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降速，我们更应留什么给子女
最近北京各区教改政策频出，多校划片、五大分区、随机摇号、取消推优等等层出不穷。本来塞冬想借此东风，写一篇短平快的教改政策评论文，但在这两天和同事的讨论中，塞冬感触更多的不是教改，而是家长们对待教育的态度，因此希望将自己长时间思考的一个问题抛出来，可能争议会很大，各位请在留言中尽情表达您的观点千年以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都是全球最重视教育的地区之一。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欧美加澳，天朝群众都将自己所在地的基础教育花样拔高到一个令其他民族感到费解的程度
下图为2016年美国化学奥赛代表队成员，6人全是华裔
为什么中国父母如此热衷子女教育？一方面自然是儒家传统，另一方面，塞冬认为，这也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过去大半个世纪，东亚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数亿人口在短短1-2代人时间里从无产农民成为城市中产，这样独特的经济现象，也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教育决策
一、超高速发展期的子女培养逻辑
简单来说，在经济超高速发展期，对大多数家庭而言，上一代人的一切积累，对于下一代人而言是微不足道的：
父母辈大部分是初中小学学历，子女辈许多是大学学历，父母的知识对子女用处不大
父母一辈子攒了20万，子女辈有出息的一年20万，父母的积蓄对子女用处不大
父母大部分是农民，子女辈大部分是城市职工，父母对子女的就业帮助不大
这样的社会，对应的是中国1980-2010年代这30年平均接近双位数的经济奇迹，其中最近的一拨人，父母辈主要是50后，子女辈主要是85前
超高速发展的社会有以下一些特征：
代际职业变化大：父母辈大部分是农民，子女辈进入城市就业（50后中年时中国城镇化率20-30%）。即使父母辈已在城市，由于新诞生的行业和机会太多，子女无视父母多年的职业积累，选择和父母完全不同的行业，是很常见的现象
新人爬升速度快：2000年的一个初创公司只有50人，2010年可能变成5万人。各行各业快速膨胀、公司规模急剧扩大，新增领导位置太多。大学生毕业后2年基层，3年小领导，5年区域经理，10年高管比比皆是
父母对子女放养：大多数时候，父母的学历远低于老师，父母选择把子女的教育完全委托给老师，对子女采取放养策略
教育回报率极高：新兴行业太多、高学历人才太少，人才供需极度不平衡。一个90年代中期毕业的土木工程师，毕业时中国一年建几百公里高速路，当他32岁时，中国一年建几千公里高速路，其公司规模也膨胀数倍，自己能从底层迅速爬升到管理上百人的中层，在其职业生涯的头10年，就能获得远多于父辈几辈子积蓄的财富
学习明星被神话：在双位数超高速发展的30年里，中国大地到处都有这样的传说：“我同学/老乡/战友的小孩，高考630多分，考上了北/清/复/交/浙/南/科…，现在一年拿100多万，在北京/上海/深圳两套房子”；“新提的书记，以前浙大毕业分过来的，37就正处了，分的是200多平的复试楼，家里好几套门面房”——种种这样的故事，对广大基层群众而言，刺激是极大的，他们大多学历很低，自己的职业发展毫无希望，因此就将一切都投入到子女身上，期待着依靠子女在未来翻身
以上种种，一句话总结就是：“乱世出英雄”——只有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原有格局被彻底打破，底层向上攀升的可能性才会大幅增加。塞冬在这里列一组数字，想必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1998年，中国一年建成高速公路0.16万公里，2010年一年建成1.1万公里
1998年，中国一年新增电力装机容量1690万千瓦，2010年一年新增9127万千瓦
1998年，中国一年建成铁路400公里，2010年一年建成5000公里
1998年，中国一年新增网民150万人，2010年一年新增7000万人
98、99、2000年，腾讯、阿里、百度相继成立，2010年时各自发展到2-3万名员工
这些数字背后，就是70后-85前这批人所经历的大时代。每座电厂、每条铁路、每条高速公路、每个城市新区建成竣工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欣欣向荣的小故事：
李县长读完在职博士，去地级市新成立的开发区当区长，王副县长荣升县长
刘厂长读完在职硕士，调往新建成的2百万千瓦特大型电站当书记，宋副厂长接厂长
信用社黄副行长读完在职金融班，升任新成立的城商行当行长，姜秘书接班
小石计算机硕士毕业，加入刚成立2年的腾讯，32岁生日时股票价值8000万
小蒋土木工程硕士毕业，38岁成为某特大型铁路桥项目经理
小韩铁路职校大专毕业，30岁生日前考下了老家新开通高铁的驾照
小郑初中毕业外出打工，28岁当上万科某新落成小区保安队长
当蛋糕以5倍、10倍，甚至百倍千倍速度急剧膨胀时，身在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被时代潮流推着向前，自己所获得的，往往比自己预想到的还要多。新行业层出不穷，年年都有刚诞生的生意，各单位/公司都在忙着把新业务推向全国，到处都是新上的项目和与其匹配的领导岗位，一个有能力的人往往刚升起来没多久，就得抓紧学习以迎接更上一层领导岗位的挑战……
以笔者从小长大的贵州水电行业为例，90年代末，乌江干流有2座水电站，而现在已有8座，电站数量乘以4倍，装机容量乘以了8倍，目前乌江干流水力资源都已被开发完毕。可以想象，电站数量从2到8，除了新增基层就业机会外，每个新电站新增的书记、厂长、副厂长、以及各种中层领导职位，所对应的，就是许多家庭命运的改变。下面是胡锦涛同志对这一现象的精辟总结：
“2005年2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视察乌江索风营水电站建设工地。他指出：流域、梯级、滚动开发乌江，这种形式很好。他深情地说：几代人开发乌江的梦想，今天即将变成现实。我在贵州当省委书记时，就考虑整个乌江要综合开发，现在贵州境内8个点都已开发、开工了，最后不就剩沙沱、思林。沙沱、思林后，到2010年几个点基本开发结束了，但是你们乌江事业没结束，下一步怎么做，怎么围绕贵州能源优势，怎么把这篇文章做大做好，这就是你们的下篇了。”
是的，2010年后，当极不寻常的超高速增长期过去之后，乌江水电的事业下一步该怎么做？中国经济的下一步该怎么走？人们如何去适应那种即便自己不走、别人也会推着你走的大时代的落幕？人们对于自己的规划、对于下一代的教育又该如何作出新的决策？
二、中低速发展带来的深层影响
什么是中低速发展，我们先来看一个小例子，下图是全国建筑业总产值及其增速，2007-2011年，建筑业总产值增速保持在20-25%每年的超高同比增速，到2016年已经下滑到5%左右的中速增长
以高速公路/铁路为例，过去十年，中国修建了相当于全美国规模的高速公路和全球一半里程的高铁。未来10年哪怕每年同比0%增长，那10年内还将再建设一个美国规模的高速公路和整个“外国”的高速铁路。就算未来10年真的做到了，那再下一个十年呢？注意，这里只是每年同比0%增长所要保持的建设速度
从超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这是中国绝大多数传统行业的现状，虽然5%-6%的增速仍然傲视全球，但这样的转变，以及其对人们未来决策的深层次影响，可能将会超过大多数人的预期：
当增速20%的时候，业务量增速远超过个人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每个单位都需要不停组建新团队来突击新战场
当增速5%的时候，业务量的增速可能等于甚至小于个人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原有的团队+新技术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就足以应付第二年的业务
当增速20%的时候，20年后子女获得的机会将远多于当前的父母，即便“培养出一个名牌大学生”的概率可能只有5%，父母也愿意一赌，将资源投入在子女身上，至于父母自身能力的成长、自己的时间和劳动力价值，就暂时先放弃了（比如全职母亲）
如果当前增速5%，10年后增速3%，20年后增速1%（比如日本、韩国、台湾的过去二十年），20年后子女获得的机会并不会显著多于当前的父母，甚至还不如父母，那父母应当如何决策？
由于中国人热爱教育的传统，大部分家长都不计回报的在子女身上投入巨量的资源。整个东亚：大陆、港台、日韩，补习产业都极其庞大，香港甚至诞生年薪上亿港币的补习天王天后：
《香港补习业奇景：头牌老师转会费近亿，天王天后堪比娱乐圈》
而在中国大陆，学而思已经被一线城市家长踏破门槛挤破头，为了一个学位抢得你死我活，下面是学而思四季度财报，大家感受一下：
净收入从上年同期的1.75亿美元增长到3.163亿美元，增幅80.7%
净利润从上年同期的1090万美元增长到3220万美元，增幅为196.3%
东亚这种把上一辈全奉献给下一辈的”all in 式教育赌博”，就好比股市快速上涨期，压缩生活水准，把收入都拿来买股票，从而博得未来的回报
但是，当东亚国家的超高速发展期结束后，也就相当于股票横盘不动后，东亚各地就诞生出一种在全球都很奇特的场景：
超低生育率：“子女不能比我过得差，我的一切都要奉献给他/她”，这是东亚人民的信仰。可是，当经济增速0-2%时，下一代人的生活并不一定会比上一代更好，通过教育来提升阶级也变得渺茫。于是东亚人民就诞生了新的逻辑：我最多只生一个，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6个人的时间、劳动、收入、资产都堆积在1个小孩身上，从而让他/她获得阶级提升，或者至少不能阶级滑落——东亚成了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区
对小孩教育的集体焦虑：全球只有东亚地区通过自身劳动获得了“超高速后发增长”，这导致东亚人民普遍的思路是：“我自己通过教育改变了命运，我也一定要让小孩接受更好的教育，如果我的小孩没有变好，那一定是我投入得不够多”
超低生育率导致经济日益恶化，进入恶性循环：
经济停滞，青少年看不到希望，走向宅化，脱离现实，无法理解“现充”们的生活
《2015年，宅了一整年》：
《【吐槽rap宅舞】第二弹：二宅的春节》：
父母基于在高速增长期积累的“好教育必然走向成功”的经验，认为子女没出息是其不上进和自己教育失败——代际关系恶化、夫妻关系恶化
高不结婚率——结婚之后就是把一切投入给孩子，严重降低生活质量。最关键的是，这是一个静止的社会，父母自身都看不到爬升的希望，再把孩子生下来似乎就是对孩子不负责了——从而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继续恶性循环
如下图所示，中国2016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和20年前的日本类似，未来中国将面临和日本类似的低生育率、低经济增速、老龄化问题：
过去15年，日本新毕业学生工资变化，基本恒定（来源：日本统计年鉴）
过去15年，日本所有男性和女性工作者的平均工资变化情况（来源：日本统计年鉴），和新入职大学生一样，也是基本恒定，低学历者甚至负增长
日本是在3-4万美元人均GDP情况下进入停滞，其整体生活质量仍处全球上游。如果中国不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在人均1万+美元的情况下进入停滞，那带来的社会矛盾会更加恶劣
三、如何在低速增长的社会生存？
一个典型的低增长社会是公务员系统，2003-2015年，全国公务员数量从650余万增长到710余万，只略快于我国人口增速，可以说基本一个萝卜一个坑。在一个坑位不扩大的地方，生态规则会发展成这样：
1、升迁非常困难，绝大多数止步于底层岗位：退休前混到副科、正科已是幸运
2、通过一系列硬指标来筛选，从而让大部分人闭嘴：35岁不到正处，45岁不到正厅，仕途基本止步
3、个人能力重要，但政治资源更重要（参见《名义》）
日韩的企业生态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流行终身雇佣，升迁论资排辈，下层对上层绝对服从。极端的如韩国娱乐圈，练习生和底层明星极难出头，长期忍受资方和上级潜规则，大量被逼自杀
一个需要注意的常识是： “劳动力的价格取决于供需，而不是能力”，两个极端案例：
90年代以来，大量能力极强的高考超高分玩家报考生命科学，成批滞留北美成为“千老”——产业需求不旺盛，极端的供大于求，造成与能力和才华极不匹配的低收入
而另一方面，在地产行业最兴旺的10年，成千上万大专文凭的中介，普遍拿着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年收入，这就是供需规则导致的另一个极端
超高速发展期的大多数行业，就类似过去10年的中介，形势推着怂人走，收益往往大于努力和能力
低速增长期就类似公务员和学术圈，获得坑位极其艰难，想往上爬更加不易，大多数人努力后看不到回报
那么，如何在低速增长期生存？塞冬再回头来分析分析孩子的教育，看看我们更应该留给孩子什么：
给孩子留下一对能力强、事业强的父母：与其牺牲父母的时间和事业来培养孩子，让孩子在20年后的低速增长期赚钱，不如投资自己，在中国最后10-20年中速增长期里做最后的积累，争取在事业上走到高位，为20年后的孩子占好坑
给孩子传授自己的专业知识：未来已经不是一个从0起步的中国，未来也极少会再出现一个从0起步的领域和行业。过去那种老师学历比家长高，家长把子女教育完全委托给老师的路子已经行不通。现在是家长的学历普遍比老师强，家长身上最值钱的就是自己的行业知识，应该让孩子尽早的了解甚至进入父母所在的行业，站在父母的肩膀上前行
简单的说，未来社会的常态可能就是《名义》里所描述的那样：
家长是官员——子女从小耳濡目染，了解公务员系统游戏规则，在正厅级家长的扶持下快速爬升
家长在大学老师——子女小学就开始帮父母跑数据回归，初中跟着父母做实验，挂名SCI 二作，高中拿着五六篇SCI文章的简历成功入围大学自主招生，大学毕业拿着父母的推荐信去美国top学校读博
家长是码农——子女小学开始学编程，初中就在家搭建集群跑大数据实验，参与各类竞赛，大一进入父母公司实习，在阿里p9/百度t9/腾讯t4家长的带领下做项目，大学毕业就拿p7、t6的offer
家长是中介——别再让子女考名牌大学，未来不会是再是一个父母没学术基础也能上好大学的时代，而是应该从小带着看房，18岁就了解整个海淀、西城的学区房楼座，熟练背得哪家哪户的学区名额是否被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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