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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0。无非是交易。
一）
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人们只有遭遇到最糟糕的打击，才有可能摸索出全新的生存出路。
你们都在YY想当然，认为汉武帝搞汉朝国有化运动，民营经济饱受摧残，商人灾难深重。
只有我很认真地告诉你，这仅仅只是历史的一面，浩荡时代潮流中的一个小漩涡。
时间拉得再长一点，眼界看得再高一些，拨开先入为主的迷雾，你会豁然开朗：完整的历史，还有另一面：
恰恰在武帝时代，私营经济遭遇大一统帝国建立以来重大危机的同时，商业因此走上了与权力结合之路。
恰恰在武帝时代，商人的政治地位有了破天荒提高，从汉初的“不得为吏”正式转折为“商人当官”、“官商结合”。
危机有极大的破坏性，但同时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危机开始之日，就是新的平衡点到来之时。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因为打仗，商人获得了提升政治地位与身份的捷径；因为缺钱，商业与权力之间的法律禁区被彻底突破。
自愿也好，被动也罢；利国也好，利己也行，皇帝和商人最终达成“交易”：你带头交出财富，我给你政治权力。
二）
汉初，百废俱兴，物资紧缺，政府穷得叮当响，皇帝连四匹同颜色的马都找不齐，朝廷高官坐牛车上班。
然而，当时的富商大贾们，手握大量物资，玩起囤积居奇的把戏，“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此情此景，是不是觉得很眼熟呢？好好想想，哪个时代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因此，大汉新生政权和商人的矛盾迅速激化，商人给刘汉皇室留下了很差的印象。
汉高祖颁诏天下，赌气地宣布商人不是“自己人”，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史记•平准书》
“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操兵，乘骑马。”——《汉书•高祖纪》
惠帝、吕后和文景之治，力推“无为政治”，实行自由主义政策，对商人限制逐渐放松。
但是，再怎么放松，祖宗家法商人不能当官，朝廷始终坚持着：
“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
文景时，因救灾、助边等特殊原因，偶有极少数有钱人：“入訾为郎”，“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捐钱捐粮，获得爵位。
但是，这只是临时的、零星的现象，“商贾不得为吏”，仍是朝廷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
三）
汉武帝干大事，花大钱，无底洞。钱钱钱，还是钱，成了大汉政府迫切需要的东西。
钱在哪里？在商人的腰包里。怎样才能最快地从商人的腰包里掏出最多的钱来？
汉武帝搬出了自己的“工具箱”。
1）
一开始，在金融领域出招：“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币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
啥意思？开动印钞机，发行新钱，通过增加流通货币来摊薄商人手中积累的财富。
想法很美好，可惜，聪明的商人早就对这种招有了免疫力，市场很快给政府上了一课：
新钱一上市，民间盗铸蔚然成风；同时，商人大肆囤积物资，把货币换成实物资产。
这就是市场经济，经济紧张之时，手握充足物资的商人事实上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
无论你的改革怎么改，你始终都逃脱不了这样的一个现实：你总是要购买货物的。
缺乏足够储备的新政府，打不起“米棉之战”，币制改革很快使普通民众陷入更为困难境地，政府购买力也反受其害。
汉武帝深切领教到，商人的经济智慧和资本手段是有多厉害。
2）
加税增费，“算及六畜、车船”，猫猫狗狗也要交税，只是蝇头小钱，解决不了大麻烦。
算缗，高税率营业税、资产税；告缗，全民举报逃税运动，疗效是快，却如同饮鸩止渴，吸毒止痛。
“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大抵破”，杀鸡取卵，把鸡都杀完，就再也不会有鸡蛋了。政治暴力再牛逼，也无可奈何。
实际上，算缗只执行了十年，告缗更短，只有三年多时间，就基本被废止。
汉武帝很清楚，自己的权力可以“制从四海如臂使指”，但是制从不了现实，制从不了人性，制从不了经济规律。
用鞭子抽，拿50米大刀砍，最多作为临时手段、配套措施，可以用一阵子，不能用一辈子；可以用来杀鸡儆猴，不能把鸡全杀光。
要想为国库弄来源源不断的鸡蛋，除了印钞、加税，最有效的好办法，是国家直接控制资本，垄断经营：
自己开办养鸡场，找会养鸡的人来给自己打工。
市场上，谁是最会“养鸡”的，嗯，赚钱，的人？自然是商人了，咳咳，“兴利之臣”。
3）
大汉政府事实上开启了“以商兴利”、“以商治商”的新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商人阶层整体来说，迎来了建国以来最重大的利好和千载难逢的机遇。
汉武帝颁布法令，宣布实行卖官鬻爵、以钱赎罪和捐钱赏官政策。
这标志着，帝国“商贾不得为吏”法律红线被取消。战国以来，富而不贵的商人，终于有机会既富且贵。
当然，贵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身家大大缩水。凡事皆须选择，将欲取之，必先舍之，这才是经济学精髓。
总有些毫无政治头脑的傻瓜蛋，死活不肯买这些“定心丸”。怎么办？嗯，配套政策“算缗告缗”等着伺候。
同时，汉武帝开始自上而下，大量启用“兴利之臣”，嗯，商人。
代表人物，是山东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大铁商孔仅和“商二代”桑弘羊。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而桑弘羊贵幸。咸阳，齐之大鬻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产累千金……。弘羊，洛阳贾人之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汉书•食货志》
请注意，汉武帝时代的主要财政改革政策，禁榷、均输、平准、货币官铸等，从提出到执行，基本由他们三个商界精英包揽。
4）
他们摇身一变，从大盐铁商、商二代变身为朝廷经济部门高官，大农丞，财政部副部长；侍中，皇帝办公室副主任。
他们，是新时期商界渗入政界的明星代言人。
走马上任以后，经过反复博弈，他们终于与领袖谈妥“交易条件”：
推行盐铁国有化改革运动，私营盐铁商交出经营了几代人的数千亿计财富；
朝廷开出 “招安价码 ”，在全国设盐铁官营机构，优先选任当地有实力的、在国有化运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商人为盐铁官。
盐铁是普罗大众生活必需品，关乎国计民生，由国家垄断，等于新增了两项充足稳定的海量税源。
但是，国有化政策也相当于把盐铁私人资本赶尽杀绝，断人生路，权力再粗暴，硬来肯定是不行的。
朝廷爽快履行了协议：”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各级盐铁官员，商人出身的越来越多。
这笔 “买卖”做得相当划算，商人虽然短暂失去身家，但是做了官，洗白了身份，有了地位和荣誉，仍以国家之名分享产业之利。
而且，商业内部还完成了一次“大清洗”：大商人联合起来把小商人挤兑出局，利益越来越集中 。
嗯，总有些鼠目寸光、爱财如命的糊涂蛋，螳臂当车，抗拒国有化，不肯“公私合体”。嗯，“算缗告缗”继续伺候着。
四）
关键时刻，为国家真正做出贡献的人，朝廷终究不会让他吃亏。
卜式当上御史大夫；孔仅做了大司农，财政部长；桑弘羊后来更成为帝国“经济总理”，武帝临终时的托孤五大臣之一。
在他们的背后，是整个经受过时代洗礼后的新时代商人群体。
他们很多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平民化商人，而是成了为国谋利的“商官”，经营方式也变为“坐市列肆”，用合法身份来赚大钱。
反过来，“商人当官”，又深刻带动了帝国的士人官僚集团，促使他们“当官经商”，“官商一家”，完美合体。
未有之变局由此发生。武帝时，“当官经商”、当了大官后染指商业的代表人物，是酷吏张汤的儿子张安世。
张安世是武昭宣三朝元老，官至大司马卫将军领尚书事，他官居极品之余积极投身商海，“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光。”
他做生意赚来的钱，比汉昭帝时真正掌握大权的“托孤大臣”霍光还要多得多。
武帝晚年，《轮台诏》颁布，“富民侯”重新降临，帝国的“官商”、“商官”、豪商，乃至之前“大抵破”而活下来的中家，迎来了更为美好的春天。
自武帝以降，从中央到郡国到地方到边疆，官商一体成为潮流，当官发财，发财当官，“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
不管是诸侯列侯公主，还是朝官郡守小吏，乃至各地富商，逐渐积聚了大量财富和部曲，日益成为豪强。
例如，肩水金关汉简，除了保留有丽戎通缉令，还有很多关于边塞官员参与当地商业活动的记载。
昭宣元成哀平五届政府，虽然不断出台新法令试图遏制、禁止官员经商和土地兼并：
“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汉书·贡禹传》。
但是，在君主集权的大一统帝国里，“潘多拉之盒”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
“汉武帝式交易”，官为主，私为辅，已经深入帝国的骨髓中，流淌在血液里。不管你是否喜欢，它始终存在。
历史，一直在改变，也一直未变。（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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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6 10:1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