id_from=333.788.videocard.1 看第一个视频的时候。这位为了保护孩子而进入战机参战的母亲是谁呢？孩子又是谁呢？对于一个文明和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文明既是每个人的生母与养母，又都是所有人的孩子。 因为文明，它是我们所有人的过去，所有人的现在和所有人的未来。对于它来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很短暂，只是光阴一瞬，成为历史。对于我们来说，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漫长，横跨我们所有的时间，以及我们不能以个体经历的一切。生命万物皆有始有终，任何的胜败荣辱都不过是刹那之间，但是只有那些面死而生，不断前行的事物才能既变化又永恒。 哦对了，在天启骑士再临的时候，有一个BSC国家应该能保存自己。不是美国，不是英国，不是俄国。 这个“保存BSC火种的国家”，必定是髪国。因为没有人能在髪国投降前占领巴黎。 （这虽然确实是网络上的“乳法”段子，但是……仔细想想还确实可能这样：因为那个时候它的文化受害其实是最小的，完全可以收拢到时候残存的BSC系统下的其它同类资源继续好好的过自己的小日子啊，虽然髪国自己内部经常乱糟糟的就是了……不过他们活得好的时候，不也经常是因为趁机捡了一大堆破烂发财么？真是髪国传统。） （妈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髪国也老喊，而且还是西方世界里最要求去做的，但做的又贼稀烂，这些也就算了，还特别喜欢带头搞革新，搞得还往往比别人稀烂。对于这样的国家，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不过说真的……髪国这玩意儿确实混杂的厉害，基本上它哪个管理模式都搞过，而且尝试发展过，不同的社会局部的大系统还用过（甚至是同时的）。 我觉得丫就是个打着“带头革新”但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后走老路，靠打着革新带头人的旗号蹭百家饭的家伙。硬是通过脸皮厚就功成名就的国家，这还真是稀奇。（KPI，BSC，OKR之外如果还要分一类，那髪国就是单独一类，它的管理方法是“不管什么模式，反正能要钱不要脸就对了”）等到BSC系统失去优势甚至基本完结，KPI和OKR之间，大概还会有个吃残余市场而且不太弱的髪国来回当搅屎棍。这下好嘛，髪国终于接过了英国的欧洲搅屎棍，还发扬光大了——哈哈，终于把英国打趴下了呢？我法兰西天下无敌啊！ 这样一篇先详细说明，后理性鼓劲的文章，最后居然以乳法收场…… 这我在开始写文的时候还真是没万万想到啊。 （不要问为什么没想到，问就是历史的进程，再问就是人的生命真是不可预料，还要问就是爱的供养，再问自杀）水库论坛是一个职业炒房论坛！一套房子，成了贫富之间的分水岭！水库论坛真正教你做的事，其实是毁三观，竖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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