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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才是公平 #Y220
（注：肛锯这一段，主要讲了“离散型”人格的价值。 一粒米养百样人。娘胎5个技能点，加在不同的位置。 l 有的人数学好。 l 有的人写作好。 l 还有的人体育好。 l “离散型”人格应变好。 这玩意，就好比不长肌肉，长大脑一样。 能够迅速地适应新信息，凝聚外界的信息，开创新的事业，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天赋技能。 在漫长传统的农业社会，阶层桎梏。这样的“能力”几乎没有太大作用。 但是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社会，就是“杀手级”高级天赋。 传统的“高考”，考的主要是“固定式”题目。学生死记硬背即可，但是对于“迅速应变”的能力要求不高。 因此，大学学制要采取“严进宽出”。把高考前置。前置到18岁就完成。 因为高考越前置，就给后面学生的发展，留出了最大的自由度。 如果高考定在30岁的话，意味着一半的寿命都被“八股文”占据了。 文章的第二部分，讲的是国家越是宣传重视“高考”，越是悬挂一颗明显的胡萝卜。 则能被胡萝卜吸引的，都是“不加变通”，技能点加在死背书，而不是侦察观望上的“传统家庭”。 高考相当于一个筛选器，把贫困地区“职员体质”的人筛选出来。也是一项用途）
其实，桃军师说的内容，我是表示赞同的。但同时，对于文章表现出的倾向（主要是看评论对于倾向的看法），我又是表示不赞同的。 首先，我需要对那篇文章的大多数评论提出一些个人的批评。当然我个人写的东西也只是不同程度的错误而已，所以这里只是一些个人的感想。
我觉得，评论里面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绝对化，极端化。 这里的绝对化，不是指说法太绝对，而是一种“知道有不对就一定不要去做”的态度。 这句话难道不对么？不对当然不应该去做啊。
这话当然对，但是这是个人层面上的对，其实对于组织也是对的，但是大家还是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对于个人的“不对”，其实判断的是“当前可行条件下的最高收益，或者至少不是最低和有损失的决定”。
但是对于组织，我们的要求则是“没有成本条件下的稳定收益”。 这个道理仔细一想，大家也都能明白，而且古今中外莫不是如此。 再想一想，大家也都能明白这样想其实是不对的。
另一种错误呢，则是零和博弈倾向——政府白手套小孩，好惨好惨。 这其实就是零和博弈倾向，政府套了小孩，白手的，那就是吃亏了——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但帐一般不能这么算。
我这里呢，就不老生常谈的说“考试是一种可行手段内相对容易确保公正的做法”，或者在这一大类想法中的任何一个，我还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吧。
例如说“公平真的能更有效的促进生产力或者组织测存活吗？”或者是“公平对于一个组织或者团体，在生存上的帮助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会从这两个角度入手。
但是，我不会用哲学思辨的方式（逼格太高不会用），我还是从现实角度出发（怎么说好像都有道理，只要我不告诉你们就行，括号里面的东西你们是不会看的！迫真.jpg）。
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考试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我先假设一个回答：选拔人才。 那么，我又要继续追问：选拔人才的目的是什么？ 回答：好好工作，好好管理，这样才能好好生产。 那么，我继续追问：好好生产的目的是什么？ 回答：好好生产的目的是造出一堆好东西，大家吃好喝好。 那么，我还要继续追问：大家吃好喝好的目的何在？ 回答：没吃没喝就要饿死，饿死了就完蛋了。 那么，我还是继续追问：那么，把这一切串在一起的东西是什么？ 回答：是一个统一的生存目标。
追问：那么，让一堆人分成不同工作，怎么让他们服务于同一个不能直接观察的生存目标，并作出符合整体生存目标的行为？ 回答：靠激励。 追问：激励最重要的是什么？ 回答：…………emmmm，物质么？ 追问：假设是物质也可以，那么物质有什么特点呢？ 回答：稀缺性？
追问：是的，但是你需要用有限并且绝对低于总体用于生存目标的物质，来满足不知道全局并且无限贪婪的个体，并用它激励其生产……很显然，靠公平手段是不可能产生足够的正向激励的，那么你会怎么办？ 回答：使用负激励，用惩罚？ 追问：惩罚能力也受到了资源的限制，那该怎么办？ 回答：通过对个体的欺骗或者隐瞒？ 追问：欺骗本身也需要很高的资源，而且普通欺骗很容易被识破，那该怎么办？ 回答：个体本身信息获取能力有限，所以被识破的比率会比较低？ 追问：但他们对欺骗的结果和总量也可能是放大的，例如说自然灾害饿死三亿。 回答：那……
不追问了，直接说：“万变不离其宗，要想完成欺骗同时又保证生产，避开欺骗放大的可能，最佳的方法是单刀直入，在之前就设立起一条熟悉路径，这样就可以在个体信息获取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既可以用总量内的资源对每个人都产生激励，又可以把欺骗被识破的成本与风险都给降低。”
好，这里大家也就看明白了：组织最大任务有两个。 1：试验从下层观察到的组织方式，测试成功后进行再次普及，使大家具有相似的交易方式以降低人际成本。 2：在上面的过程中，培养起一批依赖相对固定手段的人，从而形成对整体来说具有超额回报的“熟悉路径”。
这件事情和“剥削”有关系，又有区别。 剥削几乎是纯粹的“熟悉路径”（分包给不同的人，不同的人都不知道整体甚至更细节的目的——终极熟悉路径就是“信仰”），而“熟悉路径”则是包含了剥削可能，熟悉路径的范畴更大。
非剥削熟悉路径当然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由于熟悉路径很容易发生超额投入——所以对于人类这样的生物，即便组织并没有剥削意图，剥削行为也会自发产生。
而意图降低这种自发“被剥削”，那么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整体激励水平的下降，而激励水平的上升和下降都是相对稳定的，而且下降更容易造成局部集中的高度不平衡（例如说城乡剪刀差，但是却是大家都不想好好工作的剪刀差），在不平衡下“剥削”反而更多而且容易被感知，而一个去除剥削为“熟悉路径”的意识形态，比起提升激励水平，更愿意走降低激励水平的路子。
因为提升激励水平是系统工程，而系统不太可能全局一起变化（能用的可能性很低），所以要把低激励水平搞回去，必然会用到原来的大部分系统，这就会被叫做“开倒车”。 由于“开倒车”这个思路很简单，最容易培养“熟悉路径”，所以如果组织上层凝聚能力不够的话，那么“反对开倒车”这件事，具有“反倒车”熟悉路径的人，对于这个思路的投入总量就很可能可以超额——反对开倒车思潮的头目，因此就可以获得“反倒车”组织的超额投入，最无本万利且有害于整体生产的剥削行为就在反剥削的反倒车组织中产生了。
苏联就是这么死的——左派之所以容易死，就是因为最后很容易反到自己头上，结果毁掉自己。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开始容易形成浪潮，倒也是因为左派的熟悉路径更加简明易懂。
右派之所以容易活，主要是系统相对稳定，但一直右下去会让系统的涵盖范围越来越小，激励能够覆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小（就好像只覆盖贵族一样），然后整体组织生产力和“熟悉路径”培养能力会下滑，最终系统发生停摆。
这种停摆未必是基层反对，其实大多数时候是中层瘫痪，然后中层只能找包含自己最熟悉路径的别的上层，或者自己成为了上层，而且此时他们对相对不熟悉路径的接受程度也被迫提高了，这时就更有左派的生存空间——所以目前西方左派之所以泛滥，我个人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旧有中层熟悉路径的逐渐崩溃（因为不符合生产需要了）。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很多原因共同导致。
那么，这么想一想，考试其实是一种“很倒车”的方法，因为考试这玩意儿古已有之，说不定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反正亚马逊丛林里与世隔绝的部落都有和考试差不多的东西。 考试因为简明易懂，所以考试本身成为熟悉路径是最为简单的，虽然让大家认可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向不一定简单。
高考虽然并不公平，但这种公平概念本身是熟悉路径的一部分——众所周知，其实基层是最难被激励的，越低越难。
这不是因为基层需要少，而是因为激励本身是需要资源的——这里的资源最主要的不是指物质奖励，而是指奖励发放过程中的成本，奖励也是有分销成本的。
一旦人均生产力比较低，那么基层生产力会更低，那么即便在组织运行相当完美高效的时候，对基层的激励分销成本对应收益，也可能是太高了。
注意，激励这个东西是越多越好的，但是激励种类有很多门类，每个门类都有一些特殊的熟悉路径，所以这方面的投入上限是不存在的，是无底洞。
个人观点：网上大多数人所谓的“阶级固化”，其实描述的就是这种“激励分销成本”，只不过大部分人用另一个不那么正确的词语描绘，那就是“机会均等”。 机会均等就是大家要拥有同样的机会，而左派倾向于认为物质条件是获取机会的最重要因素。 而传统右派则认为，努力+实际成果才是标准，你拿到了就是拿到了，一切看得是个人的动机，是否努力（当然也涵盖结果）。
奥派呢，相对来说（以中国标准）是更右的，比如说欧神特别赞同的加速度平等就是。
要我来说，左派的“熟悉路径”观点，以及右派的“熟悉路径”观点，都存在问题。 右派倾向于默认机会信息是平均的，是平等的，但现实中这种情况不存在。 左派倾向于默认机会是直接挂钩物质条件的，而且这种挂钩相当的稳定，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现实中并非如此。
那么，最接近现实的判断方法是什么呢？我个人经验是这样的。 1：假设个体的确是一个理性人。 2：这个理性人的“信息流入速率”是多快。 3：这个理性人的信息流入时，相似信息占整体信息流入的占比（我称呼为信息聚合度）
理性人嘛，利益最大化。虽然人类本身有很多本能会促进人形成某些思维观念，从而完成不了绝对的理性人，但这些预置的本能本身也是曾经恰好很服从于生存需要。
无论如何，基因存在本身肯定是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不一定会被本人察觉，但由于不恰好做到的都死掉了，所以活着的人一定是大概率遵从的（要死也从这一代开始作死）。 所以这就是大理智，自然界的终极智慧。
所以，把个人假设为对每个初始信息都是理性的人，是大概率正确的，在我们没有对人类本性有充足认识的时候，在考虑大范围问题时，把个体对初始信息设为理性人是可行的。
当然，为什么我要说“初始信息”，那就是因为熟悉路径本身会给人带来一种“熟练”的感觉（但未必真的是，而且现代社会分工复杂，大多数时候都不是），所以这时就产生了一种模糊性，开始有熟悉路径了，此时这一类信息的流入就不能完全的假想为理性人，而应该是在理性人的基础上给后续流入的相同信息予以一定的决策加成。
信息流入的速度越快，这个人的信息总量就越大，而信息总量越大，那么他就整体来说，其“被利用的价值”，或者说在一个“无竞争”环境中能够带来的平均效用应该是最高的。
在一个原始社会，分工不明确的时候，显然各种知识的获取相对平均，总量越大产能一般也越好。 而人的寿命是有限的，而且竞争激烈的往往是其中一段时间，所以信息流入速率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劣考虑。
而最后一个“相似信息占整体信息流入之比”，也就是信息聚合度。 这个既好理解，也不好理解。 我举个好理解的例子：你在学校，那么学业方面的信息流入的占比，肯定比在外部社会要更高，所以你在学校里的信息聚合度一般超过你在外部社会的程度。
然后举一个不太好理解的例子：你在拉屎，你有痔疮，所以你拉屎不敢太用力，拉屎速度也就比较慢。于是，你打开了每日更新的睡前+马桶读物，水库公众号。
水库里的文章千奇百怪，但讨论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内容会比较多，于是你发生了经济+社会信息的聚合度增加。 但是社会和经济信息本身意味着大量的博弈和增加你对社会复杂度的认知，于是你觉得需要更多离散的信息。 于是情况就变成了，部分凝聚，但另一部分凝聚成了另一个“熟悉路径”，也就是信息离散——你凝聚了离散。
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冲突就没有那么多，会以凝聚为主。这个时候熟悉路径的建立效率会非常高。 而在开放环境中，你很可能会接触离散信息——注意，很多人会把这理解成为你看多了，自然离散。
自然离散的想法是不对的，离散本身也发生在某些中枢里，这里有驱使你离散的内容，而它本身是聚合信息，比如说水库本身就是聚合离散内容。
所以，相对而言，水库是比较赞成自由化的，然后在一些内容中会将某一局部“纯自由化”以后的结果和非自由化对比。
这种对比往往是正确的，但水库有一点就是比较现实主义，也是明白这一局部规律不一定能推行到全局——因为一个局部，大家凝聚的同类信息相对较多，所以熟悉路径相似，因此就容易形成一个具有共识的群体，但全局必然要由非共识群体组成，因为即便是不需要不可再生物质替代的激励，也一般是有限度的。
无形的有价值产物，也绝对是不可能可以无限分割的，无限分割的东西没有价值。 所以，社会是不能完全由同一“熟悉路径”的人所构成的，因此即便抛弃组织有意识剥削，客观上的自我剥削行为也是必然发生的。
这是因为迷雾，而有了迷雾注定需要有一个人来探索和处理迷雾中的事，此时他必然可以获得别人因为共识而产生的超额利润，而且由于是迷雾事件，所以他获得的利益的客观大小很难评估，他就能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如果你找个利润厌恶者去探索迷雾，那么探索本身就会对其他人失去价值……而所有人都是利润厌恶者，那么社会和个体都将不复存在。
而且退一万步说，厌恶利润者本身是被灌输了“厌恶利润可以获得更高利润”的熟悉路径，而培养这条熟悉路径本身需要资源——这就和塑造英雄是一回事。 当然，我不是说这样的人没必要存在，这些人反而更有必要存在，事实上这些人存在的越多越好，但前提条件是他们要有正好符合策略的分工才可以——他们可以不知道，但他们这一熟悉路径必须符合客观需要。
这就是为什么军人塑造英雄的“熟悉路径”是好的，因为军人在社会机器中的定位注定了他们这么做会更有利于整体和他个人（但你不可能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军人，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么多的熟悉路径，例如说观念或者信仰）
在长篇大论阐述了这些内容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上述内容用于考虑“考试”。
首先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考试是分为两个部分。 1：考核。 2：选拔。 考核针对的是技能（包含物理技能和心理状态）。 选拔是对技能和心理状态在一群竞争者中则优。
所以我个人对于中国大学的严进宽出其实是赞成的。我和流行说法的宽进严出是正好相反的。 严进宽出，就是先考核后选拔。宽进严出，就是先选拔后考核。
也许到这里你还觉得没什么区别，但要我说，区别大了去了。 快速进步的社会，更多的要严进宽出；认为自己处于稳定的社会，更倾向于宽进严出。
这绝不是仅仅因为什么“对既得利益群体更有利”，即便是从全局角度来看这也是很优势的策略。 道理很简单，外部社会极少有组织能够完成和学校那样的超高度信息聚合。而一个人信息聚合程度高时，其发挥出的能力，更接近于这个人能力和服从特性的上限（所以其实你考试就算不考语数外，你考鸡巴蛋也是一样的，只是语数外相对来说有一定通用性和衍生性）。
换句话来说，严进宽出本身，就是先判明一个人的上限然后投入选拔资源——选拔时主要考虑的是你接触到离散信息后，是否能够保持某些领域的信息聚合。也就是说，选拔本身是一种筛选人类是否恰好符合需要的信息聚合的。由于这带有很强的随机性，所以也会体现为“宽出”。
严进宽出这是很符合高速发展社会的需要的，宽进严出是因为更倾向于具体工作技能能力而非一个人的本质上的优势（这个时候前面宽反而可以节约资源）。
由于采用了严进宽出，所以“信息聚合”带来的激励上限可以提早被判明，而后续的宽出可以判断他在一个更少强制信息聚合的环境中保持某些方面聚合的能力。
由于一个快速进步的社会中，其分工和分配本身的变化很快，需要更强的适应和服从以及创新的能力（服从和创新不冲突）。
虽然我们似乎感觉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不够，但是和大部分国家比起来，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无疑是很强的——只是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抗风险能力很重要，所以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一般也比较大。
而先考核，后选拔的制度，本身就可以快速的判断“在信息聚合度相同的情况下，可以判断投入的资源对其的激励程度，并且这个激励程度对应多少实际行动”，尽早这么做，就可以快速的遴选出具有较强抗压和服从特性的人。（尽管用什么学校升多难的学校，这样考核更客观，但这样太难执行了）
在这种环境下，成绩比较好的人往往要么是有更多物质资源，要么就是自己可以开拓学习手段。 前者对应的是直接的客户资源，后者对应的是近似信息聚合度下产生的极强的适应力。
前者对于任何社会都很重要，关键是后者对于快速进步的社会更加重要。 近似信息聚合度下，产生更强的适应能力有两个原因。 1：他的聚合程度更高。也就是说，同样的近似信息流入后，他对于后续信息的价值干加成高于平均水平——这些人通常更重视某些专精方面，那很显然这些人是很有用的。 2：他的离散程度更高，但主要凝聚状态很清晰，所以他能够极好的适应高度变化的环境，成绩本身对应的很多是学习技巧——善于开发技巧的人，成绩至少不会差。
附注：当然了，这些特性会体现在现实中。 比如说大家看我的文章，很显然就是第二类人，说一个话题扯到天涯海角去了，然后圆回来（但是也有写着写着就忘了的，或者突然发现我说回来别人已经跟不上了……我不说人话的文章往往就是因为后者）
例如说第一类人可以成为研究者，技术人员，但极度化以后就可能高手在民间或者失手在阴间。 第二类人更容易成为创业人员，管理人员，市场人员。但是极度化以后就会对自己产生被动技能“波动”。因为具体凝聚的东西虽然可以达到，但周边会波动的很厉害……例如说我就是个好奇心很强的，本身服务于“看东西”，原则上来说一个富豪给我的内容和一个扫地工给我的内容都具有相同的“给我愉悦”的功能……
结果就是我的人生波动极强，一会儿还挺富，一会儿穷成负数（尽管两者对我来说影响比绝大多数人小得多，我有钱没钱的时候唯一能够有感觉的仅仅是接受付费性服务时的质量，其他方面没区别）
现在我的状况就是喜闻乐见的：本来一根手指头就能解决的钱，现在和吊死鬼一样多。 当然啦，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止发生一次了，这样连环撞车我一连撞了好几次。
你看，我在这个过程中，凝聚信息方面获利很大，因为这种事儿可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但是原本对于绝大多数人很重要的财务稳定性，在我这儿就成为了浮云了——绝大多数组织至少需要通用的，绝大多数人重视的，可以用于被激励的东西被手下重视，可是我恰恰不重视。
而且你知道的，为了获得更多信息，而且我个人又是个天生非社会性（有连环杀手基因）的人，所以我从来都是白手单刀起家的（这样信息最多，最罕见），所以每次我解决问题的时候都十分惊险刺激。
什么？你说这很难体会是什么感觉？ 你理解成打游戏就好，你不升级平A伤害装备，不加防御和血，回城卷轴从来不买，有钱专加大招和概率暴击伤害，活命全靠走位。 你身边的人可能没我这么极端，但你可以见到类似策略的人。
例如说你在做业务或者管理，你会发现一部分人对付普通容易对付的客户，和对付极难对付的客户其成功率差距会比其他人小。
普通客户很容易阴沟里翻船，很难对付的别人都对付不了的客户，他反而比别人更容易搞定。
管理也是一样，日常的时候磕磕绊绊，遇到危机了能突然想出个办法力挽狂澜——成功率不一定高，但让别人来做就是躺输。
这帮子人要么是长期僵持的时候打决战，要么是局势大坏的情况下翻盘……总之好事是轮不上的，这辈子不可能轮得上的，手速又不好，只能靠暴击维持生活的样子（可是这些人就是喜欢暴击啊）。
什么？你问我吃鸡的时候是不是老爆头？因为暴击嘛！ 不，像我这种手残又变态的都是两把喷，外加一把手枪短管喷。闪光手雷燃烧平底锅，吃不吃鸡看缘分（天命圈是开阔地就死定啦）。 什么三级头三级甲，那都是丢给盒子精兼快递员队友的，唯一感兴趣的只有三级包。 狙击？我这么喜欢暴击的肯定喜欢狙击，六倍镜连喷，就问你怕不怕（滑稽.JPG）。
哦对了，现在为了扫车，我已经是双uzi或者双维克托了，喷子全靠短管。狂战士也转职烟中恶鬼——清楼用手雷和闪光的都是弱子，我这样的都是扔烟雾，冲进去听音辨位一通猛扫（我身法不错，进门的时候一般打不着我）
至于我的分数么……不说也罢……上高级房是不可能上的，这辈子不可能上的，只有依靠诛仙和天命圈1杀4搞的别人心态爆炸，才能维持游戏体验。
这其实和人生也是一样，真的能爬上去的，一般是主线凝聚但离散程度还不错的（我们一般认为这些人脑子活），但是像这样极端化了之后积累就不存在了，因为总是自己作死。当然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没关系，反而觉得活了别人好几辈子，赚了。
（所以认识我时间比较短的朋友，看到我要挂了，还会很关切很担忧，感同身受一波……认识我时间长的都是这样的：哎呀？老钱你又扑街了啊？下次吃饭的时候给咱都讲讲，让大家高兴高兴。）
（哦对了，我是一个公事公办的人，所以遇到岔子的时候是不会使用“求助朋友”大法的，我不和朋友有不对等的求助的金钱往来，要想达成交易必须是互利的。所以我是富是穷不影响我和我朋友的关系，这也是我个人凝聚信息所带来的价值观的一部分……当然，很多人是用贫富来衡量朋友关系的，所以我那些穷的时候还保持关系的富朋友本身也是挺奇葩的，不过像我这样奇葩只见过一次，现在他正处于暴富阶段，他打赌今年年底他会作死成功，赌注是一顿烧烤……现在他公司的情况良好，但不排除他为了赌赢手动作死自己的公司——他已经做过一次了，我已经做过两次了……这个可能在大家眼里很难理解，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只是我信息离散以后对于社会运行方面的事情重新凝聚了，他则是凝聚到了色情业，老跟咱们科普一些色情业的投资倾向和经济与基础设施发展的相关性……居然还挺对的，更关键的是预测周期还是中期预测……我们这帮人总是能找到奇怪的相关性，也都在朋友圈里被称为人肉大数据。）
我还要提醒你一件事：这些人往往是骨子里的自由派，是偏右的。 右的人做事一般偏左，因为目标明确且比较少，但是手段就会很多——右倾的普通人会更多的想到不同情况下的类似手段的不同运用方法（最恶心的）。 左的人做事一般偏右，因为目标太多太模糊，大家都要玩虚的，所以手段就会更单一和传统——看上去理念很新颖，但无论何种情况，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硬搞（最原始的）。
看过这个例子，大家应该对于高凝聚和高离散的人有一定认识了——注意，不存在纯高离散的人，人一定会有判断中心的，这一块肯定是凝聚的。 最吃亏的大概是平均数的人，在凝聚和离散两个方面都被忽悠最多。这在老国企退休人员中最多见——凝聚的上班的时候被企业忽悠，退休了之后被更离散信息中的保健品忽悠到爆。 毕竟这是两种活法，活法也是需要擅长的，平均了之后就都不擅长——但这是社会的中坚，因为这意味着两个方面去控制他们的资源相对是最低的，也是运用最稳定的。
很显然，先考核后筛选的机制，自然会更加有利于信息凝聚状态的人（平均水平）——其实社会变化越快，反而对于稳定人员更有利，因为稳定带来的溢价更高。
所以，中国严格的高考，很显然在这一点上是有利的。
公平，对应的是发展。 发展的公平，不是绝对公平，不是相对公平，而是“动机公平”。 动机公平，就是一个人愿意做什么的动机，是欲望，而人类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熟悉路径的。 所以考试本身是不是某些阶级特别有优势，某些阶级吃亏，这个只是中间的一些变数，可能有利于目标，可能不利于目标。而目标本身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有效激励。
当然，促进动机公平本身很复杂，很大一部分属于教育社会学范畴的，这个要是展开来讲我得讲几十万字，而且我这方面的水平有限。 但是大家只要记得，最重要的公平是动机公平，欧神所说的“加速度的平等”的根基也是动机公平，要是动机不平衡，加速度的平等是不会出现的。
而所谓的教育资源，教育资金，特权等等，都会影响“动机”，而动机最关键的还是信息凝聚——特别是初始信息，所以说家庭教育才这么重要，因为家庭是孩子第一个接触到的高密度信息来源。 这其中，其实影响最小的，甚至还可能在一定时期内有正面影响的反而更可能是大部分人反对的“特权阶级有读书优势”，或者“一考定终身”。
道理很简单——家庭是第一信息源，而家庭本身内部环境其实是很复杂的，离散信息很多，要让一家人都明白“读书重要”就必须采用最为简单的内容，而且这个内容最好带有一定强制性。 例如说“一考定终身”本身就是极强的兴奋剂，尤其是在当前应试教育符合中国发展客观需要的情况下，这就是双赢了。 如果采用“更公平”的制度，反而这样的优势就没有了。
我们可以发现，教育落后的地区直接匮乏的，不是家长在乎不在乎素质，考虑的长远不长远，也不是学校资源的多少，而是整个环境中根本就没有明确的“一考定终身”的概念。
由于缺乏共识，信息凝聚困难，所以学生发生“觉得学习不重要”的程度就越高（这是相对的，例如说分工发达地区的孩子就算相对身边的人不爱学习，也比更落后地方的人平均来看更重视学习——随便一个中国学生去印度都是好孩子。）
而特权，至少在当前非但没有导致动机缺失的情况，反而大大增强了动机，一个学校在特权者来得多的情况下（只是相对的特权者，哪怕是一个贫困县成里面稍微有点钱家人的孩子），不仅仅可能意味着资源的增加，更关键的是看到了这些家伙有钱。 虽然，你会觉得这些有钱的可能也会散播“读书不重要，还是出去混好”的观念，但“有钱学生也要去读书了”本身就是对基础极差地区的一种正面效果。
读书本质是投资，而投资是要求超额回报的，对于一般人来说，超额回报都直接对应着一个已经形成的观念——你比别人强。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有钱就是比别人强，但这些人基本都会挂。
所以读书本身过程中出现特权优势，不一定是坏事，事实上这是一种很大的刺激——尤其是你考的一样的情况下，还是能登上至少尽可能类似的平台。 所以一考定终身，一张文凭高工资，你从个人角度看起来不合理，但是在“当前发展阶段”是对整体社会有利的，而企业给高工资也不是傻子。 大家一定要明白：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企业买的更多的不是技术，而是适应力或服从程度。
这是符合发展需要的——公平服务于发展需要，而不是反过来。 也许有人要说“发展重要还是幸福重要”。 那我只能用一句话回：朋友，这里的发展是等同于“生存”的重要性的。
教育资源的多寡，会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信息凝聚的能力，但教育资源本身也是和发展匹配的，而且一个地方也不可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一下子给大量资源本身也是不划算的——最关键的是，强制的过度平衡，本身会导致优势学校的优势变得没有那么明显，而这又会反面增强“读书好像没这么重要”的观点，从而降低整体学校的效果。
很多人抨击学区制度（尤其是自由派），但是我却很支持学区制度——学区制度是人工加剧这样的区别，但这种人工维持的区别却大大增强了学习动机，并且维持了各种学校对于学习本身重要性的凝聚动机（如果没有那么多所谓的“不人道”的考核，那么学校根本不会把精力往这块放）。
如果这样的区隔消失了，那么短期内也许会有一个好的趋势，但是恶性竞争会促使学校往“学的多而奇葩，专精某个技术，走别的路子”等方向发展，这本身会造成极大的波动，从而影响整体发展的安定性——既然“奇葩，专精，多路子”本身在发展到社会进步趋缓会自动产生（不需要那么强的考核适应力），那么就不要去给快速发展本身去增加变数，毕竟指数型增长都是很快的，只要能稳定住就可以了。
教育，尤其是成长期的教育，是一种很难识别的服务性产品（和医疗一样），所以欺诈本身会很容易发生，毕竟用户很难有足够的技术和经验去评判——虽然通过自由交易，很多情况下还是能最终完成平衡，但是在之前波动的剧烈冲击下，最终平衡的市场很可能比全体最佳发展效率所需的量要少。
很显然，在当前和可预见未来的中国的发展趋势下（如果中国不会放弃现代制造业的话），那么这种波动和萎缩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
说了这么多，大家一定要记住一段话：不公平和干预，本身是在一定情况下影响信息流动的，也会影响信息凝聚的。这也许在同等水平的理性人市场中不是很好的策略，但是在水平差距大不相同的情况下，却可能是有效的（凝聚信息的传递增幅超过了不公平本身带来的损失）。
其实，说到这里，别的路子我不说，大家对比一下就能知道不同情况下的大致结果了。 那么，看了这么多，我们有没有和现实有关的东西呢？ 提出一种看法，一种观点，要是不能服务于预测现实，那就是没有意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所以，跳大神还是要跳的，不敢于跳大神，那就是弱子。
（以下的一些预测可能已经发生了，我的很多预测也是一样，因为我也没那么多精力去监控一个又一个行业和环境的变化）。
1：在发达城市，其大学可能会转化为宽进严出，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学校会成立。 由于这些城市内部结构已经趋于稳定，发展增速不会再极快。此时适应力的要求变得不是那么高，但是已经稳定的结构需要有更高个人效率的人去完成——组织建构期已经过了，开始重视具体的，细节的效率了。
2：将会出现一批落后省份的严进严出和严进宽出类，但教学水平非常高超的学院，甚至学院集群。而且我认为最有可能的省份是贵州。 由于贵州已经出现了高度现代的产业，例如说大数据中心（地理优势，凉快，散热电费少）。但最关键的是，贵州由于人口相对比较分散，但不是特别散。其地产啊，金融产品啊，还比较落后——这是有利的，因为学校就很难通过别的方式赚稳定的钱，而是要更好的服从于上级，这样成绩和成果的考核会更加严格，要求更多，毕竟出路就这么一条。 同时，严进严出高收入本身，就是一种极强的对落后地区普通家庭的刺激，毕竟这是身边的事儿。
为什么落后省份的学院群要有严进严出和严进宽出呢？ 严进严出，是为了给发达地区过来学习的学生一个在他们原本所在地更好的发展路径，也更符合当地的发展需要——这既有利于发达地区的教育和生产，也有利于中国维持“工程师”文化。
严进宽出，是为了激励学院所在地的学生——由于学院所在地的发展程度比较低，所以他们的发展需要会合发达地区之前的需求类似，也是适应性和服从度为首要考虑，所以严出反而会降低这样的人的产出。 同时，严出本身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下变成了“两考定终身”，这对于在落后地区培养凝聚信息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就不要吃力不讨好了，而且严进宽出学校出来的，这些学生还更可能在本地的最好的工作，而在本地工作的人更能对周围人造成刺激，即便这份工作和发达地区工作比起来还是差一些。 严进宽出的学生，就是宣传队，就是播种机。
这倒是不见得会发生，穷地方的学生还是去富地方，而富地方看到穷地方发展速度更快而跑到穷地方。 因为一旦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么之间的转换会有很大的组织构成上的风险——而且这个东西更模糊，不那么容易控制，尤其是对于总量和资本最为平衡的中型企业来说，他们跨区域的风险会很大，但收益却一般。小型公司过去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且也的确会过去，不过这是好事。大型企业可以冒更大的风险，但他们过去以后并不能很快的吃掉市场所以不容易垄断产生低效，但他们的管理与技术起到的带头作用还是继续有的（落后地区很缺这些）
这两个地区间，是有一种天然的文化阻隔的，这种文化阻隔本身会解决很多问题。
毕竟，要是按照常规古典经济角度考虑，那么美国的公司应该都跑去印度了，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只是外包了一小部分而已。
均衡发展还是很重要的，而要加速这一过程，只要手段正确还是可以做到的。 调控，很多时候意味着在这一阶段，这个组织做的不是本阶段最好的，但是有可能可以快速的走过一个阶段——也就是每个阶段只做60分，合格了直接晋级。 中国的高速成长，很大程度上大约也是因为这个。 当然，每个都是60分也意味着残留下来的问题会很多，到了瓶颈阶段会有更多问题要同时解决，这可能会提升社会维持的风险。 但是，就当前中国在世界上的形势来说，这种风险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毕竟就算是现在能活下来并能继续发展，就已经是竭力而为了——就算到最后瓶颈了，我们的胜算比不上人家，但也可能是我们能够达到的最高胜算了。
3：一线城市的房地产调控+房租调控，会大大增加新进入这些城市的人员的门槛（但是不太要紧，因为本地结构稳定后，改善他们的教育机构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同时，在那些城市的人如果不快速提升自己的技术，那么收入将会付不起房租，而这又对促使本城市内教育机构改进有促进作用（所以还在等什么，买那些地方点比较多的教育公司的股票啊）。
而且因为结构初步具备了抗波动能力，所以这些机构会获得更多的自由经营的能力（上级也可以看哪个方式更好），所以这些城市内部将会出现一大波“各种教育机构层出不穷”“教育诈骗”等等事情——这在以前高速发展时期是不合算的，现在可以了。 所以，开个培训机构，或者合伙一个，真干骗钱两相宜。
而且，正因为这个情况，我怀疑一线城市的商业地产，尤其是社区底店，还有整栋楼的租金反而会降低，至少是增幅会大大降低。这对于一些行业不是好事，但是对于教育和娱乐行业，这不是一件坏事。
这些回流的，在发达城市被淘汰的人员，在他们的落后地区依然是先进的——而且还更符合当地的生产需要，所以虽然工资低了，但是如果大批量成建制转移过去，虽然一开始可能比较糟糕（过剩了），但是能够很快的形成产业链条，那么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合作就变得很有必要了。
原来因为中国就算发达的地方，也是“发展中”，所以需求啊，套路啊还是相对一致的，所以城市和省份之间的矛盾一直很大，因为为竞争太厉害了。
但是前文说过文化和组织结构的阻隔的存在，那么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就更不像是一家公司生了个孩子，而是更像跨国公司的做法。
大家都明白，跨国公司在以前碰壁了以后，纷纷知道了本地化的重要性——托前人的福，我们自己内部的公司已经有了现成的前车之鉴。
所以，大公司以后成建制的建立分公司，会更多的使用本地化的人，而非直接一股脑过去。
更关键的是，跨国公司因为当地差异实在是过于巨大，所以就算是一般的中层管理也大多采用总公司直接叫人过去——很多人把一些台企或者外企一定要用本国管理人员归咎于官官相护，这是有一些官官相护的意思在里面，但这里面也的确有现实需要，因为差异实在是太大了。
而中国一个国家，文化上还是相对趋同的，只是管理策略因为发展程度的不同是必然有很大区别的，但是这种区别是可以弥补的——美国公司要审查一个印度人是否合适当管理，这是要了老命的成本，但是我们就没有这么大负担。
可是，奉行严进宽出和严进严出的劳动力的差距，并不是和美国人和印度人那样不可弥补的程度——即便考虑到歧视成本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样的国内跨地区（中国）虽然在整体组织意图上（赚发展地区的钱）是一样的，但是在内部组织上却有区别，但又有趋同的。
也就是说，这就很难出现“北京总部的公司只用北京管理”的情况，本地人还是有机会的。
这无论是对就业，学生和家庭对职业预期（这很重要），都是扬长避短的。 所以以后考虑中国的“中国大企业”，可以更多的想成“全国跨省企业”（好像有点滑稽）。
那么，这会带来什么机会呢？ 首先，本地化的“商业咨询”公司会很有机会——当然也免不了很多灰色交易，这就和发达地区以前发展的时候一样。这种灰色交易只是发达地区为了在新环境下制定的规矩，也就是说他们不希望有太多灰色交易，但是对于这些落后地区来说，这种灰色交易可能是必要的，也是有利于市场的形成的（形成组织的速度更快了）
还有，民间金融会正常发展——在发达地区由于很多原因，其实民间金融发展的是畸形的，这也是没办法——很多有“副作用”但是却必要的政策所造成的，这也是前面说过的“到了60分就跨阶段”遗留下的问题。
但是在新的第二发展梯队，有了前人经验以后，民间金融应该会在这些地区走向更加正常化，甚至也更与国际接轨（这样我们既可以保证核心区的稳定，又能保证发展区的速度，甚至能堵上竞争国家内部那些人的嘴巴，让其更不好顶着国内压力来说咱们）。
而发达地区的民间金融，还有例如一些p2p产品的公司，以前由于大政策的影响是很受限制的。
现在这些公司的限制逐渐减少，而且也找到了大量应对方法（国家更新速度慢很多时候就等于是放开），所以竞争会突然空前激烈——虽然这会导致很多问题，但也会让波动时间变短，企业之间会更快速的角出胜负。
这样可能会产生一种在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奇景：内陆比沿海更加国际化。 这种现象估计也只能在信息革命时代的社会才能出现了，以前那是不可能的——而这种技术进步又给了不同地区均衡发展的机会。
而且，这样的区隔，还很可能有助于不让现代制造业的资金流向虚拟经济（尽管虚拟经济还是挺发达的），这样就能很大程度上的避免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所以说，我这里可能有点那啥。我认同欧神的观点，也认为这是推卸责任给中介（执政者特权），以及租金上涨，大家压力增大——但这也是一种激励措施。
所以如果单纯的调控房价，以“表面上”，也就是现在官方口头说的内容来判断房地产调控政策，我当然是反对的。
但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是一次针对表面上的话语的行动，它是长期和很多政策配合的，这个时候性质就不太一样了。
虽然打压房价+高度租金，有一种故意打击居民资产，用生存压力剥削劳工的嫌疑（国家级剥削），但这可能是有效的。
另外，这也是当前最容易被彻底和自愿执行的方案，因为中国一线城市的官僚持有的黑白灰房产量占总量的xx%（不止有本地的买），而且质量很好，但是他们寻求的是更长期的高收入，一次性卖掉很危险，而且房价一直上涨的话也舍不得卖，舍不得卖就会利用其金融属性去……然后……
总之，看到非法集资案，哪个主犯枪毙的快，这个组织参与集资的……一些低层的人也能有很多借钱来参与非法集资的钱是……（很多qq交易已经过时了……现在都是玩大的）
当然这也算好了，就怕为了避免主犯最后落得个枪毙，然后…… 咳咳，大家明白了吧……这就是房地产调控政策今后能够被切实履行的根基——利益分配还是第一位的，你绕不开的。
都用这种策略了，要是你不支持调控……不光是政治是不是正确的问题，而是……大家如果能接受这种“灰色的稳定收入”，你却不愿意接受，你是不是……（所以以前执行的稀稀拉拉，中间层的人磨洋工……估计是现在已经放宽了租金的一些限制……所谓的租金限制措施本身其实是一种信号——用一种温和绕弯的方式告诉你租金你不用控制了，用这种公开的好听方式发出来，对中层就是你不用控制，对于基层就是“你要说法儿好一些，你懂的”。所以看这些“福利”政令，你还是得用看新闻联播的脑子去看……有些政令是需要上中下各自不知道的，这样就不用上新闻联播——而大家都必须干的时候，基层必须也知道，所以就得上新闻联播……居民“福利”政令也是如此。） 总之这件事得给一个出路，继续维持原来的样子不行，社会是动态平衡的，管理者也是一样，原来这样的事儿关系不大，以后继续下去可能就控制不住了。
所以，不管从环境还是从执行，以及执行过程中对于执行组织本身内部的改变，综合来看我还是比较支持一线城市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 毕竟在中国，房子从来就不是一个房子……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而且……几十年前，房子和分配房子，也是特……好了，不能说太多了，总之你得给你组织里的人相应的，但最好是稳定的好处，这种东西会不断的变化，也会不断的进步。
怎么说呢，就算是炒房的话，也不用为了调控而担心太多的，因为背后有某些人的需求给你撑着呢，而且他们欠债名义上要还的钱指不定比你还多，所以不用担心你的房租赶不上还款。
当然啦，这也更多的意味着发达城市不太适合我这样的超波动人士的存在，我是吃亏的。一个稳定结构不需要我这样的人啊。
幸好，我对这方面本身就天生不敏感，而且我这样的波动+各种信息爱好者，就算不用吃这个亏我说不定也会过去的，所以这都不是事儿。 果然作为一个以“浪”为享受的人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卧槽篇幅这么长的么？我这是在写小说吗？
话说我真的有在写小说……而且还是写青春浪漫题材的（还是纯情的）…… 想不到吧（黑人微笑.jpg） 其实我这人真的想起浪漫情节来是很有少女心的……你还是没想到吧？ 不会给你们看的，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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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8 17:3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