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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义”。 义据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能够选择的路径或者方式”。 当然这一概念极其复杂，实际上对于小孩，哪怕是青春期的孩子，“义”也极其复杂。 从某些方面来说，“义”是礼的一种升级——礼是交互规则，而“义”是我与别人以及别人与我，或者我方与我方交互时所需要奉行的一种“对内”的策略，近似于价值观念（拿什么交易）。 礼是对外的，是一种行为逻辑；义是对内的，是一种价值判断。 （这个和古典解释肯定有很大区别，这里只是在说实用化部分）。 礼是可以跟随外部环境变化的，义不可以。 由于无法精确的辨明其内部究竟包含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只能靠逆推的方式了。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至少大众眼里，讲“义”的人可能有哪些特征——文艺作品会放大一些要素，使我们的观测更为容易。 我们可以发现，一般来说无论是生活还是文艺作品，我们看到的义往往会是“大义”，即便是小一点的“讲义气”也绝不能以牺牲自己集团利益为代价，而且是愿意为此承受代价的。 也就是说“义”其实是一种对群体（有大有小）的高尚行为——两个人也是群体，而讲“哥们义气”本身也是一种宣誓“我会为哥们这个小群体付出代价，满足我的条件后就是我的哥们了，而且后续就算有点不利，我也会给你更多的考察时间而不是立即放弃你，甚至绝不放弃你”。 这一点也表明“义”其实暗含两个作用。 1：承诺。 2：广告。 结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义”就是“广告”；“大义”就是“广告法”。 “礼”是针对当下，针对生意伙伴的；“义”就是长期针对“消费者”的。 所以“江湖义气”是什么？ 江湖义气=对消费者负责的良心企业。 “大义凛然”是什么？ 大义凛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 那我们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讲义气的人不是良心企业，没办法“名利双收”，甚至可能“恶名损利”；没有大义的人会因为小团体的利益而出卖或损害大团体，容易被消灭。 知道了上面的内容，我们也就知道了如何培养小孩的“义”。 从发展心理学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太小的小孩不可能有大义的观念，因为没有大小之分，而且这事儿太复杂。 而更大一些的儿童，也不能很好的区分义和大义，所以他会融合义和大义——所以儿童容易劝不守排队规矩的爷爷，就算爷爷打她，她也不依不饶，而大人则可能“算了算了”。儿童认定的义，基本上是他能接触到的到达一定强度的最大的义，因为儿童在他的生活环境里一定要融入“整体”才能更好的活下去。 在目睹大人不遵守大义的时候，儿童会担心照顾自己的人被“同类打死”。 所以那个被打也要拉住插队爷爷的小女孩，既是大义凛然，也是很爱爷爷——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不飞黄腾达，那是天理难容。 其实在你身边也肯定遇到过这样的小孩，例如说那些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公共场所不该吸烟”的孩子，那些能够在大人触犯规矩并进行制止的人，至少是“大义凛然”的孩子，而能夺走父亲香烟并丢掉的孩子，那说明这个孩子和父亲的关系很好——所以在你家娃娃劝阻你吸烟尤其是在公共场所吸烟时，你应该高兴才是，如果你还有点毅力的话就应该戒烟。 也许在这儿大家会觉得：哦，这个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是一个“提高”的内容，所以没有也无所谓。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那你就是个不稳重而且脑子糊涂的家长——如果你真的仔细想过上面的内容而且足够的谨慎，那你会意识到“这是一个终极的纠偏力量，哪怕在我做错一切的情况下，有大义的孩子依然能够生存下去，而不是成为垃圾。”。 无义有路亦无路，无路万物皆是空。 有了大义，那么你做错了，他至少“对于大群体的目标足够重视”，即便这是一个看起来很虚无飘渺的目标，比如说什么“为了GCZY事业而奋斗终身”，只要它在之前被足够的强化，那么他即便经历了很差的教育和很差的生活环境，他也会逐渐靠向这个目标——而在我们的大机器存在的情况下，他一定能够越来越合适的接近这个目标，就算混的不怎么样，他也能最终立足。 尽管有很多毛病，比如说在很多地方行为对策非常生硬，但是他的确可以立足。 同时，这些人可能产生很多有趣的成果——毕竟形成路径大不一致，就算殊途同归，那么在结论一样的情况下也知道了一条新路子，如果哪天旧路子走不通了，这条道路可能就是拯救自己和大家的办法。 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哪天真的陨石掉落了，那些在家里存了很多粮食，准备好装备的“生存狂”也许能够带着更多人活着——不同的人都用不同的手段完成了“生存”这一目的，但是大家的方式就是不一样，最极端的大义也能带来极端环境下的生存技艺。 （我的成长环境就是几乎一切都错了，而且几乎是最糟糕的错，但是我自己在家长不在的一些时间里，恰好承认了“大义”。而大义也一直是我幸存至今的原因之一，尽管我的“大义”看起来很少，甚至是不顾很多大义，因为我的大义很少，最核心的就一直是“我们的族群，我们的基本习惯与价值方式……这些东西一定要生存下去，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的生存下去。”当然这也可能和我以前常常处于连生存都有威胁的环境有关，所以对于我而言，“我是谁？”“我在哪？”“我会去往何处？”这三个终极问题，我都是从“生存”角度考虑的，当然也就更重视对这三个问题的解释，而且越基本越好，因为越基本就越“存在”也就越“生存”——当然这种路子越发展，生存的定义就越不可能停留在个人的角度。所以相对而言，我就更认同那些“在最极端环境下还能保存并依旧可以被我所识别的，“是我的”那一部分”，因此我也就更认同文化认同而非基因同质——其实你们也是不同程度的这样的，只是有些人“保守甚至倒退”一些而已，毕竟如果我们都认同基因的同质，那么我们现在就不应该是“中国人”而应该是“河南人”。以我的标准，“河南人”的这个群体的生存概率肯定不如“中国人”来的大。当然，如果有外星人的话，那我第一时间就会把大义设定为“人类文明”——看似保守的人，实际上对“扩张”需求会更大；那些看似激进的人只是可能只是适应了当下更大一些的环境，但却没有太多扩张需求。） 这就好像你给孩子灌输了一个大义，比如说最基础的大义就是“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别笑，多少人因为没有这个“大义”而选择在很多有这个大义的人看来“十分优越”的环境下就主动抛弃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毫无大义的人，其生命对自己而言一文不值；大义太多的人，就等于没有大义。 你看看那些失败后亏了不少钱，但还有很多钱却选择自杀的企业家，他们家里恐怕就是对各种生意和各种算计的“义”宣传的很多，但是却没有告诉他这个最基本的“大义”——这些人往往前一代家庭条件不错，以至于家长没有机会或者觉得毫无必要去传授“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这个大义。 所以就“保险”和“价值”而言，再结合上孩子客观的生理发展，那么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些事情来。 “如果你觉得中华文化会继续存在并且你以后还会和它有关，无论是主动有关还是被迫有关，你都应该在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二年级以前，带孩子去看一次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你会觉得“哦，这是仇恨教育，电锯的私心。” 那我就想请问一下：难道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东西，能够同时教育小孩“生命很重要但很脆弱”“周围人和你是有关系的”“了解我们属于哪个被外人认为是另一个群体的大群体”？ 注意哦，这三个靠说教其实用处不大，只是你说教的同时有某些“本能”的刺激时才会比较有效。 这三个东西，你要用别的东西去教育不是不可以，但真的是费老半天劲儿——而费老半天劲儿就意味着成功率更低并且费效比也不好，从经济上讲就只有更少的人会这么做，整个群体里同时有这些意识的人比例会更低（很多时候这个意识是什么不重要，但多少人有这个意识很重要）。 所以说大屠杀和国耻这件事，既是当时的人的悲剧，但也是鲜血换来的财富，这个财富对于这个群体内所有人都是公平提供的，只是去不去用而已。 生命的重要性看似每个人都知道，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对于生存的恐惧是天然的，但这也意味着在现代条件下，有很多方式去绕过这种对于本能性的恐惧，或者去削弱它：自杀或者放弃求生希望的人，都会经历这一过程。 有更多方面的“生命重要性”，就能有更多的系统，更难被绕过。所以遇难的人如果保持更多的，除了“自己想活”以外的信念，比如说最常见的是自己的家人或者爱人。如果对这些人的感受强烈，就更不容易放弃求生的希望。而军人在遇难的时候之所以会比一般人更加有求生欲望，就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感情，也增加了一层团队感在里面。 这个其实很容易找到类似的东西，比如说二战时期日军就过于强调“为皇尽忠”——尽管世界各国军队都有类似的东西，只是具体的东西略有不同，但是日军则到了极端的境地。 这个时候，只要战事吃的很紧，日军就容易放弃生存的希望去“万岁冲锋”，这其实就是因为军官已经遏制不住军人想要自杀的想法，所以让军人用一种“可能有点用”的方式去完成集体自杀而已——有的时候是军官有这个想法，所以逼他们去自杀。 但是集体意识做得很好，同时又不会彻底抹杀关于家庭或者其他东西的意识，那么这样的军队就可以既完成任务，又更有可能承受难以想象的逆境——而且是主动求生并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而不仅仅是被动的听从命令或者“很有意志力”的逃命。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军队即便在誓词上，都要服从于更多也更大的东西（例如说国家，意识形态或者人民）——因为只要做得好，这些东西都会大大提高这些士兵在逆境下的坚持能力。注意是坚持能力，不是单纯的忍受。 当然，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和平时间太长了，脆弱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当超过两代人都处于和平环境时，那些经历过危机的人已经老死，所以这些和平年代的人就更不容易体会到生命本身的价值——尤其是现代日常社会也变得越来越安定的情况下。 也许我们不会面临这么极端的环境——但我们也要知道，不同的人对于“极端”状况的定义是不同的，孩子长大后也一样。 这种定义有些你能明白，有些对方也不明白，它只是“孩子成长黑箱”的一部分。 所以你想通过“彻底抹除一切在你看来的不正确的极端环境评估”是不可能的，只是可能某些时候你运气不错且环境不错罢了。 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环境里，那就更不可能“事事预先帮他做好铺垫”，而且有些事情过于复杂，以至于你都没办法完全铺垫其中的每个事情。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有些事情是孩子第一次遇到的，他会拉来很多无关的价值观念来协助对此事的判断——而这件事可能会错误的，极大的扩增这件事本来的损失，导致情绪受到远大于事件本身所带来的问题。 那在和平条件下，我们有没有可以观察到且可能经历的，符合上述“复杂”“第一次遇到”“事情本身不大但涉及其他价值体系量多”的大波动事件呢？ 当然有，而且几乎每个人都会发生。 啥事儿？ 初恋失恋啊。 对于那些可以控制孩子初恋对象到具体的某个人的家庭来说，受到特别大的随机影响的概率小一些，但是这也仅仅是小一些，更何况大多数人还没这个条件。 如果你们仔细观察过失恋者而且不算少的话，你们就可以明显的察觉到几件事。 1：平时感觉“大义”较多的那些人，他们平均来看受到的打击小一些，虽然也很难受，但他们比较少“失控”。 2：大义较多的人，在经历失恋以后，不容易对下一任配偶的基础选择方向产生太大影响，也不容易产生一些固有的奇葩概念——例如说吃面面条上有汤的男人都是坏人（所以“智不够”+“义很少”的人一般来说很让人讨厌，因为他们无意义的奇葩要求太多又从不律己——其实“义”对于自我定位也很重要，所以这些人在令人讨厌的同时，一般也会让我们觉得这些人“没有自知之明”，而且这也是我们讨厌他们的其中一个原因）。 3：大义比较强烈的人，事后对于失恋的看法更可能是正面的。 4：大义较强的人，失恋后的报复心态一般比较弱——但是一些错误的“大义”反而会增强报复。关于错误的大义，我之后会提到。 其实我不用说，大家通过我刚才的内容也可明白为什么“大义”较多或较强的人会有这样的表现了——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但是这种事情的确会有很多变数，所以我们只能降低风险。 （当然，大家也许会想到：那是不是更有“义”的小孩，青春期恋爱的时候是不是不容易影响学习成绩，甚至反而成绩提高呢——没错，实际上在实际试验中，在青少年同居之前是要进行此类教育，只是要做得更细） 当然，只说“好处”你们可能还不明白这件事的内在含义和作用，我说说坏处的特点给你们听，对比一下就更能明白。 因为我在教育业经常这么玩来玩去，而且关注的是人，所以不可避免的会看到更多的群体。 “大义”在留学生群体里有很特别的影响——不，我不是说这些人去国外后说什么做什么，我是说他们对待家人的态度有极其巨大的差别，而且相当的显著。 因为年代的关系，所以我自然可以间隔的观察到大量的那些早期“原教旨主义精美”的美分系家长——我们都知道，80年代早期出生的人里面，狂热精美的数量是极多的，他们会比较注重那些“去Z国化”的内容，就和现在某独一样。 但是其实麻烦来了：小孩子本身生活在中国环境里面，结果实际上这些内容产生了冲突。 不过嘛，这和“小义”没关系，也就是说这些孩子依然能和家庭保持良好关系，而且一般会更好，普遍是好得多——内部关系因为和外界的冲突，导致升级的很容易。 但是问题来了，这种事情可没有什么“互相抵消”的说法，不可能出现什么“内外抵消”然后等于零的事情——它们是非同类事件。 而且也不用打什么“那我不是可以通过这种办法降低培养难度，而且能让孩子对自己家有更大输出”之类的主意——要是人类是这种物种早就完蛋了，所以人类群体早就对这些人有制裁措施，所以人类个体本身也有了相应的补偿机制来处理这些问题（比如说一般天然喜欢合群，这就容易吸取大义内容）。 我就说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大家就能逆推其中的过程。 原教旨主义的精美，他们往往反而倾向于把孩子“延后送出国”，比如说大学再送；反而是那些单纯是教育目的的家庭更可能提早送（除非是之前没想好）。 通过留学机构我做的一些有趣的统计（当然他们自己是不管的），我明显的发现前者小孩在国外“学坏”的几率要远远高于普通家长——即便家里原来这方面教育很好也是一样。 道理其实很简单：一旦抹杀“大义”本身，那么群体的“控制区域”的感觉就会减小——很显然“中国”的区域远比家庭要大很多倍。 这也就意味着，即便那边中国人不多，如果抱持一定程度大义的人，那么对于自身行为的影响带来的后果，会延伸到这些其实关系不是很紧密的“大致同类”上去。 于是这种感觉就可以阻止孩子在“远离家庭控制区”的地方迅速失去自发的规则约束——原来“精美”的部分是完全没用的，因为在国内是体会不到这种感觉的，就算是那些“国际”学校也是没戏的。 因为要想真正意义上的包含一个人的“大义”关系，那么至少这个人要接触较为完整的社交圈——至少超过150人，否则他不能脱离“亲近关系”的情境。 当然现在我从未见过有什么“请150个美国人到中国来建立一个美国式小镇并照顾一个孩子”。 好像没多少人有这个钱，而且真的有钱人其实也不太在乎这些个东西，往往是那些小资比较在乎（有钱人谁愿意冒这个培养风险啊，这不是花自己的钱当别人的小白鼠么）。 一旦失去了基本约束概念，那么完全不需要考虑名誉后果的享乐行为就会直接开始…… 虽然没有更远期的观察，只能有“同类观察”（这就不能避免特多扰动），也就是观察那些没能出去，家长年纪也比较大的家庭。 这种观察虽然不靠谱，但是倒也很符合预测：这类家庭，一旦父母失去了财务主导地位就瞬间会遭到子女的实际抛弃和要挟，而且子女要挟的部分还必然包含“你必须在外人面前说我好话，否则我就不止是不给你好处那么简单了”。 （和之前那个“拆迁户”案例很相似） 这个甚至已经不再需要通过想留学的群体查看，实际上那些从小不注重培养这些的家长有非常多——你在一些规模特别小，不容易培养大义观念的农村可以看到更多。 这些子女并不是不重视道德，实际上他们非常非常重视道德，也重视他们在自己周围的群体里的观感。 但是他们的道德仅停留在一定的“规模和限度内”，一旦超过“小群体”的限度就不再存在——具体表现为：如果你对周围小群体已经不能造成影响，或者我能把你的嘴封上，那我就可以随便做任何事情了。 各位要明白：你们的家庭绝不是稳定的，其实在子女组建家庭以后，无论任何模式，他都会以自己的家庭为重。 进行过“大义”教育的子女当然不一定会把原生家庭看的更重，甚至这么做在现代社会也不太对，但是他不倾向于把原生家庭看作是“没有”的东西——这就是大义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大义出现，那么一旦他切换至自身家庭后，原生家庭的人实际上等于失去了关联（尤其是工业化分工社会），而原生家庭做的任何事情都只能是麻烦，并且原生家庭内的人遭受的任何痛苦仅仅是一种“麻烦”，如果这种麻烦的程度超过了堵嘴的成本，那么他就会选择堵嘴或者将其放到不能影响到自己的遥远的地方，例如丢回农村老家。 这里说的有点拗口，各位理解了么？ 意思就是：父母的“定位”在整体环境中所处的位置不是不变的，无大义的子女一旦在“小义”范围发生转移的时候也只会用原来“小义”的涵盖范围来进行“道德评判与约束圈”的移动——而原生家庭的父母一定会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在这个移动中被排除在外（也可能是几乎全部）。 有没有可以“稍稍扩大”圈，避免自己受到影响，但是又不用传统的“大义”教育呢？ 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一般来说风险更大而且需要消耗巨量的资源和时间（当然会比请150个外国人并盖小镇要容易得多）。 大部分对给小孩子培养“大义”比较反感的家长，根据我的观察一般是自信心极低的类型，这类行为其实主要还是为了测试小孩子到底能“多反对外面来突出受我控制”的特性。 这种操作实际上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合理的，尤其是原始和小农经济社会下是合理的，因为只要生活资料能被父母掌控（主要是遗产分配权），而且生活环境变化不大的情况下，这样的操作是节约资源而且没有潜在后果的。 这种情况产生恶劣后果只有三种情况会出现： 1：父母的遗产分配权丧失。 2：子女的环境变化（特别是距离）超出小生活圈。 3：子女出现了社会等级的明显上升。 第一点和第二点，其实是个人都知道了，只是第三点被很多人所忽略——很正常，毕竟这是少数，可是在变化较快的社会里这就不那么少发生了，只是这种事情父母一辈子只有一次，所以没办法“吃一堑长一智”，而这些父母所处的那个时代则刚好觉得自己“没有大义很有利”或者单纯是自己的家长懒得弄。 我想这第三种人的例子，我相信大家也是见过不少的，除非那人的父母也特别善于“搞宣传”，总是精于不断的向外界，尤其是对和子女的同层级且有关系的人去传递自己的生活信息（这是一种威胁），否则这些大人将会挺惨的——重点是要对和子女同层且有关系的人去传递，对父老乡亲什么的是几乎没用的。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并且在子女有能力全面封锁他们以前，那就必须是现在子女的上升过程中利用资源钳制孩子，然后让自己介入到孩子的圈子中去，在孩子能够彻底脱离其资源前就获得“宣传渠道”，不然就是死路一条。 但是在现代社会我们也知道的，一个等级和一个等级之间的差异会极其巨大，特别是中产到有产差距会非常大（工薪到中产差别就很小了），所以说大部分家长其实根本就没有能力在小孩有机会从中产到有产的过程中“用自己的资源钳制并插一脚”——因为小孩如果能做到的话，家长自己的那点资源根本不足以钳制，而且自身认识水平也几乎无法和更高层次的人交流（别人也懒的信你）。 中国家长为什么有那么多缺少“大义”或者不重视“大义”培养的人啊？ 本质上就是还没脱离缓慢的小农经济思想，没有被工业社会之刀真的砍到底——对，不是鞭到然后改正，这种事情都是砍到旧群体消亡为止的，没有改正机会。 不过那些缺乏大义的小孩，如果能活在工业化社会之下（几乎必然的），他或多或少的在之后会对自己的小孩注意起这方面——不是因为想起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因为他在缺乏大义后容易觉得人生没有价值，所以玩起一点“风花雪月”的东西，里面容易自带一些大义内容。 这方面的生存淘汰已经非常的激烈，估计再过3~4代人，这批比较原始的家长在城镇中就差不多会处于实质灭绝中的状态（灭绝过程一般会比较温和，因为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无法判明自己的真正死因，所以不用管太多）。 要培养大义其实有很多现成工具，只要稍微花几天或者几小时的功夫就能解决，尤其是儿童时代——他们虽然无法划分大义和小义的区别，但是他们对“最大的那个”非常敏感。 所以其实你只是在“画最大一个圈”而已，只要记得办这事儿就没有任何难度。 至于小孩是选择“仇恨凶手”“希望你不会出这事”“希望广义上的自己人不要出事”“想要我们变强”…… 这些倾向都是之前其余事情带来的培养结果，和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东西没多大关系。 如果他没有反应，要么是保护自己别受太大的刺激，要么是已经接受过“反大义”洗脑以至于缺乏独立意识。 反大义来培养的孩子没有独立意识这一点完全正确（尽管反了很多人的直觉）。 因为没有明显的定位点就没有相对值，那么后续的取值过程会很割裂和随机。那些经常吹嘘“独立思考”系的家长的本人和孩子，其实反而最容易被外界影响。 这些人特别容易在骗人培训班里面上当。 实际上我曾经告诉过那些骗人班的培训人员：你们应该在门口附近放一些“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册，然后安排一个兼职人员在那边询问家长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的看法。 由于大义通常还是能和爱国主义挂钩的（任何还算能混下去并且是独立整体的国家），所以“反大义策略”的人一般也都会反对此类教育。 记住这些明确反此类教育或者嗤之以鼻的家长，偷偷拍下照片并发送至销售人员的微信群内，让销售员预先准备好看起来最“玄幻”的资料以及最丰富的“培养独立意识的亲子活动”，一定要是亲子活动，因为这些家长能选择这样的策略，一般是觉得自己无法很好的控制小孩（战略上）。所以需要给他们一个“战略上”觉得自己是在玩一个提线木偶的机会。 这个方法有效么？ 反正原本需要三次会销和试听才能报满的一个班，在执行策略后只用了一个下午就招满了——原来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了针对非重点客户身上了。 顺带一提：那个班的培养内容简直玄幻到不行，反正说是什么让小孩用潜在自由主动能量激发潜能，上课后等于脖子后面颈椎里面多长了四个大脑之类的——这种班上海特别多……这大概也是因为上海此类家长特别多的原因，缺乏大义的家长也特别容易相信这些东西，我看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觉得自己控制信心太低，所以宁可选择那些不靠谱但是差异化的策略，本质上就是希望以后孩子不会被别人控制，因为他无路可走。上海的确是一个开眼界的地方，既能看到最聪明的人，也能看到超乎想象的白痴……人家一个班可有150号人啊……这样看起来，那个花了2万块钱在日本买了个杭州郊区生产的马桶盖的人（原价200块）……已经算是绝顶聪明了。 我知道有些家长就是“天生”反感这些内容——那么知道坏处之后想改么？ 如果想。 抱歉……我没有什么办法——对于这种你根深蒂固讨厌的东西，你会在很多方面显露出来，而且可能在骗的过程中就被发现了。儿童对父母的情绪和倾向太敏感了，知识或者习惯上你就算被小孩知道你是装的，但是小孩也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只是父母自己不容易做到罢了（儿童还是能理解这个概念的，只是会不服） 但是这玩意儿更重要的就是基本的情绪和倾向，小孩子直接是跟着这个走的——除非你能让小孩子做出不符合“大义”而且真的闹出“大义级别”后果的事情，可是你又不是皇帝，你家孩子怎么可能做得出这种规模的事情来……而你强行让小孩表现的有大义，说漂亮话也没用，因为他只会把这个当作是工具而非价值观念。 所以……所以……对大义天生反感的家长只能依靠运气，也许你干脆不做任何方面表示而且尽量对这些话题表现的毫无兴趣，这样小孩可能会因为运气而碰上什么自己喜欢的人，就把这事儿给灌输进去了（但是考虑到目前的外部学习模式，这个概率不算大，而且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有，所以也就只有越来越少的人会特意强调这件事，更何况你之前已经表现过了一些“在此方面不会有夸奖”的特征，所以后续公共组织的教育活动更可能没有任何效果，除非老师和你家孩子关系特别好——不是和你好，是和你家孩子关系好，要能到达老师是半个家长的效果）。 从概率上来说……能提供的“解决方式”……不是所有事情都有办法高概率解决的，这就是小农经济文明中落后的小农个体，被工业化和信息化生产模式碾碎的必然……就相当于陨石砸下来，恐龙灭亡，哺乳动物起来了是一样的。 能改变的只有同一大类生物往哪个方面进化（至少人类文化可以），但是要跨整个博弈大策略的背景等于说是跨了物种——农业文明家庭和工业文明家庭恐怕就有这么大。 虽然也有恐龙活到了现在，比如说鸟类，可是这些鸟类最多也就相当于“不闻不问”的家长，反对的直接就是霸王龙了。 还有因为工业化文明中信息综合越来越重要，这就导致这些非大义孩子对待父母的方式，是直接切掉了一块信息渠道（如果使用就会被钳制，他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会这么做，可是到了绝对必要的时候，他恐怕已经在等级跌落的边缘了……而且大概率靠你的资源无法挽回）。 这种信息切断对于“同层级”地位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恐怕是会更加重要……所以孙辈或者子女直接无法保持父母这一辈的社会等级，也是大概率的。 总之吃点好……仁义礼智信培养方向是倒过来的，越后面越难被“单一技巧”所干涉，越看家长本人的基础。 “礼”大家都已经觉得特别看基础了，“义”基本上真的是基础决定论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基础本身不好的……解决方式大概真的只有“想吃啥就赶紧吃吧”这一条路了。 我“不是说在所有历史阶段”都只有爱国主义教育一条路……但是现在“传统文化教育”培训班基本都是陨石坑，原有的其他方法又因为社会形态的改变而不再适用或者已经消亡，新的其他办法还没在当前社会里构建成功。 全面模拟环境控制变量的办法则必须有钱，我是说特别有钱，有钱而且几乎从小开始闲但是很勤奋，而且还了解教育又喜欢作死，每个细节都很谨慎几乎全对，但重要的地方特别莽……这种人真的存在吗？ 精确的说，“义”要能逆向模仿，几乎就相当于建立一个“楚门的世界”了，暂且不说其投入了，这种复杂度能不出意外就是超航天等级的可靠度吧——教育这方面大概70%的“教育方式”是不知道怎么起效的，只是知道放在一块起效可能性大……但现在得拆开这些功能不同的模组，并且在不知道里面零件用途甚至看不到零件的情况下来拼装有史以来最复杂的火箭……并且完成每天150次发射，且连续1825天左右不出任何重大事故。 还是别造火箭了……多生几个交给不同的人养，碰运气明显更划算，有这个资源能造成千上万私生子…… 其实说句直接的：能反对大义的家长，大多也是农业转型到工业时代，在家庭结构改变上最不适应的那一批，真的就是霸王龙——变化中有一定死伤是难以避免的，这就是所谓的阵痛（尽管这些人嘴上内容说的常常听起来先进，但观察他们的家庭内所实际使用的控制策略，往往远比平均值还要原始，基本交际与控制模式还停留在那种解放前小地主的方式。生存竞争和外部环境从来都是看你做了什么，而不管你说什么，所以小地主说的再漂亮也还是……） 还有注意一点啊：其实爱国主义教育等其他类似的大义教育，或者说白左教育，本质上是工业化时代和后工业化时代的大组织大集团教育……所以这本质上是大组织系统和小组织的需求冲突，具体用什么形式其实无所谓。 但是环境很重要，因为每个环境达成这一目的的方法很不一样，没有大环境就没有强化机会。所以真的反对中式大义的，应该最好在很小的时候就直接送出国门，然后送去寄养家庭，原生父母尽量少和孩子接触或者完全不接触，这样效果才会比较好（但指针对孩子对于这一目的效果比较好，其他不能保证）……最便宜的办法就是跑去目标国旅游（最好孩子还是婴儿），然后把孩子晚上丢在教会门口，想办法保持追踪，并在孩子成年后突然出现——由于对方的大义可能会涵盖“亲生父母极其重要”这一领域，所以你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去试图吃白食，至少先这么做的人可能会获利，而且我知道已经有人这么做了。 如果要能和孩子保持关系，又能不依赖大义起到“保险”作用的方式也不是没有，那就是父母本身是制定社会大义的一员，也就是顶层——直接覆盖任何你想管理的区域，至少要有深度关系。如果是一个国家范围你就得是国家顶级个体的一部分，如果是世界，那就得当五大常任理事国任意一国的顶级个体了。 （题外话：你们似乎都感觉08年以后网上对国家的“信心”越来越强了……诚然这有我们的确变强的原因。但其实……这之中也有80年代那批非大义家长因为孩子出现大规模问题（到年纪了），而导致内部发生巨大变动……然后没空再说这些话题了……所以我才说自发性灭绝已经开始。灭绝过程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要依靠外力推动，比如说土改。而当工业化社会登台的时候，灭绝行为就会越来越多的自动完成。如果大部分国人因为中国发展速度和纠错能力极快而无法理解这种自动更替的话，那么看看印度中部现存的奴隶主是如何被北部稍稍现代化的女性奴役体系渐渐灭绝，而女性奴役系统又在逐渐被现代化系统所消灭——由于中国“运算系统”是第二种，所以中国的此类文化巨变容易让人觉得是“集中变化”，而印度则是由第三类系统主导，相对而言就能看到更多的“漫长内部文化冲突”。不过归根结底，对于非适应策略来说，这两种运算方式给这一策略的使用群体带来的结果并无甚大区别，只是可能第三类系统一般看上去“更原始”。） 好，“义”就到这儿了，如果之前的段落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理解压力的话，那么“义”就已经属于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范围了——不支持等于认为不正确，而认为正确和不正确都是客观的结论（不过结论是否客观和是否是优势策略未必相关）。 说到底，其实什么都可以反，只是记得反之前需要建立起一套真的可运行的系统给别人替换使用，而且身边一定要有人能够不断的用这套系统运行且数量和力量极其巨大，这样才能强化小孩，且让“涵盖范围”变得很大。 | 
发表于 2019-1-30 13:4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