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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就业与污染



国民生产总值 = 非农就业人口＊人均生产力



１）生产力

国民生产总值，有二种统计方法。即收入法与支出法。收入法：国力＝农业＋工业＋服务业。支出法：国力＝消费＋投资＋出口。

但在英国财长布朗，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等人的桌上，却有着另外一张试算表。另外一套总体预算表格。在这个表格中，他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另外一套核算推理。

在他们表格中，国民生产总值＝非农就业人口＊人均生产力

对所有的政治课学徒而言，“生产力”都是一个耳熟能祥的名字。几乎每一个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人们，都能熟悉地背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但“生产力”到底是多少，怎么定量计算。绝大多数人，却是云里雾里，完全不知所谓。对历史的判断也就无从谈起了。事实上，“生产力”可以计算，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总量＝人口＊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非农就业人口＊人均生产力

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工农服务业容易统计，而“生产力”比较玄乎。很难计算。所以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还是靠收入法与支出法。靠各级乡镇，油井海关，一级级汇总而来。再加以平均勘错，最后得出报告向外界公布。

这个公式，国民生产总值＝非农就业人口＊人均生产力，只有理论上的价值，并无法实际计算操作。格老几次解释美国生产力增长，无需担忧加息，也是靠的反推而出数据。

虽然公式只具有理论价值，但追究其哲学内含，却有很大的展开意义。

1993年末，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已经走到了尽头。各地普遍都是高污染，高消耗，高浪费的初级工业。重复建设，低水平浪费严重。对资源的开采消耗，也达到了非常惊人的地步。生态，污染，江河，人口，普遍已经忍受不住对自然的无尽破坏。

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央提出了“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等种种诸项措施，经过漫长的痛苦的阵痛期，终于迎来了“十五”末期的拐点向上，全面回暖，经济加速发展的好时光。

但在这同时，另一种社会现象也在加剧，并引起了民众的巨大伤痕与苦难。这就是遍及几乎所有国企的下岗潮。几十年的铁饭碗被打破，要到人才市场上自力更生，寻找工作。而社会的变迁又十分巨大，处处需要计算机和外语技能，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白领青年。这对于４０５０阶层，无疑是非常痛苦苦难的一段往事经历。直到今天仍斑斑血泪。

智者无晦。这二件事，看似毫无关联。很多人将其归咎于官长的贪污腐败，或者领导的宏观铁面。某位雄才大略的雄岸伟人，被下岗职工记恨在心。


但事实上，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讲，万事皆有因果。原先的国企大锅饭吃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打破，为什么要进行经济转型，为什么要节约能源？

从这个公式：国民生产总值＝非农就业人口＊人均生产力，就看得很明白了。


在一段时间内，国民生产总值是恒定的，任何人也不可能一夜间将中国变为强国，不可能一夜之间超英赶美。虽然中国发展已经很快了，能够保持９～１０％的增长。但赶上日美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

当“国民生产总值”恒定之时，“就业人口”和“生产力”，就成了反比关系。

要保持一个比较高的生产力，要维持一种“精细化”的生产经济，要广泛使用高科技，高技术，高精尖的现代技术。要在高端领域开辟市场，不在欧美背后捡面包屑吃，中国就必须发展高端产业，发展高新技术新型工业。


但在国力一定的情况下，“生产力”越提高，“就业人口”就越少。原先30个人才能炼一炉钢，现在电脑化了全自动了，3个人就能炼一炉岗。工人们当然要下岗了。

“生产力”和“就业人口”是成反比的。当中国提出口号，要改变“粗放式经营模式”时，就意味着中国不需要那么多人口，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大量下岗。

但反过来，拼命增加“就业人口”，把“生产力”速度放慢放缓，行不行？
答案也是不行。随着1996之后，东三省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央不得不又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大量低效率，低工艺，高浪费的矿井，中小钢厂，污染硫厂，得以保留。东北的乡镇企业虽然缺乏效率，但他们吸纳了巨量的就业人口。
这样的一个模式，同样弊端重重。因为“生产力”不高，所以一个大就业的模式，必然是“粗放”的，高污染，高浪费的。东北的黑土地已经被开垦得伤痕累累，缺水，缺油，缺矿，空气污染。一个高度浪费的工业，同样是后代子孙、民族的灾难。

中国的ＧＤＰ，大约每年增长10％和，这已经是全世界最快的速度。这意味着中国可以在“非农就业人口”和“生产力”之间加以调节平衡，或者4％＋6％，或者5%＋5%。

但无论如何，一个“改变增长模式高新技术”则必然导致高失业。而“高就业人口”则必然导致低效率高污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嗟乎。



２）就业与贫富分化

放弃“粗放式”产业模式的第二个后果，就是直接导致贫富分化。
我们知道，一段时间内，GDP的增长总是有限的，再英明的领导人，也很难让经济快上一个点。同样，再庸才的总理，也很少让增速大幅下降。当GDP一固定，“就业”和“生产力”就成反比关系。

当中国提出“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时，就立刻意味着贫富分化不可避免。

国民生产总值＝非农就业人口＊人均生产力

在这个公式中，当我们强调于“人均生产力”，冀望有一个更清洁，更有效率，更少污染的持续经济体。冀望产业结构升级，优先发展于电子，软件，生物，医药，光电，纳米等，一个职员可以产生数十万美金的产业时。
这也就意味者“财富是由少数人生产出来的”。

我们知道，分配，永远是跟着生产走的。虽然有种种仇富和对高收入人群的普遍歧视。但事实的结果是，“生产决定分配”。

任何一个社会，生产永远是决定性的。当财富由少数人生产出来时，财富也必然由少数人享有。这也是正当的，合理的，正义的。

中国倾向于优先培养一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当普通工人农民，还在拿￥800元／月工资的时候。由政府支持和行政鼓励，优先培养起一批电子、软件、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企业。

高科技、高产值，则必然导致高工资高花红。原先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是不应该有这么多DotCom公司的。


但政府既然倾斜性支持，则收入分配必然也倾斜性支持。让高薪白领获得了比农民多几倍、几十倍的生产力。工人农民既然面朝黄土背朝天，小白领拿5000～6000的工资也就不足为奇了。

３）福利为何下降

国民生产总值＝非农就业人口＊人均生产力


在这个公式中，引伸出来的第三个含义，就是人们群众的物质生活消费水平。很多人都在抱怨，这二年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多，没有前几年多。至少实际购买力，感觉增长不快持平下降。
“生产力”极其重要。

决定每一个人物质生活水平的，决定我们究竟能过得多快活多富裕，就是等式中这很简单一项“生产力”。“生产力”决定我们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越过越幸福。
“生产力”增长缓慢，则人民生活水准，提高得停滞缓慢。

我们知道，增长有二种方式，一种是“数”的增量，一种是“质”的增长。
“数”的增长，是不会提高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准的。好比我原先是一个机床工，天天在工厂里刨机床。那我的收入是￥800元／月。

如果公司做大了，从几十人一个小车间，做到几百人、几千人，很多很多间分厂。
而我还是一个机床工，天天在车间里刨部件。那我的工资还是￥800元／月。不会有任何改变。产业公司的做大，只是意味着有更多的工人，更多的人口纳入了劳动生产体系。


而相反的，公司的做大，不是因为招更多的工人。而是因为采取数码机床了。现在的我，只要坐在办公室里面，监控全自动化的机床流水线，一分种可以做十个零件。


这就意味着我的生产力增加了，相应的工资也可以增加到￥8000元／月。而工厂，并不需要招收更多的员工。

很多人都在抱怨，“ＧＤＰ每年增长10%，而生活却没有丝毫改善”。他们是对的，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改善，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很有可能仅仅是人口的增加，有更多的人享受到了城市生活。

国民生产总值＝非农就业人口＊人均生产力。
在这个公式中，引伸出来的第三个含义，就是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人们总是希望生活越过越好，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经济很有可能增长，但人民生活未必过得更好。想要人们生活过得更好，除非“人均生产力”增长。否则，经济发展会完全被人口增长吞嚼掉，就象1980年的马来西亚和1966年中国。

所以“人均生产力”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才能维持人民的幸福满意度。


“非农就业人口”的增加，直接关系到了农民的满意度，直接关系到农民如火山喷发般的愤怒。而“生产力”的增长，则关系到城市居民的满意度。关系到城市白领阶层的牢骚与抱怨程度。

“就业人口”与“生产力”，二者的分配，必需保持一定的平衡程度。才能综合农民与市民的满意程度，才能维持社会的团结稳定。

是要“粗放式经济”浪费低效污染，还是国企下岗
是要“粗放式经济”浪费低效污染，还是贫富分化
是要“粗放式经济”浪费低效污染，还是福利下降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嗟乎，奈何！


4）非农就业人口与老龄化社会


我们查阅西方分析师著作，经常会看到类似的文献：“中国今年实质增长率，有望达到8.8%，低于其潜在增长率二个百分点”。

这里的实质增长率，就是我们每年大书特书的GDP增长，但英美经济学家所谓的“潜在增长率”，又是怎么回事呢。

事实上，英美的经济学家，研究依靠的是“国民生产总值=非农就业人口*人均生产力”这个公式。

按照这个公式，每一年新进入的劳动力市场，和依年老而退休的人群，都是可以根据“人口学”而统计出来的。就可以得出因人口而驱动的经济增长因素，一般为每年1％～3％左右。

另一方面，生产力的提高，则主要靠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提高。这样看大量的资本投入数据，资源投入数据，以及历史国家横向比较。

中国通常，都表现为“制度折价”。也就是说中国通常达不到理论所赋值，理论值生产力增长的上限。而是有所折价，这是因为官员的腐败，政府的管制，以及不合理的政策制度。这些糟糕的政府，使得中国象套上枷锁的笨牛，每年少增长-2％。

所以说，“中国增长率8.8%，低于其潜在增长率二个百分点”

我们的邻国日本，已经经历了十几年可怕的经济衰退零增长。同时，众所周知，日本也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而这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答案也是简单而清晰，国民生产总值=非农就业人口*人均生产力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始终没有大的增长。徘徊在衰退的边缘。但如果我们实际观察日本的现状，会惊讶地发现，日本的“非农就业人口”，衰退得非常厉害。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虽然止步不前，但主要是因为20~60岁人口的不断减少，劳动力日益缩减导致。如果我们仔细考虑日本的生产力，我们将会发现，日本的“人均生产力”，还是在不停地往前增长地，甚至不比西欧等国家稍慢。

换言之，日本从没有弱小过！

在这过去的十几年中，日本依然鸟枪换炮，无论技术或是效率，均有大幅提高。高新技术技改，也获得了十足的进步。

日本今日之衰败，仅仅是因为在职劳动力人口的缩小。也就是说，只要日本迎来新一个人口出生高峰期，日本的国力就会飞速增长，并迅速膨胀为一个噬人的亚洲大国！
警惕，不要蔑视日本。

同样的道理，另外一个话题，则是印度的崛起。
很多人都不满意中国的风光，对印度的吹捧，越来越多见诸报导。当然，印度有很多优势，有非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但至少其中有一条，是站不住脚的。
就是我们大谈特谈的“人口红利”


印度20～50岁的人群，比中国多三分之一。二十年后，中国就将逐步老龄化社会。而印度，还依然“年轻”。
但对于国家的力量，这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知道，有意义的，仅仅是“非农就业人口”，国民生产总值=非农就业人口*人均生产力。

农业在后现代社会中，GDP比例不足1％，在统计学上被忽略。而且农业有很多特习，很特殊的编制，如户籍，暂住证等等。这使得农业和城镇人口，构成了“城乡二元化”，农民被忽略。而欧美很多统计，就干脆使用“非农就业人口”。

中国和印度，并不能完全地套用教科书经济学理论。因为现在城乡二元化还没有解决。因为害怕“稳定、治安、劳保”等种种因素，农民工还不能自由进城。农民和市民之间，还存在着天然屏障。


或许，有可能，从人口学和出生数上，中国未来二十年的青壮年人口会下降。但只要中国能够从农民之中补充，“城镇青壮年人口”还是可能增加的。

比如说，原本中国有４亿青壮人群，有１亿是“城镇青壮人群”。
二十年后，中国老龄化，只剩下3.5亿青壮人群，但只要允许农民进城，中国甚至可以拥有1.2亿“城镇青壮人群”更多。

重要的是“非农就业人口”，他们才是高效率，才可以带来人均几十万几百万的产值。
事实上，由于中国拥有更多的城市吸纳能力，能让更多的农民转化为市民，能有更多的城镇化农民进城。从劳动力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比印度更光明。



老龄社会，或许会在社会养老，财务，伦理上，造成巨大的困难和纷扰。但我们并不担心中国的国力增长，和GDP增长速度。更不担心印度挑战。

只要我们允许更多的农民进城，允许吸纳与同化，允许农民同胞们分摊与共享城里人的资源，知识和遗产。城镇人口老龄化并不可怕，城里人老人赡养问题也容易解决，只要我们能做到以下三点：

1）有步骤地放开户籍，逐步农民进城
2）给农民教育的机会
3）招农民做城里人女婿



(水库论坛|欧成效, 2006年5月6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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