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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司之神/日本人/日本兴衰/国家兴衰/世界兴衰/中国兴衰
Ok，在上篇《寿司之神、绅士游戏、日本衰落》之中，本人以历史的进展来说了一下“封神”容易在什么条件下出现。 从环境背景来聊“封神”。 本篇讲的则是日本的“封神”文化对日本“衰落”的影响。 上一篇其实应该叫“日本衰落与寿司之神”，这次才是“寿司之神与日本衰落”。 对于“衰落”这件事，需要强调一下——无论是桃军师还是其他人等，都没说“衰落”是指上一次日本经济泡沫崩溃。 我上一篇文章，讲的是“上一次产业崩溃在特定的社会驱动力下，封神行为出现并可能增强”。 说的是“上一次崩溃和行业崩溃”，上一次说到日本的经济泡沫仅仅是时间点恰好和绅士游戏有关，是绅士游戏产业变化的一个推动力。经济泡沫崩溃让封神行为更容易被观测到。 这次讲的是“特定的社会驱动力对一个组织在客观世界中的发展规律的影响”，衰落也不是说“上次日本经济泡沫爆破”。 这里的衰落是指一种驱动力，这种驱动力因为特定的社会生活文化而出现或还来不及被淘汰，它是一种“负面属性”，并非一定是导致某些事件的直接导火索。 其实我这里的内容主旨和桃军师的没有太大区别，只是我在一些方面会说的详细一些，也许会有诸位值得看或带来新感想的部分。 明确最基本逻辑：衰落，是指从高到底。因此这一驱动力未必会导致一个组织或者群体“起不来”，但这个驱动力可能会导致“盛极而衰”的“盛极点”的位置就比较低或者维持时间更短，也可能是在盛极之后衰落的加速度增快。 简单来说，具有“衰落负面属性”较多的组织，它也有可能“盛”，甚至经常可以“盛”，但它的历史轨迹看起来总是在坐一个很快的过山车。 衰落负面属性破坏力较低的组织，它就不太像过山车，倒是更像一座座小山丘，起伏比较平缓。 本文，讲的就是这里的“寿司封神”现象是怎样一种“衰落属性”，它为什么会是一种“衰落属性”。 我经济学不好，只能从文字意义上理解欧神说的奥派的“交易就是好”和“不要暴力”。 因此我只从这两点出发，只是用这两个要点，用清晰地方式描述，仅此而已。 只做定性过程，希望对各位能有所帮助。 首先，我们来看“封神”本身有哪些东西，我们稍稍解剖一下。 封神意味着几件事。 1：封神本身是承认一种固有的地位，这种地位通常是较为稳固的，获利颇丰。 2：神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正确的，或者是“强大到无法违抗的”。 3：神并不一定需要与你交易，或者说它的本质是一种“不可交易”的东西。 这样说过于抽象，我们就以社会上经常吹嘘的“百年企业”“工匠世家”“子承父业”具体的看这三件事的坏处。 我们就以承上启下的，最为明显的“工匠世家”为例子。 工匠世家里，通常技术最好的“长者”具有近似于“神”的地位。他可以制定规矩，制定规则，但是他本身却几乎不可能遵守规则——或者说，他不能遵守自己的规则。 他使用规则的方式近乎于命令，是强大到“无法违抗”的。 子承父业时，如果儿子不愿意，则父亲会用暴力或者冷暴力手段让其屈服——很显然，在上述两种环境的熏陶下，这甚至就不再需要“临场暴力”了，儿子不得不答应。 双方并不是一种“交易”关系。 尽管人类成体与幼体之间确实不能完全做到“交易”，但那是人类生物平台的客观局限——“当前无奈的较优选择”未必表示这是最好的选择或别无选择。 就好像人类现在能活70岁，但晚年容易不健康，这是平台本身的局限所致，并不是说“不健康”是好的。 正如人类因为希望自己能长寿，更希望自己能健康长寿而发明出各种各样的续命工具一样，能够更加不使用“强压”而使用“讲道理，讲利弊”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也是教育学探询的方向。 诸如“尊重孩子”“了解孩子”“让孩子有主见”就经济角度而言，本身就是“用交易，不用暴力”的表现。 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家长都理解成了“有些事情让孩子自己玩去，但有些事情一定要听我的”——其实那些“听我的”并一定是真正的“听”，就是用暴力胁迫。 我们都明白，并不存在一个东西一定要让“孩子随便玩去”的方面，这只是因为家长感觉到“没法交易，我也懒得交易”而已，不想讲道理。 而“听我的”部分则很可能没道理，比如说按着孩子学小提琴。 这里面的差异，我们就不谈什么“对孩子有激励更容易学好”之类的事儿了——奥派里面，信息不是没有成本的。所以就算谈道理失败，这些信息还是有可能会被接收，以后就有可能去验证道理对不对或者使用道理。 所谓的“平等对待孩子”为的是让小孩子敢于传递信息，并且更愿意暴露出自己所需所想，这样可以降低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交易成本，摧毁交易壁垒。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所谓先进的家长一边说着“要让孩子有主见”另一方面又“必须做的就得做”的最终教育成果往往是孩子变成小混混。 为什么呀？因为在“让孩子有主见”的部分，家长往往是撒手不管了，没有信息也没有交易——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小孩子的能力能做的外部交易常常是混乱的。 但是即便如此，对于这个小孩当时来说，在这些后来看起来“遭坑”的选项中，他依然是获利最大的——因为他能获利的地方，就是“交易”最多的地方。无论是和哥们去纹身还是去找小混混打炮。 回到家的那些“必须做的就得做”的部分，家长则完全不会传递交易的利弊，直接使用暴力去对付小孩。 这场家内“暴力”中，小孩完全就是那个“卖炭翁”。 那么小孩最终更容易倾向于什么交易呢？当然是用小混混盈利，避开家里人。 所以，他们才会独自一人的时候开快车泄愤，泄愤的时候把人撞了，然后因为怕家里惩罚而把倒地的伤者用刀捅死。 如果小孩在家里都是“卖炭翁”，那么他即便在外面也赚的不多，但那还是外面好啊——这就和所谓的“让孩子自由发展”背道而驰了。 这既不自由，也不发展。 那些叫嚷着“素质教育”的家长，就是把“合理的表明外面不好，提供一个更好的外部交易的”的机会给丢掉，然后把所有积攒的暴力集中释放在几个自己在意的点上。 那这样当然还不如“所有类型的事儿都可能暴打一通”来的有效了，因为都暴打一通但有时候也提供交易，这本身就是在“重点地方给予利益”，尽管负面激励总体而言依旧是不好的，类似于高税负。但高税负也不一定一个国家就活不下去了，经常挨打的孩子也未必就比平均值差，真正让一个国家不好的是煽动暴力来促进特定的税负，此时这个国家救不会提供真正有效率的服务，家长对孩子也是一样。 虽然这也不是最高效的方式，但是人类在生长过程中总会有一些特别必然的生存威胁，这些家长去“暴力避免”是迫不得已的——比如说你和小孩子讲为什么不要摸电门，就算小孩子不接受你也得揍他。 这就是在“极高危险的地方布设暴力雷区”并在“想要走的路上放好交易奶酪”的做法。 而大部分“素质教育”的家长，就是在“想要走的路上放满暴力地雷”，然后在那些“可能到处是陷阱”的地方把地雷都撤了。 人家想走你预定的道路都走不了，因为走了就会被你炸死。 这就还不如“不想让你走的地方我也看着，不行就暴打你一顿”，“我想让你走的地方，我虽然也经常暴打你，但我到底还是会给你提供一点蝇头小利，至少会和你说明你想要的好处。” 如果暴力不得不存在，就让它存在，但最好标准一致而且总量较少且尽量减少分类选择性——重要的不是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是犯罪份子在哪儿犯法都可以受到基本等量的惩处。 即便暴力多，也最好不要让它在不同的分类间高度的不平衡，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全局失衡的严重后果。 这和“封神”以及“衰落”的关系，想必大家已经能够“管中窥豹”了。 封神是一种什么行为啊？其实说到底，就是“非交易者也要支持某些东西，直接认可某种方式和路径”，就好像上帝不和你交易，但是你还是一定得去礼拜一样。 如果仅仅是这样还没什么关系，但人毕竟不是神，神不会被打到而人会被打到。 那些“拜神”的人的最大愿望就是“神能保持原样，就算是喜怒无常也要保持同样的喜怒无常”。 人神能怎么办？如果他不尽可能保持原样，这些拜神的人会不满意——这是实打实的不满意，甚至可能会“以人数壮胆”。 为什么有人敢在发布会的时候向李彦宏头上倒水啊？就是这样。 只是日本人在这一点上特别的“容易组织”。 日本人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封神”的民族，别说寿司封神，他们隔几个部门都会搞出个“封神上司”。 这个“封神”和我们说的“大神”是两回事，我们的“大神”往往是指很厉害而且手段变得也快的人，而日本的“封神”接近一尊“泥菩萨”。 中国的“大神”，包括“欧神”在内的大神，这个“神”更接近于“你得保持客观上的牛逼，带大家赚钱”。 而日本的“神”，是以“不变”为存在合法性的泥菩萨——日本人封神，是为了“安定”（中国是“安稳”，神仙你要救人手段也要变，悟空扁你是因为你傻而不是你吃的太好）。 大家可能会觉得“中国人也好像求这方面的安稳”。 是的，中国的“封神”也是相当厉害的——这和我们都是“集体主义”思想有关，我们会默认某些东西要以“不变”来照顾我们。 这个“不变”是要求神付出代价的——中日两国都特别推崇“悲情英雄”。 注意啊，不是“战败英雄”而是“悲情英雄”——中日的很多“悲情英雄”放到个人化强一些的国家里去，就更像是“堂吉诃德”。 当然这也是很容易在历史上找到原因的——中日两国都是人均资源稀缺的国家，要想过得好就得发挥出超额生产力，所以对组织术要求非常高，所以才会塑造一个“神”来赶紧固化某些利益分配方式（实际上是生产激励方式）来“爽一波”。 不过由于中国的地盘比较大，资源总量相对丰富，而且我们玩组织术的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的组织规模特别大。 因此中国的“封神单位”平均来看一直在变大，往往都是什么将军之类的“至少挺大的牛逼过”的人。 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最好的体现就在于中国人往往对“旧政策”更难放弃，更害怕放弃。 比如说我们还要搞“民办学校也要摇号”的主意，就是怕放弃“不摇号，那我可能也算是偏一些的地方，那我岂不是要吃亏”？ 但其实我们可以明白，公立学校相对来说对效率的确漠视一些，所以倒是有可能在超量的在偏远一些的地方建设学校。 可是如果是民办的也要摇号，这样限制一下，如果你真在偏远一些的地方，人家反而更有可能干脆不来这儿开学校了。 本来那些半偏不偏的地方，公立学校提供良好教育都经费不足，他们是有人供着才活下去。 你让民版学校也摇号，那他们对于学生的筛选能力就更低了，需要更多的经费来维持目标客户的教育需求…… 这就让民办学校只能被迫提供一种“更加没有针对性，没有效率的教学方式”。这直接导致给钱容易的家庭只能接受不廉价也不如预期的教育。 这还会导致同一产品下必须上涨收费才能抵消风险，这就导致那些原本可以买的起更低一级教育的人反而更难上学。 即便抛开这一切不谈，最少“老师大规模高效率的识别学生”的能力难以得到锻炼——反正都是摇号的（注意，这种信息价值，类似于之前说过的“和孩子讲道理但没说服”的好处）。 这就是教育越是看上去“公平”反而老师水平越差的原因——识别不同的孩子是提供相应教学方法的基石，你越是强化“随机”的方法让老师无法锻炼自己的识别能力，整体教师水平就会平均且持续的下降——中国一部分公立学校老师的识别能力特别强，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系统公平，而是因为家长发明了绕过公平机制选择更不公平的方式，这大大伤害了我们社会的总体教育效益。 公立学校摇号，是国家对于整体人才基础发展的规划需要，因为规模太大所以管不过来才需要这样做。 但是对于每个经营都尽量小心的民营学校而言，这就只能是浪费其经营能力并大幅度提成本，抹杀其老师的工作积极性。 这一切坏处，都是要重新掉到家长和小孩头上的。 当然了，大家虽然能看出坏处，但是中国人大体上还是对这种“特别大”的事儿谋求稳定，在大多数事情上还是要么用暴力要么用交易。 中国家庭里很少有管的很宽甚至管到外面大老远的情况出现——当然如果有些东西特别方便管那也是会做的（比如说搞亲戚），但这大体也不是瞎用，目的和过程大多数时候都还是挺实惠的。 我们的文化，也就是我们的“群体的生活策略交汇部分的总和”也体现了这一点。 比如说，我们对于那些管“和自己没有交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说别人“狗拿耗子”，要是传播坏话的话还会被说成是“长舌妇”或“泼妇”。 虽然中国泼妇是挺多的，但是周遭社会个体也有很强的“阻隔”与“反对”意愿，更快的不愿意和“长舌妇”发生交易。 这就是一个“与你有关的交易范围”在文化上的自然限制——超过多少，这个事儿你是交易者的可能性就太低了，跟你没关系。你掺和这种事情不仅傻，还可能把我们也拖进去。 说的难听点，这是“各家自扫门前雪”，但这也说明了中国人的“权责关系的基本单位，交易的基本组织”在大部分事情上停留在一个“紧密的家庭和近亲范围内”。 只有很少部分的事情是值得“把手伸的很长去维持传统的”——上学必须“大家看运气”就是值得伸手的部分。 这就是我们社会的“家长”的责任，但这个家长我们是可以提意见的，不是单纯只能挨打的乖娃。 所以我们要改一个政策其实挺难的，但是社会整体的交易效率和交易信息流动还是非常好的——毕竟被“多管闲事”的次数是相对有限的（我们感觉多是因为中国人口多而且密度大，所以烦心事儿也多。但是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很多国家，比如说欧洲和日本，那我们就少太多了。但是现在一帮人用“这是没有现代意识”来作为幌子来抹黑中国人，但实际上那种所谓的“现代意识”，我们在宋朝甚至更久以前都快玩烂了。那种傻逼兮兮的粗略且直接的制衡谁不会啊）。 还有，这里说到欧洲，也许你会觉得“欧洲是个人主义的现代起源地，照你这么说人家才不会这样呢”。 虽然欧洲的确是现代个人主义的起源地，但是他们的组织术水平发展历史太短了啊，所以他们的个人主义在上个世纪的确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可是在上层和中层组织管理跟不上了以后，个人主义就变成了“分裂群众”。各个上下级政客看着“分有坏处但我能捞点好处，合起来，那我没这个能力”，于是就迅速拉起一帮暴力小组织开始搞起“发动群众斗群众”了。 中国的“选贤任能”虽然有其弊端，但很多时候也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无论是否有能力，我的第一要务应该是想办法把大家合起来，不是赶紧闹分裂捞好处”。 在中国历史上，“闹分裂捞好处”也是一个“封神”的东西，不过这是个“衰神”，谁通过闹分裂得好处谁就是王八蛋，无论事情能否看懂，但大家干预分裂势力默认为不算“多管闲事”，你不管反而会被鄙视。 这就让中国的分裂思想在组织中的扩散变慢，因为他们至少不能太公开的说了——除非他们提出一种新的“整合或团结”模式，而且这个模式还得到很多人的认可。 当然，反分裂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好处，但是就目前的管理水平来看——以民主集中制来了解分歧，用选贤任能文化来阻止太大分裂，这的确是一种比较好的“制度”与“文化”的协同。 选贤任能其实就是“大家觉得可以合理的大不相同了”，也就是“有君子品格的贤人”才有资格“君子和而不同”——这不光是品行的夸耀，也是社会职能。 那些没有很高品性又没有高级贤能的人，只能是“常人和而同”。 那些有品性但没贤能的人，他们失败了，我们会认为他很可惜（我们默认至少基础款的贤能是可以通过努力得到的）。属于“好人不和，下场同样惨”。 那些有贤能但没品行（搞分裂，拉山头）的人就是小人，是“小人同而不和”，比如说“和大人”就是典型的代表。 没有基础贤能也没有日常品行的人，就属于泼妇或者傻逼（类似于欧神文章下面的一些傻逼，他们不具备以上三条的任何一条）。 中国人最不能容忍什么啊？就是没能力的人还想搞分裂，所以我们看到当年蒋经国的时候还觉得能忍，至少对面还有点水平，大家还可以默认“血浓于水”。 可是菜菜子在全台冒绿光而且搞得一滩屎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能忍了，觉得“一国两智”了。 因为我们觉得蒋经国是常人。 小马哥上台以后干的不温不火两面三刀，我们觉得他有点笑人，虽然令人不齿但也有点本事——算你厉害，你先好好过着，你还有用。 菜菜子上台以后我们会觉得：卧槽你们这么一大帮人怎么搞了这么一个煞笔？你离我远点，出门的时候别他娘的说我跟你认识，丢人，你就说你是我弟弟的外甥的那条狗。 如果是皇权社会不得已跑上一个菜菜子皇帝，中国人最多觉得自己“哎呀，没本事，没种，搞不过”，看别的国家也是一样。 但如果是现在菜菜子的情况，那我们直接会把对方认为“没有一项最基本的认知能力，退化成亚马逊雨林的黑蜀黍了”。 其实这也是中国人对于“开化”的理解。 欧洲人是以宗教教条为先导。 中国人是以个人对组织领袖的判断与客观生活发展为先导。 也就是说，中国人对于一个“文明”是否开化或具有亲近感，主要取决于这个组织是不是也有一种“选贤任能”的“有个基本标准的选拔机制”，以及人民是不是以“生活稳定安康”来评价领导人——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有“安康”标准，但是中国人民对于安康的“审查周期”特别短，一有不好就全体骂街，而大多数国家可以靠虚假的承诺来缓一缓。 这和我们的组织术水平其实是有关系的，我们的政令从上到下的执行速度是相当快的（除非成本实在不够），所以中国的一个政策在老百姓眼里，它从“制定”到“落实”的平均时间周期就是比较短，审查周期自然就可以短——这种“急不可耐”其实说明了我们的执行效率的基础值本来就很高。 奥巴马这种忽悠了两年多还没太多人反水，而且整个连任下来能看到效果的没几个，事后评价也还马马虎虎…… 如果这样的领导人在中国的话，大概在他卸任以后，还会成为未来一代人在茶余饭后的嘲笑与批判对象。 而且嘲笑的不是几个政策，而是他整个人。 人家总统能10件事情里部分做到5件就算可以啦，中国的10件事情里面部分做不到3件就能被骂十几年。 中国人对于领袖的要求，是随着历史水涨船高的，很少有国家的大众能对领导者的要求这么高的。 但是呢，欧洲的个人化被分裂并且加上了一堆“保障”法律以后…… 你看看那些欧洲白左和右，他们“多管闲事儿”和“集体主义”的程度比我们高多了。 我们唯一能和他们比的民间组织，大概就是“神风拦狗车”的狗粉组织。 当然，狗粉组织这样的思潮也是从那边过来的。 我就说个保障“暴力”的法律，比如说管小孩的。 欧洲很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青少年保护法案简直是细的和什么一样的，稍微有点啥都能定罪，道德卫士就成了“卫兵”，监视着大家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使用大棒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 这对于富人来说还好，因为他们的确有水平也有资源。可是对于穷人来说就变成了“骂也不管用，打又打不得，长大点还可以还手而且没法真的抓进去”。 那还能怎么办？那就只能放养。不光放养，而且一看运气不好苗头不对，就赶紧在家里顶着一副“不算家庭冷暴力”的僵硬笑脸，喂饱孩子以后赶紧躲起来看电视。 这样的环境里，北欧的奇葩流氓小孩的比例有可能低吗？ 而北欧的做法也很简单：暴力增加了是吧？行！那老子把治安经费也怼上去以暴制暴。 于是他们的治安经费占财政支出的30%，但重大暴力案件的发生率还是不低而且逐年提高……至于晚上看不清的时候的普通罪犯，那除了关键地区以外，真的是……幸好他们人还算比较少。 如果按照他们的治安水平提升与经费提高之间的关系，要想达到在他们的人口密度下的中国的全域基础治安平均水平，基本上可以吃掉他们200%以上的年度财政预算——所以他们要“放松”一部分长期危害很大但管理成本太高的东西，例如说飞叶子。 北欧国家如果再不改变整体策略的话，按照他们的案件扩增速度，要想继续维持现在的治安水平，就当前的财政收入来看，不到20年内，他们的社会治安财政预算与效果的预期值，有一定可能就会超过他们的财政预算的50%。 这已经不再是北欧国家现有的财政方式能够协调的数字了，而降低他们的其他福利也几乎不可能，且很可能变相提高治安需求，而他们的税收系统压力也已经非常大了。 当然，合理的推测就是北欧的治安水平会越来越差，不过治安数据可能会好一些——全部警力投入一线，其他管理职能出现大幅度空缺，进而导致大规模数据缺省。 青少年保护法的过度实施以及异化，本身就和“民营学校摇号”没区别，只是这次摇的不是一个学籍而是直接摇人了。 那些穷而且没功夫和能力对付小孩的人，他们的“低端家庭学校”没了，只有放孩子飞叶子和嗑药才是完全合法的，而且那里还充满着自由平等的交易。 原来管下飞叶子和嗑药最怕花自己家里的钱，但随着管理能力的下降，叶子本身越来越便宜。 到了现在，当局终于打算最终解决这“最后一步路”。 大洋彼岸的加麻大：是，我也在努力帮大家解决后顾之忧，但是我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咳咳，各位亲爱的朋友，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国营单位卖叶子已经挺久了啊……但我想请大家多多包涵。因为我们发现叶子生意不好做，单位亏了好多。” 我是对历史不太在行，但这的确是我知道的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规模贩毒还能亏了”的故事（而且人家卖的叶子也不便宜）。 这件事绝对值得在世界瘾品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失败的国营案例，委内瑞拉石油公司都没这么菜） 某些中国小资产阶级，管这个叫“社会向高端化和自由化迈进”——这种说法基本上属于“印度地大物博，人口却很稀少，所以他们很富裕。其中一亿个人每个人都有9头牲口”。 9亿头牲口还算好的，至少大部分牲口不当飞行员。 我突然发现毛子在欧洲都算可爱的啊，人家出现问题了以后都只是喝喝酒耍酒疯，关键是卖酒的也没卖亏。 中国人是每天说自己人：哼，中国人都被洗脑了，大家都在胡说八道！一点逻辑都没有，大家说的怎么都不一样！ 然后每个人的要求都挺具体而且不一样，然后互相骂起来了，骂完以后继续凑合过。 欧洲人是每天说中国人：哼，你们中国人都被洗脑了，我们很自由，我们每个人说的都一样。 然后他们打起来了，打完以后也提不出什么具体要求，想了一会儿还是觉得提出分家比较保险。 好，我说了这么多，也提供了很多对比。然后我们再转回日本，找不同总能让事情变得更加明显。 日本这一块和中国是类似的，但是他们历史上比我们穷太多了，而且适合耕种的地方是“较小的棋盘式”。这就让他们的组织单位很小，但是必须小团体内关联度非常非常高，但是却非常的不安全——需要的决策智商比较低，但是稳定性期盼很强。 这就让日本对应我们“稳定政策”，不属于“多管闲事”的事情和人的等级变得很低，大家都疯狂的管闲事和担忧东西。 我们这边基本上要到一个很大的地方性青天大老爷才值得这么做，除了极少数人以外（主要看品行，也就是是否曾经通过于一些“选拔”，它的比重很大）。 所以日本的“神”非常非常多，他们对于一个“神”的稳定单位很小很小很小。 根据我在日本的经历，这个神在一般中型公司里，大概两个办公室就有一个——他们很可能对待一个“主任”的稳定要求就相当于我们对于“民营学校一定要摇号”的态度。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保守。 由于这样的“神”太多了，而对“神”的“信仰”是受到周围人的监督的。 注意啊，这里不是说溜须拍马，互相打小报告检举揭发。不是这样的。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在日本成为“神”的人，必须尽可能的保持自己的人设——就和小鲜肉一样，卖的不是演技而是人设。 这个人设主要是“已经做过的决策集”——你做的越多或手下人越来越杂，这个人设就会涉及到更多方面，越来越不能动了。 这最后就搞得一个人在公司里哪怕是喝个水，都好像是上台走秀似的。 像上台走秀其实也没错，但是评价走秀好不好的标准是“走的是不是和以前一样，最多允许你稍微走的远一点。” 但是，这也仅仅是针对“小野二郎”这样的料理师傅，毕竟是个个体户，只要路线不变的话走远一点也没事。 这个“走远一点”是啥意思啊？ 就是“精进技艺”的意思。 可是，大型企业是走远一点都能“牵一发动全身”的，是要涉及到别人的人设的——走着走着，不要说走法要一直固定，就连“一个任务上走多少步”都要固定住。 这就是日本人的“认真”——个体户还能是自主的越做越好，而大企业里则是“我需要做到96分，我就要尽可能做到96分，不能加不能减，这比100分还要难，所以我必须更加认真！”。 日本的大企业其实是不能“精进”的，自己工作水平是否提高都得看“神的旨意”，但“神”对于是否要一个人提高工作水平，第一考虑不是工作本身而是“人设”。 要求别人提高的时间间隔要和以前基本一样，工作要求要和以前基本一样，指标制定的理由要基本和以前一样，提升需求描述要基本和以前一样…… 为了维持人设的稳定，日本管理者可以罔顾事实，而且是从很基层开始就会这么做，做了对个人利益也没有什么加成。 这就导致日本企业就有一个很大的毛病：他们要想“改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他们的企业管理升级大多数只能通过“加一层”来解决。 有人说这是日本企业的“家庭文化”——对，是的，但是他们这个家庭不是“老板或总经理是爹”，而是“老子走到饮水机的路上都能碰到八个爹和四个娘”。 这个“加一层”其实就相当于“家里的娃结婚生了一个新孩子，我抱了孙子”。 这不是说和中国那样的加一个“低效率的监督层或支部”这么一点点事儿。 而是指“这一层是新加的，上一层的错误我改不了，那我就在新一层的时候试着一开始就把毛病修过来”。 大多数时候“老一层”是不会被去掉的，但是有可能后来新一层的人成为了老一层的上层。 但是即便是新一层的人成为了老一层的上层并且通过“命令”的方式让老一层修改方式，但老一层的“神”还是得尽量维持人设，而这种改动又成了新一层的人设——所以新加的一层的人设必须疯狂的折磨老一层，这样才能维持自己的人设。 而老一层的人正确的事儿不能干，所以只能带基层——所以日本企业才会这么喜欢单纯的折磨基层，更别说对海外员工了。 所以日本企业改组的困难简直是……经济泡沫崩溃以后，他们的老企业基本已经放弃治疗了。 其实在经济泡沫时期，日本企业的管理进步是很大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泡沫时期“加层”相对来说比较宽松，毕竟融资容易嘛。 另一方面是因为泡沫时期有很多闲的没事干的部门，因为没做事所以也没啥人设可言，所以变了就变了。 稻盛和夫为什么是“经营之神”啊？其实只要仔细看看稻盛和夫的书，大家就不难体会到日本企业家的艰难——稻盛和夫整本书的核心都是围绕着“咋一开始就搞得滴水不漏，尽可能让一个死板的系统活的长一点”。 我们的文化其实也有类似的倾向，比如说“三岁看老”。 但与日本比起来，日本简直就是“把你射在墙上都能看到你老”。 当然，让一个系统尽量的稳定和活的长一点是所有管理人员的目标之一，但我们也都知道一个系统如果不跟进环境变化的话，问题就会累积起来。 稻盛和夫当然也竭尽所能的想办法去弥补这个问题，以至于整个“哲学体系”都必须全面押宝。 这就是稻盛和夫坚定的坚持“人格品行”第一的原因之一：他就是在说“求求你们了，弄点可以接受“和而不同”的人进来吧，我为了这件事儿连人设都搞成这样啦！” 稻盛和夫，是把自己塑造为一个“神设”是要“和而不同”的人——为此他肯定牺牲了很多，他为了获得物质生活是完全没必要这么做的，这就是“圣人”。 虽然他以一己之力不能改变全貌，他也改变不了自己创造的公司的“走秀方法不能改”的基本要求，但是确实可以“大家可以自由的走的更远”。 这在稻盛和夫的第一个公司“京瓷”里特别明显，至今“京瓷”的这一特性还能明显的观察到。 但是毕竟京瓷是从小变大，而第二家电信公司就不能很好地做到了。 他反对日本二战后以“能力”为选拔标准的原因也很简单，大家仔细看他的书就能明白：日本人越注意能力，其实就越注意细节人设。也许经受过高强度教育甚至海外教育的人能够理解这些东西并不重要，但是日本普通的工作人员和中层管理并不能。这样也是一种“与本土脱节”的管理方式。 可惜现在京瓷又开倒车了。 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稻盛和夫提出的东西，就是“具有日本特色的西方管理价值观”，将一部分西方先进管理模式进行了成功的本土化改造。 你去日本的小企业看看，去个体户看看，确实能看到“精进”，因为他们精进的时候是符合“神设”的，没人挡着。 但是中型企业呢？你基本上只能看到“认真”。 大型企业……之前你还能看到“认真”，但是大环境的变化对于大公司更严重，大公司的“各级神设”固化更严重。 他们的“旧神设”不适应环境，但是不能改。精进么又要得罪人。 唯一绝对不会得罪人又能堵人嘴巴的事情就是“鞠躬”。 然后工匠精神就变成了“躬匠精神”。 日本人又大多有个人设，尤其是决策层——鞠躬不打脸。 所以真的……真的就是鞠躬就完事儿了——就算事情坏了，败的也是“能力”的人设，“核心神设”，也就是对待下属的常规路线没变，那下属就不会觉得有太大问题。 那么“神”和“牛逼人”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啊？ 就是暴力——包括冷暴力。 注意哦，在这样的环境里，冷暴力是直接能带来职场后果的。 在一个人“神格化”以后，这个“神格”已经超过了“决策”，成为了信仰。 所以你想打破“神格”，其实是在威胁其他所有人的既定“人设”——大家会感觉到危险，即便这和自己毫无关系。 生存环境里的逻辑被打破了，完了完了，生物大灭绝了！ 被“神格化”的人如果改变自己的“神设”，那会让所有人都觉得“天要塌下来了”，然后整个部门生产积极性爆炸性降低。 这在个体户里也就几个人“士气低迷”，改过来也还容易。而在大型企业里，那破一个人设可能直接针对的是一个部门，部门效率降低而拖累整个生产链条。 生产部份可能还正在认真，结果质检那边士气崩了，生产出来的产品还是不合格。 更麻烦的是：为了避嫌，验收知道不合格以后，大家在客户都还没不满意的情况下（因为原来质量标准定的高），日本人会先把这个问题炒起来以维持人设，而制定部门在明知质量要求不合理的情况下为了维持人设会进一步提高质量要求。 在客户一脸纳闷的希望日本人能降低标准并提高产能稳定性的时候，日本人拒绝了——因为降低标准会降低更多人的人设，而和客户道歉就只需要鞠躬。 现在是客户在对日本人说“你们能不能降低一些质量要求，你这个要求达不到就属于你们的造假，而你们又不能撤掉质量管理部门，那我拿到的东西的质量以后真的要完全不稳定的不合格了”。 在内部管理中，更更麻烦的是，日本人的文化环境是支持“长舌妇”的，八卦的一匹。 而且为了员工基本信息获取的需要，这种长舌妇文化只能被容忍，因为在日本大家太在乎“人设”了，真的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还有……正如中国的长舌妇文化一样，中国也有可以容忍的“背后说坏话”，甚至有些内容还很容易被当作“关系好才能说”或者“这是重要情报”。 这之外的东西如果经常到处传播，即便受害人有损失，但长舌妇本身也会受损——大多数长舌妇最后会学会闭嘴，要么被大家隔离。 日本人允许的“长舌妇”话题的种类基本上是跟着“长舌者人设”的——这些人设被认可以后，这一个人就可以传播属于他的那几类“背地里的坏话”。 一个办公室大了，每个人都有固定的“自己专业的背地坏话”，然后这个专业会成为这个人的“人设”——如果不设定好这块“人设”，你就是不合群，因为别人在这一块都有“人设”。 这些坏话基本都是“xxx人设倒了”——常常会造成恐慌和士气低迷，而且传播速度快的简直是……毕竟人家专业的。 大家应该已经大概想到为什么日本人会产生这样的文化了——他们长期以来，最紧密的组织本来就比较小，危机来的却很快，小道消息必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这个和西方地广人稀的国家不一样，地广人稀的国家往往是更大的“阴谋论”，而日本则是在猜测具体的决策风向是不是要变化（中国人也会，但是中国人还不到那么“捕风捉影”的程度）。 而它真正对“交易”产生影响，就是其中的“暴力”属性。 这个暴力有多强大呢？为什么是暴力呢？我以前知道很多案例，现在你们也可以发现相似的例子。 就拿日本泡沫时期炒股来说好了。 各位想一下，如果大盘很好，你周围的人在炒股，他们跟你说炒股。然后你说你不想炒股，他们会怎么说你？ 他们会说你太傻，有钱不赚啊？不要那么没胆子嘛。 这其实是上升到了人格层面，是无端推理，是上纲上线。但整体而言，单一事件的影响不算大（没那么捕风捉影）。 日本有多夸张呢？我想在日本有长期经验的人应该深有体会。 我以前就问过不少日本人，当年泡沫时期为什么要投进去，难道大家都没想到吗？ 事实上……很多人早就想到了，有大量的人知道不应该再投进去了，更不应该借钱了。 那他们为什么要借钱或者砸钱进去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你不投进去，你就是去当妓女或者老婆要和你离婚了。 （不了解日本人的各位现在肯定是：？？？？？？？） 总之，大家可以理解为一个“经过一个小小的点的不断润色和推理形成的堪称小说的故事，而且由于说故事的人都是各自谣言方向的专家，所以真实性和逻辑性都很强且具有很棒的聆听感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蜡笔小新》。 小新在全家出行的时候，经常和邻居说：“啊，我亲爱的邻居，我们家因为欠下高利贷，恐怕要失去房子。爸爸和妈妈要带着我和小葵去远方逃债。可是小白（狗）不能跟我们走，实在是太可怜了。” 邻居家的太太跑到小新妈妈面前：“啊啊啊啊啊啊（大哭），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小白的一生的！” 《蜡笔小新》就是一个用小孩的人物来反应日本大人真实生活感想的作品。用小孩子作为角色，看起来不会那么有压力。 小新爸爸的生活，代表的是日本男人觉得还不错的生活；而小新妈妈则是日本女人觉得挺好的生活——小新，更多的是日本人的“周遭的现实环境的缩影”。 让环境变成一个无力且没有威胁的小孩，爸爸妈妈好好的过着日子——这就是日本人生活的期望，它其实比“小确幸”更卑微。 这个搞笑片段总是反复出现，是因为日本人在这方面活的非常痛苦，看到这些画面都是苦笑。 《蜡笔小新》对于日本人来说，就属于那种“笑着笑着，一声长叹”的作品。 如果换成中国人有类似感觉的是什么作品呀？ 日本人看《蜡笔小新》就是我们看《都挺好》的感觉，只是蜡笔小新不会一整集都让观众沉重，比较像姚晨她爹住进别墅以前那段时间，以及在姚晨她大哥家里捣乱的时候。 所以日本人不是不知道问题来了，他们也不傻。 他们大多数其实都知道，而且也不是一定不能说。 就好比福岛那次，东电真的是都知道有问题，他们私下交流的时候也都知道现在的处理方式以后肯定要完蛋。 他们也不是不知道技术上怎么解决（现在是真的不知道了），也不是单纯的因为财务原因。 主要原因是“这事儿处理起来太不一样了，太突发了，大家怎么调人设啊。”。 所以你问他们这种问题，他们回答永远是这样的。 “搜奶，挖嘎达呦，寇磊娃目力大奶……西卡西……” （是啊，我知道啊，这样不行的呀……但是……） 这还算是实诚的日本人，不实诚的只会跟你说“哈一”，后面的那个“西卡西”就不跟你讲了。 （小技巧：日本人在聊正经事儿的时候，他真的觉得没问题会说“哈呦”。想说“西卡西”但没说的时候才会说“哈一”。“嗖得死奶”和“搜得死耐”也是一个道理——这很像中国“卧槽”的区别，只是我们用的是明显的语气，他们是直接在句子里，这样局外人就不好发现） 中国人“但是”后面可以跟进一些简单理由，但是日本人的“西卡西”之后一般没有具体理由，最后也基本上是“系嘎达纳一那~”（那也没有办法呀~） 我们熟悉的国家的人，除了那些烂泥糊不上墙的会根本不觉得有问题，否则在说出“没有办法呀~”的时候，一般是很担忧或者很气愤的。 那也没办法呀！！！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 我能有什么办法？ 这可如何是好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但是日本人的“系嘎达纳一那”的时候非常的不同，他们是“系嘎达纳一那~~~~~~” 人家是“因为没办法，所以才松了一口气”。 这在绝大多数国家里都很反常。但是日本不同，日本是一个集体主义极强的国家，他们的“家长”离自己非常近而且非常多——全民小婴，但却是被十几个奶妈揍到怂的婴儿。 中国巨婴就是乖巧做数学题的小学生，欧洲巨婴是流氓团伙。 小问题家长可以解决，家长都不能解决了那大概率它就是没法解决，就是没法解决就是社会常态，就是社会常态=没问题，至少自己不应该去想，以免做出什么新思考成为出头鸟。 没有办法=没我的事儿=我的生活还能如常继续=我爸是李刚。 简单来说，就是“格局太小”。 “出头鸟”在任何社会里都有相似概念，但是“什么是出头鸟”的概念程度不一样。 美国人的“出头鸟”是拉帮结派后的政治正确，不能不忠于小帮派的“最高指示”，不然容易被孤立——这个忠诚不一定是忠于个人，更像是“君主立宪制”。 虽然“修宪”往往很容易就是了，而且可能还有无数套，大家全是二五仔。 日本人的“出头鸟”是任何在既定框架外寻找解决方案的人，这很容易动了别人的“人设”。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宪”，所有东西都是“人设”。既忠于个人也忠于所有“家长”，但最上层家长和自己的家长之间的人设将会是“一家人里的不同性格”的差异。 日本人就是招呼于一大群“大亲戚”之中的人。 中国介于两者之间——所以我们看美国和日本都有一种奇怪的亲切感，但是又觉得哪里不对。 去之前看东西总觉得有很好又亲切的地方，但是真的去多了就觉得不对劲，而且因为有熟悉的东西做衬托，就觉得他们反而比意大利更不对劲（然后理解多了还是觉得挺合理的）。 这么说好了，美国人给我们的感觉是“格局倒是挺大的，但他娘的具体的东西呢？”；日本人给我们的感觉“具体倒是很具体，但是你到底想走哪条路？” 所以和他们接触得多的中国人，大体感觉：美国人“虚”，日本人“小”，中国人“贼”。 但是说了这么多，“神格化冷暴力”具体怎么是日本的一种“衰落属性”呢？ 我觉得应该可以理解为“惩罚性税收”差不多，比如说收个房产税什么的来压房价之类的。 一般说法是“加了税，卖房子的和交易房子的人，会因为利益减少而少搞搞，这样房价不就降了么？” 欧神讲：这样做不对，大家多搞搞多交易才会有更多房子。 然后我掰着手指头再顺着想了想……我发觉自己还真没见到过什么东西会因为加点限制门槛就降价的。 当然不是说没有东西变便宜了：如果加税让企业破产了，企业卖的二手设备的确是会更便宜，不过这和企业与企业的消费者没啥关系。 就算交易少了，但是新的卖房子和买房子的平衡点又会产生，但即便不算供应量的降低，我觉得房子还是不大可能更便宜。 因为道理很简单：加了税嘛。 当然因为市场竞争的关系，所以税收归宿应该不会全扔到消费者头上，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各切一刀的。 至少我上学的时候学校里有恶霸拦截收费零食跑腿同学，所以零食跑腿费用增加了。 这减少了大家买零食的次数，但是零食跑腿者收取的费用并没有变便宜，而是变得更贵了，两块一个东西变成了两块五（保底费用1块一个东西，哪怕是很小的，多了要收续费）。 但是零食跑腿的同学的收入也下降了，不光是总收入下降，而且单笔利润也降低了，从两块变成了大概1块5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应该和零食零售价没啥关系，因为零食零售价肯定是另行收费的。 而且学校旁边莫名其妙有人种了苹果树，让他们跑腿偷苹果的费用也是一样的上涨，所以应该和零食的零售价没关系。 但是呢，因为利润的缩小，跑腿的人减少了，所以很多时候只能找临时工代跑腿，收费就看心情了——大包小包的容易被恶霸盯上并勒索，可带小包的话单程总利润就很低，但跑的路是一样的。 提供全套服务的大跑腿联盟变少了，服务变差了，基本上只接量大的——虽然容易被坑，但也有足够的经费上贡嘛，这就更稳定一些。10个单子只要能几个单子不被拦截就足够赚回来。 但是那些单个批量小的，他们“找客户”也麻烦，而且万一出了啥事儿被恶霸拦住就可能一单全军覆没，他们的总利润又比较少而且不太保险，所以综合一下小件单价还大幅度提升了。 所以我感觉什么“收税降价”简直是瞎扯淡，收税只能减少交易总量和卖家利润，但是大家买房子还是更贵了。 还有，这个小件货涨价更明显，我觉着和“小户型”更贵了有点像。 这大概不是因为小户型“总价合理，很多人只能买的起这个”，而是因为小户型的分销成本更高，销售周期在同样人力条件下也更长——只要不是小户型远远的供不应求，否则大户型的分销成本肯定更低，地块成本更低，大地皮成本还要低，这里面就有个“人际信息传递成本”在里面，大户型在供需稳定的情况下，这块成本就是更低。 原来还有人说“小户型”会因为总价合理而好卖的很，但我感觉这就是扯淡——刚开始小户型卖的好，是因为小户型本来就少，和威胁大房子要多收钱没关系。 毕竟都是针对“目标客户”，销售难度在相应规格的人力下差不了太多的，而且管理成本上还是小户型更高。 而一旦收税，那么原来更赚钱更保险的“大户型”就要吃亏，可是房地产商当然要搭配着盖楼。 大户型吃亏了，周期波动较大的小户型自然也就更加要削。 也就是说大户型因为被恶霸缠上了所以只能做更大的单，小户型反而开发的越来越零散——这样对于用户来说选购成本也增加了，房地产商的营销成本也增加了，可是客户还是那些客户。 所以看上去对大户收税（尤其是单价也不算高的），其实还是会匀到小户型身上，而且指不定比直接制裁小户型更严重。 影响最小的是中等套，问题是这就让本来咬咬牙可以选大户型的追求生活质量的客户倾向于选择中套，自己的钱没发挥预想中的效用。 小户型的本来是追求经济的，剩下的那些钱有很多别的用途，但现在因为小户型单价太高以及选购太困难，所以干脆咬咬牙选择中套。 可是这样还是浪费了啊……而且大家被挤到中套去了，那又要变成“中套有人炒炒炒”那是不是又要对付中套呢？ 其实这种“对付来对付去”本身就相当于一种“信仰”——不要让手段超越“信仰”太多，让老百姓能在一定的“原有信仰”状态下生活的必要。这只有在一种时候需要用到。 那就是wei稳——这一方面是文化影响，另一方面是当局的“收入”模式的影响，因为有些钱虽然赚的比较“亏”，但执行起来可能相对省一些。 如果执行系统效率太低，那么治安以及其他安全保障就会乱。现代环境是一个高度复杂平衡下才能维持生存的整体机器，有时候承受不起这样的折腾，因此改进工作总是需要时间的。 这就好像说日本企业确实没有这些“神设”更好，但是一下子弄掉它会把企业搞掉——既然这种民族普遍特的信仰是一种生存方式，它源于更困苦和波动的生存环境（追求一波肥）。 如果因为这种事情让企业频繁倒掉，其实也不见得有助于这种特性的转变，反而让这种信仰在一代人身上得到了更好的验证，有可能会变相再次加强这种信仰。 这就是：社会发展总是螺旋上升。 这样来看稻盛和夫是特别伟大的，因为他不仅管好了公司，而且还带来了一种能“wei稳”但又在实质上取得了进步，可惜这个进步比起日本原有的属性来还是小小的一步（当然一个人是很难让一个社会迈出一大步的）。 在“wei稳”的过程中，大家都看得出哪里是“暴力”。 日本的一个“衰落属性加成”就在其中。 因为“人设优先”就相当于所有组织都在被征税，越复杂的组织被征税的越多——这相当于税收阶梯制。 只不过，这是一个“税务局”就在你身边的收税模式，你根本无法避税。 我们都清楚，在现代的生产与消费体系下，要想获得存续，世界和产业的复杂性必然会大大增加。 而日本的“人设”在很小的范围内就必须注意，这就导致他们的组织复杂度提升成本会特别的大，代际更替时的成本也非常的高。 通过这种经营成本的提高的规律，我们也可以逆推出“日本最适合发展，能打得过别的模式”的时代。 这个时代必须具备如下特性。 1：产业正在加速扩散，包括技术扩散。 2：生产能力在扩散中匮乏，某种既定的需求的供给严重不足。 3：贸易相对来说不太受到极大制约，交易成本在降低的过程中，新的市场继续诞生。 这三条缺任何一条，日本都打不过“欧美文化模式”和“中国文化模式”，但三条齐备就能对其他两类产生优势。 1：产业加速扩散——日本可以获得大量本来需要高复杂高合作的基础研究与生产系统提供的现成技术，这一技术涉及的部门越多规模越大对日本来说就越珍贵，因为他们的文化让其在平时的成本下很难做到一个高度整合并且具有极强具体针对性的研究集团。 2：既定需求供给严重不足——这让日本在“加一层”组织以针对特定市场时有更大的空间，更容易取得组织内部与外部的“较优解”。这会直接体现在产品的售价与可靠性的平衡上，产能增加也较为简便。 3：贸易不受太大制约时，主管盈利和维持部门的人有充足的决策空间，可以选择不做出在“人设”上有过大差异的贸易手段。 也就是“基本面条件”“管理模式升级”“决策弹性扩大”三者都有较大客观空间的时候， 此时，日本作为一个整体就更容易发挥其“响应迅速，全体统一”的优势——这个时候他们就能够爆发式发展。 但这样的条件相对来说较为苛刻，而且外部世界长期保持这样的状态的可能性较小。 而一旦失去了这三个条件中的其中一个，他们的整体成本就立即会被拖累——明白了吧？ 基本盘如果条件变差，那么他们的整合成本就会大幅度提高。 这一点在各行业必须密切整合的军工产业里尤其明显，而且军事产品越复杂，日本的差距就越大——只有在技术快速扩散的时期，日本才能够“一半靠自己，一半靠别人”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而且往往手段还比较极端。 例如在基础技术不足的情况下，试图让装备特别提升一个技能，在基础技术比较全面的时候他又试图全能。 特别提升一个技能的代表作就是“为了减重不惜一切”的零式战斗机。 而战后，“有了较多的基础技术支持，高估了自己的整合能力”的代表作就是F2战斗机——他们在80年代就考虑在飞机上使用有源相控阵雷达，而且还要求同一时间能完成对空和对海的双重搜索功能……技术很先进，但是指标就有点可笑了。 不过么，军种之间也是有差异的，有更大规模的管理经验及“不讲道理人设”的陆军，相对来说情况就比空军好一点。 更多技术整合经验的海军也要比空军好一点。 当然，他们也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而且很严重，但比飞行器有关部门还是要好多了。 陆军能管人，海军能在军舰上多堆一些装备来后续弥补，飞机这种从一开始就要求很多而且修改起来也要全体系的东西就不行了。 很多人吹牛逼“日本单反相机是日本整合能力的典范”——是，但是这个典范的门槛很低，而且稍微知道的人就明白，日本的相机真正能领先拿出手的只有“微机械”这一相当狭窄，研究非常看极小团队中个人水平的部分，这些人不太需要维持“工作中人际交往时的人设”，只要做好“专家人设”即可。 日本的高复杂性感光元件与光学系统，本身的领先程度相当低，但经费的投入却不成比例。 如果日本再不改变自身相机生产的模式，依然采取大量低效率的部门强行整合，很可能让日本消费级相机的优势在未来20年内灰飞烟灭。 最近比较明显的同类现象就是日本的航空发动机——各个零件的技术指标其实都不错，很多还是世界第一，但是拼在一起的性能居然只比模型飞机的发动机好一点儿。 虽然这些世界第一的技术不是没有意义，但是作为高度复杂更需技术整合与协调的制造业，需要维护个个“从小到大的大佬的人设”带来的问题可想而知。 当然，一些不太懂得整合的人可能会认为“只要找一些懂得整合的人才进驻”就能解决问题。 如果这么简单那日本人早就做到了，但实际情况是这些调过去的人直接影响了整个研发部门的军心，他们都跑到那些“宁可看起来更差”的企业里去了。 至于这些“最先进的技术”的实际应用也是需要理论的，所以这些子项目的人又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知道怎么用”的人，其他产业链里没有，人家没办法整合而转移技术又要很久，可是这样的技术转移还不如自己研究算了，反正差距在整合后很有限。 这也就意味着“日本的最先进技术”越来越难在外界快速投产，即便能投产也会遭到钳制。 日本的越来越多先进技术已经无法产业化了——所以日吹说日本先进时PPT越来越多，产品越来越少。 2：如果需求的供给没有发生严重不足，那么日本的改组能力就会大幅度下降，连带下降1和3而且受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 相对来说生产也研发部门还暂时可以稳定，尤其是在1可以满足的情况下，但是中间管理和信息交换系统会失能。 最直接的特征就是对利润进行准确预期的能力大幅度下降——减少产品复杂度（尽量使用成熟技术）且原生时就只需要较少的组织层级，同时维持近似产品的产品线的丰富性有利于缓解这一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任天堂。 反面例子就是索尼，这个问题在PS3卖了好几个月，上层才知道在开售以前很久研发部和生产部门就知道售价和生产成本已经发生了倒挂。直接导致开售旺季的利润大幅度萎缩，幸好PS3的过硬质量还是在后续扳回了一些局面，但它对索尼游戏主机部门产生的伤害至今尚未恢复，而且可能一直恢复不了。 如果索尼再不能想出办法，那么XBOX可能会开始侵吞PS的市场，因为这样的问题一旦继续延续，索尼主机的游戏开发商会产生更多的疑虑。 在游戏主机市场已经由“出彩点与满足尚未能满足的大需求分类”的竞争转入“大致已知需求门类的绞肉机之战”的情况下，这对当前索尼这样的日本企业是非常不利的。 3：这个东西的影响和2有些相似，但是它更多的作用于决策层——难以改变战略方向。 如果改变战略方向，大家都倾向于“自己会面临危机”——尤其是中下层。 甚至是“白米饭改成了掺一点糙米饭”都会引起巨大的反响，这与其说是常规意义上的“难吃”或“违约”导致的不满，还不如说是觉得“他们不负责任”。 这看上去很像是小孩和大人发脾气——确实如此，可是日本的这些“小孩”发脾气是成千上万一起而且是拿着家伙的。 在战略方向很多而且合并第一条优势时，才有可能给“老东家都安排工作”+“既保留旧时代的几乎所有东西，但同时掺和所有新时代的东西（上文的：保留旧层的功能加一层新的，即便旧层没用了）”。 明治维新看起来轰轰烈烈颠覆一切，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了解一下的话，明治天皇的绝大多数处理在我们看来都“过分的怀柔”，他几乎给每个反对势力都安排好了后路，只是对付了几个关键的头头，他下面的那些没用的东西却很保护。 日本人在“老传统”这个问题上，是不会奉行“如无必要，勿生枝节”的奥卡姆剃刀法则的，甚至是“明知有害，但不想动大家”（不是一个人知道装糊涂，是所有人知道还装糊涂）。 我们可能也会觉得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是这样，只是中国没有那么的严重（我们看到的很多传统的恢复其实是商业力量找生意，比如说“汉服”就很典型，而日本则是“不仅要花力气保存，而且还要增加”） 中国的“坏传统”大部分是会逐渐消失的（除非太严重或者有人觉得消失的太慢），但日本的“坏传统”很难逐渐消失，很多时候得靠“打没”。 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当局在面对环境突变的时候总是会莫名其妙的选择一些“返祖”策略，明知不行还要上去硬刚。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从盛到衰太短了，往往见证过盛的人都还活着，而且日本这样的体系也是很喜欢“长者”的。 而“盛”时的策略往往看起来是“最照顾大家的”，结果大家就会选择返祖——就算它不合理，但是反对它的话就会遭到群体冷暴力（煽动他的手下也会很容易）。 注意：我并没有说日本这样的策略对于他们而言是不好的。 在信息和决策对于大众有很大滞后性的情况下，这种策略其实是合理的。 各位想一想：如果日本选择美国或者中国方式，他们还能活到现在吗？想必是不能的。 就算能活到二战后，他们还能获得美国的信任吗？大概也是不行的。 在面对全面碾压时，他们就会树立一个新的神，一个新的偶像。 上一个全面的日本外来之神就是“麦克阿瑟”。 当然，美国人也许并不知道，日本人的神并没有他们的上帝那么稳定。 这样的“三合一”世界虽然在历史的发展中比较少见，但是在可预期的未来，科技的进步和全球化的放缓，其实还是会给日本继续留有机会。 例如说如果美国方面削弱速度加快，中国方面开辟了很多一带一路市场，世界新一轮技术反壁垒活动开始并发生势力转移（原来是美国），那么这个世界又会有利于日本——三合一又一起来了。 这是劣势吗？ 是，这在大多数时期确实是一种“衰神附体”，但这倒也未必表示日本人不能活下去了，他们完全可以靠在“三合一”时期莽一波而获取极大的优势。 工业化与现代化时代的产业依存性和战争的高昂成本，给了日本以一个“越来越不容易被灭”的情况下还能使用这样环境的机会——当然，这个条件对于所有组织来说都很好，和平总比战争强。 在这样一个地球上，大多数组织连这样的机会都利用不起来，所以日本还是能继续活着而且大概率过的不错，但是它“强盛”的时间总是不会太长。 和日本使用相似策略的国家是俄罗斯，但是俄罗斯走的盘面更大而且人均资源多得多，所以他们的解决组织扩大也能维持的方法就是——老子管理干事粗暴。 毛子也没办法用奥卡姆剃刀，所以他们会定期在组织里扔一颗大核弹，索性周期性炸自己一次——反正盘面大东西多炸了修的快，能不能弄掉坏的老传统主要看运气。 这就好比在玩“狼人杀”，别人靠推理和经验。但是……毛子的做法很奇特——他强迫桌上的每个人玩俄罗斯轮盘赌。因为狼人比好人少，所以大概率狼人会在好人死光以前被随机打光（这还真是富裕人家的玩法，但很败家）。 这样做效率其实很低很低，所以俄罗斯人的市场经济头脑怎么可能变好？变好了还是一样容易被打死（emmm……说不定更容易被打死）。 别人家的生存筛选主要拼智商，俄罗斯人的生存筛选主要比头铁——你头铁到能弹开子弹？那造反吧，你已经无敌了。 别人家比赛长大脑，他比赛长脑壳——毛子的历史，就是“你有原子弹，我有天灵盖，你打我我就长大天灵盖，把天灵盖从莫斯科撑大到柏林”的历史。 （真叫人头大） 所以没事别惹毛子，这家伙看起来是傻乎乎的，但是你机关枪扫炸都不一定扫的穿他的脑壳。人家自己本来就每天爆自己的头玩儿，早习惯了。 毛子的文学作品也是的：“俺在玩轮盘赌，趁着还有一口气老子要说生死遗言，很急，在线等听众”。 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想想俄国的自然和历来的国家环境，他不这样也活不下去——或者说，活下去的才能成为我们认识的俄罗斯。 日本这种“飙”三合一自古有之，只是他们的以前盘面相对比较小而已。 日本人民族性的代表人物，大约是丰臣秀吉——想想他的发迹，其实套路很相似。只是当时的“三合一”主要是基础管理技术有关。 而日本的辉煌也和秀吉一样，总是过不了大半辈子。 但无论如何，秀吉套路适合日本，而日本迈入世界舞台之时，这套东西也恰好适应于日本对应世界。 日本因此活了——如果他们离的是一个“大而空”的美国比较近而不是中国的话，日本就会变成一滩狭长的墨西哥，他本身和墨西哥到底差了什么就不重要了。 是否适合，这既是一个国家的奋斗，但也要看历史的行程。 如果不是太意外的话，当一带一路思想开始逐步推进，中国的世界治理方式也继续推进，日本是可以第二次借鉴中国的管理套路的——遣唐使又会出现，但这要求美帝衰落。 只不过这次，他们借鉴的是更大范围的，超出主权国土面积的超现代组织管理经验——只要人类还需要大规模的物资，物资还需要在平直时空下运输，这套东西就有作用。 不过日本想要利用这个经验，可能还需要很多的消化时间来消解很大一部分“旧传统”，但速度会比他们自己做快得多。 至于其他国家的大致类型么…… 美国的发展如果用123来看的话。 它需要有两个，需要2和3（需求明确但供给不足+贸易自由度提高，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它对于“外界”的要求程度比日本低很多，这是由国土面积和资源丰度决定的） 欧洲国家需要1个，是3——他们大多数国土面积小人口不均，一旦陷入囚徒困境就很痛苦。 那中国需要什么？中国最好的发展条件是：1、2、3都不多。 原因大家也应该通过看日本而想明白了。 中国最好的发展条件就是： 技术么，最好有点壁垒，但还是能千方百计搞到外流的，自己也能捣鼓一番。 需求么明确点也好，但供给不要太缺，最好大概套路已经明白了，初期经营风险不大不小，主要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中国人全都是马化腾。 贸易么，有点限制也不错但别只针对老子，只要让我们内部可以一起和外面斗一斗，顺带还缓解内部竞争压力就行啦。 如果用文学中的世界加以分类（也是一种“预期”的归类） 日本喜欢的世界模式：黄金时代（嘿嘿，大家都想高大事，我在中间当掮客，猥琐发育）。 美国喜欢的世界模式：蒸汽朋克（发挥人力与资源优势，管他科技树有没有点歪）。 欧洲喜欢的世界模式：克苏鲁世界（可怕的古神可能要带着他的小弟搞事情，你们不要打啦！坏蛋要来啦！ 英国：打打打，你们接着打，古神不会来的，美国不会来的，我脱欧了啊……） （哎？那不是说美国历史是个蒸汽朋克风格的克苏鲁故事？好像哪里对对的。） 中国喜欢的世界模式：楼上那些人净整这些狗逼东西，有这个功夫不如去北极种大白菜。 中国人喜欢描述世界的模式：你看看隔壁家的xxx多好，你以后不好好读书就只能去北极种大白菜。 中国人喜欢的在世界里描述中国人的模式：白菜白菜白菜，到了北极还是种白菜！你们有没有点出息？你看我，我在南极种白菜。 另一批中国人：种白菜的工人宿舍要不要？我弄个房子，再给你们弄块地皮好不好鸭？ “滚，搞得那么贵干什么鸭。” “你买不买鸭？” “买鸭买鸭！” 中国人嘛，给他一把割庄家的镰刀和一把造房子的锤子以后，两个放在一起就什么都有了。 中国人在困难时：老乡，我庄家开花前遭虫啃了，借俺一点大白菜种子呗？不借我在你门前哭一宿。 中国人在普通时：老乡，你门口家的地不要的话，我种点大白菜行不？不让种的话我半夜里再找你老婆商量一下。 中国人在强盛时：老乡，你客厅里缺乏绿化，我来给你种点大白菜？不给绿化我就跟你宣传市委的绿化条例，你听不懂我可以跟你说一礼拜。 中国人在重建时：老乡，地契上写着这块白菜地是我的？不承认的话，我就在地里撒石灰。 一群人：别听他吓唬人，撒了石灰他也不能种大白菜……卧槽真的撒了啊？得得得，垃圾玩意儿还给你，看你怎么种白菜。 中国：我种蚕豆。 某强国：大家不要怕，实在不行老子往他家门口的泥巴里面堆沙子，做手术刀式打击。 中国：我种西瓜。你们说西瓜是种族主义食品，我们抱着半个冰西瓜用勺子挖着吃。 某强国：大家不要怕，实在不行老子就往他家门上泼红油漆。 中国：泼的时候小心点，你老婆今天早上要从门口出来。我们谈了一宿，你老婆真不讲道理，一直说“你好坏哦”，还大吼大叫的。 某强国：你他妈啊，fuck，有什么事儿明着来。 中国：哦，明天下午是有一场村民会议，你老婆是谈判首席代表，你老婆没跟你说么？ 某强国：我老婆跟你谈判？你怎么不说她和你谈恋爱？ 中国：你怎么能这么污蔑你老婆？我们是很纯洁的炮友关系。 某强国：你他妈啊，fuck，看老子踹你一脚！ 中国：啊啊啊啊啊，打死人啦，乡亲们啊，恶霸打人啦，哎呦喂呀，我日子没法过了呀，大家快来看看啊。 乡亲们：叫的好大声，话说屋子里兹拉兹啦的声音是什么？ 中国：哦，我在磨……磨洋工！对，是磨洋工，我没在磨刀。 某强国：大家看啊，这个家伙是此地无银…… 中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三……百）哇啊啊啊啊啊啊啊！这是磨刀论啊！！！诬告啊啊啊！！！这还有没有王法啦！！！！我滴妈哎（……两……）~~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全文的意思，大家看到这儿也就明白了，说到底是一个很简单的内容。 这还真的是能用三句话说明白道理，这三句话也没有任何的高深之处，我们平时也都听过。 那些“日吹”的人肯定也听过，而且大部分稍微有点文化的日吹还是从日本相关内容里听来的。 但正是因为大部分人并不能结合实际环境与发展来考虑问题，所以他们看到的“变迁影响条件”永远只能在所有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客观条件下指向同一个具体结果。 当然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即便是水库里的大多数人也是中国人，中国人自然倾向于从中国人的直观感受看问题。 而中国是一个“三合一”一个条件都不要才是最好的长期条件，所以看到任何一个能符合三合一中的“最大优势”的群体都是——卧槽他们好聪明呦！ 毕竟贼会给别人看吃肉，但不会给别人瞅他挨打的时候。 同样的感受部分，但感受的强度不同——就好像给我们看《蜡笔小新》，给日本人看《都挺好》的差异。 暴力能让人感觉到自己的生命直接受到全部或者部分威胁。 暴力本身基于一种“强烈的底线共识”。 日本“衰的快”的一个长期“属性点”，就是他们的共识太多了——对于领袖来说，危机感强是好事；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危机感都很强会让信息流动因此倾向缓慢和失真，这就使暴力危机有更大的活动空间。 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交智商税。 但大家如果都在交这个智商税，那么这个税就成了一种共识。谁敢违反这种共识就是偷税，是要挨打的。 任何的共识，都是一种针对组织交易的“税收”——它可以养活你的“群体意识”这支军队，但同时也会让你的组织适应环境变化的效率降低，组织越大越是如此。 对个人：信息扭曲智商税。 对组织：人造偶像暴力税。 智商税养活暴力税，暴力税促进智商税。 寿司之神的表达的衰落问题主要并不在于“生产不讲效率”也不是“徒弟愚忠”，而是“日本人全体多管闲事儿的手伸的太长（插手所有人的交易）”。 是“手太长”产生了“不讲效率”产生了“愚忠”产生了“冷暴力压迫”产生了“造神运动”。 日本人历史上的面对暴力威胁太大太频繁了，所以他们不得不交历史智商税。 而智商税，让他们在面临情况突变的时候，就很容易用全体的最终暴力来解决问题——但那时他们已经在用生病的躯体去对抗正常人了。 因为共识的关系，这个病人无法在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生病，哪怕是在对抗中被打惨了也不敢退缩。 大家都不能说，1000个小家长和1个大家长对比，就不知道谁大谁小——所以看似日本“社会等级很多”，但一旦遇到大事儿就乱成一锅粥。而那时当权的大多数都是维持人设搞出来的稻草包（就像小鲜肉平时流量挺大，票房就那样也没事，可是排片的时候遇到《战狼2》的时候就只能哭了）。 山本五十六：你们这帮傻逼老子带不动。 这就是日本的“下克上”传统的由来。 大家推着家长往死路上走，大家都知道自己在往死路上走，但是谁先说谁先变化，自己就得先死为敬。 顺带一提：中国平衡组织规模，人均资源紧张的矛盾，靠的是双轨制。 只有一个特定群体，经过了选贤任能的群体，才能作为“家长”——在中国，当“社会家长”是需要考核的，通过了考核才能当家长。 一大群差不多等级的孩子，他们共同依赖一个家长——家长更像是幼儿园的园长（日本是一层一层的家族长幼，全是家长）。 中国不是家长制，是幼儿园制，是小学“五道杠”制。 中国的“幼儿园制”和“家长制”的区别，就是家长靠的是“天然辈分”或者“强行夺取”后的平衡来决定次序，而中国还有一条“社会总体水平考核”——所以中国的“公职”就是幼儿园园长的意思。“公共”的根据既定职能来划分的园长，和单纯且必然无条件的家长带孩子不一样。 在中国当“父母”是真的要考试的。 为了顺应新时代的变化加速，我们选择了民主集中，通过不同“园长”的信息上传与实力对比来成为代表——在这个过程中，大群体（城市）的家长太多，能成为上报者的方式大多是随机（鬼知道选了什么代表，所以没人能操纵他讲啥）；而对于小群体的家长，那就要靠实力（皇权不下乡，你们要选一个能管自己的人）。 皇权和大批园长，主要的作用就是界定什么才是“小地方”和“大地方”的必要区别。 中国就用这么一个双轨系统来应对——在下层轨道上，人人的危机感都很强，看到哪个国家都觉得牛逼。但这样可以让他们更好的完成某些职能，尽管他们内部的组织变化比较费力，但毕竟小组织内部产生不可更替的东西会比较小，打坏也容易。 下层轨道更像是高层日本人。 在上层轨道上，情况就会被事实民主所取代，因为信息上传的量与“控制群体数量”本身就能为选拔带来足够强的印证能力（难以操控的随机性）。 所以中国的上层，更像是顶级美国人。 而中国上层与下层的权责关系，也更像是美国人与日本人的关系。 常规的国家系统无法容纳我们的文明，所以我们的文明在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外皮下，事实上形成了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的泾渭分明，但又密不可分。 所以，如果你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优劣属性和兴衰顺序”的相关理论套用在中国身上，你都会觉得“不应该啊，中国不应该啊”。 在大多数时候，中国内部的这两个相当于其他主要国家的“整个文明”的“国内国”，是一个此消彼长但又共生的关系。 它更像是一种“新陈代谢”关系而非常规意义上的“西方统治”。 这种区别不是因为官宦文化而产生的，而是官宦文化是因为现实需求而自行摸索的。 这是一种“演化”，中国在大区域统一的情况下演化的年数很长。 当然，中国还是很原始。只不过其他国家还在细菌级别，他们只是“一个文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文明用于多个国家”。 中国则是“一个家里面有两个国家”。 这“一个家，两个国家”有什么重大意义吗？ 如果从生物演化角度来看，中国是现在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出“分化出器官”能力的国家——而“一个文明，一个国家”，内部是靠同质物互相对抗制衡而存在，还没有形成器官。 生物好的同学应该知道“形成器官”的重要性，也能够理解没有器官时的生物生存方式。 我们常常说“中国的治理哲学是制衡”，但是，其实我们并不是上下制衡。 我们是“上国内”左右制衡；“下国内”上下制衡。 上国和下国之间并非制衡，而是在做买卖——这是一种决策承包关系，就像一大堆想投保的人一起去保险公司要求买一个量身定制的团体保险一样。 上国是“战略管理咨询公司+团体工伤意外险保险公司”。 正是因为这种复杂性，所以中国人能明确的看到“别人活下来是因为什么好”，尽管不一定知道这个“好”什么时候会变成自我反噬的妖怪。 能一眼看出“好”是因为中国人比他们复杂许多，下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并不会和日本人一样“强行限制一条道路的人设”，只要这个人不会危害到“上国保险公司”就行了。 可是，要想看到中国的“好”就说不清了，这是因为我们身处在这一复杂之中，而它比中国人还要复杂——无论这个中国人是“上中国人”还是“下中国人”。双国体系处于高度动态适应平衡之中，这在目前的管理知识中还无法达到“认知”的程度，只能“观测总结”。 我们已经走在了“尖端”的前面很远，具体理论根本来不及跟上实际发展的脚步，连我们自己都不行。 你很难看到中国的“好”，但是却很容易看到中国的“坏”甚至“要完蛋”——因为，你总是能够看到中国内部的“上国”和“下国”里总有一个好像要完蛋。 但实际上，只有两个一起要完蛋，中华文明才会完蛋——但是到目前，其他竞争对手都只有一个部分，现在地球上的竞争无法使中国完蛋。 因为“上国”和“下国”，总是习惯性的此消彼长——就像我们的不同的功能脑区一样，复杂的计算和急速的反射常常互相压制也互相促进，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采用不同的优先级以适应环境。 这种系统无法100%的同时发挥出组织的最大潜力，但是却能稳定的发挥出80%的能力——别人也许会在10年内发挥出100%的潜力，但是它也来不及消灭我们。而在十年后，我们依然是80%的能力，但对方却缩小到了50%。 100年内的特殊时刻只有10年能让对手有100%的发挥，而我们在其他90年的时候都是80%。 只有“功能”分化比我们更合理的一个整体组织才有可能消灭我们，但它在当前的地球上还没能演化出来。 中国人自己很难感觉到这一点，但是和中国打交道很久的国家就能感觉到这一点，他们会感觉到绝望，有些甚至绝望到以至于想通过“快点，我们这次天时地利人和终于在这一段时间占据了上百倍的优势，赶紧想想怎么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不了解中国的敌人，会觉得“看上去积攒优势就可以一波推平”；但了解中国的敌人，他们已经陷入了绝望，以至于到了“能捞一点是一点”的亡命徒的境地。 技术的原因，上一次绝望只发生在亚洲。 这一次，我们有船和飞机了。 我记得一个科幻故事：一群形似恐龙的外星人，他们拿着火枪和土炮，开着木头做的超光速飞船的外星人入侵了地球。 地球人轻松的屠杀了他们。 我们拆了他们的木头飞船，发现原来超光速航行的技术是一个原始人都能造出的东西，只是人类偶然间很久没发现。 超光速航行没有从属应用，只是移动东西——但是正因为如此，很多种族很早就开始拓展自己的领地，不愁生存资源，过着星际打猎游牧的生活。 而人类为了在一块狭小却也丰饶的地球上生存开发出了大量的其他科技。 即便如此，人类的生活还是越来越艰难了，地球快被挤爆。 恐龙外星人头目（被俘）：“什么？你是说，他们发展出这些惊人的技术的原因只是因为没有碰巧发现超光速装置？” 恐龙外星人巫师：“我想是的。”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一切可怕的东西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超光速装置。” “现在他们有了。” 也许我们不应该吵着“我们为什么没有诞生工业革命”，因为我们没有的可能只有工业革命。 看完这篇以后，可以回去看看上次的《寿司之神，绅士游戏，日本衰落》 上一篇有评论说：这简直就是在看一场生物演化大战。
是啊，但是看完生物演化，那就再看看“自然规律”。 从现象到现象，从现象到本质，从本质回到现象，从现象再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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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16 16:5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