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长城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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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长城的经济学分析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不到长城非好汉”。作为民族象征的长城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液中。长城又是饱受非议的，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普通民众对修建长城的负面评价。在历朝历代，官僚和士大夫阶层对是否应该修建长城也不是爆发争论。在近现代，更有一些学者将长城作为民族闭塞的根源。那么该如何看待长城在农耕游牧对峙中的作用呢？

一、修建长城的成本和收益

纵观中国历史，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各诸侯国修建长城开始，直到明代，几乎每个朝代都曾修建长城。即使在强汉盛唐，长城的修建也没有停止过。一些从草原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如北魏、辽、金等，也在其统治中原期间修建长城，以防止在草原上其他民族入侵其所控制的中原地区。可见，修建长城是农耕民族防止草原民族侵略和骚扰的一种常用方法。那么，修建长城是不是一种理性行为呢？

农耕民族修建长城等防御性工事是为了增加草原民族掠夺农耕民族财富的难度，减少农游牧民族的掠夺的预期收入。在草原民族的资源能用于入侵中原农耕区进行掠夺、用于生产和用于对中亚和东欧的掠夺这样三个用途的情况下，当资源投入这三种用途的边际收益相等时，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长城的修建使得游牧民族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才能侵入中原农耕区进行掠夺，从而降低游牧民族掠夺中原农耕区的期望收益，即用于进犯中原农耕区的报酬下降。此时，游牧民族将调整资源的使用方向，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生产领域和相对容易掠夺的中亚和东欧，以降低生产和掠夺中亚和东欧的边际报酬，使得资源的配置重新恢复有效状态，这就降低了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区掠夺的频率和强度。

具体的讲，在修建长城的情况下，游牧民族只有攻陷长城才能进入中原农耕区进行掠夺。在没有重武器的情况下，攻破长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在进攻长城的过程中，草原民族的行踪也容易暴露。通过狼烟、烽火等预警措施和长城上军队的快速调动，农耕民族的军队可以快速实现和游牧民族军队的正面接触，从而使流动的战场变为固定战场，游牧民族的流动性优势被相对的抵消，长时间在马上生活所形成的骑兵优势在进攻长城时无法体现。因此，长城的修建“迫对手屯兵高墙坚壁之下，攻坚步战，弃长就短，从而有效的遏制游牧民族的入侵”。与此相对应，农耕民族的军队可以依托长城作为防守的据点，发挥自身资源、财富、技术和人口方面的优势，增加击败草原民族军队的概率。

总结而言，长城的修建有效地减少了游牧民族掠夺中原农耕区的预期收益，减少了游牧民族的骚扰和掠夺，这就是修建长城的收益。如在秦代，始皇帝“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当我们考虑修建长城的成本的时候，对长城的负面评价就层出不穷。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不乏描写修建长城对普通百姓生活所造成负面影响的诗篇。王莽将领严尤认为：“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现代学者姚有志等列举了秦始皇、汉武帝、隋末和明末修建长城和百姓起义之间的关系，认为修建长城的本意是为了防御外侵，卫国保民，但在修建的过程中却往往使百姓苦不堪言，社会矛盾激化，其结果反而造成“内乱萌芽，外敌兵兴”。

但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除了在修建长城之外，在其他方面也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元代马端临这样写道“秦既并天下，┅┅是时，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骊山阿房宫之役七十余万，兵不足用，而后以谪矣”。因此，暴政和滥用人力的确是秦二世而亡的主要原因，但修建长城占其所动用的总的人力中的比例并不高，把长城的修建作为秦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并不成立。汉武帝在“内兴礼乐，外勤征伐，费用浩繁”导致国力衰退的情况下，在太初年间，用修建长城而不是主动出击的方式防止匈奴的掠夺。可见，从成本的角度讲，修建长城比在汉武强盛时期的对外用兵支出要小。
当我们在思考长城的战略价值时，不能仅考虑修建长城的巨额成本，还应该同时考虑在不修建长城的情况下，为达到修建长城条件下的防御效果，农耕民族所需要支付的成本。

具体而言，在没有修建长城的情况下，为了防止游牧民族的入侵，农耕民族即使不主动出击，也需要设置一支数目庞大的常备军于边疆。这支常备军的人数要远大于修建长城情况下达到同样防守效果所需的人数。因为在没有长城作为依托的情况下，游牧民族军队的流动性和马上作战能力成为农耕民族军队最大的威胁。“当胡人掠夺，不救，则边民有绝望而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在此时，农耕民族的人力和物力的损耗就会远大于修建长城和有长城作为依托情况下的人力和物力的消耗。如宋代就因燕云十六州的丢失而缺乏修建长城的地理条件，从而导致防守的高成本，100多万的常备军耗费了历史上最富朝代近80％的财富。“自是中国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并其关隘而失之”。宋代曾经在北方边疆地区通过修建塘泊、广开水田、增种榆林、柳林以希望替代长城的功能，但这毕竟没有办法抵挡辽金的铁骑。

因此，虽然修建长城耗费了农耕民族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其仍然是农耕民族防御游牧民族入侵和骚扰的众多方式中成本最低的方式。

二、长城该修在哪里?

长城与“15英寸等雨线”基本重合，而“15英寸等雨线”刚好是农耕区和不足于发展农业的草原地区的分界线。《辽史·营卫志》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

下面我们分析为什么长城刚好是游牧和农耕分界线，即“15英寸等雨线”基本吻合？
生产者会将产量扩大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之时，一个国家也会将规模扩展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那一点。“15英寸等雨线”就是农耕民族扩张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之点。

首先，我们分析将长城修建在“15英寸等雨线”以北的地区的成本和收益。由于不适合农耕，在长城地区屯田和移民戍边的可能性比较小，从统治核心区运送物资到长城地区的成本也会大幅度折价，这使得守卫长城的成本上升。与此同时，“15英寸等雨线”以北的地区的草原地区由于不适合于农耕，对于农耕民族来讲，价值很小。因此，将长城向草原地区推进在增加很多的成本的同时增加收益的收益，这就意味着在“15英寸等雨线”以北修建长城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理性的农耕民族不会把长城修在草原上，除非该边际扩张部分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

对于这一点，拉铁摩尔这样写道：“在完成对中国的征服之后，秦国要决定哪些地方应该包括在帝国之内，又有哪些不该包括在帝国内。只有适宜于新帝国的标准，可用来作为基地的精耕农业地区，才可以作为中国的土地来统治。鄂尔多斯草原-----大草原的突出部分，向南伸入中国内地，它却是一个例外。汉族占领它是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也是要保护宁夏绿洲”。

如果我们把长城向农耕区内移，情况会怎么样？

从短时间看，由于长城离统治核心区的距离变近，军队及后勤的运送方面的成本会下降，加上此地的自然条件优于“15英寸等雨线”附近，戍边和军囤的成本也会较低，因此，将长城修建在“15英寸等雨线”以南会减少后勤和守卫方面的成本，这是长城内移的收益。其所放弃“15英寸等雨线”以南的适农土地的收益则是其成本。

从长期看，由于有大量的适农土地在长城之外，在没有税负的引力下，会有大量农民到长城外耕种这些土地。如果这些农民及其所生产的财富被草原部落掠夺或者被纳入草原民族的统治中，草原部落的财富、技术和军队等就会大量增加（进步）。这就有效地提升了游牧民族的军事实力，从而加剧了其对农耕民族的入侵和骚扰的频率和强度，迫使农耕民族进一步增加防守和军事的力量投入，从而抵消了离统治核心区较近而产生的在后勤及防守等方面成本的降低。宋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总结而言，对于农耕民族，无论是长城向游牧区扩张还是向农耕区收缩，边际成本均会大于边际收益。因此，农耕民族的最优选择是在“15英寸等雨线”附近修建长城。

气候变迁与长城边界的变动之间的相关性同样说明了这一点。明长城的位置较秦汉长城,有大幅度的整体南移退缩，它的中段地区最为明显。秦汉长城推进至河套以北，但明长城则退落至鄂尔多斯南端，南移幅度达2-3个纬度。剔除明代和秦汉的国力军力的差异因素，我们可以从气候变迁中找到答案。据计算，寒冷时期，草原南界要向南移200多千米。原先宜农的地区，会因气候的寒冷而致歉收、衰落，沦为新主人的牧场。历史地理学者的研究表明，秦汉是中国历史的温暖期，而明则对应着寒冷期。因此，历史上气候冷暖的周期性波动，引起草原与农耕区的交替南推北进,也引起各代所修建的长城的南推北进。

三、长城的对内功能

在人们的常识中，修建长城的目的是阻碍游牧民族的入侵和骚扰，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修建长城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划定农耕民族所能统治的最大土地范围，防止农业人口进入草原，维护其对内统治。

从中国历史文献看，直到周末才有中原诸侯国与游牧民族战争的记录。一个符合逻辑的推理是：草原社会的形成本身与汉族的扩张紧密相连。汉族的扩张把原来一种“比较落后的汉族”居民逼走，使他们逐渐转变成一种草原社会。在春秋战国早期，草原社会也没有真正形成，也没有侵占中原地区的实力，否则，相互征战的诸侯国，将是具有马上优势和流动性优势的草原民族的盘中餐。王明珂先生甚至认为，正是长城造就了“华夏”和“夷”的内部自我认同。在长城沿线生活的居民，即使在其在修建长城之前都从事半耕半农的生活，在长城修建后，其内的民众认同华夏和农耕，而在长城之外则认同夷和游牧。

从这个视角讲，修建的长城是中原农耕民族自我选择边界的结果。在长城修建的初期，草原民族并没有成为中原农耕文明的真正威胁，至少不是最大威胁。是农耕民族基于理性权衡的自我封闭造就了农耕和草原的对立和冲突。

值得进一步强调的是，农耕民族的自我封闭是一个理性行为。“帝国的边界，不只是划分地理区域及人类社会的界限，它也代表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最大限度”而在边界确定以后，农耕民族不光要限制草原民族进入农耕区，也要防止农耕地区的居民进入草原。“在长城外的汉人会成为朝廷的负担，而他们的事业，不论其为农为商，对少数民族的贡献要比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大。……因此，为了阻止汉人从事对少数民族有利的活动，就必须把汉人限制在中国内地范围之内，并把少数民族人限制在边界之外”。
“因此，长城可以说是国家要稳定边疆的一种努力，用以限制汉族的活动范围，并隔绝草原民族”。

四、气候变迁与长城的失效

长城的失效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长城为北方游牧民族所破，草原民族入主中原或与中原统治者争夺中原农耕区的控制权，如历史上著名的有“五胡乱华”、辽金蒙古入侵等。二是满清朝在没有修建长城的情况下，仍能有效的防止游牧民族的入侵，甚至将游牧民族也纳入其统治之中。下面分两节分析长城的失效。

对于游牧民族来讲，资源配置的最优点为既定资源投入到进犯中原农耕区的边际报酬等于投入生产的边际报酬。在修建长城的情况下，投入到进犯中原资源的边际报酬会下降，为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游牧民族不得不将部分资源从军事领域转移至生产领域。长城的防御功能加上游牧民族军事投入的减少，降低了长城游牧民族攻破的概率。费正清就认为：“如果辅以足够的兵力，长城确实能抵挡胡骑南下”。

但在农耕民族内部爆发严重内乱的情况下，统治者将没有足够的兵力和财力去同时实现镇守长城和镇压内乱的目的。此时长城的防御能力下降，游牧民族的资源应用于入侵农耕民族的边际收益上升，军事支出也会随之增加。在长城防御能力下降和游牧军事投入增加两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胡骑也往往能破长城而南下。费正清同样写道：“中国第一帝国解体之后，准农业区的胡人以及北方的游牧民族不费吹灰之力就突入中原，他们在此寻找更好的牧场或抢劫杀掠”。

另外一个导致胡骑破长城而入的原因是草原民族从事生产的边际收益下降。从优化条件可知，从事生产的边际收益的下降会增加游牧民族军事投入，骚扰和掠夺中原农耕区的概率也会随之增加。

对于靠天吃饭的游牧民族来讲，导致其从事生产收益下降的最重要因素是气候。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迁深刻的影响着农耕游牧两民族间的关系。竺可桢综合历史资料发现，五千年来，我国的气候曾经出现过周期性的波动，可分为极其明显的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在温暖期，平均气温比寒冷期高3－5℃，降水量也随之增多，是农业文明发达的时期。第一温暖期对应于仰韶文明和安阳殷墟时期，是农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时期；第二、第三、第四温暖期则对应于春秋战国和秦汉、隋唐、元。秦汉和隋唐期农业文明发展的鼎盛期，也是农耕民族大规模出击草原的时期。寒冷时期，气温比正常时期要低1℃，降水量也减少数百毫米。这四个寒冷期也分别对应着草原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原。第一时期为周代初期，对应的是“南夷和北狄的交战”；第二时期为东汉三国南北朝，对应的是“五胡乱华”；第三时期为两宋，对应着辽、夏、金及宋之间长时间的纷争；第四期为明，对应的是满清入关。

中原农耕区的内乱和气候的变迁使得投资于军事掠夺资源的相对边际收益增加，或投资于生产的相对边际收益减少，由此导致了修建长城后所形成的军事均势被打破，长城也往往为游牧民族所破。

值得进一步强调的是，气候变迁与农耕民族的内乱同样存在相关性。气候变冷，农业产出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内乱也随之而生。

因此，气候变冷使得农耕区和游牧区生存条件恶化，在导致农耕民族内乱增加的同时，也加剧了游牧民族入侵和骚扰的强度和频率，并最终导致长城的失效。“气候的周期性运动足以影响历史，这个周期性运动只能在历史听任其发展和黄河的防线放松的时候，才能发生作用”。

但长城失效并不意味着长城没有战略价值。毕竟内乱和气候因素集中到一起导致草原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并不是历史的常态，长城在其绝大部分的历史时间里起到了防御草原民族入侵的功能。

五、明修长城清修庙？

满清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不修建长城的朝代，满清为什么不修建长城呢？康熙帝自豪的认为，修建长城并不能消除边患，巩固国防的根本“在于修德安民”。修建和防守长城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通过施恩于喀尔喀蒙古，使之防备北方边疆，较长城更为坚固。葛剑雄的评价认为，康熙这种政策较修建长城更优。姚有志等认为清代基本的治边政策是“乱则声讨，治则抚绥”，把恩德治边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仁德感化草原民族是其强边固国的基本之策。

盛洪则用“明修长城清修庙”来评价明清之间对草原民族的政策差异。他认为明代用技术（长城）抵挡不了外患，而清朝则通过制度（修建“外八庙”，即宗教的、结盟的制度安排）解决了边患问题。

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满清草原政策的成功之处。满洲人和蒙古人的关系是介于臣属和盟友之间，满清对中原的统治其实是满蒙联合统治。对在入关前就已经统治蒙古草原的满清统治者而言，其对于游牧民族军事的优缺点有很深的认识，因此，也设计出一系列的制度来防止草原游牧民族的反抗。
但在这里仍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草原民族入主中原或和占领农耕区北部例子，这些草原的民族同样具有如何控制草原的知识，但这些草原民族除了蒙元外，无一例外的在得到农耕区不久，就失去了对草原地区的控制，并被后起的草原部落所灭。如辽被金所灭，金则被蒙古所灭。

第二、在历史上，并不乏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后修建长城的先例。如在“五胡乱华”时期，统一华北地区的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同样通过修建长城的方式来对抗来自草原的柔然的入侵。

第三、满清统治草原的不少政策，如分而治之等其实明代也曾经使用过。
“经济、军事或者技术变革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扩大或缩小了其有利可图的控制范围或其所扩展的有利可图的保护范围，并由此促进（或阻碍）了政治组织的建立或扩大”。满清控制草原进而不需要修建长城的真正原因是军事技术的变迁，即热武器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

热武器的应用改变了军事的相对效能，降低了从农民向士兵转化过程中的训练成本。以前，为了能和草原部落对抗，农耕区不得不训练大量军队，尤其是骑兵，且其军队战斗力与草原民族的军队相比，仍处于绝对的下风，农耕区的财富优势并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军事优势，农耕民族也不得不通过修建长城的方式来防止草原民族的掠夺。热武器的出现使得两民族的相对战斗力发生逆转。农耕区的财富和技术优势开始转化为军事优势，进攻草原和控制草原的成本得到了下降。

“为什么十六世纪后期游牧人们不再对定居人民使用权威了？正因为定居人民已经用炮兵对抗他们”。热武器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大幅度降低了农耕民族主动出击和控制草原的成本，加上“胡萝卜加大棒”的制度安排，使得农耕区在满清时最终摆脱了游牧民族的入侵和骚扰，并实现了对游牧区的有效控制。长城作为一种防守工具也在此时失去了其在军事上的价值。

因此，长城是在所有可供选择的方案中能以成本最低的方式达到减少游牧民族入侵和骚扰的方案。长城战略价值的丧失与约束条件（气候、内乱和热武器等）的变化密切相关，但这并不能否认长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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