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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论应运而生。
一）
这两天，在腾讯视频重温了2004年经典剧集《汉武大帝》，聊一下两千多年前那段尘封的故事吧。
前141年正月，汉景帝驾崩，大汉帝国迎来了新主人：武皇帝刘彻。此时，他满16岁，刚成人，有的是热血雄心。
帝国建立后，白登之围、诸侯反叛、吕后专政、七国之乱……，在曲折中折腾探索了20多年，终于走上“文景之治”拨乱反正的轨道。
建国初，帝国穷到极点，刘邦都找不齐4匹同颜色的马，将相上班只能坐牛车，通货膨胀，1石米值5000钱，很多地方人相食，死者过半。
经过文帝、景帝先后40多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武帝登基时，曾经一穷二白的汉帝国变富了，富到流油了。
“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史记•平准书》
和它的新主人一样，汉帝国开始步入它的青壮年阶段：根基稳固，实力渐强，满满一身活力等待着爆发。
身体强壮了，谨慎保守的大脑需要更换；形势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时代精神也需要改变。
面对无限可能的新时期，今后立什么旗，走什么路，成为摆在汉武帝面前的头等大事：帝国的大脑，嗯，意识形态，该变了。
二）
但是，思想的改变，岂是那么容易？
前202年，刘邦称帝后，平诸侯，抗匈奴，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他忙得焦头烂额，几乎没有精力顾及意识形态工作。
惠帝、吕后时代，前191年，朝廷颁“除挟书律”，废除前秦焚书禁学法令，允许各家学说发展。不过，当时朝堂上武将出身的革命元老，对文事兴趣不大。
随着吕后和一班革命元老相继去世，前180年，汉文帝即位，有了自主权后，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与民休息，“官无事，民自富”，力推黄老之学。
文帝23年统治，使黄老之学的影响得到强化，俨然成为帝国官学。他的革命伴侣，嗯，赫赫有名的女强人窦太后，也是黄老之学的铁杆粉丝。
前157年，文帝驾崩，儿子景帝继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帝国朝野兴起了学刁《老子》的热潮。
一次，儒生辕固贬斥《老子》一书“此是家人言耳”，下等人写的书。窦太后大怒，下令辕固去和野猪博斗，要实行“猪决”。
景帝一生任命了众多博士中，虽然也有一些儒学大师，但只是“具官待问”，平衡一下人才队伍结构，做个摆设。
道家的黄老之学居统治地位，法家遭受重大挫折，儒学有较大发展。这就是武帝登基之初，帝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详见《汉景帝的新理念》
三）
对内政无为而治，对匈奴屈辱和亲，与满腔雄心的武帝格格不入，与国力渐强的帝国格格不入。历史已走到新关口，呼唤着新理论的诞生。
年轻的武帝，把热切目光投到儒学身上。他有些等不及了，就在登基的当年，他连搞三件大事：
一是下诏各地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便从中选拔儒学人才。不料，地方官对新领导的意图毫无领会，按老经验，推荐了很多非儒学人才。
马屁拍到马脚。对这些非儒家人才，武帝全部退回，取消任职资格。“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二是重用儒学官员。好儒的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当了丞相和太尉，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儒生赵绾、王臧，当了御史大夫和郎中令，朝廷纪委书记和首都警备司令。
三是准备依照儒学理论建立大会堂，嗯，明堂，作为国家最高政教场所，由著名儒学大师申培同志担任总设计师。
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太心急了。中央里老同志还在呢！他的祖母，窦太后，权势仍然极大，朝廷大事，最后还得老人家拍板。
武帝一系列崇儒政策，引起了老人家严重不满。“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
次年，前139年十月，赵绾出馊主意，居然建议武帝以后不必每事奏请窦太后，要老同志靠边站。唉，历朝历代，哪个老同志是吃素的？
“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
——《史记·儒林列传》
窦婴、田蚡等人全部撤职，武帝受到责备，赵绾、王臧下狱后自杀，国家大会堂工程废除，总设计师申培被赶回家等死。
四）
咳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你真以为诗词歌赋，风花雪月？不是的，从来都是刺刀见红的。
第一次改变，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不，开水，武帝暂时收敛了雄心，再不敢提罢黜黄老之学。
在清静无为，嗯，碌碌无为中熬过5年时间，前136年，窦太后时日无多，武帝试探性搞小动作，下诏“置五经博士”。
几个月后，前135年，窦太后终于病死，武帝正式独揽实权，几十年来内外松弛的汉帝国，开始进入全面紧张的新阶段。
武帝任命田蚡为国务院总理，“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请注意，黄老官学地位这时已经开始被削弱。
第二年，前134年，武帝又下诏各地举荐贤良之士，并亲自策问。这次，没有谁敢摸不到皇帝的心思，“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董仲舒、公孙弘等一大批大大小小儒生走入帝国权力舞台，担任各级要职，儒学开始了爆发式发展的黄金时代。
儒学大师们也没有让武帝失望，他们精心为皇帝强化集权、开疆拓土、扬威四海提供了一整套严密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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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这套理论依据，就是《公羊传》所阐发的《春秋》“大一统”思想。
《公羊传》作为一本专门解说《春秋》“微言大义”的儒家典籍，在武帝时期成为儒学圣经之一。它的诞生，恰到好处。
据说，它的作者是孔子门人子夏的弟子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至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才由公羊寿与学生胡毋生一起将之默写成书。
《春秋》是“经”，记事极简略，讲究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对《春秋》进行解释的是“传”。当时，最出名有“三传”：《左传》和《谷梁传》、《公羊传》。
《左传》属古文经，主要是为《春秋》流水账目补充具体史实，不随便空发议论，属于历史书，很难为皇帝统治直接提供理论依据。
《谷梁传》和《公羊传》为今文经，不补充任何史实，纯粹针对“春秋笔法”这个特点，自问自答，空言议论，解释所谓的“微言大义”。
与《左传》相反，它们不是历史书，而是典型的政治理论著作，天生就自带为最高领导提供政治服务的强大功能。
那么，为什么是《公羊传》？
因为相对于《谷梁传》和其他儒家经典，《公羊传》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论证了“大一统”这个独具特色的政治思想。
六）
在《公羊传》之前，有些儒家典籍虽然也或多或少隐含着类似“大一统”的内容，但从未在学术上明确提出“大一统”这个概念。
有些具有民本思想的儒家经典，甚至反对天子独裁和臣子愚忠。天子干得不好，臣子可拉他下马，像纣王那样的独夫民贼，臣子甚至可以将他诛灭。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下》
《左传》对天子也并非一味恭维，而是时有批评。“天王使家父来求车，非礼也。”周天子违规派人来鲁国要公车，不用鸟他。
《谷梁传》对《春秋》的解释，内容基本与《公羊传》相同，但它也没有提炼出“大一统”这个词组。咳咳，一个“完美论点”，有多重要。
《公羊传》就不同了，开篇就抛出“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个观点，还对这它补充发挥，使之成为有义例可循的系统思想。
大，极为重要；一统，天下统一，天下政治统一于中央，天下大权集中于天子；所谓“大一统”，就是天下统一、天子集权是至高无上的政治原则。
这个理论，简直就是为武帝个性化定制似的。武帝如获至宝，此后不但自己“尊《公羊》家”，还“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七）
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个牛人隆重登场，他就是河北广川人董仲舒，时年44岁。
董仲舒从小钻研《公羊传》，景帝时与将《公羊传》默写成书的儒学大师胡毋生齐名。当时，黄老之学正大行其道，小董的专业属于超级冷门。
一个人的命运啊，固然要靠个人的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前134年，武帝亲自面试贤良对策儒生，董仲舒“天人三策”，彻底征服了皇帝。
董仲舒说：儒家之外的各家思想都是“异端邪说”，听任它们流行传播，会危及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只有把它们禁绝了，思想才能统一，国家才会安定。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成了武帝身边的权威人士。“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在《公羊传》“春秋大一统”理论指导下，董仲舒为武帝统一思想、强化专权制定了全面具体的施政方案。这个方案，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实际上，武帝早已开始了罢黝黄老之学、尊崇儒家的一些具体行动。董仲舒的这个方案，使他的政治行动更加理论化、系统化、严密化。
至此，汉初60多年来“百家共存、黄老为尊”的局面，急剧转变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全国的意识形态趋于高度统一。
汉武帝拥有了绝对权威，真正做到“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是的，大汉帝国巨兽，大脑变了，泰山似的身躯要转向了……（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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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3 17: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