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疫情之后的经济损失和新机遇
2020年初的一场传染疫情，来势凶猛，让国家不得不在武汉做出“封城”的决定。今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终将过去，在那以后，显然武汉乃至湖北的经济发展要受到很大影响。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湖北、武汉乃至全国的经济，会不会就此发生转折性变化？研究这个问题，有微观、宏观两种办法。微观的办法是去收集、分析种种武汉的经济数据，按照统计学和经济分析的办法进行研究。这方面有成熟的研究方法，只要下功夫收集数据就可以做到。
这种方法也有其限制，那就是统计学善于收集、分析已经出现的数据，但很难或者说几乎不可能去收集、分析未来的、潜在的数据。比如，已经出现的商铺关门、工厂停业等等，这是可见的。但那些正在筹划中的投资、将要出现的新商店、新工厂，统计学当然无从发现。
宏观的研究方法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比如，我们可以看一看历史上类似的情况，作一番比较研究。宏观研究缺乏细节分析，但有助于人们看到大的趋势。
首先把我的观点说一下：类似疫情、自然灾害等来自环境的冲击，短期内当然会造成很大损失，但放在稍长一个时段中，对城市经济整体的影响，其实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在造成城市衰落的原因中，政治、经济、交通线的改变、战争、资源枯竭都要比自然灾害重要得多。当然，也有特别倒霉的，比如古罗马的庞贝，一场火山爆发，就此人间消失。除了这种极端案例以外，实际上，在经济史的著作中，关于自然灾害的内容其实很少。在经济史上，自然灾害差不多是“缺席”的。原因就在于，在长时段的经济发展中，自然灾害的影响很小。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1871年10月8日晚上9点45分，美国芝加哥的一头奶牛，踢翻了一盏放在草堆上的油灯，引发大火，蔓延至芝加哥全城。当时芝加哥的房屋，很多是用木材建造，这让火灾的危害尤其大。大火焚烧了30个小时，10万人无家可归，直接死亡人数很难说清楚，因为不知道多少人化为了灰烬。全城几乎被彻底毁灭。
1871年芝加哥大火 | 图片来源：互联网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0亿美元——1871年的10亿美元。如此惨痛的灾难，亲历者必定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可是，到了今天，知道芝加哥大火的，比知道芝加哥公牛队的，要少得多。这场火灾，基本上成了冷知识。
之所以成了冷知识，当然主要是因为芝加哥的灾后重建又快又好。火灾后，芝加哥不仅迅速完成了重建，在城市建设上还取得了突破，出现了所谓建筑学上的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栋刚构架的摩天大楼。直到今天，芝加哥仍然以摩天大楼众多而出名——比纽约还多，被称为“世界建筑博览会”。
如果讲述芝加哥城市史，1871年大火灾是浓重的一页，如果讲述的是芝加哥经济发展史中，这场可怕的大火顶多也就是一笔带过。火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另一个例子是日本的关东大地震。
关东大地震发生在1923年9月1日。相信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冷知识。就算知道这场地震的人，恐怕也很难记得确切时间。
地震震中距离东京只有几十公里，达到7.9级，波及日本整个关东地区，所以被称为“关东大地震”。死亡人数超过10万，伤20多万，受灾人数190万。日本的皇族成员都死了三名。东京85%的房子被夷为平地。地震对东京的破坏是如此严重，以至于震后日本军部建议迁都。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 | 图片来源：互联网
日本政府最终决定不迁都，而实施“帝都复兴计划”。之后短短几年时间，东京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建设全面恢复，还兴建了诸多标志性建筑物。
关东大地震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心理方面、政治方面，都很大，但经济方面，反而相对不大。心理上，这场大地震强化了日本人对外扩张的愿望，他们深感日本本土土地狭小、灾害频繁，所以必须开拓生存空间。政治上，日本制定了侵华计划，加快了侵华的速度。
日本的野心因为关东大地震进一步膨胀，这也反证了日本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并未因关东大地震受到很大影响。日本仍然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国家。经济上固然遭受很大损失，但发展却并没有因此打断。真正打断日本经济发展的，是几年以后的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
除了这两个国外的例子以外，我国1976年7月28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也是一个例子。唐山大地震造成的伤亡和对唐山城市的破坏，非常惨重。但地震后，唐山的经济飞速发展，没用多长时间，就恢复了河北第一经济强市的地位。
当然，唐山震后的经济增长，和中国整体的改革开放同时展开，相关因素要复杂得多，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至少也可以说明，如此大的自然灾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很有限，没能阻止或者逆转大的发展趋势。
列举完现象，接下来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经济史中很少有关于自然灾害的内容，那么，有什么内容呢？在经济史中，和自然无关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才是重点。各国经济史的节点、拐点、转折点，基本都是这种经济危机，比如荷兰郁金香危机、1929年美国大萧条、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恶性通胀、日本1980年代以后的经济停滞、俄罗斯休克疗法、东南亚金融危机、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中东石油危机，等等，等等。
这些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都和自然关系很小或者完全没有关系，是人类自己鼓弄出来的东西。恰恰是这些人类自己鼓弄出来的东西，对经济的影响，比自然灾害要大得多，大得多得多。这是为什么？
社会是人类协作体。当一个社会快速发展时，实际上表明，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协作比较顺畅，利益比较协调，众人之力被整合成了发展之力。互相抵触、对抗的情况肯定也有，但要明显少于协作和协调。这种社会，包括经济在内的各方面，发展就会比较快。
相反，社会发展从快变慢，甚至陷入停滞，一定是因为人们之间的协作出了问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人们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彼此之间的对抗、互害而不是协作。大量的资源和努力在这种对抗中互相抵消、归为无用。这时，不管社会固有的资源禀赋多么优越，发展也会陷入停滞和倒退。
三个和尚没水吃
自然灾害会造成人口和物质上的损失，但对人们的协作关系，破坏很小。原有的社会制度、法律体系、政企关系、劳资关系、商业上下游关系、信用关系等等，基本不会受损。不但不会受损，在灾后重建中，为了克服共同的困难，社会协作关系往往还会加强和拓展。战胜灾难、重建社会的决心会激发出人们密切协作的强烈愿望。一言以蔽之，灾难让人们更团结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同样是人口损失，因为自然灾害而死，和因为社会原因而死，天差地别。比如日本的关东大地震，死亡人数超过10万。这10万人死于不可抗拒的地震，他们的亲人虽然也很悲痛，但抱怨地震又有什么意义呢？
想象一下，如果这10万人不是死于意外的灾难，而是被其他人杀死，社会结构受到的破坏，会有多大？
如果这10万人是死于他人之手，他们的亲人除了悲痛，必然还要有不可遏制的仇恨和报复之心。抱怨地震没有意义，追究凶手的责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可是意义重大。同样是死10万人，死于自然灾害，社会受到的损失仅止于这10万人，而如果是死于其他人之手，社会结构将被动摇和瓦解。人们之间的协作关系将受到极大的破坏甚至从此荡然无存。
1990年代南斯拉夫的惨烈内战，撕碎了这个曾经欣欣向荣的国家。多年以后，也很难想象那里的人们能重建旧日的友善和信任。这可比重建城市、恢复秩序艰难太多了。
芝加哥大火、关东大地震，虽然在当时造成了可怕的破坏，但社会结构、人们之间的协作关系，受到的影响其实并不大。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单了，需要的只是加油干，努力重建而已。
相反，诸如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大萧条等等，表面上甚至看不出有多少物质上的损失，房子、街道、铁路、工厂、商店还在那里，人也都还在，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协作关系却被深深破坏了。
事后，人们要花费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去防备、对付、控制其他人。需要很长时间和修补和试探，人们才有可能重建彼此之间的信任、协作关系——仅仅是可能。俄罗斯至今仍然难以摆脱当年错误的休克疗法的破坏性。虽然那些年风调雨顺，没有大灾大难，但俄国人却称之为“三大灾”之一，另外两次是蒙古人入侵和纳粹德国入侵。
理解了这个规律，在面对可怕的自然灾害时，就不必被眼前的损失吓住，更不必对未来悲观忧郁，尤其不要被那些散布消极情绪的人控制。物质的、直接的损失，即使再大，也不难重建和恢复。相比错误的政策，或者既得利益集团的贪婪和愚蠢，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影响，简直连小巫见大巫都算不上。经济分析中，首要注意避免的错误，就是见物不见人。
总结来说就是，人与自然之间，虽然也会有事有难题，但困难程度终究要小于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真正影响、破坏社会的，一定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而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
实际上，在今天很多人仍然慨叹于疫情的可怕，自怨自艾时，已经有另外一些人在开动脑筋，寻找疫情过后的发展机会。成功，如果不属于这些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人，难道会属于那些哭哭啼啼的可怜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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