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遗产税到演化论，从演化论到文明兴衰
遗产税与演化？这两件事八竿子打不到关系？能，尤其是人类社会。（提醒，文章不短，而且要一直抓着“演化的最基本要素的传播”也就是“基因视角看人类”才能顺畅的理解，不要被次级的道德观念和经验束缚，因为这篇文章一大部分就是“道德”为何延续和存在，是高于道德的更基础的东西，所以不能用道德好恶来判断它） 首先先明确一个概念：种群的延续，不是个体的永生或者具体的某个指标，而是“基因”继续复制，承载基因的生物体也能在外部环境的变化下活下来——由于世界无限复杂，对演化的故意定向是费力甚至不太必要的，对于无限复杂，使用随机试错，适者生存即可。生存，它是一个在无限复杂的环境下，偶然组合而成的一个系统，系统的存在是既成事实，所有的理智，工具，手段和生物特点，都是因为“正确的偶然”才能在“生存这一既成事实之中的”——这是非常反日常逻辑的，各位往后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如果上面那个太长，那记住一句话就可以了：人，只是一个受精卵到下一个受精卵之间的载体而已。之后会把这个演化概念用于文化层面上，原则一样。不牢记这个原则，文章就会非常绕，牢记这个原则，文章就特别简单。 试想一个问题：如果从0开始起步，那么除了打工以外的时间该干什么。最好的选择，当然是做“风险收益比”最划算的事情。可是，这些事情往往会是风险很大收益也非常大，需要的时间周期也不短。但是，很多人不这么做，或者说几乎所有人都不会这么做。害怕？是的。可是为何害怕？ 本质还是一个原因：个体生命有限（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注意个体生命有限这件事？）。 做风险很大的事情，无论收益多大，如果个体生命受到威胁或者时间周期超过个体生命限制，那我们就会非常难受。人类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主动抛弃自己的个体生命，通常我们会称呼它为：牺牲（极少数人是自杀，那更可能是演化不完全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影响太小，所以不会优先演化掉而已）。 如果做风险较小但是收益也较小的事情，那么个体生命的有限程度就会妨碍这一个体累积足够的“等级突破”资源，而且等级高的人也更容易保持位置（这也不是坏事）。虽然有同等收益缩小风险的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需要很长的学习过程的（大多数人类学习的所有东西就是为了达成这一点）。此时，个体生命的有限又会造成限制——如果学习方向错误，那就直接浪费了生命，至少机会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人类个体必须在有限的生命中不断的权衡时间，风险与收益，去尽量有效率的完成三件事。1：生存。2：繁殖。3：确保繁殖成果。 生存自不必说，繁殖也是——这两个当然也极度复杂，但不是本文重点，不赘述。 确保繁殖成果——必须要让自己的基因载体继续生存下去并且尽可能在他的个体竞争中占据优势。 很显然，在人类社会中，物质积累是很重要的。 为何重要？ 归根结底，就是人类的经验和各种记忆是无法生理遗传的，而任何通过教育等方式进行复制的行为都有极大的偏差，效果是极为不稳定的（可以理解成：遗传时突变太多了）。所以，为了“保底”，就必须把经验和其他成果转化为能更可靠进行传递的东西。这是很合理的：如果我们可以遗传记忆和经验，我们一直使用更接近“最佳风险收益比”的选项才是最合理的——我们担心“死亡”，演化出“有限生命内不断权衡获取最大变现成果”的一系列心理特征和文化特征，肯定是因为我们在传递过程中会额外损失掉什么优势。“物质财富”就是其中的一种“遗传优势变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物质财富”的遗传在人类社会中，是和后代的繁殖效率直接挂钩的，而且有时可以横跨很多代人。相当于是“孩子中的孩子”“基因中的基因”“优势中的优势”。 正是因为这样子女繁殖加成效果，所以上面的“现实中的人往往不能只会用风险收益比考虑问题”就非常合理了。不仅从“个人生活享受”这一层面上合理（否则早就被淘汰了），而是从“基因”层面上来说都没有任何问题——或者说“需要个人生活享受”也是促进人从感性上就恰好完成这一点（不需要完成复杂计算，否则风险太大，直接预制到本能系统里去）。 完成的这一点，就是“有限的人生是一个项目周期，超过项目周期的方案将被舍弃，最终的目的是在项目周期结束以前就要变现一部分经验价值，将其变成遗传效率更稳定的物质资源来进行遗传，这样后代的繁殖效率会更高。” 可以这么说：人类和大多数动物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遗传更加不依赖于细胞核内的基因，不完全依赖生物性状的竞争，物质也能提高“基因的再次复制效率”（其他动物当然不都是如此，广义的来说，哺乳和蛋黄也和人类的物质财富类似，只是时间更短）。尽管在极长的周期来看，生物性状可能依然是主要的——但是在一个时期中如果能突然快速升高几代人的繁殖能力，那么这个基因就会在整个种群中打下“长久的烙印”（因为突发优势太大了，后代就算慢慢变成只有普通竞争力的人也可以把种群内的基因占比给维持住）。这就好比成吉思汗的基因至今也能在亚洲被广泛检测到一样。这些基因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性状确实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它几乎可以肯定以相对个体而言以更强的作用更多的改变了历史，只是这个扰动太难以区分，所以我们还无法下达一个有意义的结论而已。 简单来说：“物质财富”也是人类遗传的一部分（其实叫亲代投资更合适，但作用方式和动物圈的单纯针对子女生存的亲代投资有区别），它对种群内得基因分布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且由于“物质基因”在数代内一般可以较为稳定的遗传，而且“显性”时间可以跨代际，这就比一般动物只能通过一代的显性优势更有效率，因为复制基因的不再是只有“原初优势体”一个的繁殖能力，而是增殖多次后的数代人——相当于后辈几代人就算完全吃“蛋黄”也能生存，一心一意谋繁殖（男性在这儿更多选择的是生理繁殖，而女性更多的是文化传递，“相夫教子”的过程中传递了“文化基因”）。这就导致无法传递物质财富的人，在个体的“本回合”较量中将会处于更加巨大的绝对不利地位。 那么？遗产税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用上面的例子解释，那“遗产税”可以等同于“遗传税”。 不过，如果直接默认“遗产税”=“降低富人遗传率”的想法是图样图森破的，就和所谓的“阶梯税率”能够惩罚富人一样的拿衣服。 遗产税的征收，自然有着各色各样的说辞和原因——但是，任何人都不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规则，所以我们只要研究一下“遗产税”支持者的实际效果即可。 我们都知道，在很多西方国家遗产税是很高的。 但我们也都知道，在那些国家，大富豪规避遗产税的方法是很多的，基本上算是一毛钱都不用出。真正无法避开的，是那些高等中产阶级和新晋小富人，这些人都无法加入“避开遗产税”的大门——所以他们的繁殖优势，只能局限在一代人身上，后代则只能通过“突变率”极高的教育系统来试图维持一下繁殖优势（然而，高突变基础要想降低突变率，在原有工具基础上降低，这些手段的边际效益都会快速降低——所以中产阶级就算把所有钱都烧在教育上，它也是入不敷出的。而这也就意味着，中产阶级的“权力”增高在跨代的时候就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减值，甚至重新归零了。这意味着社会管理机关收回了某种“权力”，再次发给其他人，但是社会等级却是实际法理固化的，是封建的。）。那么这会形成怎样的一种格局呢？ 很简单：政策的制定者集团人工制造了一个“演化渠限”——跨越这个限制的成本极高，以至于几乎无人能跨越。 演化渠限在这儿需要通俗的解释一下。简单的来说：一个演化到达一定程度，如果复杂化了就必定有更复杂的分形，然后强化其中某些主要结构。但是主要结构强了以后，你还想改变就很困难了。比如说陆地脊椎动物都演化出了四肢和尾巴，这是他们的主要运动和平衡器官。这几个器官都和其他器官有着深刻的联系，如果要想重新长出另外一对手脚，那就要其它器官一起改变。但是器官的改变是很复杂而综合的，可是演化都是渐进的（否则风险太大），所以说四肢和尾巴将带着躯干一起，它们之间的组合很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时候如果还想继续竞争，比起多长出一堆手脚这样高危的举动，更好的方法是加强已有设备的细节功能。比如说把前肢进化的更灵活，把后肢进化的更强劲；把尾巴变得更粗更长或更细更短。甚至可以把一部分胸腹部外皮扩展并连接到手脚之间，形成一张薄皮，这样就可以在树林之间滑翔了。这个放在遗产税上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制定遗产税的利益群体，获得了指定其他人在社会领域“必须长手脚”的干预权——低于这个渠限门槛的人，将只能在“手指头”“脚趾头”上进行更细微的改动。 比如说“怎么好好打工，只做一个狭窄的事儿，怎么更高效率的复制别人告诉你的操作技术而非思考”。 而这些细节，都是服务于“固化手脚集团”的，服务于一切在演化渠限以上的组织的。 说到这儿，各位肯定已经理解了——遗产税实际上是一种极为阴险的“封建社会等级划分”方式。 掌握了“渠限设定权”的人实际上变成了“世袭贵族”，只是比封建贵族更加隐蔽但也更加高效罢了——不仅保证了自己的繁殖特权地位，而且还能“激励手指头更好的做手指头”，而“更好的手指头就更能维持手的特权地位”。 但是注意了：我并没有说“渠限必然有害的”。 生物产生渠限确实在一定时候是有害的，但是有的时候又是有利的——尤其是在环境波动并不算很大，并且是试图往生物链顶端移动的物种。道理很简单：环境如果不发生巨大波动，渠限的影响是很小的。只要陆地没有突然被海水淹了，手脚在陆地上就会很管用。如果陆地上有各种食物而且树林茂密，但是食物的采摘或捕获的方法各不相同，那么灵活的手就很有用。 这个时候，如果一个物种产生了更细的渠限，那么在同样的自然选择压力下，物种内将更容易产生演化更加完全的器官——因为不能大改，所以强化。 一个强化后的器官，很有可能会产生极大的收益，远远比演化它的成本大得多——超过某个临界值了。此时这一物种将会完成巨大的跃升。比如说有颌鱼类的跃升就是如此——鱼类一开始没有下巴，有了下巴以后吃东西变快了点。吃东西变快了是好一点，不容易被人抢吃的，但是也不过如此。大家都想吃的快一点，所以就强化了下巴的肌肉——每次强化，吃东西都稍微快了点，在内部繁殖中占据了小小的优势。 直到有一天：卧槽？兄弟们，不得了，我发现为了吃东西快一点而长出来的下巴肌肉，已经能让我们咬穿角石的外壳了！而且我们的游泳速度也恰好在以前抢夺残羹剩饭的时候练好啦！角石：远古时期一种巨大的，长得像会游泳的尖海螺的东西，是乌贼的远亲。当时是近海霸主，大的能长到三米甚至更长，曾经是海洋里位居食物链顶端的物种。大家应该明白发生了什么——能杀伤角石的有颌鱼类从之前仅限于当今四川的海域，全面杀向全球的海洋，角石从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瞬间变成了超大号海鲜自助餐（连同一大堆巨大的软体和节肢动物一道）。生物的演化是几乎完全随机的（偶然演化的渠限，能够让这种随机在更小的范围内展开，强化某一特定器官，有机会超越临界），但是社会的演化并不是完全随机的，有人可以直接有意识地加以干涉。但是这也只能是有意识地干涉，管理者自己也并不知道具体会出现什么，所以需要一个“舞台”来让各个不同的个体进行演化，在这个渠限中演化出更高效的东西来。 这个“有颌鱼类”的故事，特别像“工业化”的故事。这个有颌鱼类为了快点吃残渣而发展下颌肌肉的过程，就是“产业化”的初期。而工业化国家突然猛吃包括中国在内的农业化国家，就是“产业工人和产业体系发展大型化以后，全国工业系统突破了临界点，发生全国组网，规模经济效应暴增，交易成本暴跌，并且形成了可以被主权国家系统可以控制的关键节点，于是转化为了国家级的统一对外军事输出的力量。”——工业化初期，就是一些产业结构方式产生了渠限制，所以后来工业科技树就只能一路点上去（已经从事工业生意的人无法退回到农村了，因为农田里到处都是人）这就和有颌鱼类突然发现自己“我的下巴有一天居然可以咬穿角石”是一样的——英国当局也是在事后才发现工业的威力的（发现税收暴增）。 因此“渠限”本身就和其它所有有意义的演化一样，它本身并没有“好坏”一说，它只是一种特性和现象而已。 一种特性和现象，要放到特定的环境和时间段里，你才能得出它的“好坏”。 所以，我们就要客观的分析一下“遗产税”到底是要干什么？有什么用？它想要做什么？它会带来哪种结果？ 而这一系列问题，也要区分“环境”和“时间”——它们两个加在一起就是一个东西，“变化幅度”。渠限加在一起就是“适应宽度”。渠限基础下演化出来的细节性状，就是“演化深度”。如果仔细看上文的话，各位就明白：这三者常常会互相影响。 更大的适应宽度可以应对更大的变化幅度；更大的演化深度通常可以获得种群内的优势，甚至让种群居于更高和更广的生态位（上下通吃）。 同时，更大的适应宽度经常以演化深度作为代价——因为宽度更大的物种，更容易“变来变去的凑合着适应”，而且在专项器官的深度演化上基础就比较落后。这就好像棘皮动物（比如海参和海星之类的一大堆奇怪动物）那样，虽然几乎算得上是有史以来一直活着的家伙，但是几乎所有种群都占不上高位——现在活的最好的，是分化相对更明确的海星。原因很简单：富的时候吃多一点，但也吃不了太多；穷的时候回家吃土也可以。问题是：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棘皮动物立马回家吃土。棘皮动物从细胞到结构层面上分化都比较低，渠限自然很少，适应宽度很大，但是因此也就更容易选择“眼前的苟且”——晚上想想千条路，早上起来走老路。当然了，如果深度很大，但是限制也很多，那么在环境变化达到了渠限的极限程度，那么整个物种就很可能灭绝。 我举个简单的“渠限”的例子。欧神很会投资对吧？那么他的渠限核心是什么呢？当然是“个体与超大型经济利益组织的关系”，核心本体是“个体与超大型社会组织的生产整合链条”的关系。那么，在很多时候，反过来说欧神针对性适应的环境核心要素就是“超大型社会组织生产整合链条的存在”。要想让欧神的渠限对其生存和复制产生决定性影响，那必然是“超大型社会组织生产整合链条”发生了变化。例如说蘑菇云升起来了。欧神：卧槽，药丸。在这凄美的一幕下，我只能在这即将贫瘠的山顶上吟诗一首，纪念逝去的现代文明……一位身着民工迷彩服，端着95步枪的电锯狂魔从山下经过。他就很奇怪：耶？都这个时候了，为什么有个人还在山顶念诗啊？不管了，架枪，今晚有肉吃喽！蘑菇云升起前吃电烤炉做出来的烧鸡，蘑菇云起来后吃篝火烤欧神，只要椒盐下的对，味道都喷香。欧神快速打出GG，变成腊肉。当然，如果在蘑菇云升起来以前，欧神进化深度匹配的环境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电锯：我跟你讲啊，我会打枪，我会基础爆破，我有末日地堡，像我这样的人我有好几个！欧神：哦，我一个电话叫来十几辆坦克。电锯：卧槽，快跑！坦克来之前我能跑出100里地！欧神：喂？我问下，那家伙跑出了100里地，你说咋办？什么？远程火箭炮？你说最好用集束杀伤弹头？好的，那就用那个吧。电锯快速R.I.P，变成分散在半径100米范围内的肉馅。 欧神：哦对了，他还有个末日地堡，找个挖掘机把他坟也给掀了。 为什么欧神可以叫坦克？因为他在自己的渠限内做到了极大的演化深度，成为了高效物种，食物链等级高。只要“超大型社会组织生产整合链条”存在，欧神就能拿炮筒子轰，因为这些系统也是需要这个链条才能发挥作用的。 需要注意的是：演化深度很高的时候，往往也能拓宽适应范围，它的投入产出比也比较高，但不能过度超出范围，否则整个系统就会失能（就类似于如果氧气含量降低，那么一大票演化程度很高，效率极高的顶级掠食者反而容易死）。 只有在全局都完全超出原有生物适应范围的时候，渠限越多的物种越难存活下去，渠限越少一般更容易找到办法（改变代价很小）。 也就是说，足够强大的演化深度还是能在“既定的核心环境背景里获得最大的生态位，照样可以避免在严重灾害中灭绝的能力，适应能力依然很强”。这就好像100万的人不可能用暴力对我有多大威胁（特别是国内），因为我自己亲自都能对付100万的人分出的资源派来的攻击者。1000万就有危险了，更多的就要死。但是欧神就能抵挡住远远更强的同类攻击——只要人类大规模社会生产系统还存在。那么，当一个社会管理系统选择“遗产税”的时候，这至少说明或者说反映了什么呢？ 1：税收拿的是金钱，金钱在现代社会里是无孔不入的，是存在于方方面面的。这意味着一个社会管理系统，它已经觉得“我们当前的情况，已经可以给据大部分人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加上新的渠限”。这是“全局一刀切”。 2：一旦形成了限制，那么我在“渠限”层面和它的更上层部份，就固定下来了。这意味着：现在这个模式我已经设定为“从今到以后的较优模式”，这时参与“纠偏演化实验”的人员会减少，变得只有很小一撮。这一块的演化速度随之减慢——赌的就是“假设环境核心不改变，我要争取的是这个环境下更多的生态位和更高的食物链等级”。整体而言，也就是这个社会选择了“以现在已有的主要核心系统，赌它能硬抗所有环境变化，演化带来的进步被严格区分为两个阶层”。 是不是有“内味儿”了？ 对，这就是“贵族”系统——确切的说，是西方贵族系统（中国很久以前就不再使用这样的贵族模式了）。 只不过旧时代的贵族是制定了一整套的贵族继承方法，并以法理确定在系统内整个贵族圈子的“基准法”。现代的西方遗产税体制下的贵族，是换了张皮，但是达成的结果并没有本质变化，只能说是优化了。 优化主要在于：初始设定的贵族圈子可以更大，血缘关系更具有筛选性，可以排除不必要的血缘关系者，延长贵族的产权稀释的周期。 但是要想稳定它，就必须让被排除掉的“不再被贵族需要的贵族孩子”能够在被抛弃后加上“渠限镣铐”，让他变得和草民差不多，那就必须采取另一重法律保障——让老百姓去把这个人强行拖下水，让老百姓具有一部分权力，这样老百姓就乐于限制或者处决这些被抛弃的贵族。 这套办法发展到现在，就是“一人一票，权力等同”的票选体系。 但是，这个系统的根本矛盾之一虽然被缓解，但是却带来的新的发展矛盾（尤其是在科技合作扩张的情况下）：这些依然在位的贵族，内部会争取自身贵族的上位，而他们的所“分包”的贵族资产是会在现代经济系统中发生波动的——暂时获得优势者会快速的试图制造新的限制条件，阻止其它对手再次获得优势。这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福利系统”的来源——为了在自己占优的时候给对手的“教区”内的产业增加成本。在一人一票的“落魄贵族杀戮系统”之下，谁去掉福利谁就需要有更多的“繁殖后代”受到影响，所以福利无法降低。这两个加起来，就是现在的欧美“民主封建贵族系统闭环”。 一人一票，发动群众杀落魄贵族——刺激草民阶层的“细节工作能力的深度强化”。但是这个强化更多用于极度细节的分工，草民阶层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拓展生存能力，而且还会因为贵族内斗而被限制在更狭小的领域，整个社会中所有人的适应性都会逐步降低。贵族内部设卡，提高对手辖区及产业的社会福利——刺激贵族阶层的“渠限设置能力的演化强化”。也就是社会两个阶层都受到了“演化激励”，保持了演化升级。但演化副产品是大量无用的累赘器官，而且这些器官绑定了渠限以上的身体基本结构，很难退化——这种事情在生物演化上也经常发生。这样的系统的坏处，大家都能想出来。 1：贵族的实际组成会因为渠限新设内斗而越来越少，产业结构会产生不稳定并最终减少，越少的贵族的随机演化次数也会减少，社会管理创新能力在越过发展中位点以后会快速下滑，而且在收缩期间设立新的渠限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这又导致贵族的进一步减少，演化速度更快落后，遇是整体的衰退速度是“加速”下行的。而由于现代产业体系的相关性，现代资本的预见性，所以加速下行会更快的影响预期——加速下行成为公认后，社会立即陷入崩溃前兆，因为社会管理贵族体系会先行“撤资”。一个池塘，它在下雨超过蒸发的时候，大家都还在求雨。可是突然发现蒸发超过下雨了，大家很快散伙不说，还把池塘的水快点往水车里面抽。 2：社会福利会无限制增加，撤除的唯一方法是一小撮贵族突然牛逼。但这样往往是“其它竞争对手行业被大范围的增加福利要求”，而自己的部份则吃的是财政或者干脆没有。如果社会福利系统被全局高层制定，那么“自己的那部分”更容易完全吃财政，那样损耗更大。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全局产业链竞争力崩溃，即便是那些新兴行业也会很快被盯上作为“应急口粮”（比如说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 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已经“停止从外部进食”，开始“内部消耗脂肪和肌肉”了——而且由于第一条，逆转或者暂停这个趋势是几乎不可能的。 3：由于贵族系统最终是控制了所有管理方面，但是此时不太可能只剩一个管理者。如果只剩一个或两个同等级贵族（两个可以形成稳定寡头对立系统），它只能变成法西斯军国。如果还剩几个，那么它将会爆发极其惨烈且往往目的是大规模消灭对方贵族人口的内战（不是摧毁贵族本体，是摧毁全部。因为贵族系统下的其它运行系统很难纳入自己的管理模式下，越是之前发展的精巧的贵族系统越是如此。）。 这样一来，那些发展的相对比较有效的管理模式（尤其是细节模式），会大量的损失于冲突之中。新建立起来的同类系统又具有很强的差异性，所以前朝的经验并不是那么容易传承和使用。如果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依然需要大规模的旧产业旧体系，那么新建立的社会系统就更多的需要“从0开始”，内斗损失极大化。很显然，这样的系统虽然在非常长期的时间段内考量，它的“继承”少也意味着“继承的渠限比较少”——严重出乎意料恶劣环境变化的抗性比较强，随时都有可能重新开始这种模式，因为初始成本不高（设定贵族不算很复杂的技能）。但是它的管控核心就很难以足够高的效率深度进步，新瓶装完全旧的酒的可能性特别大——社会核心管理能力和模式演化深度比较慢（基数太小）。 这个系统其实我们今日很熟悉，因为已经变相用在了企业中。超大型社会组织系统的核心决策层考核与协调方法只有三种主要模式：“KPI/BSC/OKR”，其它系统大都过于狭窄或者中间信息过于模糊，以至于无法大规模使用。那个KSF成功因子看起来吊炸天，实际搞起来根本就是一地鸡毛，只能在比较狭窄的分工领域用，采取技术核心整合难度门槛来强行限制，而国家不可能是很狭窄的东西——因为企业越来越大和复杂，所以一些企管开始用社会管理的方法，但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套的，毕竟企业只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 西方这个管理模式就是类似于BSC——平衡计分卡考核标准。 如果有人还不了解BSC，那么详细情况请自己搜索一下，这个东西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只要记得3点。1：全面采用BSC管理模式的公司，那些早年被作为BSC模范企业的公司。除了那些“产品线很广，生产流程很多（初始贵族很多）”的公司以外基本都死了，而且几乎都是瞬间暴毙。2：美国联邦当局全面采用了BSC管理模式（军方优先）。3：BSC只能用于管理层。 通过之前的内容，大家不难知道为什么BSC管理只能应用于管理层，因为它本身是上层切分多个层级的战略组成后，在每个层级的决策利益群体中进行平衡计分。如果要对更多人计分，那么其管理成本会暴增，根本不可能可以承受——每个决策层之间是靠博弈平衡的，在任何时候都有固定的浪费，消耗的管理资源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很大。如果每层都这么用，管理也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BSC只能是“贵族式”的。而暴毙的原因也很简单：内部平衡失稳定可能性很大，而且会从下到上失稳——连锁反应。同时BSC的更上级也会受到下层斗争的影响，他们会更多的考虑在下层中获得更大利益的单元——直属上级永远可以跳过“规章制度”和直属下级产生额外合作，你不可能100%的监督它。最后这些“唯一赢家”的要求会自下而上的要求“全体二级头目”对老大施加压力，而此时老大已经没有全局信息了，想强行干预都基本不可能做到。于是就会发生这样一个情况。 “老大傻了，老二疯了，老三老四在干死亲兄弟了。” 这一切的全面开始，是突然的，是从“全体老二头目发飙”才能真正的被老大发现的，是“被发现的同时全面爆发的”。这就是因为BSC系统就是个“民主封建贵族”系统。它自然而然会发生“管理层合谋，直接通过自己的管理积极性和手头的资源（信息也在资源的范畴内）去影响决策，而且信息沿着层级上行几乎完全取决于层级内的平衡，不能直接观测”。 虽然BSC系统里面有大量的章程和技巧试图避免这个问题的出现，但是基础信息系统的瓦解往往是体系核心问题，无法依靠依附体系存在的内部章程和技巧加以避免——甚至在事情发生后，加上这些章程和技巧反而可能是信息扭曲集团的目的，增加了死的更快。这就好像保时捷和梅塞施密特一天到晚和希特勒说一些有的没的“超级无敌扭转败局的神奇新式武器”一样。 希特勒一个人当然不能懂得这些东西，但是这些“老二系统”已经完全扭曲了讯息，希特勒甚至直接下工厂都没办法听到其它信息。当然，听到了也没用，因为没有这些老二，他现在就会死——他也许可以想办法做掉几个小头头，可是接替上来的人又能有什么变化呢？只能是更加贪得无厌的内斗胜利者罢了。 这个过程就是“渠限”上层人数越来越少，演化速度越来越慢——最后老大变成“活化石”。 “遗产税”大幅度增加，或者连商人都在鼓吹遗产税，这说明了什么呢？ 无利不起早——当然是因为作为社会生产者的商人也变成了贵族，他们因为下级平衡系统的失灵，所以不得不亲自上场，用更一刀切的方法给自己续命。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商人也就失去了演化空间，他手下的演化和他不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 他不得不慢慢的变成活化石——静待外部环境变化到彻底打破所有渠限的软肋，到那时，他们就都是真正的化石了。如果他们拒绝成为活化石，他们就会成为被排挤的贵族，立即被别的原来是同行的贵族搞成烂肉。 所以说西方的资本家之所以会变的“吃人不吐骨头”，其实是他们自己的骨头也要被吃了，是整个社会管理系统就已经缺乏核心演化能力——管理层发生了物种单一化，管理层先于基层开始灭绝（就好像陨石落下后，大型食肉恐龙死的更快一样，食物链越高，死的越快）。 由于资本家是临近最后才不得不来下场救火的，此时也只能一刀切，所以资本家就只能戴上高帽，成为工业时代剥削罪行靶子——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块很少有人察觉，但是最后一块却总是倒在所有人头上。 综上所述：遗产税根本就不是打击贵族的，遗产税是“贵族化程度实在是太高了，不得不收缩防线，稳固现有贵族平衡”的策略。也就是说，遗产税和“封建时代立法保护贵族的基本利益和特权”没有任何的本质区别，只是包装变了一下而已。这种变化包装太容易了，无论是避免宙斯的残暴还是上帝意志的代行者，亦或者是天赋人权平等博爱反蓄奴。因为要给这种平衡一个理由，一个低成本的理由。所以在BSC管理下，企业文化会有一个“神化”的东西，会有一系列“不需要考核且必须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万精油价值观”。因为BSC系统，必须明确确定一个BSC层和草民层（草民层可以混合KPI或者OKR），大量的平衡资源被BSC占用，所以对付草民层就得节约成本，用一种更加“低成本价值观迷信”的东西去填充因为“挖走利益蛋糕”而形成的逻辑合法性漏洞。 也就是说,BSC连接管理层和草民的核心，本质是“神授君权”——这个体系就是好的，就是对的，说不对的都是异端，异端就要烧死。烧死你，炸你，给你普及我们的管理系统，都是神给你们的恩惠。我们给了你们这么好的东西，废了半天劲烧你炸你，你过不好日子是因为神仙很忙，他还来不及看你，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从你这儿拿点好处怎么了？你还不让我拿？靠，那我要拯救你们，东西我先抢过来，我帮你求神仙早点看到你们，我自己先破费继续帮你们把你们都烧光炸光，不用谢我，这都是应该的。要是后来没成功。他们的低级“神仙爱好者”自然会流下痛苦的眼泪：我们都把神仙给你们了，这么贵重的东西都给你们了，可是你们只是死了爹妈和儿女而已啊。这么划算的生意不做，还说我们强买强卖。宝宝太委屈了，哭哭。（所以牧师在房间里给小男孩“开光”也没什么不对的） 神授君权的最终结局，当然就是“有神无君”。但是神是不会真的下来管理社会的，神也从未把水变成酒，更没有在饿殍遍野之时变出过神奇的大饼。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也不把水变成酒？为什么不变出大饼？那当然是因为对面有人触怒了上帝，不把他们杀个精光，上帝就会惩罚我们。 神是完美的，所以神自然不需要演化。 BSC的难点，也就永远在这儿——不可能完美解决，而且进步还会相对较慢（除了刚开始）。 好，主要问题讲完了，大家应该明白了标题为什么是《遗产税与演化论》。 但是我知道大家肯定还想问一个问题。“除了BSC以外，不是还有两个么？KPI和OKR，它们分别是谁呢？” KPI是中国，OKR是另一个现在还在复兴期的古文明（既然那几个字敏感，我就不说了，各位也都知道是哪个，是一个经常被看不起和敌视的那个——他们就是OKR，仔细想想就知道了，这里不深究）。 KPI恐怕是大家最熟悉的绩效考核模式——关键业绩指标考核。 中国也有平衡系统，但是建立方式并不是欧美系统那样的“分层，层内内斗平衡”系统，而是“等级+绩效评比=平衡通用依据，平衡基准法规定的平衡依据”。 KPI的核心组织，最关键的也是两个系统（还是寡头平衡），但不是欧美的“上下分层”，更多的是“对半分层”。也就是“监察系统”+“发展系统”。你可以理解为“圣贤书纪晓岚系统”和“权衡稳定发展和珅系统”。 纪晓岚系统——利益从皇上这儿往下发放为主，而且绝不能乱拿。他们负责监控和珅系统，并且给和珅系统下达指标，把和珅系统里的一部分钱集中起来交给皇上，这样皇上才有能力给纪晓岚系统发工资。这个过程即是“政绩系统”。纪晓岚系统对和珅系统下达的指标，以及与和珅系统的接触过程，就是搜集需要制定来年KPI标准的参考数据。大家都清楚，KPI最困难的就是制定合理的考核指标与考核逻辑——要依靠真实的信息和可靠的分析，缺一不可。 圣贤书是政绩系统的核心学习标准——在这样的系统中，这就是“渠限”之一，我们的细节演化在这一限制中加强。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非常具有效率的公文书写系统——标准化，大多数核心信息上传五层都基本不会被扭曲（看看西方的扭曲程度，就可以知道中国的演化路线的不同） 权衡稳定发展和珅系统——利益主要从辖区或和辖区有关的所有利益交互过程中获得，本职工作是用一切手段发展经济，维持经济稳定健康，这里当然也包括基础的安全保障，辖区环境等。几乎都是实操性的组织管理任务，发展经济和维护民生。 KPI系统大家都明白：起步比较困难，信息缺乏的情况下需要很高的水平才能建立，需要很强的业务底蕴。KPI系统还需要畅通的标准制定信息渠道，也就是监察系统必须足够高效——需要激励。 不可调和的矛盾：KPI监察系统会不断设立越来越多的标准，这些标准是没有动力撤销的，但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激励程度，不得不在原则上放任这种现象的累积。 当累积到一定程度，和珅系统将会被实际卡死，再次发现新的民生经营模式的难度越来越高，最终导致成本已经超出了收益——和珅的活儿，没人干了。此时和珅系统会失能，并且越来越多的转向到纪晓岚系统。 在这样的情况下，纪晓岚系统就不得不在经济和发展问题上“亲自下场”。 可是这套系统是不可能维持社会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个。 1：他们业务本来就不熟练。2：他们周围的人更多的也是监察系统的，很危险。3：他们更熟悉监察系统的工作，使用监察系统知识去对付其它监察系统的人很容易，所以谁先亲自下场谁就越危险。 这三者合并，就会导致5个循序渐进的结果。1：只能使用最保险，宁可使用对社会有损失也不要能被直接处罚的策略。2：越来越多的已经有崩盘倾向的地方会迫不得已展开“合作”，互相约定“不对付对方，现在规则已经累积到啥都是死的地步了，谁说谁都没好处”。 3：为了保持存在，监察系统必须自己想办法制造和保存自己内部的和珅系统，并且保护他们——在这一过程中，这一地区的暴力保护+等级排序+经济发展已经开始脱离原有的KPI系统，发生了内部繁殖。山头形成。4：内部繁殖成功的系统，将会被残存的旧整体监察系统所重视，因为他可以给予新的资金。5：旧监察系统会快速的因为资源短缺而开始对最早给予资金的山头系统提出更多的要求，此时山头系统也能对旧监察系统提出要求——此时旧KPI制定人员已经完全失能，只是一个空壳。 至于5以后是什么情况，那就要看当时有多少发展程度和实力没有代差的山头了——如果区区几个，那就奉天子之命镇压叛乱（镇压后对天子怎样，那就要看那个山头的意愿了）。如果是多个山头，那就会进入争雄模式。 KPI系统更新时的特点： 1：大家互斗的时候只有最上层一小撮人是根本矛盾，其他人的系统本质是类似的，只要是同类型系统就几乎没有灭绝性打击的必要。2：KPI设置经验继承性较好，再重盘局面后，能较快地实现新KPI系统建设，并且每次都升级一些功能进行深度演化，增强KPI系统在其演化渠限内的能力——远期来看可能会降低适应宽度。但是只要底蕴足够厚，其深度带来的抗打击能力也会越来越强，而且是一次比一次强。 一旦熟悉了新环境下所需要的东西后，制定出的KPI将会比BSC系统更加高效，管理成本可控性更好，形成反超局面。3：新KPI建设后，旧KPI系统最后的监察人员的行为早就超过了现有系统需要的程度，所以任何一个旧KPI系统的末期监察人员几乎都会被认定为是“和珅”，反倒是“以前的和珅”可能在新KPI制定里发挥重要的指标制定依据提供者作用——他们反倒更有肯能成为新的“圣贤监察系统”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所以中国历来改朝换代，对于前朝的末期的毁灭结局的原因里，才永远有“敲骨吸髓，民不聊生”这一项。就好像任何一个以KPI考核为主的企业，在盘点为什么破产时，场面上永远会说是“有人造假”的原因一样。（儒家文明圈就是KPI文明圈） 这个系统中,KPI最终制定的裁决者必须被假设具有“终极能力”——名义上低于神，但却是天道大会中，融合各路神仙意见的裁判长。 皇帝对单个神仙是需要保持谦逊，但是真正做决定是看“天道代表大会”，不是某个万能的个体神。致行个体神的意见的权力在皇上手里，当然是“君授神权”——神是参加“天道大会”的“群众需求代表，各级管理部门代表，各类外部人士代表等”。因此我国无论是圣贤体系还是其他管理系统人员（至少是中高层），无论是属于监察系统还是发展系统，老百姓对于这些人的本质要求只有一个——神性。哪怕是个社区管理员，我们也觉得他要像个“土地公”，不然就是不称职。（任何意识形态中“不证自明”的地方，都是用来填补管理成本带来的非生产性资金缺口的——中国的强行填补方法，就是“你必须是神”。因此中国普及自己体系在低层人里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安份日子不过呢？我们帮他们把领导变成神仙有什么不对的，我们这样要求有错吗？怎么都教不会的呢？”） 略微说一下啊OKR系统（目标和关键成果考核）。简单的来说，OKR系统是“纯平衡非考核系统”，也就是重团队管理轻指标考核。此时核心目标和绝大多数利益团体目标被要求公开展示，非公开展示会被认为是恶劣和危险的行为。整个系统只有少数几项绝对的规矩，这些规矩往往也不一定和目标必须直接相关，很多时候只是一些操作习惯的基本规则（一些生活方式也可以）。这几项绝对规矩的道理也很简单：你们目标我知道了，但是你们之间要想融合目标，那么大家就必须要有一些共同语言和共同标准，否则大家和外界怎么搞“敌我识别”呢？而且没有这样的“执行过程中的共同路径”，那么大家之间的熟悉程度也就太低了，交易成本就要提高。所以从本质上来说，OKR系统凝聚人的方法是“降低同类独立组织间的交易成本（不是邦联那样的白纸黑字开大会模式，而是不断各自探索如何降低成本，约定俗成）”——其实其他管理方式原则上也是一样降低交易成本，方法不同而已。KPI是等级之间有交易成本补贴（报销路费和话费差不多的意思），BSC是让大家陷入同层之间的囚徒困境但上下之间必须合作。 OKR这样的特点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1：这样的管理模式，各个组织之间对于“适应宽度”的提升很大，很能对抗环境的超级出乎意料地变化，在很恶劣的情况下也能繁殖或者守住最基本盘。2：组织管理的数据经验类型最多，但是整合较为困难，需要巨大的信息记录/综合与检索机构，这样才比较方便总结归类。 3：组织结构较为松散，在大多数时候整合度都不太高，大组织之间的交易成本还是偏高。在竞争系统成熟+稳定的环境中效率比KPI低——难以发动快速的，准确的，一体化的，全面动员的对外攻势和防御行动（本质上OKR是以守为攻的系统，尽管看上去有时它的行为会很激进——但是那都是局部行为，是项目组行为）。 4：传承性在信息处理能力相当的情况下，高于BSC，低于KPI。5：更新后恢复发展的速度，也是高于BSC，低于KPI。6：旧有的不同的细节管理模式的残留较多，容易造成较多而且较久且可能有时比较隐蔽的内部矛盾——管理交易成本的效率高成本低，但是波动较大（相对放任）。 最后，我有一个思路。 在企业界的一个分类内，看上去有这样一个现象。这三种管理系统的流行是循环的（在同一个行业大类里面，互为竞争者的时候）。BSC唱罢KPI登场，KPI唱罢OKR流行。 道理非常简单。 BSC唱起来了，KPI自然能知道BSC的套路，自己有经验+了解经营链条后，直接上KPI。KPI直接用生产效率和有序性击溃BSC。KPI渠限越来越高的时候，环境变化会堆积，超过KPI的渠限。此时BSC往往还没有很大的优势，因为KPI的既有系统依然强大，BSC初期建立过程中大多数人员还是KPI考核的，没有竞争优势。但是OKR此时占据了更多KPI系统无法得到的新兴市场，普及率很大，在产品线上有优势，设计响应的也更快，产品可以贵又好——在取得了份额优势后，就能用更高的研发成本和更低的市场推广成本，更高的市场人员激励（利润没有用来补贴内部交易成本，市场拓展人员得到了更多提成点）。 当然了，BSC和OKR是相对比较新的企业管理理念（尽管BSC也有几十年历史了），所以严格定义下的KPI，BSC，OKR循环还没有完整的出现过——但是严格定义归严格定义，尝试和行为是早就有了的，而且一直都在用，只不过现在BSC和OKR已经有了“线装本”了而已。 OKR唱罢，BSC为什么又登场了呢？ 原因很简单：OKR发展速度很快，很容易就超出高度统合的管理范围，此时大量的资源和知识都会外流，外沿的“市场控制者”也会开始寻求新的外部交易伙伴。此时KPI已经必须重整（被OKR挤压市场以后，大量KPI系统需要转换），BSC更能快速的拉拢这些外流的人员，让其为自己服务或成为自身贵族的盟友。 OKR此时内部的交易成本和不信任感会被BSC组织的行为迅速拔高，BSC系统就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和知识。OKR需要创新的时候，内部组织之间通过压低交易成本的潜力，完成分散但高效的合作，相当于分布式办公。但是这样就特别怕BSC利用“直接掠夺手下的资源（哪怕是廉价的）”，给付给那些己方分布式办公的小而重要的组织。所以这时，OKR的“创新成本”会首先被拉高——核心优势遭到持续蚕食。市场适应，产品设计，信息合作的优势，这些都会被BSC组织给捣鼓没了——他们又没有KPI优势，初期是压不住BSC的。如果等BSC过了草创时期，集中资源又能招募OKR的分散团队，对OKR的破坏远超BSC付出的成本（而且越破坏好处越多），OKR被各个击破。 不过……我们如果仔细想一下的话，大家就不难发现一个可能性。 企业里之所以三大类循环，是因为企业之间的控制区域相对很窄，只是很小一块。因此企业之间是不可能在整体组织上“你死我活”的。而且因为分工窄，所以新进入者可以从四面八方进来，因此不可能也没办法阻挡“最合适”的竞争者。 但是……如果是国家或者文明呢？首先它宽度足够大，其次它经常是你死我活的。 所以……OKR和KPI本身就是“混乱创新”和“有序组合”的互补，所以实际上是可以形成“双寡头”循环的。BSC其实是“夹在中间，不上不下”的那个。 在你死我活，可以“一次灭杀”的情况下，BSC其实并没有存在的必然性——如果OKR一时间打败KPI，那么KPI多学习一会儿，KPI直接就可以打败OKR；反过来也是一样。因为他们两个各自在“两极”上都占据优势。 KPI掐BSC的头，OKR杀BSC的尾，BSC里外不是人（BSC的公司也特别怕复杂的竞争环境，所以BSC公司总是更加“扎堆”出现）。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 原因很简单：OKR的核心区域和KPI区域历史上并没有直接打照面，原来的投送成本太高了，最多只能是远距离低效率贸易往来。OKR在上一次超大循环中占据了优势，后来因为BSC系统的多局部发展而被快速蚕食。KPI系统也占据了优势，但是自己碰不到BSC系统的核心。然后BSC系统在中间期有一个最好的整合+创新（本系统内）的时间窗口，爆发了工业革命，打开了投送渠道。 BSC成功后，第一选择是把OKR和KPI都打了一顿，但是因为技术条件和内部社会管理的效率问题，都没把两个给打死（就算把国家打掉了，OKR和KPI依然能占据局部优势，所以“他们在西方意义的主权国家概念里被消灭以后”其文明残余系统也大概率可以反杀……哦对了，“主权国家”概念本身就非常的具有BSC特色——国家级贵族认证）但是现在，BSC的那套时间窗口中的东西,KPI已经基本学会，OKR也找到了抗蚕食的阶段性对策。 OKR系统吃透BSC的很大原因，也是BSC自己的贵族体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大规模加以制裁——本来OKR最怕的就是BSC系统的各个击破式拉拢渗透，但是现在BSC自己把渠道关上了。当然，这也有OKR系统的努力——OKR中的一部分小但最走核心标准的组织对BSC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BSC的贵族系统因此发现了给其它贵族设卡的机会，于是更方便的利用民意来主动关闭对OKR系统的各个击破，打击自己内部的竞争对手。这些击破行动对于BSC系统中的一部分贵族很有利，但是OKR系统袭击的是平民，而BSC系统为了清理落魄贵族的方式为一人一票，所以封锁OKR在一人一票系统中占据上风——OKR等于是拉拢对方的内卷势力，让内卷势力限制对手的对外获利攻击集群。这里需要注意的是：OKR系统中发现这样可以“限制对手，凝聚己方”的策略并不是“自上而下，一同计划”。它是：不同的一撮撮人发现了这个办法，发现自己力所能及，投资这个可以在后续的凝聚过程中掌握很多“公司资源”——它们自己执行了这个项目，利用阶段性成果“招商引资”“说服同事”。其他的同僚在察觉有效的情况下，为了占据“预期中的凝聚中和凝聚后的地位”，就也会纷纷展开合作——甚至原来的敌对者也可能会（至少会削减打击力度）。 因此……OKR系统中即便是亲BSC的组织，也是在暗中支持袭击者OKR的，因为这些OKR的分组织也明白：这样做才有最大的好处，而且我甚至可以利用和BSC封锁系统和BSC内部的依然交易的系统之间的矛盾，完成我对于他们整体的“交易途径垄断”。因为斗争中，只有我还算是“可以凑合”的对象了（沙特）。 这样一个模式中，OKR不是“神授君权”，但也不是“君授神权”。人家是“我们要展开一场永久性的神到底说了啥的大讨论，谁讨论的牛逼和谁更能创造既成事实，谁就是老大，谁不接受现在最好的讨论成果就分家”。他们普及的时候主要的障碍来自于对方的一个问题：“我说，你们到底在说啥？你们昨天来的人怎么和你说的不一样啊？我到底听哪个的……要不你们先打一架，谁赢我听谁的？” 题外话一小段：大家其实可以想一想。按照这些社会各自的演化模式……这些社会的基层对于“演化论”本身的态度会怎样？很显然是BSC更难接受演化论，因为“神”这个东西是他们“减少对基层管理成本”的一个固定套路，它和很多“实用的”管理系统是挂钩的——因为一直在用这个办法，所以这个办法实际上时带有一个“渠限”的，所以在限制内演化了很久，强化程度很高。如果新建立一个系统的成本太高，都不知道啥时候能用。所以他们即便先发现了演化，他们也很难在教育中全面普及（当然也没必要）。 而KPI系统最需要的就是更好的演化，特别是中层和高层都特别需要，因此非常容易普及演化论。同时中国的古典神仙，本质上是“父母与大家长”，那些凶神恶煞只是家长手中的教育工具而已（和戒尺差不多），所以这也算是一种“朴素的演化观”——而且我们也不是很强调人类凌驾一切，不急于做出区分（干啥啊？主动设立无用KPI给自己找罪受？）。所以KPI社会系统特别能接收演化论，大家直觉上就觉得“嗯，没啥不可能的，虽然猴子变人一开始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反正又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听起来蛮有趣的，你跟我们讲讲？” OKR系统他就不在乎演化论，学术归学术，实用归实用，说辞归说辞。大家觉得能用就自己用，搞出成果以后来总结下经验就给你多打广告宣传。 这三个体系在“企业扩张”时，分别有其独特的普及方式和普及困难，成本方向各不相同。1：BSC必须一次侵吞足够多的地方，靠掠夺外沿来补贴内沿——如果不能快速扩大份额，就不能把新拿到的地方转化为自己人。也就是：抢到3块新地，必须靠掠夺2块补贴一块，才能让一块地稳定下来（如果停止扩张，他们原有的地块就会内裂，所以即便BSC能够完美避免内部问题，理论上面对同级竞争对手，依然需要“低成本到达的无限市场”才能维持特色优势）。好处是：老板管理不费事，BSC管理层的人在有低成本市场的时候都能一门心思工作，积极性高，生产数据乐于上报（融资与合作需要）。BSC的扩张核心：寻找蓝海市场，设立竞品进入门槛的机动游说队伍（所以他们特别喜欢玩弄明文规则和逻辑游戏，搞颠覆——蓝海公司颠覆式创新也是颠覆，BSC文明颠覆……）。文化总是不断地重复兴衰，所有人对于兴衰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是一定会有文化表达。BSC的“神授君权”下，这样模式在扩张不得不停滞（各种原因）的表达是什么呢？当然是神罚文化——审判日文化与方舟文化（大家去死，贵族带着家产逃难，鸡鸭鹅狗猫都比老百姓重要）2：KPI必须强调建设和教化，扩张时要投入较高的前期成本——资源和资金成本不算太高，因为生产效率上去了，赚多赚少的问题。但是开发一块地上的人时间成本很高，所以一个朝代一般只能扩大一两圈，毕竟要形成稳定的可继承的教化群体，至少需要3代人。而且KPI随着组织扩大，需要教化的内容也会增大——而且这还和KPI标准的“冗余”部分的多少有关。冗余部份越多，开发新地块的前期收益越低，额外教化时间越多。好处是这些扩展的地区会保留KPI传统，大家都很熟悉而且有体系信任度，团队比较容易融入到同类KPI标准的新公司中去，而且快速发挥极大的生产与管理协同的效率优势，而且旧老板死了，新老板去掉冗余部份特别能够提升员工幸福度（不切实际的业绩提升率要求被取消，不达标惩罚转为达标奖励，年终奖考核更加人性化）。KPI的扩张核心：长期投入的深度市场教育，培养忠诚的市场总监与经理队伍，内部由大客户经理集群稳定红海市场中的份额。它也会产生自己的末日文化，这个末日是“苍天有眼”，“规律重整”文化。如果在呼唤“人定胜天”失败后，大家就呼唤圣贤来解决问题。但是圣贤不是很容易找到的，不是谁说一两句话就行的，不试试看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奉天承运的。于是中国的末日文化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简单来说意思就是：我上我也行，同行衬托得好，不就是设个KPI么！俺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我只要设置好KPI，大家就都跟着我！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结存！鸡鸭鹅狗猫都可以先不要，我要老（打）百（工）姓（仔）！严格来说：KPI系统没有末日文化，只有“咱跳槽吧？”文化，但是很有深度。3：OKR必须选出一个内部的核心传道者，但是他们选出这个传道者的成本特别高，维持时间短——就好像南斯拉夫分散族群集合起来是因为铁托的号召力，但是铁托不是随时能出来的（OKR系统就是永久性的南斯拉夫）。因此OKR的扩张特别讲究时机，不容易协调硬实力和软实力，因为硬实力强的时候往往内部项目组事情多，软实力影响能力有限。软实力强的时候，往往处于外部压力状态，这个时候硬实力往往不强。所以OKR的扩张必须要“天时地利人和”，其余时候都是守势，但是如果三者齐备，由于组织管理层扩张的管理成本增幅较小（相对于管理人员的增加来看），所以一次能扩的非常多而且能快速扎根稳定——关键是还能吃“飞地”。这个是比较少见的情况，大多数时候OKR系统擅长深挖“二级市场与开拓新需求”与“各种长尾市场”——特别是在他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已经开始一条心的情况下”。 OKR的扩张核心：多元广告战与加盟店的店长指导团队，寻找或大或小的新绿洲。OKR是没有BSC和KPI系统那样特别明确和深度的“末日文化”的。他们在面对巨大压力的时候，他们都会说“神”给我们一大群各级组织“传授秘籍”，大家都说自己要试试看。所以OKR系统的末日文化是“游戏后台说要给你作弊码”，是“开挂救世”。鸡鸭鹅狗猫和老百姓我看着啥就先救啥！到时候吃饱喝足大家一起开挂，弄死他妈的龟孙（但是在他们天时地利人和齐备，强势扩张的时候，他们对被占土地上的原住民又是最仁慈的。要求比KPI系统自由，毕竟他们的核心指标考核少，进贡就行啦。BSC么……基本就是强盗和奴隶贩子……）。但是无论如何，一旦OKR和KPI彻底核心接头了以后，无论胜负如何轮转。国家级BSC系统都很可能会彻底成为历史，或者边缘化——因为地球就这么大。到了那个时候，人类也就真正的结束了大型组织内部一刀切式区分贵族和平民集团的封建时代——西方文明在地球文明圈永久落幕，走向边缘化，直到星际大航海时代才有可能复苏。 很多人问过我一个问题。 我，我们，会怎么死？我现在想到了回答。 “我们如何活着，我们就会如何死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也许，衰老死亡本身也是一种“渠限”——它的作用和上文所说的“渠限”，是本质相同的。世上确实有永生不死的动物，最古老的动物大概率也是永生不死的。但是后来绝大多数动物，都放弃了这一条件。为了更强悍的演化器官，自然规律让大多数动植物舍弃了“永生不死”（不再作为优势，因为要保持永生不死，那就会造成巨大的渠限，每个器官分化中都必须让细胞保持永远更新，但又不癌变）。绝大多数动物，包括人类，都不同程度的选择了“有限的时间内”更快的复制自己，占据更多的位置的策略。 我们会死，不是因为我们不能永生——而是因为我们想赢。不赢，就会被其它动物占据位置或者吃掉！为了活下去，放弃永生，给子孙万代创造更多机会！个体，组织，国家，一切的“规章与套路，真理与箴言”，它们皆是流星过客。唯有文明，星火传递。 后记补充对了……我想了下实际情况啊——下面内容有点疯，我随便说的。 KPI这样的科学管理系统虽然目的是按功分配，然而因为需要统一标准，在面对大多数人员的时候，它为了维持公平的感觉执行的是按劳分配。而对于最关键的“维护整个系统依然存在”的过程中，由于管理成本不能无限提高，所以不能“完全监督”，它是需要一种“统一的基础服务和规矩”的——因为理论上就不可能完全干涉到（否则全社会就没有自主演化激励了，成本也吃不消），所以KPI系统必然对于大多数基层人来说，它都有“大锅饭”倾向，尽管吃这个大锅饭也挺累的。所以呢？ KPI运行的根基，或者说操作中永远会产生的一个“背景”，它是“按需分配”的。 就算物质没有极大化的时候也是在基本层面上用“按需分配”来达到稳定组织的目的。 按功分配和按劳分配是KPI的追求，但并不是它的“基本面”。 所以……KPI模式自带两个字主义的属性，所有最终制定KPI的人，本质上是两个字主义的实践者（即便他们嗤之以鼻）。 BSC的话，实际上并不适合资本主义，它最合适的是贵族买办系统。因为整个社会的决策层必然会在“基本可交易的权力单位”上，比如说“一块一块钱”上有越来越大的“单一特权”干涉空间。所以在BSC系统里，最终大多数人的权力和权力单元都会被控制——终产者就会出现。当然，以前的BSC贵族到底没那么强，他们进化也一直狭窄，所以大概不可能形成“终产者”，因为老百姓加起来还是比他们聪明。虽然终产者也许不会出现，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会爆发。终产者的出现主要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一套贵族制系统再越来越独断专行的掠夺市场。贵族才是终产者，资本家并不是，只是这个贵族披上了资本的外皮而已，而且还是抢过来的。抢劫无法永久持续，系统没有足够多的余量可以填充贵族，所以才会出现终产者。 原因很简单：因为渠限设立本质上是基于“上下”——分成了两个决策升级系统（变成了两个物种，演化路线都不一样了），KPI虽然也等级森严，但是它要求的是“一个决策演化升级系统，分开演化就是造反，大家都要为更好的KPI付出演化成本”。也就是说：KPI的核心是“大家都是一家人，虽然家长蛮凶的，而且越来越多”，BSC的核心是“大家养小家，一开始家长多了还能服务，后来家长自己死的太多了，最后剩下神经病一样的疯子爷爷，这家没法呆了”。OKR……大家想一下。这样的组织，不是恰好适合资本主义么？因为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家长”，内部也没有全局性的“上下贵族”，不是二分法而是一群“实际利益组成的集群”。在这样的系统中，绝大多数时刻都需要一种“通用一般权力等价物”进行交易，能够最大程度的影响内部权力构成——当然完全没有特权机关不可能，因为军队肯定是要的，不然要被打死。所以……人家OKR才是真的适合“资本主义”的，虽然他们现在还披着“神权”的外衣——问题是，如果神权机构并不是一家独大，一伙人完全控制会怎样？对吧？神权作为管理文化基础和资本主义并不绝对冲突啊！（有神而神无权）因为资本主义最需要的是自由市场，西方之所以神权太大就会和世俗资本冲突，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集中性的BSC贵族体系，每个贵族靠的是特权斗争而且越来越大，这对市场破坏是不得不持续加深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西方才会“打破神权才能搞资本”，因为神权当时是最大的单一贵族，最破坏市场——全面世俗才能搞资本的结论，那是基于BSC模式社会结构的。可是在OKR系统中，神权只是一个“基础敌我识别标准”，只是一个相对固定支出而已，真正的竞争实际上是发生在“内部组织世俗交易”中的。 既然OKR系统中的神权不是一家独大集中化的用特权越来越多干预市场的主儿，那么神权的组织当然可以有效运行资本市场——而且因为“神权外壳固定支出”有限，资本容易预期给付给上层特权的“贡品”，所以反而比看上去“斗来斗去求团结”的BSC系统更稳定。所以OKR系统是天生适合资本的，只是它现在还没发展到这一步——我相信时间不会太久，我们有生之年应该能看到。 如果人类的生物碱基对是：生物性状传递在于碱基对（也就是DNA图画上的那一道道“杠杠”），优势性状如果适应环境，这个碱基对就能继续存在于种群之中。 那么“物质遗产”的这一过程，有可能就是“每个不同的人略带特殊的决策经验”的“交配”过程（交配才会形成基因交换和突变，是繁殖）。这些决策经验包含道德，博弈思路等等，它也是一定程度上能代际遗传的。由于单个人用口头或者书面的“经验”传达是差不多的，除了极少数大家名作以外，大多数社会个体“会提高经验的传播率”的传统方法，就是“遗产传递过程”。 （回头再想想遗产税？不能规避遗产税的小优势人群无法提高“文化传播率”，而底层人本身传播率就比较低，遗产税就是“文化阉割”） 对孩子，家长教了一辈子，说了一辈子，说的最多，深度最大，目标最明确。如果子女比父母多，他们继续传递至少部份“经验”——子女越多越成功，“经验”也就扩散的更大。 （注意，是“会提高”而不是“想要提高”，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件事是无意识完成的。就好像我们想要的可能是性，而不是孩子，但是性就会带来孩子，至少在可靠的避孕工具发明前是这样——基因不在乎你怎么想，你只要做得对就行了。） 我们可以想到：一部分经验会更具有优势，虽然会有波动，但是一些“经验基本单元”的组合会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性状优势——这些经验大多数可能是“一个个小小的博弈方法和做人做事准则”。所以，这个“经验=碱基对”，它的传播优势也不是当事人可以预料的（尽管大家都认为自己的基因不错），也是“适者生存”的。那么，经验碱基对在“交互”过程中是否会组合融合呢？当然会——就好像原始细胞和细菌互相吞并的时候，经常会融合成更复杂的基因序列。 是的，这些经验的传播+融合过程依然遵循演化的基本规律。 所以到了一定复杂度的时候，设置一个主要结构并“增加渠限”还能活下去的“经验包”会继续存在，并且在这个限制下不断强化“器官”。 某种经验包将会特别的强化——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无数的牺牲和畸形，但是适者生存，时间和环境和运气筛选出了强者。那么，这个处于“手指头器官”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更加能随意的变化，变化成本较低的那些“经验整合包”——这些就是我们更符合我们当前时代的一些“经验道德系统”。比如说择偶观，投资观等等。在这个器官渠限之上的，比如说“手”，“手和躯干”是什么呢？ 是长久以来一直可以生存下来的“主体结构”，它肯定不是完美的，也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它肯定有一个“适应范围和促进演化深度”的折衷。时间越长，越说明其效果稳定。这是什么？这就是“文化”——文明系统中最核心的“博弈策略与好恶基础规则的经验包”。这个“经验包”的演化过程，是一代代参与演化的所有人共同“养蛊式物质遗产传递竞争”筛选下来的，可以有机结合的“无数个小经验基因集群”。在这个系统里，大多数“物质遗传”过程都绕不开它，而且它本身确实也很有效率，只是偶尔失灵或者效率低于对手。 所以大家依然基本上都在这个“文化躯干”的其他部分动动脑筋，升级下手指脚趾，奶子长大一点什么的。就好像西方已经是常年成熟的BSC系统了，他们无法从根本解决贵族产权稀释问题，也无法缓解“同层内斗导致人员类型减少”的毛病，但是他们依然发明了“票选制”来给自己拓宽了“进化深度”，把贵族系统给撑的更久了。就好像生理上的“中国人因为基因限制，没办法把奶子快速变大”，所以中国人选择了“蛇精脸”进行强化。我们是否是一个“文化躯干”中的朋友，取决于我们的“手脚道德”是不是相似，有没有冲突。但是在面对另一个“躯干”的时候，一只手或者一根手指是否有矛盾就不重要了，握紧拳头一致对外，因为没了躯干大家都会死。 每个文明的“躯干”都有所区别，但是它们都有遗传许久的“曾被证明可靠的性状”，都是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只要不被上下夹击，长期复杂演化的文明就很难灭绝。现在地球“越来越小”，其中的“人类文化种群”对于地球这个大家的生存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进化是随机的，它虽然能被渠限强化出“深度演化”，那只是因为“这个渠限内，能演化的部份比较少，同样的试验次数被局限在了一个更小的器官中，让这个器官变化更大”。BSC的特点，就在于：它把演化次数给平分了，但又服务于一个躯干。手脚经常不同步，但是有的时候手特别厉害，有的时候跑的很快，打人和转进总有一个擅长的。但是这样让躯干非常的为难，只能粗暴的把自己分为“上半身和下半身”，经常被“腰斩”。“神灵再上，法制一切，违者腰斩。” KPI的特点在于：牵一发动全身的几率很大，渠限必须更多，规定必须更多，但是每一个有用的突变都能造福躯干，躯干又能给手脚更多的营养。整个人比较匀称，耐力好，跑得过我的打不过我，打得过我的跑不过我。万一对面打得过又跑得过，那我就发挥耐力优势给他打工，反正大家不嫌钱多。我头悬梁锥刺股，全面学习演化，再大的代价都不怕，卧薪尝胆的道路上手脚永远和躯干在一起。 “团结一心，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OKR的特点在于：渠限很少，只是大家均摊了演化次数，核心升级主要靠参考手脚的发展。躯干很瘦，但是胳膊粗的和大腿一样，身体壮了就很能打。问题是胳膊和大腿实在是太能吸收营养了，常常是手脚胖了身子瘦了。可是身子要是一下子长胖，把大家都拉进来的话么……手脚可能粗还是粗的，但是越粗的手脚越需要营养，越需要演化次数——躯干突然这样搞，在粗的手脚也没力气了。不过如果躯干生病了，手脚变瘦一点也能提供养分，身体缓过来以后再去把病原体抽死。手脚的打架技术是分别演化的，总能找到打人的办法，躯干都不用自己想办法。 “有意无形，虚虚实实，无招胜有招”。水库论坛是一个职业炒房论坛！一套房子，成了贫富之间的分水岭！水库论坛真正教你做的事，其实是毁三观，竖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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