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与城市服务收费的死亡巨坑
垃圾分类似乎是一个过气话题了——好吧，其实这篇文章的上篇我一个多月前就开始了，但是因为在外学习所以耽搁了。（现在……发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三个月前了）（其实这篇文章有一篇前置文，但是前置文我还在修改，而且这篇文章单独发出来也没有什么问题——还有，这里面的内容都是俺随便说说，不要当真。） 一不小心就写长了，而且是“一部分一部分说，最后合在一起，但是每个部分也不短” 如果觉得文章太长（6万字），就到这篇文章的第二篇，到最后看结尾的黑体字即可，里面有简短总结（如果不擅长在手机上看长文的，也可先看那段黑体字）。 为了方便大家捋顺逻辑，我先列出几个我所知道的重要的东西。1：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垃圾处理的大多数中间过程，不是市政一手操办的，也不光是外包。很多都是“自我发展”的。2：市政部门其实并不太清楚垃圾处理的详细全过程，更下面的人也并不清楚全程——自然形成的半官放半商业链都是大家各管一块，双方互相间业务熟悉的程度并不高。3：现在一些城市面临的问题，就是垃圾搬迁问题——不光是总量太多，而是城市扩张的时候好多地方已经快碰到垃圾场了。4：原来垃圾场并不被重视，大都是就近堆积而非填埋，即便是填埋现在也要移走垃圾，这块地也要经过重整以后才能继续用。5：垃圾需要大规模运输到新的垃圾场。旧垃圾场往往有现成道路和一部分设施，所以原来往那边发展其实比较经济——加上一部分垃圾回收和转运的利益，这些垃圾场在主要城市与周围的卫星城之间特别多，可是大多数发展事要求将这些大城市和卫星城互相靠近甚至是直接“碰”在一起的。所以也不可能在现有路线上再次把垃圾场往路的尽头挪，必须远距离送到一个新地方。 主要问题：这个“大规模挪”是政府一手操办还是商业优先——这两者不是“哪个多一点哪个少一点”的问题，它的影响可能更复杂。 即便我们只考虑这5点，也可以明白一些重大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垃圾场该如何挪走？你让商业机构挪么？直接招标么？招标用什么依据呢？本来就对这一块需要多少成本其实说不太清楚——由于市政本身也很难清楚大概需要多少钱，那么招标过程中出现特大猫腻几乎是必然的（而且还可能连续出一大堆猫腻都完全不知道）。官营+私营就是这样，它们中间有一个组织信息壁垒，这就使得一旦要让它们合在一块儿干一件和往常不一样的大事儿，两个方面就都会犯迷糊。不过在长期磨合的过程中，双方在稳定时期是可以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交易效率的。举个有点相似的例子，这就有点像美国公务员体系中的“执政层”和“执行层”所出现的问题。执政层专门是做政务决策的，执行层就是那些单纯的工作人员。（这里接近于我们的商业外包垃圾收集和处理公司，虽然很多城市原则上这些机构属于市政管理，但实际上流程设计和人员管理几乎都是以商业公司的方式进行的，而且它们的合作单位也是商业的——但是即便如此，这些公司的政治性依然比美国大多数执行层要更强一些，尽管他们都是从事执行工作）美国的执行人员是几乎完全隔离于政治决策的——除了听从执政层的命令以外，他们和老百姓不存在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这个看上去在中国也有，但是在中国搞执行的人如果要完全“没有政治”的程度，大概就是社区大妈了，甚至大妈都可能有点政治觉悟——如果有必要的话，她也可以用自己的政见行动，只要偏差不非常大就行了（我们的文化与系统也相对鼓励这么做，“政治觉悟”这个词，在广泛领域也是处于褒义状态的）。但是在美国，执行层的人就不应该这么做——投票给谁倒无所谓……尽管也不一定。当然啦，一些人会觉得美国这样的套路很不错，但任何套路都是有弊端的。最大的弊端就是：如果执政层发生了大方向上的对立，那么执行层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意识”。同时只要执政层最靠近执行层的人直接下令或者隐藏命令，那么他能命令到的执行层人员就会执行他的命令。无论如何完善法律和流程，这都使得执政层的利益冲突可以更快的影响更多的执行层——就算没有直接成为法律，执行层还是能选择支持哪方面的执政层的，但他们不会也不能进行长远考虑。这就导致执行层往往会在不考虑自己长期利益的情况下发生站队。尽管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上而言，他们需要“公平执行”，规矩也要在确定后才得以实施——实际情况当然没有那么理想，执行层可以通过更多或者更少的执行某一部分已有的政策来达到部分目的。也就是执行的不平衡，很多时候体现为执法不平衡——执法不平衡当然在任何体系下都存在，不过导致它的主要原因在不同体系下也是不同的。当执政层与执行层有绝对区隔的时候，执行层本身预留的实际执政能力很低——这固然会更好的区分责任归属，但也会失去执行层本有的一些执政知识所带来的缓冲机会。也就是说上层矛盾对于执行层的扩散会极为迅猛，而且执行层也只会不断的追逐自己的利益，不同的执行层间很难进行协同（内部没有人可以统筹指挥），这就使得执行者群体哪怕在抱团以后也难以评估事情的后果。执行者集团是一群“默认大环境基本不变”的人，哪怕是自己身边稍大的环境也一样——这也是绝大多数老百姓过日子的方式，并不会进行统筹考虑，群体生存的准则也并非基于对于客观事物规律的判断。既然自己可以狂吃，大环境又不会变，所以我们应该拼命吃。 我举个例子：一整个产业区域，里面有管理发展的执政人员，有公司，还有工人和工会。如果是执政层与执行层高度分离的模式。一开始好好的后来工人组建了工会公司和工人闹掰了，工人抱团和公司打了一架。打了一阵子之后，公司觉得损失太大，工会也觉得打不动了。执政人员决定给个规矩依法打架。执政人员内部当然也有对抗——如果在发展路径很明显，增长处于较高指数型增长的时候，由于所有执行层都能明显的看到收益，所以这个时候执政层搞事情是搞不起来的，执政层自己也没什么必要搞事情。毕竟，情况那么好，自己如果动一下让情况不好了，那自己岂不是要背锅（即便根本不是因为自己的缘故）？ 哦对了，从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出来，美式民主在执政层面上注定是总体保守的，因为情况好的时候没人想背锅。你有信心将一个已经飞很快的火箭改的明显更快吗？更何况你还得在火箭一边点火的时候一边拆零件改发动机。这种执政层，公司，工人和工会的平衡持续了挺长时间，因为总体发展还算平稳。但是呢，冲突还是会时有发生的，所以执政层不得不制定更多的规矩，更复杂的税收模式，更麻烦的仲裁方式——实在不行的时候只能交给陪审团打马虎眼（陪审团的人大都是执行层甚至更低的人）。于是整个社会生产机器的运行成本越来越高。社会运行成本和技术发展不一样，技术发展好歹没个明确的上限，说不准做的很好的时候就触发了一个技术大飞跃——至少原则上来看，技术突破是没有上限的，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继续抱有希望的。社会运行效率就不一样了，它最高效率肯定就是100%的效率，而中间如果收取了任何过程成本，它就会降低到100%以内，最低降低到0%。当然现实中社会运行成本是不可能降低到0%的，低太多就足够让一个社会完蛋。但是，这种降低也会同时降低所有其他方面突破，包括技术突破（至少大部分技术）所带来的好处。比如说在社会运行效率只有50%的情况下，那么原本在100%效率的社会里可以带来8%进步的技术，现在就只有4%了——如果竞争对手的综合效率更高（社会效率*技术），那么技术就会想办法跑到综合效率更高的地方去。在这个时候，执政层的利益就会越来越分化——执政层会利用这一点。于是他们就分为了“巩固现有的50%效率的主要群体”和“争取失去的50%效率的群体”——不管这50%失去的效率是不是能拿回来或者用老方法就足够巩固，但是至少它听起来很没问题。 前者认为可以靠巩固50%的效率来利用其他方面的优势，慢慢追回原来的速度。后者认为可以靠掰回50%时期的某种“迹象”或者“指标”来追回原来的速度，或者说那就是速度本身。前者就是保守派更多做的，是共和党。后者就是激进派更多做的，是民主党。 执政层考虑到影响大家的套路需要足够简单可靠，所以保守派会谈社会的传统，并且使用一些曾经用过的手段的升级版本进行调控（这种升级也可能包含更强的自由化，并不一定是管制）。而激进派则会选择那些看上去最“人畜无害”或者“大家都开心”的“指标”来进行强行恢复——比如说：给大家都发钱发福利，这样大家不就都回到了以前的有钱状态啦？既然有钱状态都恢复了，那么我们怎么会是现在这样的没钱状态？但是他们哪个对哪个错都不重要，因为这些都只是套路。真正的当务之急是先控制执行层，让他们把一部分生米煮成熟饭——饭都熟了，我的人先吃上了，你能拿我怎么办？然后，这两边的人先争取谁呢？当然是人数多的一边，也就是工人和工会。那就都得给工人争取福利。保守派这边当然要求工人好好工作，给工厂优惠政策。激进派这边就让工人加入工会，让工会跟工厂要——这样才能更多的人都有钱。问题来了：保守派和激进派这边，他们两个能争取的执行层的人是不一样的。即便最后制定了一个政策，无论是这个政策是倾向于保守派还是激进派，这两伙人更贴近的执行层还是可以“选择执法”。选择执法能通过设规矩来解决么？如果是很重要的一两个地方，那确实可以。但是如果这是个很广泛的问题，之前还定了无数已经很难再取消的规矩——如果你再制定更多规矩的规矩，那么总体社会运转成本又提高了，社会运转效率又降低了。可是保守派如果不增加规矩来监督别人的规矩，那么激进派这边的人如果对自己这么做，自己就吃亏。反过来也一样。当然了，大家不会一开始就玩的那么大，因为制定一个“规矩的规矩”也是很麻烦的。所以大家不如先跟着旧规矩分头搞。保守派就搞厂子。激进派就搞工会。然而，厂子的厂长在美国的体系下是更具有“觉悟”的一批人，所以有更高的“执政属性”——跟他们谈支持的速度在大多数时候都比较慢，因为对手真的每个都有水平。激进派搞工会，这帮人就好谈许多。激进派找到了工会，让他们搞事情，专门去保守派已经谈妥了的地方先搞事情——简单的很，就说国家或者联邦给上面发好处了，应该给工人拿来分（不说保守派给优惠，不然再说人家就有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的感觉）。然后保守派就更难找人谈了，毕竟谁先谈谁倒霉。这么搞一次两次可能还没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来自于：工会是个执行层，比工厂更单纯的执行层，虽然工人也是执行层但工人还没组织过。当工会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们也是要一直吃饭的——而它们并没有什么政治觉悟，也就是并不能统筹的考虑问题，而且下面所有人也都是这样的。然后发生了什么呢？当然是执行层暴走，工会开始无限制增殖，而没有任何执政层有能力进行根本性的遏制——因为激进派那边还会旧瓶装新酒继续玩老套路。工厂也很难彻底的支持保守派，原因也很简单：谁先支持谁先被激进派搞，而工厂之间也是互相有竞争的，咱不好当个出头鸟。 那么？如果公司都是寡头能不能快点执行解决问题呢？如果是每个地方都有个带头的寡头，这还有可能。可是如果这个寡头本身也要面临多地供应链和劳动力等问题，那它一方面自己也难管。另一方面是全国只剩几个寡头以后，那还不如用这个武器去对付各种竞争对手，自己出头反而会被竞争对手利用（对手太明确，激进派要明确具有足够打击利润的目标更容易）。也就是大家都是“诸侯王如果不出领地”的时候还能缓解下问题，如果大家都是“国家级候选人”，那又变得没办法。所以反对工会的企业，或者说率先大力支持保守党的企业，一定是已经衰落的行业里面的大规模但行业内也很糟糕的企业，因为它再不动死的就是它。但是这也很容易被别人估计，所以激进派早就料到了，排尾的那几个家伙早就被盯得死死的。人家本来就弱，还被盯着，那么很显然保守派那边的忠诚队友就是个战斗力只有五的渣渣，而其他还算有战斗力的人也不敢帮——帮了自己就是下一个。工会的扩增是不会停下的——因为它们是执行层，只执行扩张任务，无统筹能力与长远考虑（美国工会的领导人如果对公众展现出某种长远考虑的态度就会被认为是不忠诚，除非这种长远考虑是极为简单的，比如说：10年后我们就有很多钱，20年后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钱，30年后我们还会有更多更多的钱，哪怕我们已经退休了）。简而言之：执行层是不被提倡进行“长时间/总体/其他手段”的思考的，更不能表现出有这样的思考，简单的来说就是个流水线机器人。问题来了：一般流水线上的机器人这么做没有问题，也总有人需要这么做——但是这个机器人的程序绝对不能设定为“自主的自己生产自己”。要是这个机器人设定为“自主的自己生产自己”的话，那么在没有强力遏制的情况下，这个机器人就会把整个星球都给吃了——这个机器人在个体层面上适应环境的基本能力还是有的。而工会的不同之处在于：激进派为了能够提高封堵保守派与企业商量成功的概率，所以工会执行机器人是设定为全自动自我生产的——工会和其他激进组织不一样，工会是一个集扩张基础资源/扩张手段/固定的扩张政策于一体的执行组织。我不是说“工会”是个坏东西——事实上工会本身就类似于一个竞争机构，相当于一个内部版本的劳动派遣机构，只是跳过了大部分劳动派遣的中介费。这样就能让工人赚到更合理的薪资。我们如何区分癌症型工会和正常工会呢？其实很简单：正常工会对工人的工作能力提高是有要求的，这个要求的优先级不会低于要求更好的劳动待遇。因为他们本质上是一个调剂与协商组织，提高劳工的工作水平本身也可以作为他们的盈利渠道之一（很多健康的工会组织都和培训机构有协议，也会要求公司提供培训经费，工会来挑选参训苗子）。反之，工会则更希望工人越没有技术越好，有技术的工人反而会被认为是“以劳动压榨不劳动的人，是工会的叛徒”。工会是否健康大多数时候并不取决于工会本身，因为它们即便在“有觉悟”的情况下也主要担任执行任务——当然了，如果在“有觉悟”的环境里依然出现了癌症型工会，那么从工厂到工人都会觉得是不是出了问题，至少他们会有“工厂会不会因此完蛋啊”的感觉。最关键的是：有觉悟的时候，工会即便压制了没交工会费的工人，普通工人也更容易集体反对起工会来。这样就给了外界更多的协调时间，激进派和保守派就不至于一下子就打的连底线都丢了。相当于在一个“倡导觉悟”的社会里，各种人的小干预会比较多，但是只要控制好了，那就是“小毛病挺多，但小毛病不可能病死人，一般都是老死的，死于机体效率的逐渐衰退。”但是在一个执政和执行高度分离的社会里，那就是“小毛病少一点，但是每个小毛病都有机会快速扩增成大毛病，往往是暴毙而亡。身体变差也更突然，随时因为小毛病暴毙的概率在到达中年的时候就极大增加了。”其实在这儿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一个执政与执行高度分离的体系其实更难在新地方复制，因为新地方在大多数时候总有更多的固有小毛病，一个小毛病就很容易暴毙的身体很难适应这样的环境。（越是这样泾渭分明的体系，推广自己的模式就越困难） 高度分离的系统能够直接诞生，它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偶然性，这些体系在历史上只会占据一小段时间。 我们甚至可以想到这样的社会体系在什么环境下容易形成，一个是白板环境，另一个是内斗混乱到分子化的社会——这两者在斗争时的人际和组织博弈策略反而更加相似了。我们都看出来了：美国当年对应的是白板极点，欧洲当年对应的是混乱极点（看起来也不是超级混乱，但是这种混乱是指对于人们的预期，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让管理远远落后于技术预期，相对就提高了混乱度。）。 这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中都是罕见的。 那么我们不难想象，当工会越来越多的时候，工会还是以为自己“就算这个公司被吃垮了，我们还可以吃下一家，而且永远吃不完”。激进派会让他们停下么？不会，而且也做不到了——因为在这个时候激进派的执政层能力与人员数量，对应自我指数型扩张的工会要求和人数对比，已经完全不成比例了。他们的中间还没有“灰色层”——美国政体中有一圈在执政层和执行层中间的灰色地带，经常干保密的脏活和境外相对独立的工作，它们属于美国政治结构里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也是所谓的“真正的中层管理与调剂人员”。一小撮管理队伍，带领着一大群“自我升级”的执行层……各位有没有想到一个前些年很流行的词？这好像听起来很像“管理扁平化”啊……然后我们也可以发觉：即便是成功扁平化了的企业，也很容易因为上述类似的问题看上去毫无征兆的突然小病恶化，短时间内暴毙。当然这对于一些本来平均寿命就不长的企业来说没什么关系就是了，对于那种市场细分很稳定而且很小，一共也没几个竞争对手的企业来说问题也不大。这就让我想起一些人的生理问题：人脑和普通血液交换的过程中，大脑有个“血脑屏障”的东西，它可在大多数时候至少能延缓大部分病菌和有毒物质进入大脑。而有一部分人血脑屏障天生就比较弱，这些人就更容易得很多比较罕见的脑部疾病——而脑部疾病的暴毙总是很快的，而且常常不需要那些平时让人谈之色变的重病。. 似乎是谈了很多题外话？是，也不是。这个美国的特点和我们的市政与商业垃圾处理是有相似之处的，如果我们处理不好，那在这一局部产生的问题可能也是类似的——可能会扩散。事实上日本就犯了病——在情况复杂但并不是“白板或者多方对立”的时候，往往盲目下手行动只能造成坏结局。。情况复杂=其中任何一势力方的博弈信息都较为匮乏，而且失败的后果很可能较大。没有白板或者多方对立=双方在情况复杂的情况下，会选择一个支配性博弈策略（支配性策略就是指“对方无论选择什么策略，你都只选择某个确定了的策略”）。 这是什么？这就是纳什均衡——“非合作性博弈”。（不太熟悉的朋友可以想一下比较典型的“囚徒困境”以及美苏核对抗，这样就能有一个印象，考虑后面的问题也不需要很复杂的知识……在大多数非精确定量的情况下，博弈难点在于定性和了解环境中究竟一共有哪些博弈方及其利益方向对不对，考虑清楚或想到了新方面在现实中比计算更重要一些）很显然，我们目前遇到的垃圾处理问题，基本上可以确定处于一个非合作性博弈状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现有的系统难以进行升级适应，必须有一方受损。由于老百姓是无法直接上博弈台的，商业组织目前也处于执行层，所以博弈其实也发生在“上级vs部门”里。 如果你让你在自己都“不确定到底这件事是怎么做”的情况下，贸然的用自己组织的执行方式去执行原来是商业组织合作下的复杂任务。其结果可能不会仅仅是“垃圾问题没做好”那么简单了。 原因是这样的，我就通过“问题”得方式来说明，这样大家更容易捋顺。 问题：能不能市政单独清理掉大片的垃圾场，然后其他商业垃圾回收与运输照旧呢？难道不可以继续招标嘛？ 答：不能，因为垃圾场本身也是有很大收益的，它甚至是一个利益枢纽，它牵涉到大量的回收与运输的利益，涉及整个垃圾产业链。垃圾场既是终点，却也是很多利益的起点，一旦政府选择直接大规模的迁移垃圾场，那么市内的其他中间环节必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这就会带来原有稳定的垃圾搜集与中间处理的利润全体改变，具体会发生什么变化谁也不知道——商户之间是市场平衡的，他们之中的个体大多数并不需要关注全产业链，特别是非直接被政府外包的公司（他们很多是与外包公司有业务往来，或者单纯的只是依托于现有外包系统所产生的一些市场——这些人很分散，但是在垃圾收集与回收处理等方面很重要）在市场根本组成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老的招标方式不适用，贸然行动很容易出现一大堆猫腻，而且一旦这个时候出现猫腻了，那这些猫腻很可能会延续下去成为小利益集团，到时候秘密就没人可以知道（他们是封闭集团）。而且用旧方式势必会带来垃圾处理的财政支出的总体提高而且项目变多，以后城市扩张的时候还要继续上涨……这里有一个城市环境大背景：中国很多城市的财政是有比较高的卖地收入的。问题在哪儿？在于你卖地的时候，需要照顾的城区也加大了，而你卖出的新土地对应已经建成的城市面积的占比是会越来越低的——理论上虽然不会这样，但是在实际中还是会因为各种原因发生这样的情况（主要是规模扩大后管理运营难度和成本指数型增长的缘故，如果一直按比例指增长的话，不出十几年地球就会被一个城市全盖满）。城市效率更高，里面的人收益更大才会继续有人买新房，但是中心区会更有效率——那里的人需要更好的服务配套。如果这些配套的出资方是市政的话，那么财政压力就会非常大了。那么能不能让中心区的现有市政管理的系统直接交给商业机构呢？不能，一方面是市政的这些相关机构会不愿意（他们往往是功臣和重臣，权力很大），另一方面一旦直接快速转交后，这些商业机构本身也会突然拥有很大的实际权力，他们很可能不会选择互相竞争提高服务，而是选择要挟市政系统，形成一个事实上的新市政体系来提各种要求——养虎为患，他们以后提出的补贴要求可能比你自己干还要贵而且服务的更差，他们宁可让自己的工人来抗议也不愿意工作（英国就犯过这样的蠢事，最后不得不把公共资产给收回了，白花了好多钱）。这个和“快速发展病”也有一定关系：如果是慢慢发展的城市，那么市政本身扩增的速度慢一些，商业机构就有更多的机会介入。但是如果发展的很快，那么市政必须尽快继续扩大规模满足要求，这个时候大家对于资金利用效率也不是很在乎，新地收入反而更加受到已有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不如市政快点亲手操刀（更现实的考量是：既然自己能干能得到更多成绩，为什么要给别人呢？都是我的！）。然后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官营部分一大堆，民营也一大堆——它们也不是混合存在，而是官营集中在决策上层，民营全部集中在更低的层面上。官方只是把执行层的最上级选定为相应领域的执政层，然后让这些执政层管理后面的民间执行层——这些“最低执政层”就是管理外包公司的那个人。但是整个执政层其实完全不了解执行工作本身——但是如果想直接来个“大包干”，那就必须对执行工作很了解。如果要想快速清理垃圾场，那就必然会快速且不确定的影响原有的执行层市场；而这样大规模的移动本身就是服务于执政层的考量，所以执行层并没有足够的动机和执政层进行有效交流（他们大都会反对迁移）；要想争取他们的同意并且还得同时和那么多产业链条环节了解情况，那就得营造商量的氛围以及发动更多的部门进行协同工作……所以你得找到一个办法。这个办法要既让传统市政得这些方面进行收缩，又要给商业机构一个“非寡头进入此领域”的机会，然后还要让各个部门能够自愿合作。 你得打破纳什均衡——让其中一方主动退出博弈桌或者意识到自己的支配性策略并没有什么卵用。这是需要一定的“强力”的，也要一定程度上跨过某些执政层，直接让执行层来干活，然后反过来逼执政层。 什么意思？ 就好像美苏核对抗的时候，有个“上帝”突然出现了——上帝给美苏分别发了个任务，这个任务很奇怪，是让美国干一些苏联的事儿，苏联干一部分美国的事儿。这些事儿的难度明显低于他们“用核弹把对方做掉”但是也显然高于“在核战中取得一点点优势”。当然，他们的目标都是“我活着”——市政相关部门以及商业机构的目的是一样的，谁都不想吃亏。（市政里面的人员希望“大包干”，哪怕是很烂的大包干也行，只要自己的工资变多或者管的人变多就成。商家希望市政要么把更多工作给他们干，要么别改变现状。） 此时上帝给了个奇怪的任务：如果美苏其中一方，谁的“上帝任务”完成的更差却还争着要东西，上帝就落下一道闪电把他给劈死。美苏肯定拼命完成任务，毕竟这看上去也不是不可能达到，收益可能还很高。但是拼命而完成的更差的一方，其执行越多的层级肯定越累，越吃力不讨好——精疲力尽而且不再愿意这么做。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时候上帝强行制止其中一方，只要劈死那个还在唧唧歪歪的总统就好，最不济再放个闪电风暴炸掉五角大楼。这就不用把几百万美国大兵一个个给“夸嚓”掉，因为美军早就累疯了，要是总统还叫他们打上帝，他们巴不得上帝给总统吃个“夸嚓”。就算上帝能直接打过美军，但是美军要是把打往苏联的核弹都往上帝头上丢，那上帝的头发可能也要烫卷。人家上帝总不能回去的时候说自己在COSPLAY如来佛祖吧？要是路过的观音拍了张照片上传朋友圈，那太丢神了吧？ 要是苏联闹，上帝照样“夸嚓”一下，玉米晓夫手上的玉米棒子炸成爆米花——全苏联都累死了，大家还不如在玉米晓夫身上舀一桶爆米花看电影去。 执行层的人就算有一定觉悟，上帝最好还是要给他们一个“更直接看到后果”的机会，然后让他们试一试，累不死丫的——对于市政和商业机构来说都是。 垃圾回收就是这么回事：不指望着老百姓真能回收多少。 这里最大的目的，可能就在于“我看你丫能不能管的住，受不受得了，成本有多大”。 大家看啊，管垃圾分类的是谁啊？各种大妈大爷。抓到了有罚款，但是这个罚款真的能常态化养着这些大妈大爷么？这得花多少钱啊，这些钱省下来，哪怕是多收点城市服务费也好啊。这些大爷大妈是现有的垃圾回收系统的人么？大部分不是。这说明了啥？这说明了你对于垃圾系统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这么多人你都解决不了一个更低难度等级的事情，你还想一个人全搞？全体系都和你现在这么搞，你得花多少钱？啥？你还想要问我要这个钱？你咋不去和玉皇大帝搞基咧？我跟你讲钱就这么多，你要接着自己搞，不够的钱都你垫着！啥？你真垫…………喂喂喂，是纪委吗？我给你们弄来一条大鱼和一大串鳖！哦对了对了，你们现在的这帮干活的公务员，你们还想不想听你们领导的大包干？想不想以后每天都这么累死累活？你们又没加班工资的，这差事可比你们原来想的累多了。啥？不想干啦？那吼哇，我一定会给你们继续安排工作的，一句话的事儿。 执行层的一大好处就是工作简单，但是有些类型的工作还是容易找到别的用途的。对于那些可以从中“收取”一定好处执行层的人，这些人也会意识到按照原来的方式其实很难赚到钱，因为这样大的组织变动下，他不一定还能在现在这个功能位置上——不想再被“洗牌”一次，除了那些非常“过硬”的人以外都希望稳定一些。但你得让他们意识到“工作会大变”这一点。当然，那些“过硬”的人在执行层中的数量也不会特别多，往往只是一些普通关系而已，所以就算麻烦也是很有限的——少数几个特别重要的可以特事特办嘛，这个好解决。 关键是要把市政内执行层的部分和直接管辖的行政决策层给拉开，让他们来不及在里面商量，指标越硬越快越保险。 全民垃圾回收监督，就是一个耗费巨大（尤其是和以前比），难以提前准备，人力消耗比财力消耗更大（提高效果，减少财政损失，让其体验到管理压力陡增），涉及面很广且和后续能否成功完成垃圾问题市政全包的一次实际检验。 要是你连垃圾起点分类都很难做到，找不到一个行之有效的高效率解决方案就只能继续搞法令强迫（才能解决额外人员的薪资）——那你不可能在和现有资源差异太大的情况下拉的起这桩生意或者服务嘛（连这么点问题都解决不了，虽然原则上说自由行动，可以用中间的回收高技术来降低成本，问题是现在的市政垃圾搜集是外包了做的，你把人家垃圾场突然怼没了，人家大部分产业链肯定也要无法适应，整个链条当然得你来扛，你弄错哪怕一个环节，城市不就得埋在垃圾下面了？）简而言之，其实不是没有高技术方案来解决环保问题，真正的重点在于现有的市政部分主管部门不愿意放弃某些利益（他们中很多人认为很轻松就能搞定）。你要争取他们的配合（哪怕是被迫配合），你就得让他们以及他们的手下尝尝味道。 退一万步说：这就是在模拟外包公司突然没有了，他们手下一大堆人也会意识到“这些外包公司的活儿要是大量的由了解全链条的市政抓了，我现在在部门的好处大概率也要黄，所以我支持大包干根本毫无意义。”So：垃圾回收对于上层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对双方的提醒并且拿出实际结果”+“我的雷劈已经准备好了，你们要看清现实。” 那么，这里对于商业组织的好处呢？严格来说，这没什么太大的额外好处，但是却也给了转型的机会。一旦垃圾分类警告，市政旧系统服输，那么整个市政系统就能统一解决这个问题，不用担心提出个什么就会得罪到原来的部门（至少不会受到太大阻挠）。因此整个市政系统还是会想商业机构倾斜，并且各个部门都会从自己的角度较为客观的给出大致的预算估计以及自身愿意给予的配合程度。这样整个“大型垃圾场搬迁”+“垃圾商业系统转换”就会更少的受到“有选择性执行的政策”的影响。这样商业效率就高了，商人也会放心一些，而且会更多的投入到垃圾场迁移中。政府方面只要在这一块掌握大规模运输部分就行了，比如说火车和船运。也就是说政府更多的负责是“把垃圾从我这个城市搬到你的城市或者某个地方”——更有可能是另一个城市，而且是发展的已经比较发达的城市。 到达那个城市后，对方也经历了类似事件或者已经明白问题所在，知道了严重性——为什么要选择上海？因为如果上海这个有钱的直辖市都做不到，其他人就想都别想了。然后对面那个城市也会同样的用外包或至少更多商业机构参与的方式来运这些垃圾，并且找一块在规划上既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受太大影响但也照顾运输经济性的地方给丢掉。 这就是为什么大垃圾堆最后可能会被清运到另一个相对还算发达的城市的原因，因为对方也有相对足够的配套设施和商业系统，可以承受大批的垃圾清运。虽然一个城市的垃圾可以清运到不同的城市，但这样对于运出城市的管理系统来说其实也多了一层很大的猫腻空间——这个一次猫腻的规模还更大。 当然，最好还是好几个城市专门运到一个城市，然后让那个垃圾处理城市在这方面形成规模经济——这样不仅不会破坏环境，还会让垃圾处理资本与执政力量在那一城市集中，降低技术集中成本，以技术密集型垃圾处理来真正的解决问题。现在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垃圾处理技术越是强大，其需求的垃圾规模也越大，如果每个城市都各管各的或者只是丢到配套不足的周边卫星城镇，那大家就都用不上最强大的垃圾处理系统了。 原来我们的基础设施还不够，垃圾远距离运输还特别困难，但是现在我们都可以做到高铁和普通铁路分开了，其实普通铁路的运力还是有富余的。在未来客运交通更加多元化的情况下，货运比重可以大幅度增加——而且我们的机车技术还不错，即便是货运列车也可以比较快（能和绿皮车一样快就行了，因为得偏远地区的基础交通也得考虑到，绿皮车虽然慢，但还在可接受范围内）。当然我们的调度技术也是相当不错的，即便是慢速经济型货运，也有足够的提升空间。 一旦某几个城市的垃圾高技术密集型处理，它以一种可盈利的方式建成，那么它的规模化处理能力（综合的）会越来越强，那么其他城市将垃圾给它的成本也会越来越低——最大的限制反而是处理旧系统的遗留人员，所以让他们提前知道大势所趋，有助于他们自主转型，也有利于发挥他们的对口工作能力（毕竟强扭起来损耗还是大很多的，杀鸡儆猴这种事儿一次就行了）。这也是“先进带动后进”的一种。 不过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接受城市为什么也得还算发达了，因为这意味着那个城市一开始就要有一定的清运能力。这事儿可不能有个什么“时间差”——这也是乘客在一台点火的火箭上边飞边改造火箭，火箭停了会掉回去的，垃圾差了一天都是会有严重后果的。 商业机构的介入还有一点好处：相对省钱的情况下，哪怕是上海这样的城市也不会一下子有超级牛逼的清运装车能力，商业机构也不会无节制的为了这一波钱而盲目铺开。整个垃圾搬迁过程就会更加的“蚂蚁搬家”一些——这既能照顾接收城市的商业清运效率，又能避免接收城市内部的某些势力来个“鲸吞”（然后搞得内部体系不平衡，大家得打起来）。 同时，大量的商业机构并行联系，同时出现重大的运营导致的集体失灵的概率也小很多——毕竟多了两道大规模装卸与点对点的过程，这种保障是绝对必要的。 这样就可以你好我好大家好。 而且嘛，“商业化蚂蚁搬家”的过程中那些原来的普通执行层（能获取一些好处的）也更有机会找到他们的新好处来源，重新安置压力也能大大降低，大部分人可以原地换岗。如此一来岂不美哉？ 敲打一小撮人，但绝大多数人都照顾到了，这一小撮人只要不要闹来闹去，那也是改革有功。这也算是上级帮助下级完成改革过程中的必要群众工作了，你让下级自己来搞，他也不好和自己下面的人交代。不如让一大帮子人都通过一件事情知道自己搞不成。 既然搞不成，那还用管什么原来想的纳什均衡里面的“支配性策略”？我都不用守了，大家也都知道了，我没必要再“显得很照顾自己人”了。 如果把它放在“囚徒困境”里面，那就是这么个情况。 A囚犯：嘿嘿，我告发B，我就能从4年减刑到两年。但是如果对面告发我但是我没告发他，那他马上出去了，我就要坐牢10年。我没啥理由相信对面能和我一起不招供，就算大家都不招供就都能出去。B囚犯：我也是这么想的！两个人都招供就一起4年嘛，没啥大不了的。 警官：他娘的，要是这两个家伙都招了，那我和他们以前的事儿也可能败露！ 警官走到他们两个的面前：“现在，你们都知道坦白与抗拒的条件了吧？！”A/B：“吉岛啦！他才是……”警官：“慢着！我可警告你们，你们一定要坦白！说实话！虽然你们到牢里去以后，我会给你们安排全都是基佬大汉的牢房！你们今天晚上就会菊花爆炸，失血过多而死！但是你们一定要招供！因为这样你们的菊花盛开的冻尸就能在4年后而不是10年后被运出去！为了让你们习惯晚上的惨状，你们招供后我就会用这根30厘米长的手电筒帮你们先疏通一下！听着，冻尸早点运出去也是很重要的，以后你们可以早点转世可以当个菊花精，长在猪身上的菊花精！我每天烧纸钱求阎王爷给你们来世当个菊花精！OK，我说完了，你们说吧。”A/B：“………………”警官：“你们说不说，想不想冻尸早点运出去！我看你们是迫不及待想尝尝我的30厘米大棒了吧？！来吧，脱裤子，先让你们好好的体验……”A/B：“他没有干这件事，他从小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三岁读完大学，五岁跳过硕士读博，10岁获得诺贝尔奖！我xxx就算死，从这儿跳下去，死外边，也绝对不会说他一个字！”警官：“真臭！你们这两个家伙，死外边去吧！” 原则上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也说下英国和日本的两个有点类似的例子，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先说英国的打包出售铁路及一系列公共交通设施的经营权。结局：交通效率暴跌，票价暴涨（成本比英国当局来运营还要高），事故率飙升。 是私人机构的问题么？是也不是。英国当局的问题主要在哪？主要问题在：英国当局是打包出售的，能盘下来的就没几个公司。可是公共系统往往是一环扣一环的，更别说铁路了——接盘了不同段的私人铁路公司压根儿就没打算想在铁路上面赚啥钱，铁轨能跑的就这么些车，我的路段我瞎搞。只要有一个接盘公司瞎搞，他就能强迫其他公司瞎搞。 瞎搞的好处在哪儿？那还用说？当然是要挟英国当局：你要是不给我钱以及另一个产业某些“好处”的话，那我就只能瞎运营铁路了~涨个票价只是救急，后面会发生什么我啥也不知道哦~ 当然了，我们也明白这些公司背后其实有“背景”，英国上层很难直接去搞掉他们。因为他们很快就是代表的是一个甚至几个“行业”出面了——他们大概率原来就已经有所串通，搞烂一个铁路枢纽只是为了确保大家能够“一条心”，证明自己也在一条心的要好处，那就把自己的铁路也搞烂。 他们根本就是个枪手，是代表着其他好几个行业联手通过铁路来挟持英国当局以及一些地方当局的（比如说曼彻斯特）。而这些“行业”背后的力量还是英国当局内部的人——看上去是冒犯了所有人，但实际上和自己最紧密的行业就更在乎这些“内部人”。在行业那么多人的支持下，他们的实际力量反而是集中和上涨的，坑了全国反而让自己坐的更稳了（力量强了，自然有人会扒着你，哪怕是之前受损的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英国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老被敲诈勒索也不是个事儿，最后只好把铁路收回来了——这一来一去损失极大。 这件事让英国学到了经验教训，也让英国各大行业学到了教训。 什么教训呢？ “我TM怎么没早点这么干！” 就这个教训。然后大家都有样学样了，有机会就这么搞——上层有时候都只能就范……因为可以通过这个给大家“轮番发好处”（只是不敢再用铁路了，那事儿太大）。一个人吃过肉了，大家都想继续吃……无法控盘逆转的时候就只能割肉喂他们了。 这差不多相当于以贿赂换忠诚……大英药丸（是真的药丸，因为这已经说明多个组织部门已经开始通力协作吃里扒外，而且还是极为关键的仅次于最上层的部门之间……最上层的实际调控能力衰弱，这是全面利益分裂并发生旧组织崩解的前奏——大致在旧系统下进行大范围改革，最低要求至少也是最上层的直属下级大部分忠诚和利益统一。一旦最上层的直接下层都不得不分配极为重要的岗位给吃里扒外份子，那么……平级是吃里扒外份子都有希望，直接下层都是就完全没戏了，因为利益实体已经架空了——而他们愿意被架空的核心原因是他们已经放弃了通过整体统筹组织来获取更大利益的希望。此时谁先有希望，谁就是出头鸟，就是第一个会死的人）。 下面是日本的垃圾回收。 日本的垃圾分类从80年代开始的。期间的各种杂七杂八的事儿咱就不用管了，与其说是为了垃圾分类的必要不如说是各种官僚权力扯皮。日本垃圾分类为什么会到今天如此恐怖的地步呢？提示：日本有这样严格且繁复的制度，但垃圾回收效率只能说是够看（如果考虑到投入的人力物力，那么日本的垃圾回收简直是用5块钱回收1块钱，而且这个1块钱里面还包含环境收益） 当然环保这个事情，有些人可以扯东扯西的。不过无论在目的上如何扯，它的执行一定是要有利益的，要有一个可以占据优势的策略。一个可以在组织内长期占据优势的策略大概率是“环境背景等级”程度的东西。市政是社会机器的一部分，哪怕是这一块的国家政策也是整体社会的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基本运营），所以比这一局部更大的“环境背景”很可能是经济环境背景下的总体制度背景。经济背景是博弈环境，制度背景是选择性条件限制（也就是制度的大规则），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社会的“特征”。 这里面就包含有“日本为什么可以形成如此恐怖的垃圾分类”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就是“这样的垃圾分类可以让一部分人获益，而受损的人却无法反抗或者没必要反抗”。（任何一个什么“巨大问题”最多也只能算一个有利点，但是即便是陨石要砸烂地球这么紧急的事情，也必须是要有组织利益的情况下才会把核弹都打出去的，如果不能协调好组织利益，事情就绝对办不成——陨石撞击都这样，更别提更虚无缥缈的环保了） 要解释这个问题，这既简单也不简单。大家肯定熟悉一段话。“以房地产与土地出售为主要的市财政收入模式，逐步过渡到以城市服务收费为主的财政模式”。这是很多人觉得不错的事儿，大多数老百姓都是拍手称快的…… 不过么，在实际中，以城市服务收费为主的模式也有很大的毛病（只能说市一种发展停滞后继续活一些时间的做法——其实就算城市扩张停滞了，城市收费也是很多种方式的）。 日本就是城市服务收费把自己玩死的活例子。 为什么城市服务收费很危险呢？ 这样说更合适：城市服务收费在家长制体系下更危险。 WHY？因为以城市土地扩张（房地产）或者招商引资等发展来解决财政，那么财政至少是“对外适应”的。因为它至少要很高程度的适应外界市场的各种需求，这样才能把土地卖出去或者招商进来。这很复杂，但是对于各部门来说，这些利益都是“向外部获得的”。 对于所有的部门来说，其对于市内的控制权和影响力并不能很大程度上的影响到“外部世界”。 但如果市政扩展与招商等等本来常常以家长式的方式完成，那么如果因为外力或者单纯的是因为自己没很好的注意到（也可能……比如说大佬快一起退休了，或者干脆任期本来就短）然后发生的事儿大家自然能想象到——呼啦，钱一下子从里面掏了。那么以前在招商和卖地时代，谁最屌呢？一旦钱问自己地盘里的人敲竹杠来拿，这些人手难道伸不过去么？外部管理能进去吗？想多了，只要上面的人还想保留一个完整的城市，情况就会演变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这时候不用考虑什么用规则或者制度限制——都已经是对内获取利益而且所需要的人力与组织规模还远远比以前的大，外部规则管理不可能再追上。这就意味着很难有什么规则能够付出足够的成本来遏制这样的行为了，同时由于旧的相应的组织的领导（比如说原来管垃圾的）并不能够管理后来的“市政营利性”垃圾处理所需要的能力与权力范围（后者更重要），所以他甚至不可能靠“斗”的赢，无法利用未来的收益作为背书和前面那些招商与卖地大佬斗。 结果就是实际控制垃圾处理权的人甚至根本就不是真的在垃圾处理的人。之后的结果可想而知：权力不平衡，而对于这个“大头”来说，他获利起来至少也要做到一些事。最少也要考虑到大佬的自身的个人利益——比如说升迁，或者干脆在自己的地盘上权力继续扩大。这里的个人利益和是否“灰色”无关，事实上越不廉政反而情况越好，管廉政的严刑峻法和执法效率越高反而越糟糕——更多的部门被拉近了这个“吃里面”的生意。执法效率低的时候，这个大头获利起来其实用权钱交易更加方便快捷，钱也能从别的渠道获得权……但是如果真的廉政水平极高，那么他还想获得更多利益的方式就是疯狂的堆叠对自己有利的官僚系统+政策甚至法律。要么疯狂扩充官僚数量，要么疯狂扩充内部规矩，但无论如何都会疯狂扩充官吏的管辖范围，从对老百姓的大规矩到小规矩都能分配一大帮不同等级的官吏来管理——在这个时候，这个社会的“廉政到底”其实和“腐败到又烂又暴力”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区别了。非要说有区别，那就是腐败到烂还有改善可能（力量中心占整体力量较弱且现成的绝对化的政策武器不够多，真正能使用规则的人也不多，所以在发展机会很明显的时候大家还能一起干活，这个过程中就可能发生组织变化），而廉政到底的这个只能一路走到死（就算机会来了，大头和其他巨型规则体系的首要目的是堵死内部竞争者，但是即便有人赢了，其他人还是会首先从中作梗来敲诈勒索，因为那么多规则和执行规则的资源，总有一大片东西可以当武器用——在这个时候，这个机会都不知道要大到哪里去才能让他们哪怕暂时一致了。在吃啥啥不够，干啥啥不行的情况下，一个组织注定只有一路向死） 日本在二战后，主要城市的市政工作是当局一把手的，不管是收钱还是花钱都是一把手。 日本经济腾飞后，他们也从发展中获利很多，在这个时候他们“对内”赚的钱就不是很高的优先级，但从税金和政府建设上就能赚来钱——要钱，但不需要抢钱。而日本刚开始的垃圾分类就是很简单的基础分类，所谓的一开始“全民分类”也是扯淡。一开始的分类大致是个什么样子呢？付不起垃圾处理费或者商业垃圾处理费的，那么你们自己分类一下。穷人时间没那么值钱，垃圾也没那么多，我给你们省点钱——当然由于垃圾桶的设置也是归市政管的，所以市政只是搞了点垃圾桶和做了点宣传而已。至于垃圾分类需要什么，也根本不是跟现在我们网络宣传上的那样“如此细致，体现国民素质”。人家日本老百姓的“素质”也不是吃饱了撑的装逼。 当时的垃圾需要怎么分类，是基本由垃圾回收公司和各地小地方说了算的——因为这样才能利用起闲散人员和低收入者群体的无用时间嘛。因此也没有什么强制性，只是如果这个地方垃圾分类的太差了，那回收公司就成本变高了，这块地方的垃圾处理费就没得省。这样一来，小区居民自己看着有人住在这块穷地方却乱丢垃圾，那大家都觉得这家伙让咱都不能省钱了。当然啦，如果有钱点的地方的人也想省钱，那么物业公司可以代劳，几个社区合在一块儿就能大家都节约垃圾处理费。这是一种半官半商的模式，垃圾处理当年也是商业公司提议搞的——各家回收不同东西的公司，只要前出够了，就能要求在某个地区增加一种垃圾的分类（所以很早出现的一种就是金属易拉罐和塑料瓶单独拿出来，这两个价值比较高）。至于什么干垃圾和湿垃圾当然是无所谓的，落后的焚烧厂也承担不起分类所需要的出价（还不如改进设备）。 归根到底其实是“政府许可经营”的一种，本质上是垃圾回收商在花钱招募兼职——只进行结果管理，至于你咋达到的就无所谓了。所以当时的日本垃圾处理费是很便宜的。在泡沫时期，日本当然有钱了——但是垃圾分类这个现在被很多小清新认为是“素质与有钱”的象征的东西却没怎么增加（实际上因为有钱，垃圾被外送或者处理厂买得起高科技设备，结果在实践中垃圾分类程度还降低了——那会儿除了金属塑料瓶以外，他们连玻璃瓶都觉得无所谓，虽然设施因为钱太多也加上了不少）。但是在泡沫经济的后半段，实际上日本各大城市当局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他们的旧有的招商以及传统的经营项目的营收在减少，大家开始斗“存量”（包括存量房）。在这个时候大量原来钱赚饱而且权力很大的人就开始不断的延伸触角——进入过冬兼养老模式。日本在这方面潜在的一些隐患就暴露出来了。 1：日本的官僚系统的“大体系上下直接贯通”的属性很明显，因为他们是更严格的家长制，而且官僚执政系统里面的家族继承性更强。2：日本也是执政层和执行层高度分开的，但那不是正常的分离，是战后的政治受到美国大量的干预所致，本来就是畸形非平衡的……所以形成了家族式执政层+家族式执行层……这就很奇怪了——执行层也有一定的决策意愿和争权系统，但是又和上面的打不一样（下克上又来了）。这两个混在一块儿就让日本的市政变得特别畸形。 上下直接贯通意味着上层强权可以“随便跳位置跨界执法”，他们就很难受到规则的真正约束——他们不是被约束而干活的，也不是上层进行制衡关系，他是靠真的互相斗争来确定位置的（当然这里的“斗争”不一定是指打仗，但也差不多了，真的是你死我活的宫斗大戏）。然后执行层又不是单纯的执行，人家执行的时候是要谈条件的，而且他们内部也有执政层之间相似的内斗——胜利的人就可以变成执行层里面的大佬，但还是不是执政层。执行层的要求当然要么是扩大组织规模，要么就是扩大权力范围…… 垃圾处理这玩意儿看上去单纯，但是如果要想用官僚执行的话其实是可以涉及到极多的利益体系的。我举例几个。1：强行增加垃圾分类的种类——降低垃圾回收企业的成本，用老百姓的税金让老百姓更麻烦，但是企业就能挤出更多的钱给领导的小组织。2：增强垃圾分类的管制，而且把商业管理变成官僚管理——管理相关工作大大增加，可以来个“部门权力大转移”。3：强化处罚——和前面两个关系最紧密的官僚能从中获利最大，因为他伸的手最长，啥好处都能吃到一些。 这还是单项，如果三个一起干呢？对啊，那就是原来最屌的大佬能掌握这一块的全局，而这一块涉及市政，执法等等。垃圾回收商业环境巨变以后更换相关合作企业时候的招标也是完全取决于执政层少数优势群体的小组织利益导向。（环境变化太快了，你招标启用什么标准别人很难插嘴，而且他们也没必要说了）这个大佬当然是垃圾处理门外汉——废话，他就是自己突然因为要赚这一块的好处来续命，然后自己挤进来的（他还要养活原来那批人，那批人也都是门外汉）。它只是突然空降下来的上级，原来的垃圾处理层的人变成了背锅侠。 一群门外汉，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过渡和吃饭的东西，他们建立起来的垃圾系统当然和垃圾处理本身没半毛钱关系。 至于社会成本就更不需要考虑了——本来旧系统就没用了，泡沫崩溃以后就更没用了，但是这些权力位置上的“朋友”还得留着，干的越专业就对他们更不利，对他们更不利就是对自己更不利。而且退一万步说：他们也没必要干的更专业了，而且干的很专业反而意味着“权力”被浪费了——这些市政服务在具有效率的时候能带来的好处（利润），怎么能和原来泡沫时期的好处相比，必须用权力来进行更多的压榨（反正也没什么人能反对了，而且事儿搞大了还有上面顶着，上面也不得不帮自己顶着）。怎么看的出“追求效率”和“权力优先”的区别呢？ 其实从阶段性结果来看就很容易了。 如果是为了追求效率，那么原来干的专业干得好的组织应该继续发展——哪怕突然间无法满足要求，它们至少也会保留下来，毕竟解决问题的时候多一个帮手也是好的。如果是权力优先的话，这些组织就会被实际上干掉，然后让一个特别的“强力企业”出现来进行大包干——至于这个强力企业是啥样的就不用说了，全部都是当地和“新管理模式的旧权力大佬”有关的企业。这些大型企业往往是一些国家（比如中国）中的某些人大力鼓吹的对象，什么技术先进啊之类的……但是日本的垃圾回收技术并不先进，只是看起来规模很大而已（所以才会鼓吹），先进而且服务于目的的反而是一些欧洲国家，而且是有实际需求的国家。比如说挪威垃圾回收就很先进——他们需要先进，因为他们地下水极为丰富而且很浅而且还互有联系，流苏还快，所以一个地方乱堆垃圾半个国家都得喝垃圾水。它们也是官方解决问题，因为必须全国统筹——类似于国家安全问题了。这个时候挪威的垃圾处理效率还是很高，除了高危垃圾以外不需要规定分类（比如说电池什么的需要注意）——其他东西都是企业代劳。日本干的是啥事儿呢……强行要求你垃圾分类，然后一切结束了以后再把垃圾混在一起——扔到国外去。至于回收的部分么……也差不多，除了原来有商业区分必要的，比如说瓶子什么的，其它的还是混在一起。日本国内能填埋的，那就一样混在一起填埋——当然，会有高科技的过程，比如说把每个分类好的垃圾进行分到大企业不同的部门，他们会确认这些垃圾是不是分开的。确认垃圾有很好的分类以后，他们再把垃圾混在一起，拉去埋掉或者烧掉。 混在一起也不是直接混在一起，是几种被规定好的同类垃圾混在一起，把本来细分好的垃圾混成更少的几类，然后再给下一家公司，他们再把垃圾重新分开一遍，然后混合成比上一次更少的分类，然后再扔到下一家公司重复做一遍——但是这些公司之间都是隶属于一个官放财团……只有最前端收垃圾的和最终处理垃圾的才能说赚点钱，中间的全得吃补贴（大部分时候是靠强行的关联交易完成的，然后一起去问财政要钱）。 当然，这个分开然后混在一起然后再分开又再混在一起，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具有日本特殊需求的高科技”，这可是能够快速花钱的好东西啊。 真的看一下日本的垃圾回收技术全套，你只会有一种感觉：这TM到底有什么卵用——当然纪录片和宣传文件上，他们只会给你看前端和终端赚钱的部分，但是中间那些完全不明所以的东西就不给你看了。我们国家也买过日本的处理设备，但是后来都被坑了——这些处理设备都需要很奇葩原料供应模式，符合成本考量的垃圾回收方案根本无法支持起这些原料……这些原料的要求不是“质量高”，光是质量高就还算好了，日本的回收加工器械要求的是“特定的质量程度”——除非进行完全不计成本的分类，而且还要经过前置无数公司的不明所以的分类程序，否则日本所谓的“高收益”回收流水线根本就没办法用——但是日本只告诉你“这个流水线”很赚钱……所以日本垃圾回收从技术上来看是先进，但是大家一般都买一些具体技术，买整个设备的都被坑。 因为日本的垃圾回收系统为了照顾已经处于垄断且内卷化地位的“泡沫后日本官僚市政系统”，已经尽量的把所有的流程都搞得足够复杂，这样才能“分赃均匀”——税金在各种公司身上过一遍手（有现成公司要上，没有现成公司创造公司也要上）。 还有一点，人家看得到的“补贴”是很小一部分，给人感觉是“大部分能够商业化经营”。但是真正的优惠是“他们接收政府订单或者变相订单”——但是这些企业本来就是和大佬有交易的。而大佬下的这些单子用的是税……而且这个过程中，收的税和花出去的不一定成比例——看上去似乎是花的税比收的税还要多，但实际么……当然不是了……这多下来的钱当然也不是成为了公共的“财政盈余”。（这笔钱也不能光算在表面上的垃圾处理部门，因为执法部门的利益也掺一脚，所以实际上执法方面也分了一杯羹，但是预算却不是涉及垃圾的部分的——直接垃圾处理的成本本身已经挺高……但是综合成本还要高的不知道哪里去。这个问题和日本军工产业差不多，名义上是为了留下自己制造武器的能力，但实际上基本是用来给各种大爷分钱，出的成果基本上也没办法转化为一件武器整体，因为各种大爷都必须要求自家的技术要用在这个武器上，价格不考虑，可靠性不考虑，甚至连原来需要的性能指标都很次要……所以人家才喜欢研发新武器，不想改老武器，因为改老武器会让那些提供部件可靠而不需要升级的大爷们分赃不匀……而且在这一切结束后部队采购还得分美国爸爸一大笔钱） 不过么，虽然明面上似乎钱加的不多甚至亏了。但是么，这个资金先流到谁手上么……对吧？在大佬自己进行活动或者扩张机构的时候，这些钱就很管用了，就算千载难逢的不进入私人腰包，这也能让它占据更多的利益发放权。 解决财政问题为什么总是有很大风险？因为一旦被人抓到了建立牢固小组织的机会，本来是用来创造盈余的东西也会变成亏钱。从内部拿钱盈利的就多了无数道手续，所以比招商引资更难弄。 至于老百姓为什么在有那么多“垃圾回收高科技”的情况下还要继续这么辛苦的垃圾分类呢？原因很简单啊：这样才是“利益最大化”的。 日本老百姓之所以还要辛苦的垃圾分类，而企业却很难低成本的解决问题，不是因为企业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一旦能解决，那就说明老百姓的市政服务的利润还没有被挖到极限。一旦企业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日本官僚就会加码——把事情搞得更复杂，让前端企业提供服务的成本再次升高，升高到大多数老百姓承受不起的极限程度（老百姓还是得回到拼死拼活分垃圾的程度）。这个时候前端企业照样负担了原来垃圾处理费用下的工作，虽然这些工作只是服务于政策，但是他们还是能缴税——因为老百姓的垃圾处理费用还是在交的，老百姓依然在购买垃圾处理服务，只是再加上新的垃圾处理要求以后就太贵了，所以只能自己干一部分活儿来填补缺口。 这样老大才能让手下的官僚系统的人都明白“我们的领导没有不努力为我们谋福利，我们真的把老百姓和企业啃的到了极限。” 如果你作为领导居然没有把日本老百姓在垃圾上逼的没日没夜，那你就是没有为我们自己人服务——我看你这个臭领导就是为了听几句老百姓的好话！作秀！沽名钓誉！当上领导就忘了自己是为谁服务的了！（说白了：不为上级人服务就只是为下级和平级着想，既需要照顾下级又需要照顾老百姓的只有核心层。这就好像如果公司大老板和高层部门如果没制定出一个有效的体系，那么下面的人就不会在乎客户了——这些下面的人独立性没有强到能完全自我经营自己区域的程度，毕竟下面的人再怎么立山头，这个公司到底不是它的。所以下面的人的目的大体上只有在职位上尽可能谋求更多的好处。） 所以说，日本无论技术多么的进步，老百姓还是得垃圾分类——老百姓永远一样累。因为垃圾分类严格程度的增加的“目的”和所谓的“环保”根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他就是为了向自己的下属和平级证明：老百姓在这一块真的是吃干净的，其他的事儿不归我管。 “日本老百姓高素质累死累活”本身就是指标——不是为了解决垃圾问题，是有人在“通过垃圾解决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很多国家开始走向高福利啊？因为地区性官僚扩大自己的队伍会变得非常容易，当上层已经无力再用发展维持统治的时候，福利社会就会开始——无论这个国家是否有钱，哪怕是第三世界国家都会走这条路。高福利有什么好处？当然是“容易给大家看到效果”——这里的大家不是指老百姓，而是指基层官僚。只要福利涵盖的区域，能够尽量把管辖区域的老百姓在这一领域内逼到极限——这个时候老百姓要么是死气沉沉要么就是拼命干，试图干完一系列毫无意义的“为了福利”的事情之后能有一点时间“钻空子”。日本管垃圾的基层人员，只要看看周围的社会——哈，旁边的独居老人和单身汉家里都是垃圾，来不及整理啦！哈！中产主妇在家忙死啦哈哈哈哈哈哈！然后他们就能明白：我们的领导真的在为我们服务——而且是有能力的：到这样都没造反，我们的领导真厉害。 其实这是什么？这就是福利部门的人在奴役社会中的普通人，让大家用免费劳动对次级官僚的下属证明“次级官僚正在好好工作，政策落实到位了”。因为发展无力了，所以才要走全国性高福利——求求你们，我把政治兵权下发给你们，你们不要对付我，去对付下一任吧！你们看看，如果我发布一个福利，你们手下不仅可以无限堆叠所需要的执行标准，只要老百姓突然难受了很多，你们的下属就能低成本的知道你在“为他们谋利”，到时候你想拉着他们对付竞争对手还是以后直接造反都可以……这些都可以干的，但是各位看看，我的任期内增加了那么多福利，我也是尽力而为了，你们要干一笔大的就去找下一任吧，谢谢啊。 福利，就是把次级官僚拉拢下属的成本给“报销”了——是拉拢“后进”区域，不争经济利益来补偿这个“拉拢宣传信息成本”，而是通过“强制奴工”来补偿。不靠生产与发展来竞争，而是靠内卷化来压制竞争对手。一个社会，福利发展的越深越广，整个社会的运行模式就越类似于奴隶制。（当然，一个“好的”福利社会不会那样，问题是“凭空理想分配”的所谓“好福利”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篇文章写的时间更靠前，我昨天看水库发现邓老师的文章里有句“高福利社会就是大锅饭”。我觉得吧，大锅饭是什么？大锅饭就是奴隶农庄啊——大家都清楚生产积极性降低了会导致大锅饭减少，大锅饭做的过程中“猫腻”也是一大堆，双重减少。那些因为“猫腻”减少的米饭去哪儿了？全都给奴隶监工了——奴隶主怕监工造反，所以用大锅饭这样的方式让所有监工吃的大致差不多饱，这样大家砍人的力气差不多，奴隶主下面的人就至少能维持恐怖平衡，谁也不会特别轻易的发起“内部大规模监工械斗”。 廉洁是为什么？因为大锅饭本来总量就减少了，做饭的时候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老百姓的大米挖走的。所以分起来就更容易一些，因为大锅里拿出米，大家都容易看的到。所有监工都拿着皮鞭和刀子呢，必须要一次性从大锅里堂堂正正的拿出大米，才不会让监工们在集体公开排队分大米的过程中打起来。大锅饭之所以会实行，不是因为大家不知道大锅饭有问题，而是发大锅饭的是顶头上司，吃大锅饭大头的人都拿着刀。顶头和拿刀的人如果满意，那其他人插什么嘴？ 奴隶制虽然落后低效率，但好处是“在简陋的条件下容易形成和管理”——至于为什么条件是简陋的，那就有很多种情况了。既可以是因为大家才初创，也有可能是因为旧底子被弄坏了。也有另一种可能：大家预期到发展停滞，觉得可能快要“简陋”了，于是大家开始争取自己更早在奴隶制里面占好山头。 这个情况特别像《三体》里面的二向箔炸弹——大家觉得宇宙二维化无法阻止，就连造出二向箔的高等文明都无法阻止宇宙二维化，所以他们的选择是把提前自己降级成可以在更低维度生存的生物来应对打击。通过提前主动降级管理先进性和效率来提前占据整体降级后的新地盘。 这就是所谓“服务型收费城市”的风险所在：它很容易形成实际意义上的市政寡头——然后这部分寡头形成“提前落后集团”，把仍然可以发展的集团给拖死，强迫其他人和自己一个阵营（强行降低效率，迫使其他人的发展成果无效化）。只要还能发展的集团的效率暴跌，那发展集团就是“被迫降低维度”的人了——成为了抢先降低维度的人的“仆从”。所以福利社会下，各个福利机关根本就不是“分工明确的”——你追根溯源的话，他们原来大都是平行机关，然后被率先进入的那最早一批人给吞并了。也就是说，如果市政的服务收费玩脱了，直接的结果就是城市本身独立化——而且是衰退独立。到时候这帮人在“实在吃不够”的时候就会想办法造反。欧洲一些国家，争取福利的地区，那就是在造反——不造反，那你就给放开更多福利类型，让我有更多奴隶填补空位。 那些城市和地区的造反行为，就是在问国家上层要“奴隶制特许经营许可牌照”。他们是越来越不考虑长期后果的，能吃一点就一天——实在没得吃了？打！打出去！至少我们监工人多又拿着刀，大家齐心成本低！打！ 如果说执政层如果任职周期长，家族比较稳定，那么大家还会考虑后果——至少在原来执行层也是家族稳定时是这样的。所以日本的福利劣化程度其实比欧洲大多数国家要慢一些，因为欧洲人更加短平快放大招——赶紧吃，再不吃没得吃。 其实日本本来不会这么快沦陷。可能是美国人给日本人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导致执行层本身不再那么人员安定——但是没有阻止他们抱团。美国人的措施，根本就没有让日本的下克上问题变得更轻，反而是更严重了——当然，这也是美国人当年的目的之一。至少在当年美国高度干涉别国政策时代（比现在严重多了），美国妥善的利用了战后优势，确实对控制日本非常的有利。日本一旦强大，它一旦变得很有钱，以至于执行层和下层执政层开始能够自立利用资金量来“短期内减弱美国控制能力”的时候，那么美国埋的地雷就会突然爆发——等于说美国人给了日本政治体系一个固有的博弈缺陷（发展一旦降速，执行层就会用拖住其他人来获利，玩的就是敲诈），日本自己几乎不可能在危机发生前达成解决共识，而危机发生后又没有能力解决它（日本上层必须允许下层这么做，在美国设置的皿煮模式下，日本根本不可能侵犯执行层官吏的利益）。同时，美国控制了一部分执政层，然后让他们直接操控执行层——只要日本发展的好了，他们可以无条件突然执行部分奴隶制（突然某一分类的福利暴胀），直接从发展中获取极大的福利，权力突然爆发。各位想一想：在大家发展很好的时候，有一伙人就是拿着“私掠证”——他们平时做不了什么，但他们的特权是：按照自己意图发起洗劫的权力。 现在洗劫已经停不下来了：只要日本后来某个地方经济稍微有点起色，然后福利马上就就“超量发挥”。还有一件事各位要明白……所谓的增加福利不光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大多数时候“增加福利”只是增加了很多很多文件而已，福利实际上并不会下发的……而这些“文件”的流转中，一些额外的权力就产生了……所以邓老师说到美国学者说“收上去的3块福利经费，老百姓到手的只有1块”。 我觉得在日本和北欧肯定不是，人家看起来像是“收上去100块，实际发下去的只有两块，绝对不超过五块”。因为其实大多数福利项目……并不是和安倍的“幼儿园免费”一个样子，一般“流程”掩盖的根本没那么好（吃相贼难看）。绝大多数福利是诸如“街道卫生”之类的，而它……更像是如下那样。 街道要卫生，所以我们要收钱搞福利，每人收100，街道一共100人，收到一万块。收完钱以后，我找10个监督人来监督你们的打扫程度，你们每家每户都得出壮丁打扫街道卫生，不打扫干净每人罚款1000。10个监督人每人薪资1000块——你看，1万块的福利经费完全花的明明白白，我一点都没贪。罚款只收到了两万块，但是钱是执法部门的，与我无关。什么？你说山田不满意？不要慌，他不交福利就直接罚款八万，谁叫他搞特殊化的。 在“优厚的福利待遇”下，街道变得超级干净——哇塞，别人得花1000块钱请个清洁工才能那么干净呢，日本却一分钱没花就办到了！（1万块福利费都用在了工作上啊，怎么能算是花了钱呢）然而……执行这个福利的机关免费得到了10个监督人力和八万块钱，这使得他们的权力队伍扩大，可以在以后“准备和其他福利对手战斗”。当然，如果事事都这么搞，那么老百姓肯定要查觉——但是只要一个福利部门的权力够大，他就能“伸手”到别的部门里去。这下老百姓就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甚至还在想“嘿，我要劫富济我”（然而事实情况是：福利互吃是一个暴力过程，它可没有什么相对优势交易，从来都是大鱼吃小鱼——因此“济贫”福利部门永远穷的一批，而“劫富”部门永远富的流油） 那个美国学者说的“收了3块发下去1块”，大概意思是指收费收了1万，但只派出3个监督员，自己拿了3000用于竞选，再把最后3000多块钱重新发回去——这至少比请10个监督者要好，即便是落入私人腰包也比雇佣10个人好，因为大家雇佣10个人意味着内部斗争威胁非常大，大家把钱全部用在招兵买马（乱世降至）。 日本的绝大多数所谓的福利都是和这个“街道卫生”差不多的——中国人对福利之所以会有“正面”认识，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统一性在不断的提高的缘故（内斗减小，不再需要使用那种很照顾官吏的方法来管理了）。这就是最讽刺的一点：中国人觉得福利是个好东西是因为中国的福利是随着中国管理能力的增强而减少的，在减少的时候福利看上去会有特权性质而不是一个麻烦——很多人就开始向往特权，但是他们忘了如果特权发到每个人手里，那特权绝对没用但“义务”却增加了。如果真的让中国人现在就享受日本和欧洲的“福利待遇”——抱歉，农 民 起 义（移民过去的人之所以感觉凑合，是因为一个人能达到移民标准的时候，就不算是当地社会的“小虾米”，至少肯定不算泥土。）。国内一些人说的福利，那是这些福利里面听起来最好的——是中国人觉得最好的，说白了就是类似于“干部福利”的那种。事实上欧日大部分福利在我们看来根本就是莫名其妙的，甚至就是抢劫。（非工会劳工：对对对。 工会：你放屁，我们是保护工人的。 劳工：可是如果我给会费，你给我涨的工资都不够会费的。 工会：你是工人吧？ 劳工：是啊。 工会：老板会算你绩效工资不？劳工：会啊。 工会：所以我们也是绩效工资，你加入工会还想赚工资？赚绩效啊。 劳工：工会哪来的绩……哦吼吼~我懂了~我加入！ 工会：那你先消极怠工，然后才能交会费。 劳工：那我没钱交会费啊……工会：咱们工人有力量，你不工作连钱都没有，肯定不是真正的工人。劳工：那我拼一把试试……哎呀，不行啊，怠工以后果然交不起钱呢，您能不能通融一下？ 工会：当然不能，你实习期过不了，押金也不交，你怎么能进？ 劳工：等下，押金先不说是否违规，实习期工资总该……工会：工资？和劳动保护？好哇，你居然把对付邪恶的资本家的东西用在我们身上，确认工贼！ 劳工：不要啊，我上有老下有小……工会：那我叫你做什么以后你就做什么，别跟我说工资这样伤感情的东西。这个吃剩了半个的热狗就送你了，不许推辞，不要客气。）。 可是我们国家的某些媒体是不会和老百姓说的——很多福利看上去好看，只是因为100个很难看的福利去支持了一个我们觉得还算好看的福利，我们的媒体只是把那个最好看的福利拉出来跟你讲了，根本没跟你说前面那100个福利其实收了你10000块钱，那一个好看的福利只发回来了200块。然后中国很多傻乎乎的人就以为自己是白白拿到了200块。但实际上着10000块钱全部是来自于穷人的，因为大企业和财阀就是提议提高福利的人，他们是在灭绝自己的中小型竞争对手，好让自己的企业在国内贵族化并胁迫全国政府——法国最明显，而日本大企业早就已经成霸王了，比贵族还得瑟。 现代福利化社会，是社会管理上层能力持续下降，最大的一批资本家觉得当局连社会安全都无法维持以后，自行在官僚系统内争取更大的权力以便自保——先吃别人总比自己先被吃要好。当商业效率转变为官僚“吃里扒外”效率，所以欧洲才能用短短几十年的福利进步，吃掉数百年工业革命带来的优势——美国再过不到十几年肯定也吃光了，而且他们的内部撕裂内斗比欧洲国家还严重，继续严重下去美国可能会爆发内战。建立起优势的人为了活命，正在用优势杀死其他小一号的同类……这样做当然“效率极高”，但是整体种群却被自己吃光了。 当然，对于日本来说，在这样的“制度地雷”下，美国在必要的时候只需要触发一个重大波动事件，日本就能自动的内耗把自己玩死，回到可以被美国再次低成本控制的程度。 触发一个事件是很容易的——这只是策略性的，总有机会可以达成，这相比于需要“全面介入管理干涉”要容易得多，后者几乎相当于占领军重新建立起傀儡差不多的难度。 在这个策略相比，“美国控制日本的检察机关来控制日本官僚”之类的就只是配合大策略的工具罢了。 日本在面临危机的时候是最没有办法降低公职人员支出的（最多只能降最低的那一层），一旦危机发生，这样的政体需要“绝对需要保护”的官僚实在是太多了，因为他们都具有相对独立的生存能力，这样就有本事下克上。你不保护，人家真能拉起一帮人造反，而且美国人还会用各种工具帮你把上级搞下台——美国官僚其实是明白的：要玩死强国，只要让它内部以福利内斗就行了。美国还是有反福利传统的，但慢慢压不住了，因为美国自己也在老化，联邦的能力越来越低——但是美国依然在全球主要竞争对手那里推行高福利。美国要玩死一个国家：我拿着大棒还搞着渗透，你最好从以下两样里选一个给我接受，否则你就是邪恶轴心。选项：1：接受美式皿煮（可是美国自己用的系统却不一样）2：推广全民福利（但美国自己却不是那样的国家）如果你想对抗美式皿煮，但只要你选择高福利，美国就会暂时让你苟活一阵……除非你丫能猥琐发育活下来，最后和他刚正面——然后他会试图拉拢你和他一起干，拉不拢就说你是人类公敌，因为你两个都没有就是没人权。但是，请不要问以下问题：为什么我给你推行的美式皿煮和美国自己的不一样？为什么美国自己的福利是发达国家里最差的？问了其中一个问题：你是王八蛋，是地区不安定因素，祸害一方水土的坏家伙！好（代）伙（理）伴（人）快去打他！两个问题一起问……毫无疑问是敌人，超级大坏蛋——弱的坏蛋是恐怖轴心，强的是邪恶轴心。总之都是危害全世界的大坏蛋！还有别问我自己被袭击是不是因为自己先打别人的，全都不许问。你敢问是不是“我们先揍了人家所以人家才反击”类似的问题……那我就敢诅咒你被枪法很好的一群精神病给打死！哪怕你是我们的总统我也照样咒！代表美国精神（病）的名义消灭你！扯远了，我们在拉回来看“源头”——最小但有“标准执行系统”的福利竞争组织（标准系统意味着它有复制能力，相当于特定的病毒能在相同的物种内传播——执行层因为具有更高的标准化程度，大多数人的“好处”也是经由少数上级，所以病毒一向在执行层传播的更快） 基础的市政管理都是命脉性的东西，一旦被全局掌控，本质上就拥有了挟持能力——独立自主“搞福利”的能力。在我国的体系下，直辖市和“特区”最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内部运行速度更快，小组织对上层的信息链条更长，很容易藏着一些东西。日本当年泡沫崩溃的时，上层无力限制下级权力的扩张，等局势稳定的时候，下面的人已经把市政服务收费几乎完全吃透了，全都是一条船上的人——航线都确定好了。所以日本上层只能答应所有在“船”的人——制定总体政策！而且啦，好处不能让你们一个都拿光，我还是要捞一票的，不然以后老子就更加没有管你们的办法了。 那么中国为什么可以搞垃圾分类呢？ 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在这方面是介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一个体系（当然，这三者都是打不一样的，中国既不更接近于美国整体，也并不更接近于日本）。中国是一个“半家长半规则”社会。 怎么个体现呢？在日本，每一个级别的上升带来的对付下级的能力是“稳定提高”的——管理深度和管理广度同时提高。粗略的理解：在日本，你官大一级，你就可以让别人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同时可以让更多的人付出代价。中间虽然有很多等级差异会发生“突变”，也就是高一个档次就突然牛逼很多，但是相对而言很温和。中间的地位提升带来的深度和广度大致上是比较柔和的增长的。 在美国，绝大多数级别的提升带来的控制能力是缺陷的，要么只有广度要么只有深度。同时，增幅也不太明显，特别是在执行层，所以才会让一部分中国人有“美国管理人性化”“日本管理太变态”的印象——大多数执行层升级并不能带来很多全面的全力提升，想变态也没资格。在绝大多数级别中，它很少出现深度和广度同时增加。只有在极少数关键点上会发生“执行转执政或者转灰色地带”，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剧烈的全面权力暴增。比如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海军陆战队的陆战队员一直是很惨的（现在有所改观，因为其他三军越来越不听话了），但是海军陆战队一旦到了校官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一部分尉官也变得有明显差别了。 在这级别之前，所有的等级提升只带来一点点好处——管的兵多了一点，但管的内容不太多，也很难自谋好处。但是到了校官，那么瞬间就可以变成“退役后最差也在军工企业里面坐办公室当同样大的官，每天除了在办公室里玩以外几乎什么都不用做，需要的时候就帮军方讲讲话和做指定的高层决议，平时还能管更大一帮人而且随便欺负他们，甚至对公司预算都有发言权”。也就是说美国的规则性社会下，能够真正发生权力暴增的只有寥寥无几的几个位置，除这个位置以外的所有位置改变都很小。 到达这个位置时，权力不是几倍几倍或者十几倍的提升，是成千上万倍的增加——前100次升级还是和部门主管的待遇相差无几，但是突然下一个职位就变成了总经理（不光工资不一样了，获利方式也完全改变，上一刻还在拿死工资，下一秒就几乎全是绩效）。全社会这样的位置层级一共就这么几个，甚至执政层里面也就分了一点儿罢了…… 简单来说，在美国当官就是“从兴趣小组组长变成组长，当了10年小朋友，升职20多次，终于当上了课代表……三个月后，课代表又升职了一次……卧槽，怎么直接是教育厅厅长了？”（当然，这也让“门阀”变得很厉害……欧美的政体比亚洲更不平民……美国看上去观感上平民一点，纯属因为他们往前三代不是农民就是逃犯，人家牌场还没搞起来。所以川普看起来都像个暴发户，也就几个总统看上去还比较有“派头”。人家为啥有派头啊？因为人家原来当演员呀，有人演技好到脑袋都炸了呢。） 其实欧洲大多数国家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国家才经常给一些中国人“大家不争权，没有太大欲望”的感觉，搞得一副大家很清廉的样子。因为他们没必要——还有100次升级呢，那个关键的位置我是肯定到不了了，随便干干吧。在到达那个“决定性”层级以前，规则都有足够的压制和逐个击破的能力，基本杜绝执行层造反的可能性。但是一旦到了原有的“跃升”层级，就直接会变成制定和影响规则的人，规则对他突然间失去了大部分约束力——当然，也没必要让他继续遵守旧规则了。 如果结合上面的内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内部的集体性政治暗杀会那么多，日本在绝大多数时候只是针对个人的前途。美国治腐败不是靠严刑峻法，而是“体制机制决定了绝大多数人根本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严刑峻法对于规则指定层的人并不起到决定性作用，严刑峻法是他们的工具）。因为在美国，一旦到了那个层级就相当于一个“个人堡垒”，只有一小部分东西才是上层能够低成本干预的——联邦制本身也是这样。攻破堡垒最佳的手段是什么？就是从内部找弱点。找到弱点以后，最节约的手段也往往是“擒贼先擒王”。堡垒的主人突然在浴缸里淹死了，突然被“战术精神病”给一枪打死了，突然上街被精准失控跟踪型汽车给撞死了。在日本和中国的系统下，这种方式是比较难接受的——因为在这两个系统下，即便杀死堡垒主人后，原主人的利益系统不是那么容易接盘的，里面有个对个人的忠诚度存在，各自的系统也有一定差异，这是额外的成本。（但是日本因为纯家长式居多，家长多了家长直接打架也就多了，所以局势稍有不稳也容易“大和魂”泛滥）当然，这也意味着中日模式下，发动斩首攻击的一方，必须在执行层上下更多功夫（没办法对别人的执行层拿来就用）。 简单来说：日本和中国系统下，如果发生斩首行动，那么必然是已经有了各自全系统直接对抗的准备——万一斩杀不成就直接大规模开干（不开干也要有防御准备）。在这样的执行混合执政体系下，失败的斩首行动是必须要“记仇”的（主要原因是：我TM不习惯新领导），成功了也可能会被报复。 而对于美国来说相对就不需要那么“记仇”——这不是正式的宣战，互相斩首大多数时候只是正常的抗衡手段而已，哪怕是总统“挨了下”也一样（所以就算发生斩首，大家最多也差不多就是互相再斩首十几个以表敬意）。毕竟执行层就是个资源，而且是通用资源，和奴工差不多。真正的对手就只有堡垒主人以及它身边的一小圈，干掉主人以后可以很简单的就吞并或者转让他的执行层人员。 美国执行人员的“流通性”比中国和日本的都要强，基本是“标准件”——至少在美国系统还健康的时候是这样，现在他们的根基已经动摇了（执政层开始分裂执行层，通过党争定制更多类型的执行层，执行层标准化程度降低，发生了实际组织分裂）。（这对于美国的后果极为严重，这个我们到另一篇文章讲——《摧毁联邦的合法性》。）水库论坛是一个职业炒房论坛！一套房子，成了贫富之间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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