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奕訢的浮沉与“同治中兴”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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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是“同治中兴”的起点。


这年的8月22日，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死在了热河行宫。他生前留下的人事布局——肃顺、载垣、端华等八名顾命大臣，被恭亲王奕訢联手慈安、慈禧两宫太后，以秘密政变的形式突袭逮捕，肃顺被直接处决，载垣、端华赐令自尽，余者或被革职，或被充军。


前任皇帝去世，八位顾命大臣被连根拔起，清帝国的内政与外交，有了改弦更张的空间。


咸丰“以夏制夷”
咸丰皇帝奕詝自二十岁登基，即致力于在对外政策上重拾 “以夏制夷”的昔日荣光。
那些在道光时代因主张抚绥议和而受重用的官僚，在咸丰初年纷纷下台。浙江宁绍台道咸龄，被开缺的罪名是“惟夷首之言是听”，闽浙总督刘韵珂与福建巡抚徐继畲，被免职的罪名是“委曲以顺夷情”；朝中大佬穆彰阿与耆英被革（降）职时，皇帝甚至亲笔撰写了他们的罪状，说他们排挤中伤主战派，“抑民奉夷”。取而代之的政坛红人，是那些长期被弃用的主战派，比如曾在台湾与英国人发生过武力冲突的姚莹。


可惜的是，这种强硬立场，建基于一种盲目的自信，并无真切的实力作为支撑。


1858年，英法联军兵临城下，不得不接受《天津条约》的咸丰，只能将帝国的荣光寄托在外交礼仪之上。他向前方负责谈判的官员下达指示，要求条约中必须规定，西方使节来华，“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家眷”，理由是：若允许西方使节在觐见时以鞠躬代替跪拜，自己必会颜面尽失，清廷“何以为天下共主”？


但清军毕竟是战败了，咸丰的指示无法得到贯彻。《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里，白纸黑字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觐见大清皇帝时，必须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


可用的对策，只剩下回避与西方国家使节会面。1860年，因换约纠纷，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咸丰对联军的八项议和条件全部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这一条，表示“万难允许”，责令负责谈判的怡亲王载垣坚决抵制，还说了重话——若抵制不成，“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当然，决战并不存在。皇帝匆忙逃去热河，英法联军攻入京城，烧掉了圆明园。恭亲王奕訢奉命收拾残局，与列强签订新的《北京条约》。洋人退去，英、法两国也承诺不再坚持让公使入觐“亲递国书”，但咸丰对这种承诺并不放心（毕竟外国公使已经正式进驻北京），他坚持留在热河，不愿回返京城，且对恭亲王奕訢以平等礼仪与洋人会见一事伤心欲碎：“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1861年，咸丰骤然死于承德，清帝国紧绷了多年的对外强硬立场，瞬间就松弛了下来。

图：恭亲王奕訢
肃顺整肃官僚集团


作为奕詝唯一倚重的权臣，肃顺不是一个坏人。甚至可以说，在整个咸丰时代，他是最有政治理想的高层官僚。


肃顺是满人，但他很罕见地愿意结交、重用汉人。《奴才小史》里说，肃顺当政之时，对待满员“眦睢暴戾，如奴才若”，对待汉官却“颇为谦恭”，理由是“咱们旗人浑蛋多”。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些人在咸丰时代得到重用，都与肃顺有直接关系。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是肃顺的建议；左宗棠遭人弹劾，也是肃顺维护褒奖；郭嵩焘这类开明汉族知识分子，也是肃顺着意结交的对象。


肃顺也是咸丰朝整肃官场腐败最积极的人。咸丰八年，他查办“戊午科场收贿案”，杀了包括大学士柏葰在内五位中央官员，数十名高官与新中举人被革职或者流放。咸丰十一年，户部为逃避肃顺对“宇字五号案”的追查，纵火焚烧了户部档案，大火持续了六个时辰，相关文档字据全部付之一炬。户部被逼到这种程度，可见肃顺反贪是在玩真的。所以，大火之后，该案仍有数十名高官被革职抄家。


除此之外，肃顺在政治生涯晚期（亦即被杀前夕），还曾“奏减八旗俸饷”，理由是“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要钱耳”，不足以充当朝廷的统治基础，还要消耗朝廷大量的金钱。


凡此种种，都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侵害。所以，处决肃顺让整个官僚集团欢欣鼓舞，囚车经过之处，“其怨家皆驾车载酒”前往围观，指使儿童朝囚车扔泥土瓦块，痛骂“肃顺亦有今日乎！”


肃顺死了，清帝国官场多年来的战战兢兢，也瞬间松弛了下来。
议政王与太后的“改革”


毫无疑问，咸丰和肃顺，是爱清帝国的。


但就维护政权而言，他们那种爱清帝国的方式并不正确。与列强掰手腕争“大国尊严”，与帝国的统治基础官僚集团、旗人群体为敌，都只会加速清帝国的灭亡。


他们死了。纠正他们生前的内政、外交路线，就成了新任议政王奕訢与新晋太后慈禧的首要之务。


英法联军初来时，奕訢也曾是慷慨主战阵营里的一员。奉命议和之初，他仍幻想着可以整顿清军固守京城，一度强硬要求联军先行退兵，然后再释放扣押的英、法俘虏。但现实无情，清军不但一触即溃，而且“开门纳敌”，联军几乎未损一兵一卒就进了北京城。留给奕訢的，只剩下城下之盟。


签订《北京条约》时，奕訢的内心是忐忑的，他担忧“目前所失既多，日后之贻害无已”。但联军“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竟能依照条约，主动退出京城，又让他颇有一些意外。在给咸丰的汇报里，他说这些洋人“渐觉驯顺”，“志在通商”，并无夺取清帝国政权的野心，可以用信义来笼络他们，“驯服其性”。驯顺、驯服这些字眼，既是在迎合咸丰的口味，多少也代表着奕訢内心的真实想法。


真正让奕訢对近代条约外交产生信任，是1864年的“李福斯事件”。


这年春，普鲁士首任驻华公使李福斯乘坐军舰由天津进入北京，计划赴总理衙门面见奕訢呈递国书。在大沽口，李福斯见到三艘丹麦商船，遂直接将其扣押（普鲁士与丹麦当时处于战争状态）。刚刚接触到《万国公法》的奕訢，以书中所载国际法为依据，谴责李福斯，说他在中国洋面扣留他国船只，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扬言此事若不能得到合理解决，总理衙门将拒绝接待李福斯一行。李福斯只好派人到总理衙门谢罪，承认此事“咎在我国”。


1864年8月，奕訢奏请拨款印刷《万国公法》。在奏折里，奕訢特意强调了李福斯事件：“本年布（普鲁士）国在天津海口扣留丹（麦）国船只一事，臣等暗采该律例中之言，与之辩论，布国公使即行认错，俯首无词。”


次年2月，300部由总理衙门大臣做序的《万国公法》，被分发给各省督抚参考备用。清帝国终于开始尝试走出“华夷秩序”，开始意识到遵重条约外交的重要性。


大略同时，清帝国的官僚系统，也接收到了来自慈禧太后的极大善意。


太后不关心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如何，也不关心官员们是否贪腐成灾，她关心的是官僚系统对最高决策层（也就是她自己）的向心力。她的执政方针是“博宽大之名”。派人担任科考搜检工作时，太后的指示是“勤慎当差、莫要多事”——好好干，别像肃顺那样整出一大堆事情来；见到御史弹劾自己的亲信，太后的第一反应是“此无他，不过我所用之人总不好”，要弄死这个对自己没有向心力的御史，而当获悉御史此类弹劾不过是官场陋习，只为敲山震虎多收几份炭敬时，太后的反应就成了“大笑”。


太后很明白，官僚们的日子过舒服了，自己的日子才能舒服。在这一点上，她比自己的丈夫有见识。


搬运、学习近代技术文明


奕訢与慈禧在1861年启动的“改革”，核心内容有三。前文已提到了两点——尊重条约外交；与官僚系统和解。第三点是：将近代军事成果与工业技术搬运进来。


这种搬运，并非易事。“阿斯本舰队事件”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1862年，奕訢曾试图通过总税务司李泰国，自英国购回一支现代化的舰队。但李泰国有着奕訢所不知道的盘算，他拿了清廷的钱，所致力于组建的，却是一支完全由英国人掌控，只听命于自己的私人舰队。1863年1月，李泰国与他所选定的舰队司令阿斯本（原英国海军将领），在伦敦签署了一份包括了13项条款的合同，其中第二款规定：“凡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意即：阿思本不仅仅是这一支舰队的司令官，也是中国所有官船（无论中央和地方）的司令官。第四、第五条又规定：“凡朝廷一切谕阿思本文件，均由李泰国转行谕知，阿思本无不遵办；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转谕”。意即：舰队虽然是中国出钱购买的，名义上属于清帝国，但舰队司令阿思本只听李泰国的指挥；李泰国名义上接受清廷领导，但只要他不爽，就可以拿“阿思本不能照办”这条理由，拒绝将清廷的旨意传达给阿思本。
如果李泰国的阴谋得逞，那么他将拥有一支几乎可以完全控制东亚的可怕的军事力量，李泰国将成为整个东亚的太上皇。


奕訢察觉到情况不对时，钱已经花了出去，而且超支。总理衙门的官员，无法从李泰国那里获知任何详细报告，无法掌握具体的开销账目，根本不知道李泰国把钱花在了哪里。而李泰国招募的600多名英国官兵已经到位，“合同十三条”也已经签署完毕。1863年9月，阿思本率舰队抵达天津，与李泰国一道威胁清廷，要么接受既成事实，要么听任阿思本解散舰队，清廷的全部投入将血本无归。


最后，在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提点和斡旋下，军舰被送回英国，由英方负责变价出售，李泰国的总税务司一职被解除。在这场搬运闹剧中，清廷支出白银146.2万两，收回56.9万两，亏损89.2万余两。


直接搬运器械的损失如此惨重。培养合格的技术搬运人才，很自然地就成了改革的当务之急。


1866年，奕訢上奏请求在他一手创办的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理由是“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为了堵住反对者的口，奕訢还在奏折里胡说八道，宣称西学的根在中国，只不过洋人心思缜密，善于运思，所以现在水准才高于中国，但究其本质，西学的源头仍然是中学。他希望，翰林院里那些编修、检讨、庶吉士们，也能够放下成见，加入到天文算学馆里来，将自己培养成合格的技术搬运人才。


但成见是不可能放下的。因为成见背后，关乎到切实的利益——朝廷要培养技术官僚，政治官僚们不可能没有话说。大学士、帝师倭仁亲自披挂上阵，强调立国之道在“在人心不在技艺”，痛骂奕訢的做法是“以夷变夏”，将会招致亡国灭种的结局。倭仁是清帝国政治官僚的最高代言人，在他身后，还有李鸿藻、翁同龢、徐桐等一长溜政治官僚结成了攻守同盟，在声势上，远非奕訢一人所能抵御。


不过，倭仁们的声势再大，在1866年的“同文馆之争”中也不会有胜算。因为培养技术官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系爱新觉罗的天下；政治官僚的利益，必须为爱新觉罗的利益让道。所以，当纷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后，两宫太后站了出来力挺奕訢，下旨要求倭仁随时留心寻访精于天文算学的国产之人，且命他在总理衙门行走。倭仁高举反对西学的旗帜，这个职务，对他是一种含蓄的羞辱。


双头体制的消亡


靠着两宫太后的支持，奕訢获得了1866年“同文馆之争”之争的胜利。对奕訢而言，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五年前，他本是议政王，与两宫太后共同执政，是清帝国双头体制的一端，他可以针对倭仁下达命令，而不必求助于两宫太后。


但双头体制是没办法在改革中维持太久的，因为所有的改革，本质上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任何一头因为改革而获益，都会引致另一头的不满，进而这种不满就会变成改革的绊脚石。


自然，当奕訢通过支持曾国藩、李鸿章一干人等，在改革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时，慈禧太后也是不高兴的。1865年的4月1日，太后与议政王当面起了冲突。慈禧痛责奕訢重用汉人，“这天下，咱们不要了，送给汉人吧！”奕訢不服，慈禧又发飙，“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 奕訢回嘴，“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然后自久跪中擅自站起，慈禧又“大呼言恭王欲打她”，太监们只好把奕訢先弄了出去。
次日，慈禧写下一份字体幼稚、错别字连篇的亲笔懿旨，责备奕訢自当上议政王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括号内为对慈禧错别字之更正），宣布要革去奕訢的一切职务。

图：字体幼稚、错别字连篇的慈禧亲笔懿旨


慈禧与奕訢翻脸的前一年，也就是1864年，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已成强弩之末。在这个时节拿“重用汉人”跟奕訢算账，明摆着是要煽动朝中久怀不满的满族亲贵，打破双头体制，将奕訢从摄政王的位置上拉下来。


满族亲贵们确实有很多的不满。1864年，全国总督缺额10名，旗人只占其2，汉人占了8席；全国巡抚缺额15名，全部被汉人占据。


但奕訢也有他的苦衷。自1850年太平天国起事，为了保住爱新觉罗的皇权，重用汉人为地方督抚，就一直是朝廷的既定策略。这一年，全国总督缺额10名，旗人只占4席，汉人占了6席；巡抚缺额15名，旗人只占1席，汉人占了14席。再往后，整个咸丰时代一直在与太平天国作战，肃顺也就一直在重用汉人。奕訢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因袭故智，慈禧给他扣大帽子，说他重用汉人是要葬送爱新觉罗的天下，他自然不服。


慈禧不在意奕訢服与不服，她在意的是可以在1865年将奕訢的议政王头衔摘掉，从而废除双头体制。完成了这个目标，奕訢之前如何重用汉人督抚，慈禧也继续如何重用汉人督抚；一如当年奕訢杀掉肃顺后，肃顺之前如何重用汉人督抚，奕訢也继续如何重用汉人督抚。事情的关键，不在改革措施的对错，而在改革措施由谁掌控，改革之后由谁获利。


依靠着与慈安太后、文祥、醇亲王及曾、左、李等地方督抚之间的亲密关系，奕訢得以继续任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但他与慈禧之间，在名份上已有了高低。后者在二线垂帘，是最终决策者；他在一线忙碌，是信息处理枢纽，是中转站，是提议者和执行者。光绪二年，文祥去世；光绪七年，慈安太后去世，奕訢的支持者日渐凋零，他与慈禧之间的“一、二线关系”，也就愈发明朗了。


一线执行者，天然要做二线决策者的替罪羊，史上所有的“一、二线关系”，都是脆弱的。奕訢与慈禧，也不能例外。光绪十年，也就是1884年，借着中法战争失利这一由头，慈禧对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实施了大换血，恭亲王势力被迫从朝堂全面退出。这就是让李鸿章“念之心悸”的“甲申易枢事件”。


中法战争的失利，奕訢领衔的军机处，自然是有责任，主要责任在于和战不定。但这种和战不定，根源又在于慈禧的立场不明——她一面以谕旨安抚致力于“维持和局”的李鸿章，一面又放纵朝中清流弹劾包括李鸿章在内的“主和派”，军机处自然是无所适从。


此后，这位1861年改革的启动者，在自己的恭亲王府中，默默度过了漫长的十年，直到1894年被重新启用为总理衙门大臣。1898年5月，奕訢去世，临终前对着光绪“张目”说道：


“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信小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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